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

一、编写说明

(一)、我们为什么编写这本书

1为一般读者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近年来，出现不少有关毛泽东生平轶事和著作研究的读物。对其阅读古今中外著作的情况，也有一些回忆和叙述，但多数缺少注解分析；或单一研究某木书对毛泽东的影响，难给人以整体的印象。木书将弥补这一缺陷，力求为人们展示一个“书斋里的毛泽东”形象。

2扩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领域。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及其发展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包括对古今中外各种书刊典籍内容的吸收、扬弃和发挥，后一个方面始终是毛泽东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书将尽量全面地使读者体会到毛泽东的理论渊源。

3使人们从毛泽东读书的角度了解他的个性情趣，特别是他联系实际而不为书所拘的读书方法。这些，都生动地反映在毛泽东对一些书籍和文章的批注和大量谈话当中，这就需要广泛地汇集、严肃地选取、客观地解析。

(二)、编写原则

1.范围要全。时间跨度，从毛泽东8岁发蒙读《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到他83岁逝世前半月读《容斋随笔》；据此分门别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诸篇，早期单列一篇。

1以准确性、文献性为材料的选择原则，使之有永久的保留价值。

2叙述方式和语方表达，朴实、生动，力求可读性。

(三)、编写体例

每个条目包括3个部分：

1原文（某书或某文中的某段）摘引，即毛泽东所批注或评论的原书（文）中的段落。上下引文尽量全面，避免断章取义。如果毛泽东是就全书的基本情况或该书叙述的某个观点、某件事情发表评论，则放在“解析”部分客观介绍，概括毛泽东评论对象的内容。

2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而且摘引毛泽东著述、谈话中有关读书的心得体会。所引都保持原貌，能查明时间的，均注明；有的批语无法断定时间，则注明毛泽东读某某书的批语。这部分文字，主要摘引自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言论），也有的是摘引自当事人的回忆和有关论著中所披露的文献材料，对这两方面的材料，均注明出处，以备读者查考。

3注解分析。包括：①原书（文）基本情况。作者及出版或发表时间；全书（文）的基本倾向及其影响；毛泽东阅读的版木，如果是文章，则说明原文发表的时间及刊物。一本（篇）书（文）可能设若干条，这个内容则只在第一条内出现。②毛泽东阅读的现实社会背景及其阅读过程或谈话背景。有的书是早年读过，而晚年也读，将过程说清。③分析毛泽东读评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阅读或评论同一部书时，常常有好些相近或相似的批注和谈话，另设条目则重复，这种情况一律将原文和批注、谈话揉进这一段叙述分析，并在行文中顺带出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什么书上发表这些批注、谈话的，以充实毛泽东的观点及其发展情形。分析则指明毛泽东观点的特色。④如果这些观点在毛泽东的实践中有所反映，或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有突出意义，也作必要的说明。前后观点若有变化也有所交待。从总休上看，有的条目侧重于理论分析，有的条目侧重于毛泽东读书情况的交待。

4.条目设置。除早期篇按毛泽东阅读和评论的时间顺序外，其他诸篇均按原书（文）的形成时间。国外著作一般效在后面。

(四)、参阅书刊

为广泛收集素材，编写者分工查阅了大量出版物，吸收了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材料做了认真的考证核对。参考的主要出版物有：

1.毛泽东本人的著作

《毛泽东选集》第1—4卷（第2版）、《毛泽东文集》第1—2卷、《毛泽东早期文搞》、《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外交文选》、《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等。

2.有关研究和回忆的著述

书籍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西行漫记》（斯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史》（张胎玖）、《毛泽东和诗》（张贻玖）、《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逢先知等著）、《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刘汉民编）、《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缅怀毛泽东》上、下（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毛泽东读古书实录》（黄丽镛编著）、《毛泽东交往录》（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王子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马齐彬、陈文斌等）、《忆毛主席》（吴冷西）、《毛泽东在上海》（上海党史研究室编）、《我眼中的毛泽东》（郭思敏编）等。刊物有：《文献和研究》、《党的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办）、《中共党史研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等。

此外，还有许多散见于各种出版物的单篇文章，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著述。

以上出版物是本书中“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材料的来源。个别条目还引述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李锐）等书中的一些论述。

五、编写人员

木书由下列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同志参加编写，具体分工如下：

策划：陈晋、李师东

主编：陈晋早期编：陈晋、樊静（以编写字数多少为序，下同）政治篇：陈晋、张爱茹、张鸣军事篇：樊静、张贻玖、陈晋经济篇：孙纲、毛立言、陈晋、宋玉洛哲学篇：陈晋、黄宪起、张晓玲、杜志明、高路历史篇：陈晋、樊静、张贻玖、王汉田文学篇：陈晋、张贻玖稿成后，由陈晋、李师东统稿，张呜部分统稿，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转

送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审稿。参加审稿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有汪裕尧、冯慧、吴玉裕、刘宝玉、鲁振祥、张素华等6位同志，他们非常认真负责，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特别的谢意。

二、早期篇

1.背得，可是不懂（读“四书”、“五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解析]

毛泽东上面两段回忆，说的都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家乡读私塾的事情。

幼龄的毛泽东，生得虎头虎脑，聪慧过人，深得外公外婆的欢心，因此8岁之前，一直在外家寄居。外家是个大家族，设有家塾，童年毛泽东常去“旁听”，里边学生在背书，他听过就背了下来，还能写字，背古诗。常常博得大人们不时的惊喜。毛泽东8岁被接回韶山读书，先先后后，断断续续在好几个私塾读过书，这期间，他还因父亲之故停过学，白天同长工一同下田，晚上帮父亲记帐之余，还坚持自学。后来，在他的坚持和母亲、舅舅的支持下，毛泽东又得以读下去，一直到1910年夏。

发蒙伊始，毛泽东读的未必就是“四书”、“五经”这样权威的儒家经典。显经，“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对于儿童来说实在是大艰涩难懂了，所以，很多人编了些儒学的通俗本和普及本，以供儿童启蒙之用，旧称“蒙学”，最常见的蒙学课本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还要加上《增广贤文》和《幼学琼林》以及《纲鉴易知录》等。这类书，一类行文比较通俗，有的还押韵，易于上口，便于记忆，把儒家思想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都融汇于其中，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因而在民间成为传播文字知识和儒学的最好中介，事实上成为儒家经典的普及形式。毛泽东小时候，也首先是从这些书里面获取知识，接受传统文化的。

如《幼学琼林》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其中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后来的《毛泽东选集》中都可以找到。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有过“耕三余一”的口号，这见于《幼学琼林》：“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儿遇荒有备。”至于《增广贤文》，相信毛泽东在小时候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常出现在毛泽东的笔端和口头，成为他语言素材。

“四书”、“五经”中，“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两种是《礼记》中的两篇，实算不得两种书，它们和《论语》、《孟子》同样普及，受世人重视，是由于南宋大儒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作注解，由引构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明清以来，理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四书”由此被定为科举用书，从而化为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

“四书”中《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及若干弟子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大体如《史记·孟苟列传》所言：“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还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享领，便能领会《论语》、《孟子》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语》、《孟子》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来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关于“五经”。《春秋》是孔子作的鲁国的史书。一般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人们常读的是《左传》。《诗经》为孔子以前的诗歌汇集，《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集，相传均为孔子编选而成。《易经》为《周易》中同“传”相对而言的经文部分，是占卦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旧传孔子曾为之作《传》，《易经》和《易传》合而称《周易》。《礼记》又称《小戴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传为西汉戴圣编纂。“五经”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反映了儒家思想。

根据有关回忆材料，毛泽东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引人注目之处：（一）书读得比较多，开蒙起点高。韶山毛氏家族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是俗书，发蒙从《三字经》开始，读过《琼林幼学》；继而点《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读过《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等；在最后一个塾师处，还读过《纲鉴易知录》和古文等。（二）天分极佳，记性好，几达过目成诵的地步，很小就会查《康熙字典》。读书瘾头大，一闲下来总是在看书。（三）他并不喜欢读经书。旧时私塾，在开初阶段，老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他最喜欢看的是杂书。私塾的规矩，认为这都不是正经书，不许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甚至在课堂上将正书放在上面。塾师发觉后，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他都背得出来。（四）开始学作“破题”文章，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帮助同学作文。当时已废科举，乡村塾师关于作文，大概也只会先教学生如何“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首段，要用几句话讲白题旨大意。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学废，学堂兴。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外出留学已成知识界的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他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显然已经过时了的书。因此，虽然时代已变，但毛泽东所处的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的、传统的，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6年私塾中，为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于他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方面使他比别人能更好地立足传统文化，汲取有益的养分，消极的方面则是时为传统文化的阴影所翳蔽，从而生出些不好的东西。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嘉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所以毛泽东说他“背得，可是不懂”。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后来对“四书”、“五经”的运用、发挥，十分自然，说明了这一点。

2.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读《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利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泽东是1902年9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又在韶山一带换了6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年他14—15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在私塾所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这类传统文化中规范的启蒙读物。但毛泽东说“不喜欢它们”，所以，上私塾时他背着教师读《水浒传》和历史演义这类被视为“禁书”和“坏书”的作品，即使辍学在家务农的时候，他也“继续读”。这一点，很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小时候起就逐步形成的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小说，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这与古典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说，除《红楼梦》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说：“村里的老人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

从文化环境来说，农家子弟毛泽东自小就喜欢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类“杂书”，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速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带普遍牲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话艺术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创造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析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当然，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要意义。渐渐的，他从好奇的欣赏走向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毛泽东所列举的爱读的“旧小说”中，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水浒传》、《西游记》，有“造反”内容，一是《三国演义》、《隋唐》等，传播历史知识。但它们有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颂扬英雄人物。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小爱读旧小说的一个心理起点。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也叫《水浒全传》，传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事故，其活动范围在山东、河北、江苏一带地区。这个故事的情节，由南宋到元末愈传愈盛，反映人民爱憎分明，成为宋元时代许多农民起义的富有典型性的艺术概括。《水浒传》的主要版本有：（一）百回本。最早出现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又插入了征辽的故事。（二）一百二十回本。现存最早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杨定见本。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一百一个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这些书都将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插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为所谓“文间事繁”本。杨定见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文均繁”本。（三）七十回本，这就是清初出现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贯华堂本。该本终于卢俊义一梦，无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叹扬言得到了“古本”，说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写，前面又伪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实际上是他作了删增。后人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叹这样做，实出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反对“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这个本子流行极广，很长时间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它包括了《水浒传》的精华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此后，出现了许多影印、石印、排印、铅印的七十回本。（四）七十一回本。这就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该本把金圣叹的批语删除，伪造的卢俊义的一个“噩梦”作为结束，亦予以删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相应地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这样，全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这是建国后最为通行的版木。到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20次。

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这从他1975年8月关于《水浒》的谈话中便可知道：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几十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又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这段评语印在前面。”

《水浒传》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性、意志和品格，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对斯诺谈到：“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和向往这些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多少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不自觉地在实现自我角色的转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着《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享有凑巧，这种转换和认同，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水浒》等小说故事的那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世界里的事情竟也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接二连三的重演。而这些故事用他的话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6年同斯诺神话时，他如数家珍似他讲起小时候听说和看到的一些事件，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逃出长沙，把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同学们展开了讨论。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而毛泽东在回忆中却说：“我却始终忘不掸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一带还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泽东接着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于是，当他“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他发觉“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说，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还要寻求真和善的价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不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说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原来，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份的不均等。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提出，毛泽东最早是从上述表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受到“革命”的，或许是不过分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水浒传》以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后面还有条目叙述。这里再顺带说一下毛泽东后来读历史演义和其他“旧小说”的情况。

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刚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便专门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发了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941年1月31日，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又特地给他们寄了一批演义小说和传奇，据他所开列的书单来看，其中包括：《精忠岳传》2册，《兰花梦奇传》1册，《峨嵋剑侠传》4册，《小五义》6册，《续小五义》6册，《水浒传》4册，《薛刚反唐》l册，《清史演义》2册，《洪秀全》2册，《侠义江湖》6册。

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

1967年10月12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这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爱读旧小说的原因。

3.把西方的东西引进中国（读郑观应《盛世危言》）

［原文]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知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干学堂，论政干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抢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摘自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父亲]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13—15岁时，毛泽东离开私塾，辍学在家。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他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他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他父亲很烦恼，因为父亲要他读经书，于是，少年毛泽东只好偷偷地利用晚上的时间读他能找到的“新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是这个时候读到的。

《盛世危言》是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著作。郑观应1842年生于广东香山。1858年他放弃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热衷的科举考试，到上海学习商务。在此后的20多年，他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同近代有名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同办过“洋务”；他自己也曾经营过贸易、投资轮船公司，是位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郑观应不仅深谙孔孟之学，而且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致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2000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影响更腾播朝野。

该书分5卷，正文57篇，附录19篇。《道器》篇列首，为全书总论，继以《学校》、《西学》、《考试》、《议院》诸论。从前面引述该书“自序”中的一段话可以知道，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成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顿开茅塞的读物。其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还是相当新鲜的，特别是郑观应“以中学为体，辅以西学”的主张，对他很有启发。他意识到中国绝不能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变了。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言》外，这时他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爪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后来对斯诺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木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盛世危言》等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于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守在韶山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他读的书，对他“发生了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他对斯诺说的：“《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作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最后。还是父亲作出让步。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不久，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学到不少韶山冲里学不到的新东西。毛泽东听了以后很动心。八舅文王钦、堂叔毛麓钟和表兄王季范等也众口一词，都说毛泽东若进了洋学堂，日后会有大出息。毛泽东的父亲经过他们的劝说，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便答应了。临行前，他抄送给父亲一首诗道别。诗中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年青的毛泽东就抱着这样的志向离开了韶山，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4.经世要务——讲求（读顾炎武《日知录》）

非器则道无所寓。（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卷十三《正始》）——摘自顾炎武《日知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主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摘自毛译东1913午10月至12月《讲堂录》，原文出自潘耒《日知录序》（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99页：

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创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乘而喜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也。

——摘自毛泽东1917年4月《体育之研究》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68页）

[解析]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参加复社，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注意民生利病和国家大事。辑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清兵南下，参加抗清斗争。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观察山川形势，时刻意图恢复，拯求民族沦亡。晚年累次拒绝清廷之召。主要著作有《日知录》、《顾亭林诗文集》等。《日知录》共32卷，是读书札记，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人。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包括作者全部学术思想。顾炎武的学生潘耒（1646—1708）为这部书写了《序言》，把顾炎武从事实地考察，讲求实学的精神阐述得非常清楚。毛泽东不但恭谨抄录，而且还把它正为立身行事的准则。

毛泽东19l0年秋到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随后对顾炎武“明道教世”之学有扭浅了解。同同学萧子暲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尝引顾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以互勉。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以后，他更广泛地接触到清初几位大师的学术思想。除了经常到“船山学社”去听刘人熙等讲述船山哲学以外，他对顾炎武首倡“经世致用”的学风，颜元、李塨讲求的习行哲学，尤为向慕。所以，1917年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备加称颂，绝非出于偶然。

明末清初带有启蒙色彩的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颜习斋等，反对程、朱、陆、王过分侧重“理”、“心”的偏向，认为空谈性灵，愈谈愈妄，只会导致对现实社会浑然不察，导致办事无能。因而他们主张实践，主张通过自己以天下万物为对象来活动；他们重形体，探究身体各机能的发达，认为身体是以万物为对象的活动的前提；他们身经明亡于清的惨痛，主张为学当讲经世致用等等。这些主张，事实上都融入了青年毛泽东对人生的思索之中。《讲堂录》里便记有不少顾炎武的言论主张，推崇他“足迹半天下”，穷究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课题；看不起不求实际的名士风度，认为“名士如画饼，可玩不可餐”。认为“伊尹（商初出生于奴隶的大臣——引注）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

关于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读到顾炎武的《日知录》的，有不同的说法。一般的说法是，他1909年在韶山东茅塘读私塾时，毛麓钟老师指导他读过这部书，毛泽东早期研究的著名权威李锐先生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日知录》是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决不是三家村里小小蒙童的适当读物。事实上也没有人听说过旧时私塾中有过点读《日知录》的事情。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到了潘耒的《日知录序》，并且摘抄了其中若干内容，这只表明他1913年在第四师范求学的时候，听过教师讲授过潘耒的这一篇序言，并不能据以证明他在私塾读过《日知录》。当然，随后在第一师范前期研读国学时，读过或涉猎过《日知录》。可以断言，那种说塾师曾点读《日知录》的，是一种不确切的材料。

比较起来，李锐先生的分析似乎更有道理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顾炎武、王夫之等的经世致用思想，是近代湘学的源头，毛泽东自幼耳濡目染，在东山小学堂时便知道了他们的一些基本主张，到长沙读书以后，更是由浅入深的接受了《日知录》的影响。

5.有登高一呼之概（读梁启超主编《时务报》、《新民丛报》）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无心读古文。当进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宫》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致文咏昌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页）

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

——摘自毛泽东1919年7月21日《健学会

之成立及进行》（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362页）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仪》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粱启超是在两次赴京尝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戍戍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棋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宋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枝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1958年4月8日在武昌同吴冷

西、田家英的谈话（见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第163—164页）

［解析］

《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是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报刊。均为梁启超（1873—1929）主持。梁1890年起师事康有为，成为其主要助手。1895年后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宣传家。戊戌变法时脱险赴日本，办《清议报》，继续倡议君主立宪。1905年后，思想趋于保守，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派。1912年回国，组织进步党。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晚年致力子学术研究及教育。一生著述甚丰，辑为《饮冰室合集》。其主编的《时务报》于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为旬刊。它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成为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前的最有影响的报刊。1898年8月停刊。

《新民丛报》是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后的重要报刊。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半月刊，32开本，1907年冬停刊，共出96期，有汇编本。除梁启超外，主要撰稿人有马君武、黄与之、康有为等。创刊号《本报告白》称其宗旨三条，报名“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名”；“乐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梁启超当时的主要文章和时事性论著，几乎都是在他自己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面发表的。在政治上他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其报刊上面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等。这样，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得以介绍过来，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的文章，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时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世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同严复相比，梁的西学造诣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虽然严译西著与梁的启蒙办报几乎同时面世，但在影响面上，严却远逊于梁。这一方面是由于严文之古雅艰涩，一方面是由于梁文之流畅通晓。梁启超富于进取，学识渊博，人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早期，他那具有非凡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以陈独秀到吴王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故毛泽东说他当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很自然的；认为梁启超的报刊文章有“登高一呼之概”，也是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后来特别欣赏的，认为“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的《变法通议》，是由《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等20篇论文组成，连载于《时务报》第1期至第43期。它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伦为武器，论证变法势在必行，认为变法是天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主动变法，权操诸己，可以救亡图存，否则亡国灭种。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主张变科举、立学校，培育新人。兴工艺专利，发展民族工商业。改革官制，实行君主立宪。议论新颖，文字生动流畅，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重大，传诵一时，梁启超也因此书而声名大著。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是在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才读到的，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有振聋发聩之感，自然更启发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这种新文体也影响他作文章的风格。甚至毛泽东成年之后的文章里，还是不难感受到梁启超式的气势。

最早借书给他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书，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911年春，在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时，也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饮佩，在思想上还不清楚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区别，于是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

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5年半的学习中，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

1913年《讲堂录》所记：“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便是化用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的句意，原文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讲堂录》里，为解释《易·大过》里“君予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句意，毛泽东录引了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中的四句话：“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

1915年6月25日，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自学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康梁在他的心中，是通过自学而有所造就进而成为“奇杰”的典范。同年9月6日，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他曾想离开学校，“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这年4月，主张帝制的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诸名流起而反对。梁启超在1915年8月22日的一封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域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痛言》，广为散发。为请他的好友萧子升题写书名，毛泽东特致一信：“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长以此信笺之长减半寸为限，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不一。”对于这件事，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1916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又说：“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汤康梁先生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面讥帝制，真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之幸矣。”毛泽东和张昆弟都认为，康有为与梁启超能由君主立宪立场转变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这是一件好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这里说的“某公”，便是梁启超。1903年10月，梁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所载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悼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以后，他又在《清代学术概论》、《是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过“今日我与昨日我挑战”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梁启超的这些论著是熟悉的。

梁启超在《进化化革命音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详细介绍了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鼓吹者颉德的观点，其中说到：“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斯宾塞屡言牺牲过去以造现在，而不言牺牲现在以造未来。无他，重视现在太过。见有所蔽，而于现在必灭之理未尝措意也。虽然，斯宾塞非全忘未来者。彼尝言曰：‘人群之进化，实由现在之利益与过去之制度相争，而后胜于前之结果也。’又曰：‘国界必当尽破，世界必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于未来者也。虽然，彼其所根据者，仍在现在，彼盖欲以现在国家思想扩之于人类统一之全社会，未足真称为未来主义也。其在德国，有所谓唯物论者，有所谓国家主义者，有所谓保守党者，有所谓社会党者，要之悉皆以现在主义为基础而已。”“十九世纪者，平民主义之时代也，现在主义之时代也。”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并对其观点记得很熟。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说：人类的意志规定行为，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真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毛泽东读到这段话后，随即用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胡德之学说》中的观点来批注：“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即此段之意。”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又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本会总记》的文章，阐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及湖南学生运动的渊源由来，开篇便述及1897年由熊希龄在长沙创办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梁启超时任该校中文总教习。翌年戊戌变法失败，学校遂被撤消。毛泽东接着说：“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后来一些学堂的学生，在“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里面，常秘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做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收、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

以上种种，说明青年毛泽东始终把梁启超及其著述，看成清末领导思想界革新潮流的代表。以至到60年代的时候，他还对刘斐说：当时自己“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刘斐《难忘的教诲》，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对人说，近代史也得看看，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当然，毛泽东晚年对梁启超文章的评价更为客观、全面了。这一点，反映在我们前面引述的1958年4月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当中。但对梁的办报和文章风格，则始终是肯定的。

6.立宪君主为人民拥戴（读梁启超《新民说》）

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蠢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摘自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说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毛泽东1910年下半年读梁启超《新民

说·论国家思想》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页注④）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兹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解析］

《新民说》，是梁启超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至第72号（1906年1月6日）上20篇论文的合称。这20篇论文题目为：1.叙论；2.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释新民主义；4.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5，论公德；6.论国家思想；7.论进取冒险；8.论权利思想；9.论自由；10.论自治；11.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12.论自尊；13.论合群；14.论生利分利；15.论毅力；16.论义务思想；17.论尚武；18.论私德；19.论民气；20.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在这些论文中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乞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新民说，也正是梁启超在这个时候的中心思想。

《新民说》第6节《论国家思想》，载于《新民丛报》第4号。该文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现在韶山纪念馆里，还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4号，以及毛泽东在其中一段话旁边的批语。作批语的时间，当是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期间。毛泽东的批语，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总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即“具有合法性”的意思。少年毛泽东做出了解释，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939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演中，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梁启超区分“国家”和朝廷”，自然不是为了推翻既有的清政府，而希望采用“立宪”制度使它更“合理”、更“正式”一些。对于帝制，他当时是不反对的。对于少年毛泽东来说，也是这样。他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超出维新改良，甚至可以说，由于环境的闭塞，在1910年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接触维新改良的思想。所以，他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段日子，不讳言自己当时相信皇帝是诚实善良的，只不过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帮助他们改良现政府而已。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其进步的一面，是批判了“朕即国家”的传统政治观念和以“忠君”寓爱国的奴才心理；其消极的一面，是鼓吹君言立宪和开明君主论。毛泽东的批语则说明他当时也把君与民视为一个统一体，君无民为支撑则为“盗窃得国”，而君为民所拥戴，那么，国家与政府就可合而为一了，而其前提，便是搞“立宪之国家”。

当时，毛泽东对中外开明的和有作为的君主，是很崇拜的。1936年他对斯诺回忆自己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的情况时还说：“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弄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鸿和林肯。”这部书毛泽东是从当时的同学子暲（萧三）那里借来读的，他在书里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据萧三回忆，在还书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

7.我发现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读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场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上面引过的两段，是毛泽东回忆他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到同年10月加入长沙起义新军的一段时间里，阅读《民立报》所得到的思想收获。据考证，第二段里提到的《湘江日报》，应为《民立报》。理由是：第一，当时在长沙发行的报刊中，并无叫《湘江日报》的。第二，当时长沙发行的报刊中，《民立报》曾较集中的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第三，1911年春毛泽东到长沙后，《民立报》是他非常爱读的报纸，同时，该报也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报纸。

《民立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重要报纸。1910年5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8月被封；10月3日改名《民吁日报》出版，11月19日被查禁；后又改头换面更名《民立报》继续出版。所以，《民呼》、《民吁》和《民立》被称为“竖三民”。《民立报》自创刊到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日出三大张共出一千零三十六号。另还出版《宋渔父》等小册子。社长子右任，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该报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辟有论说、批评、纪事、丛录、图画5个部分，以论说和批评为主。内容有：猛烈抨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发表有关外交、边防及分析国际政治形势的时评等。该报在辛亥革命前后，均起过积极的作用。

1910年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爱读的是《新民丛报》，并崇拜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1911年春到长沙读到《民立报》后，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在《民立报》里发现了“充满激动人心的材料”。其中便包括广州起义的悲壮行为，和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他了解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可以说，正是《民立报》的影响，使毛泽东开始抛弃康梁的改良主义立场，转向孙黄革命派的立场。当然，这种转变还只是初步的，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梁的“钦佩”。

毛泽东在《民立报》上读到的“激动人心”的材料，莫过于“社会主义”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

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什么会立即突出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并对社会主义表示了空前的热情，急切地在他的同伴和同学中进行讨论呢？这里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江亢虎成立中国社会党并鼓吹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其舆论鼓吹的中心转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宣称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两个原因的结合，就使社会主义的思潮由暗流转变为公开的潮流，这就不能不突出地引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和注意。

1911年8月9日，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他宣布该会之成立，“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幕之始”。该地发行机关刊物《社会星》，以研究和鼓吹社会主义。同年11月，江亢虎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11月24日，在《天锋报》上颁布了《中国社会党章程》。1912年1月，社会党在上海召开联合大会，发行机关刊物《社会党月刊》，并于虹口海宁路12号设社会党讲演所，每星期一下午在该所讲演社会主义问题。这之后，江亢虎伊然以中国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到处作讲演、发文章，与总统谈话，打电报致总统等，搞得不亦乐乎。一些刊物，如《社会世界》、《新世界》、《民立报》等等，都刊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讲演、消息等，并且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讨论，这样就造起了一股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小的舆论。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表示了极大的赞成。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接见江亢虎，详细地询问了中国社会党的组织情况，及他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江亢虎表示“嘉慰”。孙中山向江亢虎表示，自己早已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家”，对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他希望社会党子社会主义能“广为鼓吹，使真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目中”。

弄清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就能较清楚地找到毛泽东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原因，并看到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当时，孙中山和江亢虎等人一些关于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演讲，《民立报》都首先刊载。毛泽东就是从这份报纸上引起对社会主义的注意的。

1911年8月13—14日（这个日子正是毛泽东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时，对《民立报》发生强烈兴趣的时候），宋教仁以“渔夫”的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派别，并讨论了在中国应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的问题。宋教仁指出，当今社会主义派别有四种：“一无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各国之无政府党皆属此派”；“一共产主义”，“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一社会主义”，“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一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宋教仁认为，如果要在中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实行无政府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1911年12月，江亢虎在《社会》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对宋教仁的社会主义主张提出批评，声称在中国只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他主张在共和制下推行社会改良主义，从实质上说，他所主张的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阅读《民立报》时，不可能不注意到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的这篇文章。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回忆当时情况，就说他在长沙就读时，就已经熟悉了宋教仁。也不可能不读到江亢虎的上述文章。因此，应当说，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对毛泽东是有影响的。1912年1月1日，《民立报》又刊登了《大总统与社会党》的报道，介绍了孙中山与江亢虎关于社会党和社会主义的谈话，其内容对于关心国家命运的毛泽东来说，应当是“激动人心”的。如果事实是这样，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讨论的内容，我们大约也可以断定为：在中国是否应当实行社会主义？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等等问题。总之，《民立报》成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印象深刻的启蒙报纸。当然，他当时要和别人讨论的，主要是从江亢虎那里了解到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改良主义，以及孙中山说的“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此条目编写多引自黎永泰《青年毛泽东与中西方文化》一书）

8.叹数千年来民智不开（读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徒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今。

——摘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馨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车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盲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徒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徒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1921年《商鞅徒木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2页）

［解析］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或约公元前135年，卒年不详，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早年诵读古书，20岁后外出旅游，开始政治生活。38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着手搜集史料，经5年准备，开始写作《史记》。后因为李陵败降匈奴一事辩解，解怒了汉武帝刘彻，下狱，处以腐刑（阉割）。在狱中仍继续写作。至刘彻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被赦出狱，任中书令。直到刘彻征和二千（公元前91年），前后历14年的时间完成《史记》。此后事迹无可考。《史记》凡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首尾3000年左右，战国、秦、汉记事尤详。“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表”和“书”是贯穿事迹演化的总线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毛泽东发蒙后便好读史书，《史记》自然是他经常点读的作品。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学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子《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1913年10月至12月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时，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尤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司马）相如文也。”毛泽东在晚年通读《二十四史》时，还时常把《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如《项羽本纪》）推荐给别的同学读。1958年8月22日，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子1912年上半年。这是毛泽东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字，时年19岁。

国文教员阅后在文稿上写了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駸駸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杠鼎”。“积理宏富”。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据《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商君，战国时卫国人，本姓公孙，名鞅。后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用，因破魏军有功，秦封之于商十五邑（今河南境内），故号商君，又称商鞅。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之时，阻力甚多，包括秦孝公本人，开始也担心不合礼法，“恐天下议已”，甘龙等大臣更是反对，经商鞅反复争辩，才说服了他们。接下来，为了使新法取信于老百姓，又采取了“徙木立信”的办法。青年毛泽东在《史记》中读到此事，破题三叹。因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国福民”的“良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税，按军功受爵等。这些，在毛泽东看来，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不能辨别好坏，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当时的唯心史观，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的确，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得越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氏”，到严复的“开民智，兴民德”，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在青年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思路，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论》，算是这条思路的发端。

9.进化论与救亡图存（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冲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择。天择者，物急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已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济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复案：物竟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物类所以繁殊之故。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传上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哥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

——摘自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毛泽东1970年的一个批示（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0页）

［解析］

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校不如自己看书学习。他住在新安巷湘乡试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历时半年。前面引述的同斯诺的那段谈话，便讲的是这期间的事情。严复译的《天演论》，便是这时候读到的。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查明，谈话中所列的书单中，除了卢梭的著作之外，其余各种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译本。这里的书名，有些是写得准确的，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君武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才出版的。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很可能是“一本阐述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书”，就是严复所译，当年风行全国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密勒（严复译作穆勒）的著作，当时中国只译出两种，都是严复译的，那就是《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严译本名《穆勒名学》）和《论自由》（严译本名《群己权界论》）。毛对斯诺说的密勒的书，当是指《穆勒名学》，因为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论理学；而论与伦二字音形皆近，因而误为“关于伦理学的书”了。斯宾塞的书，当是指他的《社会学研究法》（严译本名《群学肄言》）。盂德斯鸠写的一木关于法律的书，当是指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译木名《孟德斯鸠法意》）。

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大量的接触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对他来说不啻是一次重要启蒙。其中，尤以严译赫胥赫黎的《天演论》对他当时的影响甚大。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候县）人。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了5年，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各地。1874年，美国侵扰台湾期间，他又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测量海口，筹备海防。1877年严复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亲自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1879年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20年。甲午海战后，严复以“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优势，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弊病的痼疾所在，所以他没有积极参加康、梁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而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事业。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落后、挨打，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而欧美两洲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当时的西方人已经普遍树立了生物进化的观点，物种是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形成的。这一观点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则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也要遵循进化的规律。正是这种承认进化、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使西方人树立了厚今薄古、积极进取、不泥守旧法陈规的观点，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西方人民富庶，国家强大。以这种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反观中国，严复指出，中国历史跳不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历史循环发展。与这两种社会历史观相表里，中西方对古今的价值判别也就不同，从而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中之人好古而忽今”，沉溺子祖先的业绩，不重当下的努力；“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不为前贤所拘，只是执薯地向前追求。从这两种态度出发看待社会治理与发展，中国人常常以为“今不若古”，世道日退，而西方人刚强调古不及今，世事日进；前者处事安于循规蹈矩，后者注重革新鼎故。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别导致了中西方在物质技术等其他方面的差异。所以要学西方，首先就要用西方人的观念来改造中国人的落后观念。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利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蒸汽、煤炭技术同样必需的。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与大工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的人才能顺利地使用机器。所以严复要鼓吹欧洲的思想和观念——进化的观念。

进化论是英国的达尔文（1809—1889）创立的。他论证了有机物发展的理论，指出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异的，现今存在的有机物包括人在内，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有机界的生物形态由简单演变进化到复杂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自然选择，在其生存竞争中，那些对生物有利的变异固定下来，积累加强和遗传下来，于是产生新的物种；那些不利于生存的变异则逐渐被淘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宇宙观，亦即以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观察生物界和自然界，从而结束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解释生物学的时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有力地驳倒了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类的神话，开拓了生物学的广阔领域，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引起了科学界向宗教界的严重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极为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他还说：达尔文的学说“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恩格斯说：“他（指达尔文——引者）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然而达尔文并没有将进化论运用到社会。最先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社会的是达尔文的好友、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

赫胥黎（1825—1895），能文善辩，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他用笔和舌向宗教界作了不疲倦的斗争。马克思夫人燕妮曾经聆听过赫胥黎在圣马丁堂“星期日人民讲演会”的演说，称颂赫胥黎“给人作启蒙、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赫胥黎的一本讲演录，分上下两卷。上卷18篇，多阐述进化论原理，下卷17篇，则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

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严复当时之所以选择赫胥黎的著作是有一番考虑的：与认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比，当时的中国人更迫切需要的是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天演论》率先充当了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在翻译《天演论》时，严复每一节或每一段，都附加上自己长长的案语，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对西方学术源流，一一加以评述和介绍。因此，《天演化》绝不单纯是一本译著，它还反映了译迷者本人的政治思想。在翻译过程中，严复糅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国家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创始人。他把世界人种分为优等和劣等两种，认为社会民族间充满着斗争，优等民族消灭劣等民族是符合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规律的。）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了合理的加工制作：一方面，他不同意赫胥黎将进化化与伦理学对立起来的观点，而赞成斯宾塞普遍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斯宾塞那套“任天为治”的理论，他要竭力强调赫胥黎“与天争胜”的思想，即：“我们要断然理解，社会和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7页，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

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推及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来认识，为的是使人们更进一步认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以赫胥黎的“与天争胜”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理论的目的，则在于要人们认奴上述规律后，不应甘做劣等民族，坐待灭亡。而应赶快行动起来进行奋斗，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严复要人们重视的是“自强”、“自力”和“自主”。这一理论，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给人们一种当头捧喝，一种绝大刺激。既然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能亡国灭种。戊戌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远比康有为、梁启超的“公羊三世”、“小康大同”这类脱胎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古色古香的语言更具有说服力，更为深入人心。这些词汇成为当时人们的口头禅，甚至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字也用“竞争”、“适”等。继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用进化论论证其民权代替君权、共和代替专制的历史合理性，掀起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民主运动。

进化论如严复的思想，对毛泽东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把自己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半年称为“极有价值的”半年。其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青年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此不例举。一是强调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改造，以适应世界发展的竞争潮流。譬如，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并提出了“三育并重”、“文武兼各”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造就“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来挽救国家危亡。此外，进化论还为毛泽东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形成自己核心理论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法国的唯物主义、德国的辩证法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及经济理论，而且注意到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发展变化的，同进化论是十分相似的。鲁迅以及中共最早的创始人如李大利、陈独秀，几乎都是先受到了进化论的熏陶，然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表示了对达尔文的钦佩，“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1970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这两本书都是赫胥黎写的。他对《天演论》的这个评价，显然是依循马克思主义常说的一个观点：旧唯物主义，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很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了。

1974年英国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其他的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毛泽东收下后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以上史料，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90页）

这里说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进化论学说及其发展过程的熟悉。

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又对《天演论》作了更多的评价。他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自己说的。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他会做翻译，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说的。他不说是翻译，而说是达旨。这本书（指《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Huxley（赫胥黎），他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的。他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德国人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指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总之，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后，对进化论及《天演论》的评价始终是一分为二的。他推崇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贡献，又指出其运用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唯心主义缺陷。的确，用“物竞天择”的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是不科学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天演论》和进化论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其社会影响也就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代和远远超过了《天演化》的影响、作用和历史地位。

毛泽东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论的。1949年9月16日，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过，为了抵御帝国主义，“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礼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这失败，不是作为自然科学学说的生物进化论的失败，这个生物学学说被事实证明为真理，是不败的；这失败，是朴素的进化论历史观的失败。

在本条目开头引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他早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读了“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这木书很可能是《穆勒名学》的误记。

误记出在伦理学与论理学之间。伦理学是关于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科学，也称道德哲学。毛泽东早年读过泡尔生的伦理学书，还作了很多批注。论理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学，它是关于思维（及其表达）形式的规则的科学。当时的学术界，把这门科学称为论理学，把形式逻辑称为“形式论理学”。

西方的逻辑学传入中国后，对于Logic这个术语，曾有过多种译法。最初是参照中国古代的名家和名辨思潮，译作名学、辨学，《名理探》、《穆勒名学》便属此类。“论理学”是日本人的译法。中国学术界借鉴了这个译法。30年代初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大都采用这个译法。那时也有译为“理则学”的，孙中山就十分推崇这个译法，他说：“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班牙为吕宋也。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孙中山选集》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些，其实都属于意译。直接音译为“逻辑”，是章士钊首倡。他在梁启超办的《国风报》第29期上，署名民质发表《论翻译名义》一文，第一次倡议将英文的“Logic”直译为“逻辑”。但是，到30年代，学术界还未普遍采用。斯诺记录那次谈话所使用的是英语，在英语中，伦理学（Eihics）与论理学（Loogic）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对中国人来说，则只有一字在发音上有平仄的差别。听者辨音不准，就可能造成误译。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今译弥尔·密尔（1806—1873），史称小穆勒。他确有化理学方面的著作。小穆勒在其父老穆勒即詹姆斯·穆勒（JamesMill）的精心培养下，一生涉猎的学术领域较广，著述甚丰。他不仅是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还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但是，在毛泽东所说的时间（1912年）以前，穆勒著作的中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穆勒名学》（原名为“ASystemofLogic，Ratiocinativeandlnductive”，宜译应为《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最先由金陵金粟斋1905年出木刻本；另一种是《群己权界论》（原名为“OnLiberty”，今译为《论自由》），这是一部社会政治方面的书，最先是由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这两部书均为严复所译，在辛亥革命前后流传颇广，影响也很大，它们都可能被毛泽东读到。

《逻辑学体系》于1843车在伦敦出版。全书分6卷：名词及命题，推理，归纳，属于归纳推理的一些方法，谬误，道德科学的逻辑。严复所译的《穆勒名学》，只译了该书的导言。第1、2卷和第3卷的前13章，该书以研究归纳法为主，其中关于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剩余法等确定现象原因的归纳方法的表述，很有建树。

在辛亥革命前后，逻辑学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严复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两部书当时很负盛名，可是能读的人并不多。”（冯友兰《哲学回忆录》，载《中国哲学》丛刊第2辑）19岁的毛泽东读了《穆勒名学》，增长了逻辑知识，掌握了思维的逻辑技术，也形成了时刻检查自己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性的良好习惯。1902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写信，谈论四种常见的“论理的错误”，包括以感情论事，时间上以偏概全，空间上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他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虽然他说的4种错误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逻辑错误，但这反映了他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反思、发现自己的不足。

10.为学之道在是矣（读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

［原文］

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摘自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

《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砭愚》，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第二《倡学》，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第三《喻术》，则隐括本科大义。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顾治斯学有甚难者，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曰心物对待之难。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难也。而在心之难，又分两义：有见于理者，故第六称《智瞀》，有见于情者，故第七曰《情瞀》。是二者之惑不法，未见其人之可与论治化也，若夫心物对待之难，则意逐境逢，一视其人之所落后［邂逅］。略而举之，则所承之学，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荦荦者矣。盖作者之意，以谓道之不明，起于心物之交蔽，故为学之方，始于解惑。假其笃时［实］拘虚，虽学未必不为害，又必知其难之所在，而后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虽然，知其难矣，使徒知之，于修己治人考道讲德之功，犹未济也，则亦不足以与于斯学。故《缮性》尚焉。今夫学有三科，而各有姱心之用，必于学之事无阙，而后于心之德无亏。乃至群学，则有其尤切者，自民质言之，则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则心灵也。故言《宪生》矣。而继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几为成章之达，而与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摘自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姱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邵西所宫各科下手方法及其用如此。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遍观之竞，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宫》，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音智絯，心物相对者日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絯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特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章甫近阅此书）。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3—24页）

［解析］

斯宾塞（HerbertSpencerl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早期进化论者，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从1858年起，他用了36年时间，撰写了一套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概括人类一切知识的“综合哲学”著作，共10卷。其中包括《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其《第一原理》是综合哲学体系的基础，其余各卷都是把《第一原理》中所阐述的“公理”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发挥。其中《社会学原理》（《TheStudyofsociology》）出版于1873年，严复译之为《群学肄言》，于1903年4月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个版本。该书共16篇，严复所译篇名依次为：“廷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斯宾塞很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各门学问，并且反对专而不通。这也是毛泽东读《群生肄言》的主要心得。

毛泽东最早接触到斯宾塞及其著作，是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时候。他当时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其中便有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13年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其《讲堂录》中所记“美谚曰：曲乎直乎，是吾国已”，便出自严复译《群学肄言·国拘》：“曲乎直首，是吾国已，此美利坚之民所常常称道者也。”

1914年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经常向比他大3岁的老师黎锦熙请教治学读书之道。现在我们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从1915年4月至8月（是年9月黎即调北京教育部任职），找到这方面最可靠的记载。现据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四月斗八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社（宏文书社）事。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五月九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该读书事。五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七月四日星期日。上午阅《神州日报》。润之至，阅《甲寅》六期。七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七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主。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八月八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教课联贯。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棍甫处，焜甫前日来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往）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黎锦熙日记里几次谈到《群学肄言》，他本人当时也正在研读这本书，故特向毛泽东推荐其中的“缮性”一篇。

斯宾塞在《群学肄言》的第五至第十二篇这八篇中，分别论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如“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等等。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纳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循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助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82—83页）

毛泽东遵黎锦熙所嘱，不仅着重读了“缮性”一篇，而且把全书又读了一遍。于是在1915年9月6日写信给已从湖南一师毕业的学长萧子升，谈了自己的体会。这就是前面引述的那一大段话。很是推崇《群学肄言》的见解，认为“心习将，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又说，“三科习，而后三难法。”

毛泽东读《群学肄言》后的最大收获，是把扩大知识面作为自己治学的要义。这一点，在青年时代的文稿中经常谈到。就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这封信中，他在批评旧学造成的人才的缺陷时说：“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又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所谓学拘，就是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知识面中，而不具备广博的知识。这样做学问，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毛泽东读了《群学肄言》后，对于自己只爱哲学、历史、文学，而不注重自然科学学习的偏颇深感懊悔。斯宾塞尔把自然科学分为玄科（逻辑学、数学）、间科（物理学、化学）和著科博物学即生物学）。他认为，玄科、间科分门别类地教人以各中法则，揭示自然各领域的变化和规律，而著科则在此基础上教人学会运用综合的方法，寻找事物的内在联系。从整体把握自然。在治学中，只有学会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才能穷理尽性。因此，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能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不能不掌握这种分析综合的认识方法。斯宾塞尔强调说：“故欲治群学，则诸科之学不可废。”“三者既治，而所以治群学之始基立。”（《群学肆言》第252页）斯宾塞尔反复强调，要研究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学好数理化诸科学。这时，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的认识，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谈到自己的认识转变时说：“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他下定决心要学好学校所授的各门自然科学。1919年11月14日，罗学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批评中国人研究哲学不注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因而难于成为世界性的大哲学家。毛泽东认为这正切中了自己治学的缺点，因此，他把罗学瓒来信中的“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的科学的根柢很好”，“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等三句话抽出来作为信的提要，要求新民学会会员在治学时共同注意。在给罗学瓒的回信中，他表示一定要加强自然科学和各门科学的研究。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聚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表示要在扩大知识面上下功夫。他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便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新民学会资料》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不久，毛泽东全身心投入革命活动，已无暇“补足”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欠缺了。

11.给我即象最深的老师（读杨昌济《论语类钞》、《劝学篇》等）

杨君怀中，留学英伦及苏格兰有年，研究伦理教育，去年归自德，主湖南第一师范修身科讲席，是书即其所编讲义也。语语自道心得，故说理精，自述经验，故比事切；旁征泰西教理学说，析其同异，无所牵附，故博而下凿；即《论语》之内容而析为类，自成系统，亦无碎义，故约而不拘。盖非仅学校讲授之善本而已，世有笃志自修者，得是书以为研习经训之途径，其于修己、接人、观世、知化之道，思过半矣。

——摘自黎锦熙为杨昌济《论语类钞》

写的书前介绍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干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雀，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解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事。

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占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摘自杨昌济1914年10月《劝学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男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妄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摘自毛泽车1917年8司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译东早期文集）第2版第86页）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摘自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

致周世钊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474页）［解析］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其家世代书香。19岁考取秀才，后弃科举，曾任塾师，1898年人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始，先在日本留学6年，复至英国留居3年，后又至德国。1913年春回国，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翌年人第一师范）修身和心理学教员。毛泽东就是这个时候考入湖南第四师范的。一直到1918年6月离开长沙赴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为止，杨昌济都在湖南第一师范兼职教授修身课，而此时毛泽东也刚好毕业，主要论著有《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劝学篇》、《治生篇》等，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等。所写《达化斋日记》（未刊稿）内容丰富，是研究其思想和交往的重要史料。

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的一员，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1914年3月18日）

贯通中西，是杨昌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传统方面，他所推崇的还有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于近人，则特重曾国藩、谭嗣同。这些对毛泽东都有明显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杨昌济的著述和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也很直接。历史上的思想学派，如宋儒的心性之学和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以及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也常是经由杨昌济的介绍和推崇，引起毛泽东的格外关注的。这种师承关系，我们从毛泽东做的《讲堂录》笔记里可看得非常清楚。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9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2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8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记于这年10—12月之间。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毛泽东当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本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字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钊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间或论及外国人物如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

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西方康德等派哲学，在讲课中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常常用自己的著作和《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作为材料。许多观点，非常直接地反映在《讲堂录》里。

《论语类钞》中说：“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论语类钞》在解释“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一句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矣。”这意思在《讲堂录》里有一点发挥：“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说：“所见大则所志大，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以小则所志小，所志小，则所学、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先儒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可以譬矣。”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先儒”写明了是“程子”，想必是据杨昌济讲裸所说写下的。

《达化斋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予读《管子》不偷取一世之言，而深有感焉。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独一时之天地万物也，千载以上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千载以下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王也。”

这些话反映在《讲堂录》中的是：“《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优是焉。”“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稣（磔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这两个举例见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稣之所以为耶稣，亦以其被碟于十字架故。”）“语曰，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为一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一段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只是接着有下面几点发挥：“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在上者虽有圣君贤相，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

《达化斋日记》中说，“夫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可益？”《讲堂录》对此颇有发挥：“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令）。”后面这两层意思，来自杨昌济的《告学生》一文，“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贡我，一在通令。”“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讲堂录》里还记有杨昌济其他论著中的一些观点。

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说：“霉菌附着于微细尘埃之中，但照常法扫除，则霉菌不过暂时浮游于空气之中，旋即附着地板桌椅之上如故，不能达清洁之目的。故先洗以水洒地，扫去粗大之尘埃，再以湿布净抹桌椅与地板，如此而后可收扫除尘埃之效也。”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杨昌济在《劝学篇》中说：“王君静安（王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这一点在《讲堂录》中是这样记下来的：“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未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惑》一文中说：“教授国文之时，宜注重于解释字义。曾涤生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此成人治经之法，以施于学校之国文教授，尤为适切。字字解释明确，则读书时无误解之患，行文时无误用之患。曾涤生又言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欲求作文之进步，宜熟读各大家之文。”这一点在《讲堂录》中记的是：“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木，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木，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不知道是先生在讲授时将这“八本说齐了呢，还是学生从《曾文正公家书》中查找写全了的。

《讲堂录》所反映的，只是1913年最后两三个月毛泽东读杨昌济的论著和接受其思想观点影响的情况，内容便如此丰富，由此可想见在湖南一师五年的情况了。尽管这方面留下的文字依据不多，但我们还是可摘取一些。

《达化斋日记》里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元，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作事，欲拒斥其不合为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1915年3月17日）杨昌济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毛对后两种则并不盲从老师。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木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在日记中称“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1914年9月25日）在翌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断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学更甚；盖科举权害一部分欲为官吏之士人，日本今日之学校试验，则遍害社会中各种类之人也。其持论谓：青年处于此恶制度之下，当不以试验之分数为意，课之可缺者缺之，可以迟刻（按：指迟到）者则不妨迟刻，省出精力独自研求，务求实益。能不入学校更善。”这个思想显然给了毛泽东根深的印象。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子智，吾国学制，课程多于牛毛，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1917年8月22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1920年6月7日），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李昌济传授而又为其得意门生所按受的这些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还起着作用。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革命，主张精简内容，反对以学生为敌、提倡自学，认为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睡觉，等等，其思想之发轫，当始于此时。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化选择上最易产主的偏激情绪，一是保守主义，一是全盘西化的主张。杨昌济的态度基本上是折衷调和，因此，在大论战中也不大为人注目。但这种蕴含着合理因素的冷静态度，却对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受传统文化熏染而又经历过西方新学洗礼的青年毛泽东，一方面对中国的封建礼教、宗法政治制度和旧道德、旧思想做了最辛辣的抨击，成为新学的热情鼓吹者和买践者。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针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以西方文化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采取冷静的分析态度，反对盲目崇拜和不加分析地接受西方文化。这个问题，我们从前面引述的杨昌济《劝学篇》和毛泽东1917车8月23日致黎锦熙信，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的有关段落的比较中，便不难看出二者的师承关系。（本条目有关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等论著的内容，引自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和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两书）

12.那时“很相信孔夫子”（读“四书”、“五经”）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

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即经、史、子、集——引者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苦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苇2版，第24页）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摘自毛泽东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37页）

[解析]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四书”、“五经”这类古籍，属于案头之书，如果说，在少年时代，这些书由于是基本是启蒙读物，不管喜不喜欢、懂不懂，都必须去读的话，那么，这时候，毛泽东则是遵循孔子提出的“博学于文”的原则，下决心弄通这些经典，把它当作学问来做的，并且自觉地吸收了儒家的一些观点。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四书”、“五经”不少文句自幼多能背诵，也便于钻研。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做到的。

所谓“国学”，便是人们常说的经、史、子、集，其相当一部分就是“四书”、“五经”以及历代经学家们对它们的诠释、训诂和阐过，发挥。故儒学向来被视为国学之正宗。

我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前面引述的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可以想见，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当时他想读这些书，可是“身无半文”，买不起书。萧子升曾答应送他一些书。他拒绝了：“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看来，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自己也感到遍读这77种书是难以办到的。但他仍是孜孜不倦地阅读。

下面，我们举一些他当时阅读。引用和引申“四书”、“五经”中儒家言论的情况。

1913年10—1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书（翌年并入第一师范）时，作有题名为《讲堂录》的课堂记录和读书笔记。至今保存下来47页。其中记有“四书”、“五经”的言论不少。如：

（一）“知人则哲。惟帝其难”。“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故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体休焉，其余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前一则为《尚书·皋陶馍》中的话。后一则“故曰”以后，出自《尚书·泰誓》，其前半部与原略有出入，后半部同。原文前半部是：“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看来毛泽东是凭记忆写下的。这里引《尚书》之语，意在强调贤相当集天下之长为长的道理。

（二）“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予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其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孔子教导弟子，首先要躬行“八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这些实践之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重在行事”的学习之道。“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这个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即不易办到的，因此尤为重要。

（三）“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道；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遁；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其中，曾参、冉子、原宪都是孔子的学生，事迹见于《论语》。申生，秦秋时晋国太子，其“不知陷亲不义”之事见于《礼记正义·檀弓》。陈仲子，即田仲，战国时齐人，“讥其太矫”的事见于《孟子·膝文公》。毛泽东一口气举“四书”中的这些事例，是要说明，这些被先儒奉为孝、义、廉、耻的典型人物，有时也不自觉地做出一些违背这些原则的事情，原因是对孝、义、廉、耻这些做人原则的学习，体会还不到家。

（四）“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若干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承三圣者。”其中孔子言志的话，分别见于《论语》之《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孟子言志的话，分别见于《孟子》之《公孙丑上、下》和《膝文公下》三篇。个别引文与原文不尽相同。从中见出青年毛泽东如何精研“四书”，体会圣贤之志，并以其为鸽的。

（五）“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遁，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乃所谓豪杰之士也。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类是也。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的这两段话，分别出自《孟子》中《膝文公上》、《尽心上》和《告子上》三篇，毛泽东用它们来说明自己心目中的“圣贤”标准。

（六）“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刚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这段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下》，意思是是否可以攻取小国，要根据民意决定，周武王、周文王就是这样做的。

（七）“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语出《孟子·尽心下》。毛泽东引用这两句后，紧接着说：“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八）“天地交，曰泰”。语出《易经》中的《泰》卦《象》辞。

《讲堂录》中，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这说明，毛泽东当时确实下苦功夫钻研了“四书”、“五经”，并汲取了不少观点，作为劝学、言志、修身、行事的准则。

以上是在湖南第四师范学习时的情况，我们再看看他到一师以后对“四书”、“五经”的运用和发挥。

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毛泽东论及精研国学的方法时，举自己的体会说：“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读）他经亦然。”这里说的《书》，便是《尚书》，其《吕刑》篇是周穆王时有关刑罪的文告，因吕侯的请命而颁，故名。由此可见毛泽东攻读经书之决心和方法。

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论语·乡党》有一段讲饮食健身道理的话，原文是：“食不厌精，赊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住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所引孟子的话，见《孟子·尽心》，原文是：“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1917年4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体育之研究》中说：“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睦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身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仲尼取资于射御。”这里所引的话，分别出自《论语·述而》、《论语·乡党》、《礼记·射义》，说的是孔子在家闲居，很整齐，很和乐而舒展；孔子讲求良好的饮食习惯；孔子喜欢射箭和驾车，并把它们当作养生之道。这篇文章中，还化用了《中庸》里的一段话：“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在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有恒矣，而不用心，亦难有效。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心在鸣（鸿）鸽，虽与俱学，勿若之矣。”这是强调做事情，锻炼身体，要专心致志，其中用了《孟子·告子上》中的话，原文为：“今夫弃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弃秋，通国之善弃者，使弈秋海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弃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以上两段，都是引用“四书”中的言论，来说明加强体育锻炼，增进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其中，孔子之“百世可知”，出于《论语·为政》，原文为：“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即只要掌握了后朝对前朝的礼仪制度的或废除、或增加的规律，百世以后的情景也是可以知道的。信中所说的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出自《孟子·公孙丑》，原文为：■辞、淫辞、邪辞、遁辞这四种语言，“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意即这4种不好的言辞，从思想中产生出来，必然会在政治上产生危害；如果把它体现于政治设施，一定会危害国家的各种具体工作。如果圣人再出现，也一定会承认我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在信中引用“四书”里的这些话，是要说明，圣人们之所以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且能洞识过去，预知未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保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大本”。所谓“大本”即“本原”，就是“宇宙事理之真。”我门知道，毛泽东这时思想探索的目标，就是“本原”。

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语：“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观之。”这三句话，第一句出自《中庸》，原文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一句出自《大学》，原文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第三句出自《孟子·尽心上》，原文为：“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是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毛泽东引这些话，是要阐明他的这样一个观点：人们讲求良好的道德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利己，然后，“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

19l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便开始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此后的言论中，引用“四书”、“五经”的话就大大减少了。在“五四”运动中，受时风影响，也发表了一些反孔言论。但这并不是说，他读“四书”、“五经”所受的影响便烟消云散了，或者对孔儒的思想观点和国学就此持一味的批判态度。

他当时的观点，很受杨昌济的影响。

据李锐在《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书中分析：杨昌济国外留学10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常，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不过，杨昌济仍是一个理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仍以国学为主导地位，可说是一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欲融合中西而为一种新儒学的学者。他曾同黎锦熙谈过：“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黎锦熙：《瑟侗斋日记》（未刊稿），转引自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14年10月，长沙创刊的《公言》杂志，曾发表过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劝学篇》，其中所述可代表此种思想观点。文章以为“吾国固有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合，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文中还谈到自古以来国学的源流派别，儒术为国家之正宗，有宋学、汉学之分，宋学有程朱与陆王之分，汉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各树一帜，互相非毁。今将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此等门户之争，早已不成问题矣。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那回之隘。余本自宋学人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此则余对于各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年人士正告者。子思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陆象山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约翰·穆勒曰：‘言论自由，真理乃出。’吾愿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杨昌济在文中就此谈到他的热切期望：“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其功也。”无论从弘扬学术或救国之道而言，杨昌济的这些见解，尤其这个期望，是十分卓越而中肯的，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对此予以轻视。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教师的这些见解的。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反映了教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教师的意见的。1917年8月23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左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1920年2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必将古今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飚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志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1919年7月14日出版），有很多反映。“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彭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寸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7月21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指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事他在记忆中印象很深，1936年在保安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灌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孔子的学说，经过苟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当时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以上见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57—163页）

不管怎样，由于熟读“四五”、“五经”等国学著作，构筑了毛泽东深厚的文化思想背景，即使他后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后，这些书里的话，也常常成为他习惯的语言表达工具。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先生说，“文革”时他在秦城8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四卷书中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13.博学于文，学者所宜遵循（读“四书”、“五经”）

子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恩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摘自《中庸》［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仆读《中庸》，日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日：即几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于其极。表里糟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吉，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1页）

［解析］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骂行，是《中庸》提出的关于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的重要命题。意在强调多学深思来增广知识、提高素养。1915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恰处于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时期，读了《中庸》后，很推崇其所言的治学之道。

在9月6日致萧子升这信封中所说的朱子补《大学》诸语，是指朱喜《大学章句》传五章里“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大学》里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一段。“格物致知”，是儒家经学中的一个认识论命题，历来解释颇多分歧。简单他说，就是即物穷理，通过接触事物（格物）来获得知识（致知）。朱熹所补的原文是：“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几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于无明矣。”毛泽东在信中引用朱嘉这段话的大意，也是强调广泛学习研究，求得深刻道理，辨别事物表里粗精，提高心性修养。因此，博学不仅是为了求知，也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为学美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毛泽东接下来所引的孔子“博学于文”之语，见于《论语·雍也》，是说君子要广泛地学习文献。信中还引孟子“博学而详说”之语，见于《孟子·离娄下》，原文是：“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意即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在融会贯通之后，回到简略地述说大义的地步。毛泽东认为，博学的方法，是天经地义的，读书的人应该遵循。

为了说明“博学”之必要性，毛泽东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有关论述都引了。一则说明他读“四书”之仔细，一则说明他当是以“圣人”之言为准的。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从“博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通识”的命题。所谓“通识”，就是在“观古今之群籍”的基础上，贯通各方面的知识，诸如地理、历史、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在毛泽东看来，缺少通识，做起事情来很容易出现错误乃至失败。他在信中还举了王安石变法为例，说他“欲行其意而托于右，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由此，毛泽东表示，自己“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

14.气节之士，帝王之师（读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严光》）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恩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土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意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摘自范晔《后汉书》专八十三《逸民列传·严光》［毛泽东读书笔记和谈话］

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

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日，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日：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该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曰：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大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见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摘自毛泽东1913年《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91—592页）

［解析］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论及严光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之事，显是把读史与修身结合起来的文字。杨昌济讲修身课，时常谈到“传教”与“办事”的理想人格。这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讲堂录》里便记有：“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以及“办事而兼传教之人”等句子。办事和传教，又是和豪杰、圣贤这两种理想人格联系在一起的。《讲堂录》里说：“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还抄记了王夫之的两名话：“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看来，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传教的圣贤要高于只能办事的豪杰。所以，他又说：“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

清楚了以上思想背景，我们便知道毛泽东读《后汉书》叙严光与光武帝之事所写文字的基本意思。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在刘秀践登帝位之后，严光不愿出而为辅佐之臣，去办具体事情，也是自然之事，况且在给侯霸的信中，严光已经叮嘱了“怀仁辅义天下悦”的治安之策。后人非议严光摆架子，帝召不就，就是不懂得圣贤作为帝王之师，帝王之功也是圣贤之功的道理。再说，严光不出，专心于传教于后世，正风俗于当时，这一作用，远非办事的帝王将相所能替代比拟。再从人格高下而论，尽管刘秀不满严光避召，称为“狂奴故态”，但严光敢于躺在床上，让刘秀坐在床沿上与他对话，不屈于帝王的专制权威，究竟哪个高尚自信，不言而喻。

严光不屈子帝王的特立独行，在东汉以降，颇为人推崇，认为他是转变世风的重要人物，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关于“圣贤豪杰之特质”一栏中，有“东汉以前风俗何如？”“东汉士气极盛，何人倡之？”“能言严子陵之事乎？”这当是承续前说，把严先视为汉未刚直的清议之士的始作甬者。青年毛泽东崇扬严光，也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讲堂录》所记严光之事，当与杨昌济讲课内容有关，毛泽东还与其他同学讨论过严光的事情。

宋朝范仲淹任相执政时，曾应邀写过一篇仅219个字的碑文《严先生词堂记》，简述光武帝刘秀与严光之事，认为二人显示了高风亮节，先武帝贤君爱才，严光则不爱权力和俗名，对他们很是敬慕。这篇碑文素负盛名，曾收入各种文学课本里作为“精选文章”。国文教师常常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个故事后的感想。毛泽东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比他高三年级的同学萧子升，曾把自己写有20多篇作文的两个大练习本借给毛泽东看，其中第一篇作文便是“评范仲淹的《严先生词堂记》”。文中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絮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严光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这不也表明他同样爱慕虚荣吗？据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法文版原名为《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中记述：“毛不同意我的一些见解。整个黄昏，我们都在争论。”“毛泽东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旱二百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我反驳道：‘你显然没有理解严光的思想。’”萧子升的这个回忆所说的毛泽东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它与当时毛泽东的理想人格的基调殊易。

1949年3月，柳亚子作《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两句。意思是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节节胜利，大局既定之时，我便要像东汉严光隐居一样，回到老家吴江县的分湖。毛泽东在这年4月《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委婉劝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言下之意，时代变了，在颐和国的昆明湖欣赏游鱼的快乐比在严光钓过鱼的富春江的钓台更好。在即将成立的新的人民国家里，大可不必效严光隐居。这也算是涉及严光之事的趣谈吧！

15.我改变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读韩愈《韩昌黎诗文全集》）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突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祝为楷模的梁启起，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摘自毛泽东1936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韩愈文集，为李汲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摘自毛泽东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十八《李汉

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的批语集》

第233页）

［解析］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父母早亡，由嫂抚养，发愤苦学。贞元八年（792）进士，不久，三试博学鸿词科不中，出为节度使暮府。反回至京师，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贬为阳山令。宪宗时赦还，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回朝后因不满宦官和朝臣专权，一直仕途不畅。元和十二年（818），随宰相裴度平淮西，迁刑部待郎。不久，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后召回，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待郎、京兆尹等职。死后谥文，故又称“韩文公”。韩愈一生直言敢谏，才识兼备，在政治上、文学上均有建树，其中文学成就尤为显赫。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思想上，推尊儒学，攘斥佛老；文学上，他集前人之大成，反对六朝以来的骄偶文风，提倡散休，务去陈言，主张文道合一，文从字顺，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其散文题材广泛，各体皆精，其诗、赋、论、说、传、记、状、表、书、序、碑志、杂文等均有佳作名篇。所作语言精练，感情真挚，说理畅达，笔力劲健，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之一，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其诗语言新奇，风格雄健，富有气势，当时自成一家。将古文手法用于写诗，开以文为诗之先声，对宋代诗歌影响较大。但有时过于求奇，不免流于险怪。韩愈的集子，为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编刻的《五百家言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最全。南宋未年，廖莹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以明代徐氏翻刻后，最为流行。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1913—1918年），一连几年的国文教员都是袁仲谦。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一把大胡子，他要学生写桐城派古文。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1910年下半年）爱上了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的文笔作文。袁仲谦不喜这种文体，对学生规定又严，毛泽东就去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写古文。他从长沙玉泉街的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个时候，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剖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流利。”

对韩文，毛泽东不单是诵读，而且还动笔批画。周世钊曾回忆说，“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

《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文的笔记，涉及韩愈的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片并序》、《改善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闵己赋》、《答予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几篇，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我们不妨引述几段。

（一）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谏臣论》做的笔记有：

“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人皆以为华，杨子不色喜。

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乃无所不通。

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其心。

善为国者，赏不悟而刑不滥。

孜孜矻矻矻矻，劳也。

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于之所以见杀于齐也。

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

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间而能改之也。

志不可则，求之不如无也。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二）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笔记有：“执笾豆，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骏，大也。其亦微矣哉。其亦不可移易明矣。盖亦不得其理矣。此一说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此无其他。此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已。为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以

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罍洗祭器也。宗彝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庙之尊，宗寻，罍洗”（三）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感二鸟赋》的笔记有：“遭时舌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众嚣嚣而杂处分，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

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化以为忧。李翱。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

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四）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复志赋》的笔记有：“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视韩彭之豹变，谓蛰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纨，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

力者运之而趋乎。李孝标《辨命论》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牛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真婆婆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争名者子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

传》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嫉贪佞之污浊寺，曰吾其既劳而后食。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吠亩兮，焉富贵之能当。”以上所引，都是毛泽东读《韩昌黎全集》记下的文字。多是摘录原文或

原诗中他感兴趣的字句，也摘了不少后代注家对韩文的解释、评论和对某些词句渊源及意义的解释，也有一些是毛泽东读韩文的感想、发挥。有关议论和评论较多的，是读《闵己赋》的笔记，其中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予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毛泽东引用韩愈文章的句子作为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即韩愈《答李翱书》，见《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六——引按）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元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几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泽东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由于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并细心揣摩，加之原就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毛泽东很快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所以，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按：1952年，毛泽东还应原一师历史教员罗元级之请，为袁仲谦写了墓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也可以说很得韩愈笔意。

我们可从1915年8月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所抄录的自己的一段日记里，窥知他的古文造诣及其审美风格，因知者不多，我们全文引出：

“客告于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茸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牧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高室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钝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匏瓜乎？

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言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为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钝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

予以无答，逡巡而退。■然汗出，戚然气沮。”

这无疑是一篇充满想象和哲理的散文。比托恰当，文采斐然。文中以匏瓜和牡丹比托粗野有实和妍艳无果这样两种人格境界，形象生动，跃烈纸上设立客与我的问答、让对方提出问题，层层推进，从而真诚地解剖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耸夫轩眉”的“浮嚣之气”，义理力透纸背。最后“我”“■然汗出，戚然气沮”，自然地暗示了”我”的真实选择。这一文风，明显透露出庄子、孟子、韩愈、苏轼之类擅长雄辩而重气势的散文大家的风格痕迹。这样的文风训练，对毛泽东后来写出议论，煽情和气势上都十今出色的政论文章。是有影响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注重读韩愈的文章。1965年8月10日，他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说：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毛泽东读至此.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的编辑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

在读到《新唐书·姚崇传》叙姚崇向唐玄宗上书论佛教一段：“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大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外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毛泽东又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元和14年，唐宪宗派人将凤翔法门寺内藏释迎文佛指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上《论佛骨表》谏诤。其中有这样一段：“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故毛泽东说其继承了姚崇上唐玄宗书攘佛的观点。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读得精熟，就不会有如此即兴而妥贴的批语。

16.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读牛运震《游五姓湖记》）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游五姓湖记》，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摘自毛泽东1913年10—12月《讲宝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87页）。

［解析］

牛运震（1700—1758），字阶平，一字真谷，号空山。滋阳（今山东兖州县）人。历官甘肃两当、秦安、平番等县知县，曾主讲皋兰、晋阳、河东等书院。有《空山堂文集》留世。其《游五姓湖记》见该文集卷六，据该文所云，五姓湖“汇泳济、临晋、虞乡三具之交”，“输于涑水”，“周环六七十里”，游湖时间在“蒲郡太守周侯既浚五姓湖之三年”，同游者除牛运震自己外。还有周侯、浙东胡稚威、永济令张君、万泉令毕君。“记”中对周侯将“淤且涸者百有余年”的五姓湖重新疏浚，使“鱼虾之产岁千万石，湖之民裙而戈其利者倍禾稼之入”的政绩予以充分肯定，故《讲堂录》沈“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毛泽东接下来的发挥，是把读书与“读”人结合在一起，把游览山川同友天下善士结合在一起。

17.文贵义法，力避气单（读方苞《与翁止园书》、姚鼐《范蠡论》）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与瓮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

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是病在气单。

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

文贵颠倒箕［簸］弄。

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道，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

——摘自毛译东1913年10—12月《讲堂录》。

（见《毛泽东早斯文镐》第2版，第584、587、588页）

［解析］

方苞（1668—1749）和姚鼐（1733—1815），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主要作家。他们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该派继承归有元的“唐宗派”古文传统。方苞提出“义法”的主张，“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一个是主题思恕，一个是形式技巧，包括结构、素材和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桐城派立论和选文的基础。方苞编了一部《古文约选》，在序中提出他推崇的风格标范：“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无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到了姚鼐，进一步把义理、考据、文章合而为一，既反对质木无文的学究文章，又反对拖泥带水的虚浮文章。他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在序中提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姚鼐的创作虽偏于阴柔，但他却向往阳刚的风格：“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桐城派有一支流名阳湖派，以恽敬为代表、其古文理论同桐城派大同小异，可视为桐城派的补充。恽敬的主张和创作，是向往一种既醇粹博雅又有恣肆浑厚气势的文风。乾嘉进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减弱。但近代以来，由于梅曾亮、曾国藩的提倡，桐城古文又扩大影响，形成中兴局面，被视为唐宋古文之后的“正宗”，和学子追踪古文道统的典范。

在“一师”时期，桐城派古文是毛泽东学习的一个重点。《讲堂录》里所记阅读方苞《与瓮止园韦》和姚鼐《范蠡论》的体会，便是一个例子。翁止园，名荃，金陵人，究心三礼，亦能诗文，与方苞友善。方的《与翁止园书》，见《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五。方在这封书信中说：“近闻吾子与亲戚以锥刀生隙，有烦言，布流朋齿，虽告者同辞，仆坚然信其无有。然苏子有言，”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仆位在京师，几时辈有公为吾■■者。青阳徐诒孙曰：‘若九害，彼不知其不善而为之也。吾■有此，则天厌之矣。’仆自与人交，虽素相亲信音，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仆每以自伤，然未敢以忖吾子，于前所闻.即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后所陈，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故毛泽东读后说此书是“戒淫也”。这显然是一种发挥。毛泽东不进一步说，“意淫之为害，此实事尤甚”，这是律已慎独的人生修养方面的引申。

姚鼐的《范蠡论》，见《惜抱轩文集》卷一。该文讲范蠡之子杀人，系干楚，蠡在营救其子的过程中，由于所托非人，结果失败。于是作老得出结论：“旦暮之交，君子弗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当真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毛泽东读后。护这最后一句什为“文眼”来推崇，认为是作史论文章在结构上的典范，此外，青车毛泽东还认真研读了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把它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作了比较。

青年毛泽东还在文章观念和技法上受到桐城派散文的影响，他很强调艺术技巧和行文义法，《讲堂录》说：“文章须蓄势”，“文贵颠倒簸弄”。所蓄之“势”，就是“颠倒簸弄”一类的结构义法。所谓“蓄”，就是对诗文气势进行欲纵故收的积累。即康宋古文家和清代桐城派散文家着力讲求的抑扬顿挫、吞吐曲折、神气酣畅、浩浩沛然的行文气势，对这种文章气势，《讲堂录》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属，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属，一泻斯入海。当真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这段比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姚鼐在《复鲁■非书》里对那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作家风格的描述：“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弄骐骥。”

《讲堂录》还记有关于裤敬的介绍及其文集《大云山房集》，并评论说：“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逗.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发”和“补”可分引理解为明亮简切和自然浑厚。青年毛泽东强调散文在于“村”与“法”的统一明显是出自桐城的“义法”之说。《讲堂录》又云：“作文有法病在气单”，也多少透露出姚鼐之论。

桐城派试图总结散文创作规律，是可取的。对此，毛泽东后来一直持肯定态度。即便是后来他实际上成为革命的新文艺的指导者，强调大众化的时候，也告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清代桐城派作文章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的演讲记录）

18.其痛惭之意见于诗中（读吴伟业《赠愿云师》等）

寄身苍崖巅，危苦秋失脚。

万化皆虚空，大事惟一著。

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作。

未运初■■，达人先大觉。

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

留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

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

——摘自吴伟业《赠愿云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人。诗为前清一代正宗。吴、王并称。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吴以官清故，每对苍雪（王瀚）若有痛惭者然，其意常于其往来诗中见之。然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洁严二也。始盖与苍雪约同玩者。——摘自毛泽东1913年10—12月《讲堂当》（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82—583页）

［原文］

吴伟业（1609—1671），明末清初诗人。字骏公，号梅村，自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官左庶子，南明弘光朝任少詹事，因与马士英等不合，乞假还乡。入清被迫出仕，为国子监祭酒，三年后借母亡辞官归，病亡于家。曾受学于复社领袖张溥，并为复社成员。学问渊博，诗与钱谦益、龚鼎孽合称“江左三大家”，久负祷坛盛名。早年诗歌风华绮丽；明亡，身经丧乱，则多写哀时伤事、故国之思和对自己“失节”的悔恨，诗风一变为激楚苍凉。尤长七言歌行体。著作有《梅村家藏稿》等。其《圆圆曲》一首颇有名。毛泽东说“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当是承前人定评。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提到的苍雪、王瀚（即愿云），是吴伟业的好友。苍雪，字读澈，号南来，云南呈贡县人，为南京名僧雪浪法徒，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有《南来堂诗集》。据《梅村先生年谱》卷二引《娄东者旧传》：“王瀚，字原达，受业于张采，为诸生有名。明亡后为僧，号晦山大师，名戒显，字愿云，庚寅（1650）夏人庐山，遂主席江右。”吴伟业《赠愿云师》之《序》后有其子吴■关于王瀚的一小注：“先大夫同学友也。”苍雪与王瀚都与吴伟业相友善，但他们对吴这样一位晚明名士，明亡以后出仕清朝的行径颇不以为然，因此或劝他保持晚节，或劝其出世。

《梅村诗话》载：“师（指苍雪——引者）和余《西田赏菊诗》有‘独擅秋容晚节全’。”在《赠愿云师》一诗之《序》中，吴伟业谈到他和愿云“甲中闻变，常相约入山，予牵帅不果，而师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今夏从灵隐来，止城西之太平庵，云将远游庐岳，贻书别予，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遁一著，不可不勉。感其言，因作此诗赠之，并识予愧也。”由此可知，青年毛泽东读、评吴伟业之诗，对其生平交往也是熟悉的。吴在《赠愿云师》中说自己“寄身苍崖巅，危苦愁失脚”，“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确实微妙地向朋友吐露了“若有痛惭者然”的矛盾心境。那么，吴伟业为什么要屈节事清，事清之后又为什么不及早归隐呢？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吴的家境和社会环境：“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严二也。”这样的理解，显是传统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论诗思路。

此外，青年毛泽东还认真读了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十一中的《雪中遇猎》一首。据《梅村先生年谱》卷四载：“（顺治）十三年（1656）春，上（指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遇雪大猎，先生恭纪七律一首。”全诗为：

北风雪花大如掌，河桥路断流澌响。

愁鸱饥雀语啁啾，健鹘奇鹰姿飒爽。

将军射猎城南隅，软裘快马红氍毹。

秋翎垂头西鼠暖，鸦青径寸装明珠。

金鹅箭褶袍花湿，■酒驼羹马前立。

锦靴玉貌拨秦筝，瑟瑟鬟多好颜色。

少年家住贺兰山，碛里擒生夜住还。

铁岭草枯烧堠火，黑河冰满渡征鞍。

十载功成过高柳，闲却平生射雕手。

漫唱千人敕勒歌，只倾万斛屠苏酒。

今朝仿佛李陵台，将军喜甚围场开。

黄羊突过笑追射，鼻湍出火声如雷。

回去朱旗满城阀，不信沟中冻死骨。

犹有长征远戌人，哀哀万里交河卒。

笑我书生短褐温，蹇驴箬笠过前村。

即今莫用《粱园赋》，扶杖归来自闭门。

毛泽东的《讲堂录》里对诗中的一些字词和用典用了注解：《雪中遇猎》鹘音骨，鹰属。氍毹织毛褥、衬鞍之类。秋翎孔雀翎，前清冠饰。西鼠冠也，即貂帽。

■酒酒也。以马乳为酒，撞■乃成也。驼羹紫驼之峰，其味甚美。瑟瑟女饰，碧珠也。擒生擒其生也。铁岭奉天铁岭，县治。黑河东遂黑河、外遂黑河，均在牧厂东南。高柳古城，今大同府阳高县西。射雕手邢子高曰：斛律金真射雕手也。（北齐事）

敕勒歌北齐神武使斛律金歌《敕勒》。屠苏酒酒也，饮能御寒。李陵台燕然山有李陵台。黄羊兽也，出关右塞上，无角，色同獐鹿。交河古西域车师城名。蹇驴蹇，跛也。蹇驴，言无用之驴也。箬笠箬，草名。箬笠，箬作之笠也。《梁园赋》相如作。闭门后汉袁安雪天僵卧闭门。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在老师指.点下读诗之精细。

19.国学者，道统与文也（读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蕃《经史百家杂钞》）

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摘自曾国藩《经史丙家杂钞·序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顾吾入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于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日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川，何苦干书辅之。日考据亦然；曰词章日经济亦然。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4—25页）

［解析］

在文学上，曾国藩是相城派古文在晚清的中兴人物，对近代古体文风，有不小影响。《曾文正公家书》里有一封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4种，共不过10余种。早岁骂志为学，恒思将此10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怀）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免成就，中夜思之，每有渐悔。”

桐城派大文章家姚鼐，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3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姚鼐3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旗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经史百家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史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之术。

毛泽东爱读《古文辞类纂》，但更喜欢《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氏《杂钞》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读《古文辞尖纂》和《经史百家杂钞》所作的评论，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对“国学”要旨的认识：“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二者不可偏废。道借文传，文须载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容与形式要统一。

建国后，《古文辞类纂》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作品之一。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中，也有这部书。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此外，毛泽东青年时代，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王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嫌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木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一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王戌九月）毛泽东的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20.贯通大本大源（读朱熹《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大本不立，小规不正，刮落枝叶，栽培根本。

——摘自朱熹《朱子语类》

夫子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策，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摘自朱熹《四书集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筹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资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官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备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享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乎？

只将全幅工夫，向犬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圣人，既得大本着【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误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摘自毛泽东1017年8月23日致黎镐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8587页）

［解析］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婪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皆有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颢、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其学说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其《朱子语类》，是讲学语录，由后人编辑而成，几140卷。《四书集注》，全称《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7卷，儒家“四书”之名从此定。注释中颇多发挥理学家的论点。

朱熹曾在湖南讲学，他的思想对湖南思想家影响深远。加之曾国藩的提倡推崇，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朱熹哲学被湖南思想界视为“正宗”，学校作为必开课程。当时正处在“修学储能”的青年学生毛泽东，也受到相当影响。他对朱熹青年时代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赞扬推崇。他最崇敬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采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作教本，但又自称“所讲不限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朱张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达化斋日记》。第19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论语类钞》凡38条，就是场昌济自编的教材，其中引据朱子解释《论语》的语录达22条之多。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在老师的诱导下，他认真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录》、《小学》、《四书集注》等书，对来嘉哲学相当钦服。

在1913年记的《讲堂录》里，毛泽东便赞同“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说法。他对程、朱的心性之学评价很高，认为：孔、孟、朱、陆、王阳明等大儒是”传教之人”。其中还记有“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该句便出自朱熹《朱子文集》卷六《答王于合》一信中的“大抵吾辈于货色两关打不透，便更无语可也。”

在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谈到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时，使信手引用了《朱子语类》卷八中“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者嫌溪曲’者也”的句意。

在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更多次言及朱嘉，其中说到体育运动要有恒心，必专注时，便说：“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著吃饭，穿衣则想著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他对朱熹哲学伦理学的守旧内容，越来越不能容忍，但是对朱熹哲学唯心主义体系的庞大精巧，朱熹说明问题的方法，仍表示相当欣赏。他与新民学会会员一起游览朱熹在长沙活动的遗址时，曾发出过“赫曦联优在，千载德优馨”（罗章龙《亢斋汗诗话》，《湘江文艺》1980年第2期）的慨叹，表达了他对朱熹思想体系的钦佩。在青年毛泽东一系列读书笔书、书信、论文当中，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以探求作为“宇宙真理”的“本源”为核心的早期哲学观念，其中便明显受到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据江澍白《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分析，这方面的影响，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真理观。在未嘉哲学体系中，“理”，“太极”、“遁”或“一本”这几个范畴，指的是世界本源，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它们是超时空的东西，人们得子天而具子心。抓住了它，心扫于本，万事万物就有了头绪，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它的具体表观和运用，杨昌济在讲课中具体解释了朱嘉的这个观点，他把“一木”称之为“大原则”。他说，“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他强调要洞晓“大原则”，并提出要矫正近世汉学家讳言“大本大源”和指宋儒谈性道为空虚的“曲解”（《杨昌济文集》第8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青年毛泽东接受了朱嘉“理”木休论和杨昌济“贯通大原”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他在1917车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写的批语中又说：”发显即本休，本体即发显，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是显。”这就是说，作为世界本体的“宇宙真理”是全部现实世界的灵魂，林林总总的万千现象（即发显）都不过是“宇宙真理”的表现而已。“宇宙奏理”产生一切而又在一切之中，这与朱喜的“理一分殊”论若合符节。毛泽东当时还用他所体会的“本源”真理来评价维新派的变法，认为只是抓注了制度和实业这些“枝节”问题，没有发动“发显”在人人心中的那个“本源”，所以失败。

（二）倡学。怎样获得这个“本源”呢？这就需要学习。来喜主张做学问要由“积累”而达到“贯通”。他说：“铢积寸累。工夫到后，自然贯通”（《未子语类》）。如苦知识积累不多，理会不透，是难以达到豁然贯通的。杨昌济在《论语类钞》第二条引了朱嘉的一段话：“吾子学乃铢积寸累而得之，若南轩则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对这段语录的发挥：“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尽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钵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言，则终不得矣。”他们都强调了知识积累的重要性。积累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抓住木源，朱熹特别强调这一点。朱熹批评世之倡学者“不知学之有本”，因此学校虽有，而元异于虚设。他说：“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鼻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未，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静江府学记》）朱熹认为，要发挥倡学的功能，就必须“明义返本”，所谓明义返本就是“明人伦为本”，朱嘉把倡学和“定本”联系起来，主张倡学的目的就是用哲学伦理学塑造人心。毛泽东完全肯定朱熹对倡学目的的看法，反对倡学只抓杖节，舍本逐末，赞同倡学必须以改造人的思想为根本。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他认为追求知识，改造社会，首先要下决心去探求主宰一切的“宇宙之真理”或“大本大源”。但社会上的庸人却舍本逐末，以从事各种专业或追逐浮名浮利为“有志”，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盲目性。“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掌握“宇宙之真理”是立志的根本，“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鹅，再择其合于此鸽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这就是说，只有通过研究哲学与伦理学，掌握了性天之大原、“宇宙之真理”，才能明确前进方向和行为准则。因此，他断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并表示今后“只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讫短长，占去日力。

（三）历史观。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历史方面的运用和贯彻，表现为“道统”论。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主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儿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在朱熹看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上古圣人尧舜的十六字道统心传。以后依次及于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孟，代代以“心”传“心”，至孟子而道统中绝。一千四百牟后，二程（程颖、程颐）遥接孟子的不传之学，而朱熹又私淑程氏，被认为是“道统”嫡传。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没有关于传道谱系的直接论述，只是在《讲堂录》中记述了曾国藩所标举的三十二圣哲，其中蕴含着文、周、孔、孟和周、程、朱、张的传道谱系在内。但是，在“道统”论方面，青年毛泽东有独到的发挥。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木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过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这里所说的“圣人既得大本者也”，与《朱子语类》中说的“圣人全是道心主宰”相合。《朱子语类》还讲：“道心者天理也”，“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青年毛泽东把“遁心”或“天理”称为“大本”，并以之作为超凡入圣的分界线。“如孔子‘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朱熹虽认定”圣人全是遁心主宰”，但圣人并不一定在位，因此，他认为国家的盛衰和历史的演变，主要还取决于帝王的“心术”，亦即帝王是否具有“道心”或”天理”。在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的看法与朱嘉不尽相同。他在《讲堂录》中表述的观点是：“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破仑）是也，而非圣贤。”这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掌握“宇宙真理”的圣贤。

贯通大本大源，虽是毛泽东读《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朱熹著作所受的影响，但“本源”的实际含义，是有差别的。青年毛泽东是把它作为“宇宙真理”来探索的，它固然仍属于“天理”、“太极”、“一本”等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但已多多少少具备了新时代的哲学抡理学色彩，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远非朱嘉强调的归于“三纲”、“五伦”之本。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也时常阅读朱熹的《四书集注》等著作。在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就说：“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里引用的，便是朱熹在《中庸》第十二章注文中的话。1959年10月23日，他要外出，指示带走的书里，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

21.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读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

［原文］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下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摘自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

与作梅畅谈当今之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求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摘自曾国藩《曾文正公日记·庚申九月二十四日日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吉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见《毛泽东旱期文稿》第2版，第7页）涤生日记，吉士要转移世凤，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者

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摘自毛泽东1913年《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搞》第2版，第581页）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摘自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85页）

［解析］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字涤生，1811—1872），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叉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说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渭“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青年时代，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里曾这样评论；“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竞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子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半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期而已。”在毛泽东熟悉的《新民说·论私德》里，梁启超又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优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自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国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基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后人辑曾所著之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其中的《家书》、《日记》有各种版本流行于民间。对这两本书，毛泽东是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除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外，还有一些，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遮尔摧沮。”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要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

凡此等等，毛泽东显然是把它们当作格言抄记下来，用以激励自己治学、修身。有的是摘其重要句子，有的是概括大意，有的是自己的发挥，也有的是一字不差的原文摘录。这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习惯，也可能是记录老师的讲述，或者是自己凭记忆所写。

除曾氏《家书》和《日记》外，《讲堂录》还记有曾氏其他著述。例如：“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不得矣。”这段话，便出自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原文是：“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钵一两之所累也。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株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除1913年的《讲堂录》外，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也时常出现有关曾国藩的文字。例如：

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这里把曾氏列入圣哲之位，推崇讷言敏行的修养之遁。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论文，是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的《体育与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册书，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童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看来，毛泽东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20年6月23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鸣乎湖南！鬻熊开国，稍后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个）一蹶不振。”在这里，把曾国藩、左宗棠和黄兴、蔡锷并列为湖南近代史上值得后人效法的楷模人物。

青年毛泽东为什么推崇曾国藩，或者说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有哪些影响呢？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他1844年在北京翰林院时，就拜倒在唐鉴、倭仁门下，深受宋明理学的熏陶，并博得清延赏识。但是，单单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无以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此，他也认真研读过顾炎武的著作和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颇留心于当世之务。当时汉学与宋学互争雄长，曾国藩力图加以调和。他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虚；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札经，考核于二千三百年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读乱，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文正公书礼·复夏■甫》）曾国藩强调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互相贯通的。其要旨在于吸取汉学的求实精神。来挽救宋学的空疏浮泛，并开辟一条通向“经世致用”的桥梁。于是，他还进一步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从义理之学中又划分出经济之学为独立门类。这就在宋儒的心性之术中融进了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他镇压太平天国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倡学攻心”和严谨的整军治政相结合。

总之，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曾国藩是既有内圣之道，又收外王之效的人物，也就是既传教又办事的人物，所以，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中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洲）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主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与他的治学之道颇有关系。毛泽东也很注意这一点。

曹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诅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32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扯佑、马端临、顾亭林、秦慧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33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33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32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阑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其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子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上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相通的。

通过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这封信中，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愚意所谓木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信中提到的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

令青年毛泽东佩服并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收拾洪杨一役”，即指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其时，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不过2万人，战争中也吃了不少败仗。但是，战争的结局，湘军获胜，太平军失败，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一场大战争中显出曾国藩过人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教义，再由他加以中国化而成的“拜上帝教”，这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同时“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曾国藩看准了他的敌人的这一个弱点，就从这里大做文章，《讨粤匪檄》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衣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本条目编写据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和汪甜白《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两书）

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过：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

22.心力与体力合行，无事不成（读谭嗣同《仁学》）

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

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吾无以状之，以为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力。无是力即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能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未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

天下皆善其心力也，治化之盛当至何等地步？

——摘自谭嗣同《仁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含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苦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大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官。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亲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承亦然之。

——摘自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16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638页）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凤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导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

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

——摘自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19、237页）

［解析］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早年好今文经学，曾游历10余省，研求经世致用方案。甲午战后，投身维新变法运动，结识梁启超，自称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1898年应召入京，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被杀。其《仁学》撰成于1897年夏、秋间。共二卷，5万余言。以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墨理论揉合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一套哲学体系。认为物质性的“以太”为万物存在的基础，“以太”不生不灭，不断变易散聚，形成世界万物的变化运动。“以上”的精神表现为“仁”，“仁”的内容为“通”，而“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发展的法则，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从哲学上为变法提供了理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守旧思想。书中对封建纲常名教进行了激烈批判，认为名教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最为黑暗无理。书中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劫运，是由人心造成的，所以可以用“心力”来解劫运，号召人们发挥心力，号召冲破一切桎梏人们的网罗。该书撰成后曾在部分维新派中传阔，1899年其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正式刊行成书。

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仁学》，是受扬昌济的影响。杨昌济特别看重谭嗣同的《仁学》，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他时常给学生讲读《仁学》，一个时候，研读《仁学》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创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青年毛泽东读《仁学》所受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崇“心力”的作用，一是冲决一切不平等的网罗。除前面引述的同张昆弟谈话中，论及《仁学》，并认为“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外，据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23日载：他们又一道讨论，“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的问题，并认为“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还回忆说：这时候，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毛泽东对“心力”发动时不可遏止的境象的描述，也与谭嗣同《仁学》里的描述类似，不过，毛泽东承袭“心力”之说，也有变化。一是把它同古代的圣贤豪杰的志向气概联系在一起；一是融进了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把它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精神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冲动”；一是强调“体力”与“心力”的结合。

所谓“心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人的“主观意志”，毛泽东后来始终强调“意志”在人的实践活动（即《仁学》说的“办事”）中的能动性作用，这与他早年接受“心力”之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

23.人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康有为《大同书》）

康子曰：吾既为人，吾将忍心而逃人，不共其忧患焉？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恩有以救之，昧昧我想，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

——摘自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绪言》“人有不忍之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惹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授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鸽，而不废据乱、升平二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动、立言以局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摘自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旱期文稿》第2版，第88—89页）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太同时代，而渴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摘自毛择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84—185页）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作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摘自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

主专政》（见《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1476页）

［解析］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早年熟诵理学，心学，后留意西学。1888年以布衣上书，形成变法思想。招收弟子，致力维新理论建树。1895年入京会试，领导著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1898年光绪皇帝采纳其主张，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百日维新失败后，亡命海外。在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仍坚持改良立场，日趋保守。康有为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继承了并且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便是其这方面的代表作。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曾经是康有为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他曾经写过一本《人类公理》，其中就已经表露了后来《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大同书》全书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已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王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人养病院，老则人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情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书写成，康有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8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旱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等。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及其《大同书》，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曾使许多人倾心于这种社会理想。青年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念书时，就接触过康有为的著作，并表示崇拜。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来此时他已读过《大同书》了，当然只是1913年《不忍杂志》发表的甲、乙两部。

同时，谭嗣同的《仁学》也大力宣传了大同理想，其下卷第46则说：“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倡随。”“大同”之说，本出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曾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闲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礼记》、《仁学》都是毛泽东青年时熟读之韦。可见他对“大同”之说从来就不陌生。

就当时情形而言，康有为对大同的描绘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人中影响最大。一刚他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兼一代思想大家的身份来倡“大同”说的；一则他“托古改制”，在原有的“大同”思想里揉进了许多西方新学如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一刚他对“大同”社会的描绘最为详细，洋洋20余万字，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也是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认为，在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3人之间，“独康似略有本源矣”。他明确宣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更明显的是，他吸收了康有为慈悲救世才倡大同的思想，这在前面引述的那段毛泽东信中的话里即可知道。

《大同书》中的一些具体意见，对青年毛泽东也有影响。我们这里仅举三条。

《大同书》说：“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寸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君子、小人“共跻圣城”后，“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虽是直接受日本新村主义的影响而写的，但其中的一些具体设计，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

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会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不稳定的，是多侧面的。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又认为“大同”之说是“谬误之理想”。这与他立论的角度不同有关。在“批语”里，他是要力求论证世界差别的永恒性，论证人类思动、思斗的本性欲望来否定“大同”的，故他还说，“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但他并不否认，“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可见，作为人生哲学课题来探讨的“大同”，与作为社会政治理想来倡导的“大同”，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大同”之说作为社会理想和人们奋斗的目标，始终是有价值的。故在写“批语”之后，他又构想“新村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也常常借用“大同”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前面引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那段话就是一个例子。1958年8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视察了河北徐水。第三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连同《共产党宣言》一道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本身及其《大同书》的具体内容，并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本条目编写参考了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书）

24.越读越觉得有趣味（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译东1950年同周世刽的谈话（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76页注［1］

［解析］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一师范同学杨韶华将20年代初在清水塘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杨韶华识。”据周敦元（即周世钊）回忆，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曾对他说了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

在这本《伦理学原理》上面，留下了研究毛泽东早年思想的珍贵资料，其读书生活及方法也可从中窥知一斑。

《伦理学原理》，为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泡尔生出生于施勒斯维兰振荷恩，1871年毕业于柏林大学，4年后任柏林大学教授。其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1900年，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冠以《伦理学原理》之名出版，“序论”仍用原名，“伦理学原理”改称“本论”。蟹江氏在日译本序言中曾明确指出，他所以翻译此书就是取其在伦理学观点上的调和折衷。蔡元培将日译本译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其旨也是重在调和。所以，毛泽系说它“是心物二元论”。

蔡译《伦理学原理》，分“序论”、”本论”。“本论”包括：导言“关乎纯理学及心理学者”，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第二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第三章“厌世主义”，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第七章“道德及幸福”，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第九章“意志之自由”。全书共约10万字。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裸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曾根据其中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先生大加称赞，打了100分。

杨昌济将此书作为教材，只教了原文的一部分。毛泽东仔细通读，在上面一共写了12100余字的批语。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评是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小者如小七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5900余字；次为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约1500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约为1100余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小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很多，常见这类批语：“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充满”，等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重塑人心道德的精神。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这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语“也不那么正确”。他这时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范畴。因此他很注重从改造人心入手寻求救国之道，习惯于用抽象思辨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但他这时思想毕竟处于新时代来临前夕的转型期，因此，正像他后来说的那样：“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伦理学原理》心物二元论的调和基调，恰恰吻合了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特征。这就是他当时如此下功夫阅读这本书的思想基础。

值得人们重视的是，除开批语的内容外，还可以从中来了解他的读书方法。人们从这些批注中得到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同意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伦理学原理》上的全部批语无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下面的条目，便着重介绍批语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25.吾国先儒之说与康德同（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人类初无所谓普通之道德也，各民族所持以为普通之模范者，恒自有其特殊之道德。据昔贤之说，如康德辈，皆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苟道德可以因地而异，则将男之与女，美术家之与商人，亦将因其体性及职业之不同而各异其道德耶？答之曰，道德之因人而异也，诚然，然不必以此而有妨于具足生活之理想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

康德之意见。

吾国先儒之说亦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28页）

［解析］

毛泽东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常以他接受的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来进行对照、比较、发挥。泡尔生是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故毛泽东的中西对比，有时便具体为儒家思想同康德思想的对比。

上面的引文，说的是据康德观点，人类所谓道德的本义，在于人类理性，这是共性。但这种道德本性又因人困地以及因职业不同，又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这与中国儒家之说相同，是指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认为人初生时，本性上并无多大差别。孟子认为人初生就具有“仁义之心”，毛泽东当时认为，孔孟的这种人性论与“康德之意见”是一样的。

毛泽东认为《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与儒家之说相同，还有好几处。

“序论”里谈到：“持直觉论者，以伦理学为无关于经验之知识，以为设道德之条目者，不可以恃经验，且亦无待乎经验焉。伦理学中之命令，出于人类之良心，是即天命之性，本具有立法决事之能力者也。且为之说曰，凡人屏除一切经验，而尚有善恶之观念者，事实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举直觉论者之说”；“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直觉论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派观点，认为对于原始的道德范畴（如善、价值、义务等），无法用理性或经验观察证明它的存在，而只能通过心理体验、直觉意识到它。《孟子·告子》篇记载，孟子反对告子关于“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王守仁则认为“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书渚阳卷》）。毛泽东认为，这些看法也属直觉论。

第五章“义务及良心”说：“康德之视义务意识也过重，而其徒非希的（Fichte）尤甚。”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我国宋代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不过是人心中的一种国有的先验的理性。康德认为道德原则是先验的，它来自人的意，乞自身，与社会生活和外部事物毫无关系，人必然会遵守这些道德律令，而遵守道德律令就是尽义务，并提出“为义务而尽义务”的公式。宋儒的“天理”，廉德的“先验理性”，在支配人们道德义务方面，确有相似之处。非希的，今译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认为唯一的实在是“自我”。在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康德的思想。

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说：“余之义务，以余职务地位之所属者为第一，由余与他人特别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由余与他人因偶然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若后者之利害，视前二者为重大，则余当自离于重心之己，而特别为之尽力。此吾人于事实界所易决者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即儒家之义”。泡尔生的观点是，尽义务的轻重缓急，依人与我的关系轻重缓急而定。泡尔生还打了个比方，说其他人就好像环列于“我”的四周，“我”对他们的义务，“则视其去我中心点之距离，而定其动所及之率。”毛泽东说这与儒家之义相同，大致是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些逻辑推论。

第七章“道德及幸福”说：“善者得福，恶者受祸，是一切国民所据为第一原理。斯弥得（L·schmidt）所著《希腊伦理学》第一章，凡希腊人之俚谚及文词，关于此义者，网罗无遗。且为之序曰：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弥得，今译施密特，19世纪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引用了他的《希腊伦理学》第一章所收希腊的有关善人受赏、恶人受罚的论述。毛泽东则引用我国《尚书·伊训》中同样论述，来加以对照。

以上几例，表明毛泽东青年时代，是以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基础，来接受西方近代伦理学思想的。

26.道德实践先于道德哲学（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直觉论者之说如此，然核之于实际，则人类非以判别善恶之故，而有待于道德哲学。所谓道德者，夙已先道德哲学而发见。苟其初无所谓道德，则决不能有道德哲学。以道德哲学，必以现在之积极道德管理吾人之生涯及意志者，为其思考之对象而后能建设也。吾人内有其心，诚若有何事当行何事不当行之命令，于是命之曰良心。良心之起原，及其与人生正鹄之关系。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

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19—120页）

［解析］

化理学（即道德哲学）与人们的道德实践的关系，是伦理学研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泡尔生的观点是，道德先子道德哲学而存在，道德哲学可以反过来规范“吾人之生涯”。对此，毛泽东是肯定的，但在道德哲学产生的基础问题上，他强调的侧重点，与泡尔生有所不同。

譬如，善恶，是道德哲学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原书中说：“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子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这是说，利害属于现实的范畴，是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毛泽东批道：“殊未必然。”为什么，他认为“善恶生于利害”，即是说，善恶与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是不能分割的。

对于道德实践及准则，毛泽东也强调其受社会时代实践特点制约的一面。原书说，“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毛泽东批道：“此并不难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泡尔生书中有儿处谈到伦理学是“实践科学”，毛泽东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批道：“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

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有唯物论色彩，也有唯心论色彩。因此，最易受泡尔生二无论思想的影响。在善恶生成等问题上，他虽然肯定了其实践性，强调了“成于经验”，但是，正像前面引述的批语所说的，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最后，绕了一圈，又回到“生于心理”。仍属于唯心论范畴。

27.精神之个人主义（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尝不以生活为鹄，惟其听鹄者，非形质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其效力国家，无论和战，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沦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语甚精。

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太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容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容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乃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沦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51—153页）

［解析］

毛泽东这大段批语，无疑是借题发挥，反映出他当时的主导思想。他把小我与大我结合在一起，认为，从宇宙和个人的关系来说，宇宙是由无数自我构成的，自我是宇宙的基本单位，因此，自我即是宇宙。它们是基础和整体的关系，没有自我，就没有宇宙，所以，个人、自我，“有无上之价值”。同样的道理，在国家、社会、团体这样一些具体的组织结构中，个人、自我的价值，也高于一切，它们无非是个人、自我的结合形式，或表现形式。在另一处的批语中，毛泽东还说：“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据此思路，凡是“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自然是“恶”，“罪莫大焉。”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明显是对当时由《新青年》引发的个性解放主张的极端响应。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忽视个人价值，所谓三纲，也就是确定人身依附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反封建、反宗教束缚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起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来是先进的。毛泽东在强调个人的极大价值的时候，提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感觉到在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28.人类一大我，利己为基础（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余以为是说（按：指利己主义）也，苟欲以事实证明之，恒不免牵强附会。利己心之冲动，以自保为鹄，诚人生所不可少者。人亦未尝无偏重利己而无暇顾他人之休戚者，然无论何人，有但知一身之利害，而不知有他人之利害者乎？人恒有视其亲戚朋友之利害，若躬受之者。且吾人关切社会利害之情，固有显而易见者，如于卖国自利之人，无不愤激异常。是足以见其事与吾人之良知，固绝不相容者矣。吾故曰，人之意志，以小己及他人之安宁为鹄，而安宁之属于小己者与属于他人者，其间错综最甚，无论何事，殆未有不两两相关者。故所谓博爱家者，乃偏重利他主义之人，而所谓自利派者，亦不过偏重利己主义之人耳。

吾人意识之中，小己之刺激、与社会之刺激，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敌人者，非能离群而索居者也，必列于全社会之一体，而后可以生存，此生物学界昭著之事实也。生物学界客观之事例，发现于心理学之主观界，而为意志及感情之构造。不观动物乎，其自存之冲动，固已与保存种族之冲动并存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说终觉说不完满。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敌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说，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盖诸义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日人类一大我也，而日生类一大我也，而日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

此事实诚然，然不可吉并当言先后。动物固以自有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动物在其幼时无所谓保存种族之冲动也。嗟乎！吾于此有深感焉，即世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之多是也。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人己并举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无由而达到最大之利己也。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

兼爱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41—144页）

［解析］

在利己与利他的问题上，泡尔生反对极端的利己主义，认为只知利己，毫不利他，是不可能的。在泡尔生看来，为人处事，在“我”与“他”的关系上“未有不两两相关者”，人们的选择，无非是较偏于这方或那方，但二者不可能完全脱节。由此，泡尔生据其二元论宇宙观，提出“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

毛泽东同意泡尔生的论述，认为不必讳言“自利”，说“利己”并非不好，人己两利的核心和出发点，是利己。他的逻辑推论是：

任何动物，从其幼时开始，都是“以自存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从思维方式来看，“我”是“万事万念之中心”，做什么事情，都是从“我”这个中心出发的，利他的事情，也是因为所要利的这个“他”同我有关系，才去“利”的。

具体说来，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是主体与对象、出发点与途径的关系。人确实有利己与利他两种感情交错在一起的情况，但从根本上说，“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己是不可克服的天性，如果以“人己并举”立说，“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矣”；被那些自私透顶的家伙钻空子，是为“大伪”。把利己作为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念虽小犹真也”。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来看，无论是强调“仁者爱人”的儒家，还是主张“兼爱”的墨家，表面看来，似乎是利他主义，但实质上，则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为起点的。因为这样的道德观同样有一个先后秩序，有一个“推己及人”的逻辑转换过程。如先修身正己立志才能平天下，先爱自己的父母双亲才爱天下人，先爱自我才去爱天下万物，先有夫妇之道才有天地之道等。毛泽东接连引用了《礼记·中庸》、《大学》、《孟子·尽心上》中的观点，来说明以利己为出发点来利他的观点。

再从人们的行为动机来看，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人己两利的实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需求。青年毛泽东认为，无论是群体道德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还是个体道德观念的形成过程，都说明人们采用利他手段来达到利己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初民及民之初”，并不了解在群体关系中实现自我冲动和意志要采取兼利他人的方式，而是以“粹然利己”的手段来利己，尽管在这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在实践中总不能真正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积累，才明显选择“人己兼利之手段，于是而人各遂其生活矣”。

确立道德观念和行为的目的，是惩恶扬善，这一点，青年毛泽东也是肯定的。但如此强调“利己”，是否会同惩恶扬善，完善主体人格的道德境界发生冲突呢？这就需要弄清楚道德和利己的内涵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利己就是最完美的道德。道德的设立是为了更彻底更完美地实现自我的冲动和意志，能“遂其生活”，就是最高的善，最高的人格境界。

至于利己的内涵，青年毛泽东却有特殊的解释，与平常说的损人利己的自私不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一般的利他主义道德更为高尚，即毛泽东在批语中说的，“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可见，他强调的利己主义，并非物质的、实惠的利己，而是“精神”上的。其具体内容，毛泽东在其他批语中有较多阐述，此处不论。

毛泽东精神上利己的观点，有一个明确的前提，即“人类一大我”，“宇宙一大我”，由此，利己，事实上就是利“人类”，利“宇宙”。这样的道德观，就是“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所以，当泡尔生在书中谈到：“动物进化而为人类，则保存种族之冲动，益以强大，凡人无不自认为全社会之一体，无不自认为属于家族若社会国民者也，故人恒以社会之正鹄为小己之正鹄。”毛泽东又批注说：“如此说正足证明自利主义。”

29.舍已为人是精神上利己（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所谓善意，固亦存于自然秩序以内矣。惟厌世派如叔本华之流，则以善意为超乎自然耳。叔本华尝曰，自然之人类，如必不得已，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以自保为第一义，而世界之灭亡，有所不顾。夫危机所迫，急不暇择，或不免有作此妄念之人。然使世界果灭，而吾身果独存乎？则将不堪其无聊，鲜不转悔其取舍之误，而求速死者。斯时即利己主义之人，亦知离群索居之不堪矣。凡人之欲为可惊异可恐怖可欣羡之事者，无不有待于他人。不惟有待于他人，且亦知无论何人，未有全漠然于他人之利害，而徒能拂人之性者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仍是推己及人。

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祉会而设也。

此所谓互助，然互助之底所以成己也。

此所谓同情，然同情者由我而起也。

叔本华之说，吾亦不谓然。此有二点：一点，自然之人类有利己而己，又小己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自保。予谓不然。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之价值。利精【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一点，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且即使世界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45—148页）

［解析］

泡尔生在书中评述了叔本华的伦理观点。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其伦理思想是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认为人是自私和卑溅的，利己的生存意志在相互争斗，生命即是战争。人要摆脱痛苦和罪恶，只有遁世绝欲，弃绝意志，达到佛之“涅■”状态，才能最后解脱。泡尔生在书中谈到叔本华两个具体观点。一个是在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兼得时，为了自保，可不顾世界之灭亡；一个是“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毛泽东在批语中，除了进一步表述了“推己及人”、以小我含大我的“利己主义”伦理观外，对叔本华的这两个观点进行了反驳。从毛泽东的反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利己主义”同叔本华的利己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的逻辑是：利他的本质就是“自利”，而自利的内容，在利自己之“精神”，即主体主观世界当中因有的某种愿望、感情与意志。例如，我对自己亲爱的人，感情上不能忘怀，在对方遭准时，便有宁可使自己死也要去解救的意志，只有这样做了“吾情始决，吾意始畅”，这就叫做“利自己之精神”。按这个逻辑，利小己与利世界，利他人，并不是不可以兼得的。据此，叔本华的第一个观点是不对的。根据这个思路，毛泽东进一步反驳了叔本华的第二个观点，认为叔本华提出的道德的价值“无不有待于他人”，是割裂了主观道德感的客观道德律。在毛泽东看来，“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所受影响是很杂乱的，所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就是贝克莱的著名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从伦理观点看，“因我而有”的道德价值，是指一切道德行为的起因和效果，在于“尽吾这心，完吾之性”，即体现了和实现了我利他的情感和意志，所以是主观的道德律。于是，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说，“叔本华所谓必为利他始有道德之价值”，是“不知真正利己主义者也。”

30.善必须是自觉的道德行为（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惟是吾人之动作，非必有此正鹄之关系于意识中，而始有道德之价值。如前文所述，老妇畏忌盗窃之事，彼徒以其背于基督第七戒耳，非有他理想也。然其事实，则诉合善事。维哲学家洞悉人类生活之规，财产制度之重要者，亦无以过之。要之彼之所为，非由知识而由其良能，然其于道德之价值，固不以是而贬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以处不免有奖励盲目道德之弊。现今之人所为善事，如修桥补路之类，无非盲目的道德也。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而其前必于此将实行之道德，有明判然之意识，而后此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

前段发明且为作用、且为正鹄之精神，足使人类之人生观意义为之一变。何则？从前之人，莫不以为事未至最终之目的，即为无甚价值。因之在未达目的之前毫无生意，视其所行之一段路若废物焉。今知且为作用、且为正鹄，则无往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上所论乃高智之人之道德，虽然若普通之人，则多以良能行事亦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馈，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乃所谓良能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55—157页）

［解析］

泡尔生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避恶就善，常常是因为遵守某些客观的信条和潜意识当中的“良能”，未必与他们的主观的生活信仰和自己为自己设定的道德准则有关系。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

（一）所谓“善”，不是客观存在的，做某件事情，孤立地看，它并没有善的或恶的性质，只有与人们自己的生活发生联系时，才可能引申出道德价值的评判。在另一处的批语中，他说：“非某事之本体有超然之善，乃因其与生活有关系故云善。”接着又说：“于此，吾又有所感焉。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之关系如何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

（二）由这个观点，毛泽东认为，如果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感情上和意志上的明确“意识”，即使做了些如修桥补路的好事，也因为不是“自觉”的行动，从而是“盲目之道德”，是“毫无价值”的。为此，泡尔生的上述观点，便是在鼓励这种盲目的道德。

（三）只要人们为自己设立了理想目标，人们的生活就会很有意义，按这个理想去做事情，就有道德价值，不管做这些事情是否最终达到了理想目的，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

（四）诚然，对普通人来说，并不是都为自己设立有崇高的理想目标，他们多按“良能”行事。毛泽东认为，这个“良能”看起来是“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但它根本上是世代相传的“经验”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也是一种意识，人们觉得据此“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所以，也是一种主观的东西。

31.观念造成文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自精神之生活以渐发展，而理想亦以渐分化，随理想之分化而本之以实现者，亦益因人而殊。于是意识中表彰理想之直觉，各异其明昧之度，抵抗魔障奋追理想之能力，亦各异其强弱之度。然而人类无不有理想，且无不本其理想以为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则无论何人，必不能不承认其事实也。

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之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彼其完成本质、发展生活之动作之模型，既已发现，则自能制其故见，动其新思，而终实现于动作。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2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

予谓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

精神发展，理想分化。

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2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68页）

［解析］

泡尔生在书中提出，历代的生活内容，“恒结为理想”，存现于人们的心中，人们据此对自己的现实生活的价值，作出选择和判断，并在生活中实现和发展这种价值。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也是这样，即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团体，都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创造生活的，来推进社会进步的。“试观十五世纪博爱主义之运动，非由于当时之生活理想乎？宗教改革，非由于信仰基督教及构成新生活之理想乎？”

毛泽东同意泡尔生的上述论述，并把它概括为“观念造成文明”。

具体说来，（一）毛泽东在批评中把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分割开来，不承认后者的存在，这样，他所说的“生活”，事实上就是精神活动。从道德上说，毛泽东在另一处批语中说：“肉欲关乎个人，我欲及于交际，肉欲关私德，我欲关公德。”这里说的“我欲”，就是脱离物质欲望的精神活动、自觉意识，亦即“观念”、“理想”。

（二）观念，理想是人们创造现实生活的根本动力，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泡尔生在书中另一处谈到，“国民之有理想也，决不暇计其价值，为自由则争自由，为势力为名誉则争势力争名誉，其于幸福有几何之得失，非所计也。国民欲实现其理想，则直前勇往，举各人之利益生命以为牺牲，而各人亦愿牺牲其利益生命而无悔。即使各人未必无吝于牺牲之见，而既为国民之一分子，则必欲以身殉之。且也历史之判断，亦如历史之意志然。”毛泽东批注说：“必如此以说明历史之生活，始近真理，始有价值。”这就是说，“历史之生活”恰是“国民之理想”的创造物和转化形态。

（三）人们的“理想”、“观念”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人们的现实生活不可能最终达到它，因此，“理想”、“观念”总是引导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前进，指出新的生活内容。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说：“人不能达到根本之欲望，亦可谓之人不能达到根本之理想。人只能达到借以达于理想之事，及事达到，理想又高一层。故理想终不能达到，惟事能达到也。”这样，人们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断达到的“事”，便积淀成社会历史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是“观念造成文明”。

32.从个人主义到现实主义（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人类之不免于珍灭也如是，然则人类之生活，又有何等价值那？余以为不然。花之开，数日耳，歌舞，数时耳，而价值自若。凡内容有限者，其现实亦不能无限。人也，国民也，人类也，其生活皆然，其本质之内容本有限，其发达安得而无限。凡事物有限者皆无常，亘永劫而不失其现实性者，惟无限之实体而已。然而人类之不免于灭亡，其一切价值，并不因之而消失。否则人类何为而勤动，何为而困苦，何为而竞争耶？死者，不过生活连续之截止，而不能影响于过去之生活。使谓过去者必无价值，而现在者始为现实，吾人与夫吾人之生活，必在现在吾人之意识中者，始有现实之性质乎？然而现在者，一点耳，非有广狭也，吾人之生活，成立于包有过去及未来之时间之经历，而不能成立于现在之一点也。使以吾人过去之生活为与非现实同义，则是谓一切生活，无有含现实之性质者也，岂其然乎。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然则吾人之生活在此一片之时间，处处皆现实，而岂有所谓过去之生活非现实耶？

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日主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一日现实主义。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实现非此之谓，乃诣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资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或谓吾人负有生殖之责任，吾亦不信，我自欲生殖也，我具足生活中有此一片段之生活，我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必依此二主义，乃可谓之真自由，乃可谓之真自完。泡尔生谓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其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谓之不死可也。此只可为客观方面事实之描写，而决不可存于其人主观之中。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此功业自有足以利后世之性质存于其中云尔。吾之不灭也，亦吾本有此不灭之性质具于吾之身中云尔。此二主义，泡尔生氏亦有之，但未十分明言耳。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译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02—206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比较集中地表达出毛泽东当时的伦理观点。他明确宣称他在伦理学上有两个基本主张：“一曰个人主义”，这是他在批语中反反复复表达的，我们在前面的一些条目中已有论述。“一曰现实主义”，这是他对前一个观点的重要补充，或者说是毛泽东的个人主义观点的逻辑归宿，也反映出青年毛泽东的伦理主张两个互相结立，但他却力图使它们统一起来的侧面。

早在1913年的《讲堂录》里，毛泽东就记下了两个基本观点：一“贵我”，一“通令”。1917—1918年临近毕业时，这两个观点便进一步具体化为读《伦理学原理》批语所说的“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毫无疑瓿，前者引导主体寻求个体的理想，到精神世界中去体味至真、至善、至美，后者把主体推向现实世界的冷静而务实的斗争，以获得自我实现的社会价值。

本来，青年毛泽东寻求本源，提出“宇宙唯我”，目的也不仅仅是确认自我在精神世界中的位置，也是为了确认自我在社会实践中的位置，并最终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我的功能价值。因此，在时间范畴上，这意味着一个实在的运动过程。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虽然超越时空界限，但它毕竟只是把握人生的一个前提，接下来必然是自我的对象化。否则这个价值尺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具体说来，青年毛泽东是用以下的逻辑关系把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同客观现实扭结在一起，以强调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的。

（一）青年毛泽东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体现在重视思想、信仰的实现，强调为通过求知而形成的信念不懈奋斗。“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思想是内在的主观性的东西，行为实践是外在的客观性的东西。一个要“尽力实现”，一个要“尽力遂行”，尽力实现是满足主观精神的需求，尽力遂行是满足客观现实的规律性要求。内而思维，外而行事，就是主客观的统一过程。完整意义上的人生现实和主体活切，要考虑自己和客观环境的联系，只要客观环境的改造和自己的“自完”相关，就必须全力去实行。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特别是不把主观信念施于行动，其价值便无从体现。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说，主体出于义务，履危蹈险，舍身救人，为之则有功，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青年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人格的良心、义务，本身就必须包含着实践，包含着职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的义务”，若“偷安而不之为，即为义务之所禁。”义务怎么能分成不为与可为的两个方面呢？“安有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之理。”

（二）所谓现实，不等同于时间的“现在”；它不是外在于主观的东西，而是指“吾人一生所团聚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之经历”，现实主义人生态度就是老老实实地对自我的一生负责。具体说来，现实只是“我”所生存、把握和经历的东西，它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而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者，“吾不知”，不知，也当然不行。故“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自我在现实中的团聚是暂时的、易逝的，犹如花开花落，因而对与己有关之现实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它、实行它。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争，预测可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讲堂录》）。

（三）从纵向的时间角度看，将人的价值重心紧紧地置于自我“团聚”的现实时空中，自然而然要谈化主休在“过去”与“未来”的时空中的意义。“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青年毛泽东不相信人肩负着在历史长河中“继往开来”的责任，根本上就是认为自我人格的价值实现既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主体不是历史与未来的奴婢，更不应以历史与未来的需要为借口来束缚个人在与自己有关的现实中的实践需求。历史与未来“非吾躬与之现实”，因此它们不能成为行动的出发点。

当然，人们有时也考虑自己在未来的价值，譬如千古流名之类。但青年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考虑决不能成为主体在现实中生存发达的动力，自己的意志不能服从于某种非现实的目的。有功业和芳名留于后世，那只是在现实中人格完满实现即“自完”后自然引出的客观效果。“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此功业自有足以利后世之性质存于其中云尔”，人们正是在这种自然效果中发现了“我”的高尚的永恒的精神对未来有现实价值。同样，人们考虑、思索和汲取自我之前的历史内容，目前也应该是有益于完满现实之生活。借鉴历史，不是为了回到历史中去，发思古之幽情，不是为了拜倒在历史圣哲的脚下，更不是亦步亦趋地遵循历史模式行事，以历史之是非为是非，以历史之善恶为善恶。借鉴历史，目的是通晓历史变化之规律，以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服务，奋自我之权威。

这种力图把个人主义同现实主义融在一起的人生态度，作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行为，使他追求主观理想时不忘靠近现实生活，使他的人生旨趣更倾注于社会需要。一方面，在理想的召引下，他始终执著于某种境界，从没有满足的时候，在孜孜于改造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无数实践中，似乎都急切地指向他的目标，实现他的意志（即使在晚年的“不断革命”的思路促使下陷入迷途的时候，也是这样）。另一方面，他又特别重视手段，似乎又比谁都务实。后来，他在理论上提倡的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则是他早年主张的必然发展。

33.圣人抵抗大恶而成（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鸠之能翔于空中也，以有空气之抵抗，而彼乃以为苟无空气，则其翔也更自由。此康德所以讽人，使知悟性之动，必须经验实事者也。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亦然。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纯粹之幸福，为纯粹之真理然，有之者其惟神乎。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

使人类无苦痛之恐怖，则无所谓刚毅，无快乐之刺戟，则无所谓节制。故恶朕不存，则美德亦无自而起也。无待乎恶而为善者，意者其惟神之德乎？然而非吾人之所可思议矣。人类交际之德，亦必有感官自然之我欲，与相对待。苟无我欲，则正直仁爱之德，亦无自而生。盖一切美德，无不含有克已之原质者也。

——摘自泡尔主《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至直之理。至澈之官。

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化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82—183页）

［解析］

毛泽东赞同泡尔生在书中论述的善恶相反相成的观点，更欣赏泡尔生论述这个观点所依据的逻辑，这就是：没有相反的东西，就不会有对立面的作用，就难以达到在冲突、刺激中砺炼自我品德使之臻于完美的效果。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当年的人格追求和个性气质。

泡尔生在书中提出一个“抵抗”概念。直观言之，抵抗即两种势力的冲突、斗争，从伦理学上讲，人格主体就是在抵抗一切外在的对象势力中实现其意志、理想的，善、刚毅、快乐等等，就是在抵抗恶、恐怖、痛苦等的斗争中才得以体现其道德价值。“抵抗”甚至被视为人类文明成长的基本法则。泡尔生在书中凡论及“抵抗”之处，毛泽东都击节称赞。

书中说：“吾人果得此无障碍之满足，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如常胜之游戏焉。夫弈者苟知每局必胜，则无乐乎对局。猎者苟知每射必获，则无乐乎从禽。彼初无觊觎利益之希望，而以弃猎为消遣者，正以其或胜或负，或得或否，不能预必耳，否则兴味索然矣。”这观点正好符合毛泽东好动好奇好变化的性格，他在批语中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俄顷不变化者。”

书中说：“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对之批道：“至真之理。至澈之言。”

在书中举例说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这一段的上面，毛泽东的批语补充了例证：“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国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当书中说道，“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批注对此表示了异议：“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这里批语对拿破仑事迹说得不准确，如果说：“欧洲各邦多次结成反法联盟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就对了。因为1814年联军攻入巴黎是拿破仑败亡之始，而在此以前并无各邦围困巴黎的事。虽说这个举例说得不确切，但是他要说明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思，还是表达清楚了的。

书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毛泽东批语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

如此强调“抵抗”在人格道德锤炼上的作用，就势必承认作为有价值的道德行为的反面的一些东西，如害恶，在伦理学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泡尔生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恶之不可免也如是，然则恶亦为正轨乎，其亦与善有相等之价值乎？余以为不然。恶之为恶，非自有存立之价值若权利。特对待于善而存立，以为实现诸善之作用云耳。善之与恶，犹明之与暗，画工不设阴影，则无以发光彩，然其本意，固在光彩而不在阴影也，犹古人所言烘云托月也。”在这里，泡尔生还只是把恶视为善的衬托物看待的。毛泽东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恶在人格道德锤炼中的作用，于是批注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在一时候有觉其毫无价值者，不仅无价值，且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时候言，就比例子他物而言，非其本质之果无价值也。”就是说，恶是“次等”的善，虽不具有与善相同的价值，但不能说它“无价值”。其价值何在？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说：害恶“所以不可少，皆因能佐吾人之抵抗奋斗也”。

基于以上认识，作为毛泽东当时的理想人格的“圣人”，自然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

34.大同说乃谬误之理想（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

不惟此也，历史界生活之内容，亦且因之而消失。盖历史生活之形式，不外乎善恶相竞之力，与时扩充而已。邻国无侵略之谋，则何事军备，国民无不轨之行，则焉用法令。军备法令，国家之所以与外交内政之阻力相竞争者也。使一切阻力悉去，内而人民，外而国际，无不以正直平和、慈祥、乐易之道相接，则战争，外交、裁判、警察、行政界一切进取之气象，悉为之消失，而圆满之国家，亦不可见矣。宗教者，亦不外善恶相竞之形式，使诸恶不作，人类悉为神圣，则宗教亦随之而灭焉。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卫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84—187页）

［解析］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有不少描述大同理想的言论。像上面这段批语明确提出大同说是“谬误之理想”的主张，是少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批语批评大同理想，主要是从人生好奇变、善恶抵抗相斗的角度立论，从而推及历史发展总是一治一乱，相循无始终的。这主要反映毛泽东看待历史时喜欢“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个性。

35.为善为恶，不图后世虚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方披拉图斯（Pilatus）之罪耶稣也，曰汝不见罪汝赦汝者在汝目前乎！期意气之壮如此，当是时，彼之目中，固仅有一僭称犹太王之一狂人，其死生存亡，与罗马帝国曾何关影响。然自今观之，则不特主客易位，而披拉图斯与其他俗憎凡吏之事迹，悉皆湮灭，其所流传后世者，仅此碟死狂人之事迹。盖德人叙耶稣惨死者，不能不及披拉图斯之名，故那稣遗馨千载，则彼亦随之而遗臭。其所以千载不朽者，非其荣誉，特使后人知当时裁判教案之人，不足为定谳云尔。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意不应以此立说。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善而历史流传其善名，为恶而历史流传其恶名，皆不应顾。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化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旱期文搞》第2版，第188—189页）

［解析］

上面所引述的原文中说的披拉图斯，今译彼拉多，一译比拉多，全名是本丢·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撒马利亚、以土米亚总督（26—36年在任）。据《新约全书》载，他曾对被捕的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么？”后以僭称“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将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泡尔生借此典故说明，人们今天为善为恶，总在要在历史长河中或流苦千古，或遗臭万年。即使你今天是理直气壮借做善事为名而为害善人，像披拉图斯那样，终究会让历史证明你不是善人而是恶人。

毛泽东不同意这样的论述。他在批语中强调，后人如何评说你是善还是恶，不能成为今天的道德行为选择的准则，而应该以今天的所做所为是善还是恶为准则。所以，当泡尔生在另一处谈到：“仁人义士之生涯，虽极至艰难辛楚，无地自容，而功德既立，千载不朽。其同时庸恶之流，虽穷极豪侈，而没世则名不彰焉。此历史之所以垂训者也。观那稣之事，其理最明。盖历史之迹，足以动吾人高尚之心坚定之志者，诚未有如耶稣被磔之甚者焉。”毛泽东批注说：“此却有一疑问：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彼恶人得受恶名又有何不好？”

毛泽东强调行善除恶不必顾及历史评说，是因为他把道德行为视为只与自己相关，与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关的事来看待的。他在另一处批语中明确说：“吾人所以欲除去害恶，以其为具足生活之敌也。故吾人为遂行具足生活而除去害恶也。”也就是说，人们行善除恶，绝不是为了做善事而去做善事，为了除恶事而去除恶事，不是为了某种善名或恶名，因此，后人怎样评说，与人们今天的道德行为并没有实际关系，自然无须顾及。如果只是为了留美名于后世才去行善除恶，那实在是“虚妄”之举。

36.从生到死，为别开生面之壮境（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四）论生死。夫人之所视为大害者，曰死，无论其为一人，为国民，为全世界之人类，殆皆视为不免于死者。

虽然，是谬见也。人之有死，不特自外界观之，有不可免之势，即自内界察之，亦实有不可免之鹄焉。格代曰，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渡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且也，即无所谓死，恐亦将无所谓生。人类无亲子之关系，则凡深邃之道德心，如慈孝亲爱，恐亦将无自而付界。是敌人类既欲营历史之生活，则死之不足恶，固亦明矣。且也，人类之生活，本非有无限之性质，盖限于其能力若内容也。自生理学及心理学观之，各种动作，皆有循环之倾向，故思想行为，恒有一定之形式，然又有一相等之原则焉。即循环之动作，恒不免积渐萎缩其作用，而终抵于麻痹之境。意志及悟性，变动不止，积久则亦渐失其应变之弹力。人之老也，虽日接外界之事物，而不能受其新影响，亦无自而利用之，茫茫然若隔世之人。及其既衰而死，则并非外国侵袭之咎，而其本体固不能不如是矣。在生者视之，以为彼既尽其生活之职分矣，虽死无憾。既死者之自视也，亦然。然则生者死者，皆以死为自然之规则焉，何害之有，盖死者之所欲为，夫既已经验之矣，其所为者，固已显子世界矣。其所为尽力之子孙，若国民，若真，若善，若美，则固不随之而俱死也，曾何憾焉。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既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之愿望。没有本必然老而忽不必然，吾人固甚不愿也。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主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设使天下只有散而不复聚，则吾人目击日日有聚之现象从何而来（此非指投胎）？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面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不死，长性于此老旧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日能之，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味乎！倘以为死乃痛苦之事乎？是殊不然。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且吾以理推之，以为死之事未必痛苦也。盖生与死为两大界，两界之中间由生而递嬗至死，其事当必至渐，其距当必至微。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当必如此，然则有何痛苦哉？吾尝推人之所以甚畏死者，非以其痛苦乃以其变化之剧大也。人由生之界忽然

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不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税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而不然？吾人不常遇各种之奇事而好之乎？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无论其无痛苦，即有痛苦，此痛苦诚亦奇境，虽前途黑暗不可知，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境。或者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甚可贵，于人生世界之内，向何处寻此寄伟之巨变，于人生之世界所不能遇者，仍以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93—198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比较集中地表达出毛泽东当时的生死观。

在上面引的原文中，泡尔生引述了歌德（即文中说的“格代”）的观点：“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毛泽东批注发挥说：“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这见解说得很好，意即人类生活、历史生活，都只能是从生死变易中形成和发展的，如果没有生生死死，人们所营适的便是土石一般没有生命气象的生活。

在上面引的原文中，泡尔生着重谈到，死者如果尽其生活之职分，虽死无憾，因为人格的真善美的价值“固不随之而俱死也。”青年毛泽东在批语中根据物质和精神不灭的道理，提出一个说法，人类无所谓生死，只是物质与精神的“团聚而已”。因此，死亡不可怕，而且还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人生境界。为什么？

（一）人生的存在形式，是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衰老死亡只是它们的解散而已，而且，重要的是散于此，聚于彼，死于此，生于彼。生不算生，死不算死，“有何可惧焉？”

（二）人生以外，尚有各种世界，人们在这个世上有了种种经历之后，还应该“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没有这种运动变动，老是呆在一种世上，永远经验一种生活，“有何意味乎？”

（三）怕死的人，大概以为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问题在于，“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再说，以理推之，死也未必痛苦。生与死为两大境界，从这一境界走向另一境界，是一个嬗递渐至的过程，就像人们寿终正寝那样，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有何痛苦哉？”

（四）人生来就有对未经过的事情具有好奇心，我们常因种种奇怪的意外的事情而感到好奇、兴奋，抵不住诱惑，而对于死亡这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何独不之好乎？”退一步讲，死亡即使有痛苦，死亡的世界即使路途黑暗，但我们并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知道的，“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遇？”

（五）的确，从生到死，变化确实巨大。但这种变化不仅不带来痛苦，而且还是“甚可贵”之事。首先，只要明了从生到死的变化是自然规律，是必然归宿，死亡之事“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其次，人生在世，”何处寻此奇伟之巨变”，人生所不能遇者，乃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

于是，由生到死的巨大转折，在青年毛泽东的想象中，呈现出一派壮美的境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上述生死逻辑，颇有些像庄子的齐生死之论。但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是一种消极遁世的人生观的表达，并且在表面洒脱的长歌中，隐然有一种大悲哀、大忧患。而青年毛泽东的生死观，则远远超越了悲剧气氛，把生死之变，视为对宇宙规律和人生真谛的（当然不是科学的）把握，从而体现了乐观进取的人生观。

青年毛泽东形成上述乐观豪迈的生死观，与他在时空观上，承认空间、否定时间的主张；在人生观上，强调现在、反对追思过去与幻想未来的现实主义态度有内在联系。

在另一处批语中，他提出，所谓时间，“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是也。”由此证明，本来就“无所谓时间”，人们所说的时间，无非“空间之运动也”。如果把时间分成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勉强的、片面的、主观的。人类只生活在现在，“处处皆现实”，过去的生活也是现实，未来的生活也是现实，事物的转化，人世的迁移，只是个空间问题，只是个成毁问题。无所谓时间，也无所谓死亡。

一旦把时间和死亡视为空间的扩延迁移，在主体心理上所唤起的，就是直面空间物象，无视前古后今的现实主义态度，就是极目汗漫广漠的宇宙，置身其间的宽阔胸怀和崇高意识。于是，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得到一个别开生面的，天地悠悠唯我独在的境界，请看青年毛泽东的描绘：

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至此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

37.吾甚盼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则其人之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虽谓之不死可也。若乃国民有时而灭亡，世界有时而殄灭，则奈何？时则人生价值之甚，不且一切为之破坏耶？夫国民生活之阶级，不能免于循环，与一人无异，而仅有大小之别，此不可易之论也。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若构造，若权利，与时俱增。于是传说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积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当是时也，各人又安有能力，用以生殖传衍，本旧文明之元素，以构新历史之实质耶？人类全体亦然。虽非历史所能证明，而以此论推之，知其不免于绝灭。征之物理学，恒性及太阳系统，皆当历生长老死之阶级。其生也，自他星体而分离，由是发展焉，成熟焉，经无量数之生活，而乃老衰焉，萎缩焉。若地球，若人类，亦莫不然。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吾于此处之解释，亦如上文。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有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蛮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默，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新得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99—202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毛泽东把他的生死观推及到对国家、民族、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存和毁灭的看法。在他看来，对一个人来说，既然无所谓生死，那么，扩而言之，对世上一切事物来说，也自然“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例如，人们常说，国家“灭亡”的问题，其实，这只是国家现象发生了“变化”，因为其土地、其人民“未灭亡也”。他还举公元前5世纪欧洲的日耳曼部落的一部分，演变成今天的德意志国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正是日耳曼部落的“变化”，形成了今天强大的德意志。可见，“变化”是“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

很明显，毛泽东当时提出国家、民族无所谓生灭而只有变化，具有强烈的现实动因。这就是他在批语中说的，他曾经忧虑“中国之将亡”，但新的生死观使他“今乃知不然”，“无忧也”。国家民族永不会灭亡，重要的是如何使它在“变化”中更加强大起来的问题。泡尔生谈到，“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与时俱增。”毛泽东批注说：“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这就是“变化”来临前的征兆。毛泽东说的“变化”，不是自动的，而是人们的主动行为，即“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他当时对中国的设想，就是“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由此“染而新之”。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背景，毛泽东在批语中不惜宣称，“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这一信念无疑在后来转化为他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豪情。

38.人格里的自然冲动与义务感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达尔文著《人种原始论》，不尝于其第四章言之乎，彼尝证明兽类感情之发展，与人相似。曰，有母犬卧抚其雏，见主人出猎，欲从之，既而恋其雏，不克从。及见主人猎而归，则贴尾乞怜，若甚愧者，盖悔其不忠于主人也。家畜亦有二种冲动：（一）本之自然者。（二）是之于训练及习惯者，不免日访惶于两冲动之间，达尔文以为是义务感情之本式也，其发生之端，即由决意之本于教育若习惯者，与其自然冲动相冲突。于是时也，内界有一种感情，迫以弃自然冲动而从其本子教育习惯之决意，是即原始之义务感情也。吾人虽亦能反对其本于教育习惯之决意，然不免因妄徇自然冲动之故，而动其忧苦惭愧之情，是为良心不安之本式。良心之不安，亦得谓之由交际，若技术之本能，本永永运动，故对于目前至强之自然冲动之压制而反动也。此等感情之发展，在人类尤为强大。盖人类之记忆过去，较之兽类，益久而益确，则其本乎教育习惯以决定其意志，而与目前之自然冲动相反对者，其力自益强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

［毛泽东读的笔记和谈话］

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盖义务感情得之于训练及习惯，乃后天的、人为的，自然冲动发生于自然，乃先天的、非人为的。发生于自然者，自然界本有此物确实在的也。得之于人为者，由经验之所获取，由概念之所构造，所以体合环象，赖以善其生存及发展，自然界未必有此物。自然界无此物，故非实在的也。然而冲动虽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义务之感情虽不自然，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又何说？予以为此乃吾人不善体合环象，不善运用生存发达之道故也。盖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且吾人之生存发达则竟赖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根于自然之冲动。盖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今所以有时不一致者，以吾人从知识与经验之所得，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生存其中至为不易，在一种时候及场所，如实依冲动所命，则不免有危及生存发达之事。以渐制为训练及习惯，加本原于冲动之良心，以特殊之形状，遂有与冲动相冲突之事，此或因吾人对于此住世之事，不得其法。若本可不与冲动相冲突，而亦能善其生存发达，未可知也。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以食欲性欲之事为然者他，惟在一种时候及场所，乃有谏止冲动之举，如过度之食欲，过度之性欲是也。然则良心不过加以节制而已，并非反对也。其节制亦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故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自后天之训练习馈，矫枉过正，乃有不循目然与冲动反对之享，致使良心之本来与冲动同原，同为真的、自然的、实地的【者】，空而为伪的、人为的、非实在的，此则矫枉过正之咎也。——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08—211页）

泡尔生在第五章“义务及良心”里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格道德中义务感情的起源，他首先引述了达尔文在《人种原始论》（全称应为《人的起源和性的选择》）第四章“人类与较低诸动物之精神能力比较——续前”里讲述的一条母犬的故事。他说有一条母狗，正躺在那里爱抚它的幼雏，看见主人拿着猎枪准备出去打猎，便想跟着主人一道出发，但转而一看幼雏，又恋恋不舍，终于留了下来。等到主人打猎回来，母狗便摇尾乞怜，做出很惭愧的样子，大概是请求原谅它不忠于主人的行为选择吧！

青年毛泽东读此的批语是：欲从主人出猎是“义务感情”，对幼雏的爱扶眷恋是“自然冲动”，追悔不忠于主人是“良心发现”。

泡尔生叙此事例，是要说明，“兽类感情之发展，与人相似。”人们的道德行为的选择，依据两个准则，一个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冲动，一个是后天社会教育养成的习惯，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义务感情。如果人们的行为选择中一味依据自然冲动，而不顾义务感情，事后就会出现良心不安。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处，就是义务感情“尤为强大”，对自然冲动的抵制力“益强”。

毛泽东读了泡尔生这段论述后写的前面这大段批语，则特别强调自然冲动作为人的生命本性特征，在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下面，我们结合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所写的其他批语，概述一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青年毛泽东认为，自然冲动作为人的本性，最初外发为食欲、性欲等基本的生理渴望，“自然界本有此物”，故它们是“真”，是“至贤至真之实体”，是生命现象最本质的“确实存在”，由此形成人们生存发达的最原始的动力，和“成全其人格之源”。

人格主体的情感、义务等社会属性与自然冲动不同，它们是“得之于人为者”，是后天训练的结果，是由人生经验和理性概念建构起来的社会习惯。自然冲动是先天具有的，它不经经验的过滤和理性的思考。如果说义务感情也是一种自然天性的话，那么，它是产生于先天自然之后的第二自然天性。自然人性中无这些东西，故非“实在”。这样，二者的关系，便是“真”与“伪”的关系。

这种说法显法是来自荀子关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论述。荀子把人的自然属性分为性、情、欲，性是天生本性，情是性的表现，欲是情对外物的感应。三者之间，统一连贯，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具体表现为：口好美味，耳好美乐，目好美色，体好轻闲，心好利禄，这些便是人性之“真”。与“真”相对应的是“伪”，它“可学而能，可事而成”，是后天人为的主体自觉的人格内容，是通过礼仪法度加工过的人格的社会道德属性。

那么，“真”与“为”在人格构成的实践中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传统的解释，就是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的，“冲动虽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义务感情虽不自然，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事实上，这也大体是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性、情、欲虽不能禁陈，但它毕竟不能直接成为

社会的道德内容，在人际交往实践中，必须以礼仪法度的“伪”加以引导和修仲，由此，他提出一个“性伪合”的命题：“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之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合就是统一，而统一的最终落脚点，是“伪”，是礼仪法度，因为真实本性虽是合理的存在，但它不能“自美”，不能自自然然地表现出来，否则，不利于个人的“生存发达”。

青年毛泽东显然不同意这一说法。“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在他看来，社会群体本身“无意识”，它由每个以“自存为鹅”的个体组成，个体的自然冲动本身就是群体意识，具有社会的普遍意义。它是自然天性，就必然要无拘无束的自由地表达出来，对于这一产生于生物机体内部的生命循环（即青年毛泽东说的“体合环象”）是不能也无法进行人为的抑制和束缚的，它的发动有一种“至大之动力”，它自己能够把一切清规戒律“排除之”。至于自然冲动何时当发，何时当收，发得是否适宜，全由主体根据怎样有利于实现自身的冲动欲望这一标准来“自计”——“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迂于适宜与得当焉”。

泡尔生在第五章“义务及良心”中说到冲动与义务的关系时，还说：“平心论之，人类所以有道德之价值者，决不在深思义务，而意识其为行为之动机。盖勉强而行之，与安而行之者，固未可同日而语也。传康德者，其所述果确那否耶？康德之为人，果以义务为其行为之动机耶？非余所能知也。虽然，余敢自明，决不以此等叙事为可贵。盖义务感情，虽可为去恶之作用，而大人君子，决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之者，大抵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焉。”泡尔生的意思是，人们决不是为了有意识地履行某些“义务”，才去做有道德价值的事情的，尤其是那些内心崇高的“大人君子”，更不是靠“义务感情”来实现他们的伟大的，而一般说来，是内在的“冲动”陶铸了他们。

毛泽东读了这段话，非常赞同，按着作了充满诗意的发挥：

豪杰之士发展真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历，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按：吾之意与孟之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

在毛泽东看来，自然冲动不仅是凡人、常人的人格之源，也是圣贤豪杰、大人君子的人格之源。或者说，后者之所以崇高，正是充分地调动了自己的自然冲动。自然冲动作为最真实最根本的存在，同样也是最美好的存在，它是在必然的合理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最宏大的力量气势。它的表现不同于传统人格理论以“孔颜乐处”为标准的温文尔雅的内养、内持，而是一种包含体魄物质性内容在内的个体生命力量的外在倾泄，是活泼鲜亮的生命境界，也是人格的无所阻挡的充满的实现方式。

我们知道，孟子发挥孔子的“仁者必有勇”的观点，认为大丈夫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在人格的内在结构中，思想意志是情感意志的主帅，情感意志是充满体内的力量，“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失去了仁义之志的自然积累，主体的力量气概就失去了源泉，有如一个腹肠饥虚的人，没有力气和信心，更谈不崇高壮美。青年毛泽东正如前面通过肢解苟子的天性之“真”与礼义之“伪”的统一性，来论证他的自然冲动的社会含义及其道德的普遍性一样，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来肢解孟子的崇高的仁义之志迸发为浩然之气的统一性命题，来描绘和礼赞自然冲动的迸发境观，推崇泡尔生在书中说的，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自然我的观点。

青年毛泽东虽然否定了义务感情等人性之“伪”在人格道德出发点上的位置，但并不否认它们是人格构成的不可忽视的内容，并肯定它们作为人的第二天性的特殊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人的自然冲动与义务、良心相互矛盾的事实。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又不得不抹平冲动与义务之间的区别，表现出他当时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和自我矛盾之处。他认为，人格构成中的其他内容，无一不是自然冲动的延伸结果，它们并不是对立的：“义务之实行，何至必以自然意志相冲突”；它们甚至本是同一个东西：“性癖（天性欲望——引者注）与义务本为一物”。当泡尔生在书中谈到，“义务者，不起于一人内界之意志，而实由外界以无上之权威胁成之”时，青年毛泽东表示：“此处吾有疑义”。他推崇泡尔生这样的表达：“有义务，必先有冲动，无冲动亦无所谓义务”，认为与自己的观点吻合，并且在泡尔生的“人类以义务之故行善，则枯寂无味，殆若傀儡”一句旁批道：“诚然！”

从冲动、意志到良心、义务，既然是一以贯之的过程，为什么在人格实践中常常发生冲动与良心、义务，真与伪不一致乃至冲突的现象呢？良心、义务是否就是简单地顺从自然冲动的驱使？它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青年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

第一，主休处理“不得其法”，没有找到二者不相冲突便可完善自然人性的生存发达的方式。

第二，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候，如果完全“依冲动所命”行事，如过度饕■，或沉湎美色，就会“危及生存发达”这一根本目的。为此，主体须自觉地用良心来调节和控制自然冲动的实现方式，于是表面看起来，二者是不一致的，但实质上，良心的职能只是“节制而已，并非反对也；其节制亦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

第三，有的人不了解冲动与良心本为一致的关系，过于强调良心的调节功能，乃至把良心置于与冲动并列、对立的境地，由此造成冲突。这是“矫在过正”的迷误。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良心，不是自然冲动的派生物；由此所行之事，便是在承担不是由主体的冲动和意志产生的非我的义务，故而主体的感觉必然是“枯寂无味，殆若傀儡”。

39.知识大有影响于人心（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良心命令之责任，固非恃人类学学说中伦理学之结论，若心理学之定义，所能使之破坏者。吾人即确信伦理学之结论，谓良心者所以表彰国民渐得之经验，即道德足以维持人生，而不道德则足以破坏之，而良心之正当性质，并不因是而消失。然则吾人以国民之遗传知识为强证，而谓良心即道德之自然秩序，由客观而反省，岂遂以此解说，而破坏道德秩序之正当性质乎？且至于心理学说，无论其对于风俗习惯者如何，而亦不必有何等阻力，凡人精神之作用，受之于遗传若教育者，虽一旦证知其为谬误，为无理，而其势力并不即为之消灭，邃于科学者，或不能脱迷信之习，待无鬼论者，或冥行而恐怖如常人。然则此等固非写象及感情中谬误无理之原质，而实力其重要之原质矣。使人人无所谓道德及良心，而一切云为，皆决之于计较及顾虑，则国民殆不可以一日存，此尽人所知也。虽大哲学家，未尝以道德哲学指导其日用行常，而为之指导者，冲动也，感情也，道德也，良心也，好善恶恶之情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泡尔生此说诚哉其然。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虽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称其人过甚之言，彼未有自认为迷信者也。彼自谓知之已稳，故信之也坚，吾人乃指其坚信之状态，而字之曰迷信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吾人既由道德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否则，既知不信，必陷于矛盾，必往往而无适。由此以观，虑因论理学及心理学既明，必破坏道德秩序之正当性质固非，即泡尔生之以人虽明论理学与心理学，而仍不依之以行，仍依其固有之冲动及感情及良心，亦非至当之论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27—229页〕

［解析］

泡尔生这段原文的意思是，人们是依据自己的良心的命令为人处世，而不是靠逻缉理论、心理学结论等理性知识来决定自己的动作行为。举例来说，对那些信神信鬼的人来说，即使科学知识证明了迷信鬼神是荒谬的，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迷信心态；就是那些大哲学家，也不是用他们的道德哲学来指导其日常行为的，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他们的冲动、感情、良心等。

毛泽东的批语则不同意泡尔生的观点。他的批语说得很明确：（一）影响人们行为动作的，除国有的冲动、感情、良心等非理性的人格因素以外，还有理性的知识，如逻辑、心理学等知识，它们的影响力各占一半。（二）泡尔生用以论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是人们的信仰并不受知识的干扰。毛泽东驳议说，所谓信仰，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信仰、行动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三个环节，即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知之越熟，信之越坚，行之越切。如果知、信、行不统一，人们内心必陷于矛盾而无所适从。（三）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来看，正是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才有不断的变革进步。

40.服从神何不服己（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论者又难曰，良心之起原，既如经验论之说，终不免使人类有法律以外何所不为之思想。盖其初固以道德律而出于神之命令也，今若以神之有无为可疑，又或决神之为乌有，则举其所谓命令而唾弃之，非自然之势乎？余答曰：然，是诚自然之势，而决非真理也。道德律即如经验论之说，决非偶然断定之制度，而实以宇宙之性质及人类之性质为根本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种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原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一切时空内百般之事物，其应服从，价值无有过于此所得于己者之大。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从服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容，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寡者椎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摘自毛译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30—231页）

［解析］

在伦理学史上，有一种主张，认为人类的良心道德法则，起源于神的旨意。泡尔生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道德法则的根本是“宇宙之性质及人类之性质”。这确实是一个进步，把“道德律”从神的世界引向了人的世界。但是，因没有对人类和宇宙的“性质”作出科学的明确解释，其“道德律”仍属于客观唯心论的范畴。毛泽东的批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主观唯我的道德律。

毛泽东的思路是，要说有神的话，自己就是神，人们的道德行为所依据的，便是自我；如果说，道德法则起源于宇宙性质的话，那么，我就是宇宙，或者说，宇宙本就是由不同的“我”组成的。因此，在道德上，可尊、可畏、可服从的，便只有我。这就把泡尔生的客观唯心论范畴的道德律，引申到纯主观的道德律了。

毛泽东的批语中提到，他曾经主张“无我论”。“无我”原为佛教名词，认为世界上没有物质性的实在自体（即“我”）的存在。其说又分二种：一为人无我，是说人身不外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结合而成，没有常恒自在的主体；一为法无我，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由种种因缘和合而生，不断变迁，无常恒坚实的自体。我国近现代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史时，往往把古代某些思想家强调重视“大我”、牺牲“小我”的思想也称之为“无我论”。例如杨昌济发表于1903年《游学译编》第八册上的《达化斋日记》中说：“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宇宙年事，皆吾性分内事，为己者为此也；元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无我者无此也。”毛泽东说他曾主张“无我论”，大概是指他接受杨昌济的一些伦理学观点说的。

41.“义务”即发这自我之精神身体能力（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义务观念，以最狭之义言之，则吾人对于他人主张之权利，而定其当为及不为，如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是也。至其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则在义务以上，以其出于自由之意志，初非如前者之有所谓责任也。以此意言之，则无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矣。

以义务之广义言之，则凡与风俗习惯及道德律一致之生活及行为，皆谓之义务。如有人揖我而问途，而吾不之告，是即违义务者。盖义务观念中，固有亲爱同胞之命令也，若乃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则在义务以上，为之则为有功，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盖圣贤豪杰之所为也，以此广义言之。吾人得有对于自己之义务，发达自己之能力是也。义务之责人，乃有一程度，所行者在此程度以上，即为有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与良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节不甚当。

吾则以为，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当然，则是吾有救之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

为之则为有功，即宜以为之为义务，安有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之理。既认为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岂为合于论理之言哉！——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34—237页）

［解析］

在“义务及良心”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泡尔生试图对“义务”这个概念的含义作出界定。他认为：（1）最狭义的“义务”是要求人们不要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简言之不做坏事；至于“济人之急，成人之美”这类好事，并不是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2）广义的“义务”，是按社会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办事，如别人向你问路，你就有告诉别人的义务；至于合身救人这类事，不属义务范围，你做了，是有功，你不做也不算违背了义务。圣贤豪杰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便在于他们做了义务之外的好事。（3）最广义的“义务”，就是像宗教徒一样，无条件按照教义或神的命令行事。

对这三层含义的“义务”界定，毛泽东都写了批语，总体上认为，泡尔生的论述“不甚当”。

毛泽东对“义务”的理解是：（1）义务不是客观的规定，而是主体为了“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的需要。因此，人们只有对自己之义务，而没有对他人之义务。包括做泡尔生说的最狭义的义务范围内的事情，如偿债、勿偷盗之类，也不是为了不伤害别人才去做，而是“我欲如此”也。至于舍身救人这类不属于泡尔生说的义务范围的事，在毛泽东看来，更是应该去做的“义务”，因为“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能发达我的精神和身体能力。（2）对一切好事、善事，没有说不做也无损于义务的。圣贤豪杰做到的事，也是普通人应该做的。普通人做不到的或没有去做，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及身体能力还没有“发达”到“最高”境界。（3）在泡尔生说的“最广泛”的义务含义，即“按命令办事”一段旁，毛泽东批注道：“此所谓义务直是法律，法律则止于禁人为恶，而不强人为善，岂道德上至要紧之义务而可如此哉？义务者，对己者也，对己之义务无有在一程度中止之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

42.文艺创作就是实现自我（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夫由此种种之希望而著书，其所著之书之价值，并不因之而贬损。至于为专利人之鹄的而著书者，亦不必无远劣干好名者之所著也。叔本华者，素不措意干他人之利害者也，其著书也，皆欲泄其所窥见之大秘密。而公之于世，未有以利人为鹄的者。彼之著作，如诗人之行吟，美术家之奏技，自实现其精神界之秘妙而已。夫使世界有我而无他，则一切著作，诚皆无谓。无听者则演说家必不启口，无读诗者则诗人文士或未必下笔。然当其经营之治，固不必专为他人设想也。格代尝语伊克曼（Eckermaun）曰，余未尝以著述家之责任自绳，如何而为人所喜，如何而于入有益，余所不顾也。余惟精进不已，务高尚余之人格，而表彰余所见到之真若善而已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6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节议论透彻之至。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故所谓为他人而著书，诚皮相之词。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其余各种之事亦然。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癯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6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46—248页）

［解析］

泡尔生在书中为了说明人的行为动机是实现自我，即“利己”，常常用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著述”活动为例。在前面引述的原文里，泡尔生便引了伊克曼（今译埃克曼，歌德晚年的助手），在《歌德谈话录》中记录的一段话，即著述都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目的是“表彰余所见到之真若善而已”。

毛泽东当时接受了实现自我的观点。实现自我，是当时从西方传入的“自我实现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自我实现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英国哲学家格林（1836—1882），杨昌济在《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中介绍这种主义时说：“充实自我具有发达的可能性，谓之实现自我，以实现自我为吾人行为之最高目的，谓之自我实现主义。”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批语里，他基本上重申了杨昌济介绍的“实现自我”的观点。

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从人格道德和人格意志的完善和实现的角度，阐述了主观论的一些艺术美学观点。在所有这些段落旁边的批语中，青年毛泽东都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并有所发挥，特别强调实现自我的观点。从他的批语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观点。

（一）艺术以及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是主体本性的外发。即“言者、心声。心声者，其心之本质之所具之能力所发”。这显然是以中国传统的言志缘情的表达方式来发挥他读西方论著时所获得的启发。这样，在文艺等精神产品的本质，究竟是客观生活的反映还是主观世界的表现这两种观点的悠长久远的分歧面前，青年毛泽东明显地选择了后一个观点。

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还以歌德创作《浮士德》这部艺术杰作为例，说明“强大之天才，可以为暴君，可以为圣贤”的主观性。浮士德这一形象开始是蔑视国民的信仰风格，放纵主观欲望，后来则克己慕义，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这种由极恶而向极善的转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泡尔生认为，这全由浮士德的主观选择促成，他是为了“奋自救拔”，“趋至高尚之鹄的”，“实现此观念”。但是，由于作者歌德本人并未有经验过像作品中所描绘的浮士德由主体人格的大抑郁转而赞美建造防水工程那样的大善大美之事，所以作品结尾部分的描写并不确当，并且戛然而止。泡尔生由此得出结论：像歌德这样的艺术创造天才，也只能描绘主观世界所体验和感觉的东西，一“远轶于主观范围”，便“不敢纵写也”。毛泽东读到此批道：“诚然，诚然”。

泡尔生在书中阐述艺术表现主观世界这一观点的集中段落，就是前面引述的原文。其核心是，创作目的的最终实现是通过他人的接受转换来完成的，但创作目的本身和创作出发点，毕竟是一种自我表现。从毛泽东对这段论述的批语中，可以引申出他关于文化艺术创造的其他相应的观点。

（二）就文艺创作的发生而言，文艺创作活动同人类其他活动一样，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本质中的某种能力和意志，而绝非是为了达到外在于主体自我（如为他人利益服务之类）的目的和责任。否则，那便不能创造真诚之作，真诚的作品只能根源于真诚地表达主观世界，人品与诗品基本是统一的。创作的灵感、才情、想象来自自我的那个“秘妙”世界，来自主体人格所追求和感觉到的真善美世界。

（三）就文艺创作过程而言，这是一个自由抒发、仗气使才、纵情捭阖、人己浑忘、气脉贯注的宣泄过程。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创作观。毛泽东的批语，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着力提倡的“天马行空”的大精神的创作境界。这显然是对天才人物的想象力和独创性的极意颂扬。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崇拜、主体崇拜，萌生于青年毛泽东的“圣贤创世”和英雄崇拜观念。从创作论角度看，似乎比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辩，成一家之言”，比陆机的“观古今于须史，抚四海于一瞬”的创作境界理论还要狂放和洒脱一些。

（四）就文化艺术价值而言，既然作品是主观世界的表现，创作是自我的需要和实现，那么衡量文化艺术作品有无价值的标准，就只能是主休需要与否，主体表现真诚与否，而不应以社会的客观的是非效用来判断。值得一提的是，泡尔生在其著作中还曾谈到，人类的生活有无价值，难有既定的标准，因时因地而异，只要是萌生于人们的自然需要的活动，都有价值。例如，“人类于幼稚时期，以嬉戏为乐者，亦不失为有价值。”毛泽东批注说：“此说甚是”。在其他章节，泡尔生说，“歌德之赋诗，皆以为得最大之快感之作用。”毛泽东也深以为然，并在批语中以此说明他极力主张的，人的活动是为实现其“冲动”和“快感”的观点。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有关文艺美学的批语中，有一段话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泡尔生在书中谈到，“美学也，伦理学也，皆无创造之力，其职分在防沮美及道德之溢出畛域；故为限制者，而非发生者。美及道德之实现，初不待美学、伦理学规则之入其意识中，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不宁惟是，人苟以美学抡理学之规则入其意识，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则往往转为实现其美与道德之障碍。人之作书，泥于字书之规则，则反易致误。”

毛泽东读此的批语是：

吾极主此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鹊矣，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书，皆是述而不作。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安能丝毫之创作哉？！

粗粗看去，这条批语似乎与前述艺术属于主观世界的表现和天才人物的创造相矛盾，特别是其中“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一语，被一些论者引用来说明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但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段批语不仅不与青年毛泽东的上述观点相违背，而且是更深入的发挥。

首先，此段批语与以上批语所论述的对象范围不同。以上所述是就文化艺术创作以及整个文化艺术实践活动而言，属于情感、意志的作用和实现方式。这段批语是就科学的文艺美学理论而言，属于对文化艺术创作和实践活动的规律的总结和把握。毛泽东说美先于美学而存在，说是说人们的文艺创作等审美活动实践先于总结这一实践规律的文艺美学而存在，由于人们在创作中已经得其“正鹄”，体现了文艺的本质特性，因此关于文艺活动的“著述”只能是“钩画其实际之情状”。

其次，人们著述立说，总结文艺活动的经验规律，依据什么来“述”呢？泡尔生依据康德派的观点，认为只能运用先验的知性原理和直观形式来规范和支配感性材料，却不能超越先验的认识框架。毛泽东说的“述而不作”，“无创作之力”也是就先验框架与认识结果的关系而言。那么，什么是先验的认识框架呢？“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休”。这里的“现象”就是康德讲的“现象界”，包括一切物质存在以及现实社会关系，它们充满着各种差异；而“实体”指的是康德的“本体界”，它是一切精神的最高实体，是一种无差别的永恒的境界，也就是青年毛泽东所苦苦寻求的“大本大源”。人们的主观心灵只能达到它，与它认同，而无法超越和改变它。显然，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运用于文艺美学，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美学观。其认识活动链可概括为：实体→现象→观念→心灵→著述。

第三，理论化规则化的“美学”和“伦理学”，在人们的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中，到底有没有束缚作用呢？泡尔生认为，最圆满的道德和最根本的美，都“由天纵者以其本能实现之”。所谓“本能”，就是生而具有（“天纵”）的自然冲动及其快感。这是其《伦理学原理》和青年毛泽东的批语反复阐述的一个概念。因此，美学伦理学的种种理性“规则”，不能也没有必要成为人们的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所关注的问题，不能“入其意识”。否则，只能成为实现美的实践（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的“障碍”。青年毛泽东说文艺活动和道德行为过程中的“心灵本于自然”，“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安能有一毫之创作”，也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自然”，不是唯物主义美学观所理解的生动活泼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而来源于永恒的绝对的宇宙真理的客观存在和主体的自然本性的冲动欲望。文艺创作是主体心灵和观念的外化，艺术之美是自然冲动和追求快感的欲望以及由此发生的心灵变化的产物，当然不能增益或减损真理的内容和心灵冲动的本质。相互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就是个性与共性、局部与整体、变化与永恒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叙述可知，毛泽东当时强调文艺创作实现自我的本性特征，强调文艺美学源于冥冥之中的真理实体的本性特征。

43.宗教之功能（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一）道德宗教历史之关系及其因果，道德与宗教，其果有必不可离之关系，起于其内界之性质者耶？抑各自独立，而仅有偶然之关系耶？

神为傲慢之敌，故即为道德之保护者。凡人类之无势力者、无权利者、漂泊异乡者、赢弱者，尤为神所呵护。如人有侮慢宾客若老幼者，则神必罚之。此其所致意者也。

抑考求宗教道德之关系，更有进于此者。吾人于一切宗教得谓之对于超绝之实体而信仰者。凡宗教，皆以不满于经验界所见实体之感觉为前提多神教之所谓神，乃以代表人类美善生活之理想，而使之实现于目前者也

生活之影响于信仰也如是，而信仰则亦反应于生活。人即信善之有势力矣，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吾敢言人之处斯世也，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一切宗教，以信仰为基本。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8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

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

此段言宗教与道德关系之进化，颇好。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摘自毛译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8章“道德与宗教之关

系”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59、263页）

［解析］

毛泽东上述批语，是他第一次用理性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泡尔生论述宗教与道德的关系，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宗教客观上的抑恶，从而保护弱小者；一是宗教主观上的扬善，从而催人立其信仰并按其信仰进取奋斗。青年毛泽东对宗教的这两个功能，是肯定的。但对于前者，他认为是在人们缺少文明“未开化之时”所发生的功能；对于后者，他认为在文明时代，宗教本身是不必有的，但其包含的对信仰的执薯追求，则又是人们所不可无的。这个观点，是颁有见地的。他一生重视主观意志，追求理想（信仰），在这里也可体会到一点线索。

44.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读陈独秀主编《新青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摘自陈独秀1919年1月15日《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对于陈君，认为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摘自毛泽东1919年7月14日《陈独秀之被捕及管救》（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305—306页）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侯，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粱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摘自毛泽东1942年3用30日在延安中共

中央学习组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

（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页）。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页）

［解析］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著名刊物，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1915年9月，陈独秀（1879—1942）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为月刊，从第3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除陈独秀外，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轮流负责编辑。它一开始就高学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宣传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盲从和武断；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尖锐批判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孔子学说。它的创刊，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逐渐转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把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续出版，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成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的机关刊物。1926年7月停刊。

“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寥若晨星。而“五四”以后代一年中，新出版的刊物就达400多种，尤以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的刊物为多，而其中统大多数都宣称是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其中，自然又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最。无论怎样估计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似乎都不过分，因为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著作铸成了一代青年人的信仰和品格。

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这样叙述当时《新青年》的进步影响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批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接着，毛泽东便说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第一段话里开头的那一句：“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下建立的。”

在《新青年》众多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当中，青年毛泽东是十分突出的一个。据他当时的同学也是亲密朋友的周世钊回忆说：“毛主席的思想大转变，是1915年读了《新青年》（注：当时为《青年》杂志）之后。当时由于杨昌济先生在《新青年》上写文章，介绍学生阅读，毛主席是热爱这杂志的一个。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主张文学革命、鼓吹科学和民主的《新青年》，成了毛主席这时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因此，他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在这前后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一条”的签定、袁世凯的称帝等，国内外一连串的事变，毛主席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深深地刺激他的心灵，使他更急切的想找出一种方法，寻找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藏材料）周世钊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毛泽东当时思想情况。

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便是由《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刊登的。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从事社会活动，与《新青年》的关系就更亲切了。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便嘲笑旧脑筋的人莫名其妙地反对学生看新思潮杂志，所谓“《新青年》一类的邪书，尤不准他们寓目。”1920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在《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10日）上发表广告性文章，特地推荐《新青年》，把它列为文化书社经营的“杂志之重要者”的首位。同时，毛泽东还请陈独秀出具信用介绍，使文化书社同《新青年》杂志社开展亲切的业务往来。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影响下，毛泽东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从抽象谈论大本大源等伦理哲学的课题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政治思想的探索和改造中国的实践的历史潮头。

《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在哪些方面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发生了影响，并使他“非常佩服”呢？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很多，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接着《新青年》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引入中国社会。他把新文化、新思想、新信仰看做新社会的基础。他主张用西方文化，冲决中国封建文化的网罗，利刃断铁，快刀理麻，使中国文化传统来一个脱胎换骨，使社会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人人脱离奴隶的羁绊，完成自由自主的人格。陈独秀也主张用西方价值观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不过他所指的西方文化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内容，而体现最高价值观念的自由，同样也具有了一些不同的新内容。他在《新青年》第1卷第1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他认为，法兰西人近世所创造的社会主义，从进化的角度讲，更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的要求。对陈独秀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很熟悉的。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便把在《新青年》等杂志上读到的这些新知识、新观点做了一番描述，他说：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联系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中有关陈独秀言论的评论，可以看出，陈独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打开了青年毛泽东思想探索的闸门。所以，他热情地欢迎陈独秀，崇拜陈独秀。他高度评价陈独秀传播西方文化的功绩，“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的活动，“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

毛泽东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可以说是《新青年》在湘江之畔的回声。毛泽东在上面的一些文字、见解，也常常可在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中找到渊源。

陈独秀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文学革命化》（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一文中高扬“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谈到“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的“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陈在《宪法与孔教》（载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的条文，“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陈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和通信中，都发表了许多反孔的主张，例如答常乃德的信中说：“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载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4号）答吴又陵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抡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载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一文中则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在前面引述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的那一大段话中，毛泽东引用了陈独秀的两段话，一是“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这是转达陈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木志罪案之答辩书》中的意思。其原文我们在开头已经引述。陈独秀在文中的自我陈述以及毛泽东的转述，都是抓住了《新青年》杂志的基本主张和主要的思想贡献。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引用陈独秀“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人试验室”。此话出自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似乎是谶语。此文发表之后3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毛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就是为此事而写的。

《新青年》杂志前两卷辟有“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两个栏目，介绍了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局和政局的变化，俄国发生的二月革命，以及国内时局动态政潮分析，诸如北洋政府复古尊孔等类倒行逆施之事。紧接这些介绍之后，往往在以后几期就有有关的评论文章出现。这些都是关心时局的毛泽东极感兴趣的材料。第4卷开始的“随感录”一栏，陈独秀、陶孟和、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针对时弊，发表短小精悍的文章。后来《湘江评论》上虽然没有用上“随感录”这名目，但每期都有以《放言》为栏目的，类似体裁的锋利短文，还不只是体裁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思想方面的影响。例如，鲁迅在《随感四十八》（《新青年》第6卷第2号，署名唐俟）中描写一些反对改革的人说，这些人主张“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5个月之后，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上批评那种“‘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在《新青年》随感录栏，陈独秀、钱玄同、鲁迅都发表过好些篇反对“保存国粹”的文章。正如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说的，那些人认为“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也批判了那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的思想。（季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86—187页）

关于陈独秀在主编《新青年》时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除《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有所表露以外，在此之前，1917年9月23日，他同好友蔡和森。张昆弟就讨论过：“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陈尤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青年毛泽东不仅是读陈独秀的文章，在同陈独秀的直接交往中，在思想上，特别是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建党过程中受的影响也不小。

1918年8月，毛泽系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李大利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又这样谈到化同陈独秀的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青年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他的“新材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年2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月5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毛泽东都列名于上。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期间，为驱张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毛泽东以影响。毛泽东自己也回忆到，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了上海。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泽东在这里又见到了陈。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泽东这样告诉斯诺：

“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给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这完全是极其秘密进行的。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同一个月，毛泽东接到团的章程后，湖南就随即成立了团的组织，在新民学会的成员和第一师范等校进步青年中，是较容易物色到团员的。毛泽东领导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被陈独秀看作是最得力的地方组织之一。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

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要求长沙、上海、北京、广州、武汉5个区，在近年内各发展组织到30人，以便成立地方委员会。由于毛泽东的得力领导和湖南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40多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了湘区委员会，到党的“二大”召开，全国121名党员，湖南就占了三分之一，工人运动更是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的工作做得好。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湖南党的工作，认为比其他地区都做得好，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得好，所有工会“都在党控制之下”。毛泽东于1923年4月奉调到上海，随后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进入中央局，任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实实在在地有感于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不可替代的贡献和地位。所以，在40年代，尽管陈独秀早已被开除出党，毛泽东仍然多次谈起他，客观地评价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且对他在党史上，主要是建党前后中的历史地位，也是肯定的。

45.我钦佩胡适的文章（读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

主义初时起，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摘自胡适1919年7月20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第一条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心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

第二条下列各种问题及其他认为有研究价值续行加入之问题，为本会研究之问题。第三条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摘自毛泽东1919年9月1日《问题研究会章程》（见《毛泽东旱期文稿》第2版，第396—401页）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息不下几万乃至几千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摘自毛泽东1920年3日14日致周世钊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74页）［解析］

在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青年时代读《新青年》杂志时，有这样一句话：“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在这里，他把胡适与陈独秀并列，作为自己当时的“楷模”。

毛泽东自然首先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的一些文章并对他有所了解的。1918年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参加过哲学、新闻研究会，旁听过胡适的课堂讲授。胡适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上颇负盛誉，威望很高。他学贯中西，以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深得广大学生的欢迎与拥护。蔡元培曾称誉他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当时毛泽东也仰慕胡适。肖三在《1918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说：“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主席仰墓他们。杨（怀中）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这就使毛泽东和胡适的联系更紧密的。

毛泽东对胡适的文章也认真研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胡适提出，作文“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25年后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再次予以强调。毛泽东曾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请教过胡适。关于中西学术的关系问题，实验主义哲学的问题等，他都曾得到胡适的当面指点。他还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胡适在北大所作“实验主义”的讲演，是他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次讲演。毛泽东也受到实验主义很大影响，他把实验主义认作对抗思想强权的新思潮。他指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反动，“风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1919年7月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陈独秀和胡适当时还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够大的。他办《湘江评论》，无论刊名和倾向，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上发表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特别赞赏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说：“《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在毛泽东这篇文章里，还包含着易卜生的妇女解放论的观点，这和胡适所宣传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在“五四”运动时，他们是志同道合地向旧势力进攻的。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

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车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目前，虽没有直接文字材料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但从他的其他文字可看出，他不仅读过，而且胡适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作为响应，他甚至想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这个设想虽然后来并未实现，但从他所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这《章程》曾经印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朋友邓中夏将它刊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上。《章程》共分十二条，第一条说宗旨：“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第二条列举了一批有待研究的问题，大项目列了71题。例如：（一）教育问题；（二）女子问题；（三）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之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问题大可以大到“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第八题）、“民族自决问题”（第十一题）、“经济自由问题”（第十二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第十八题）；问题具体可以具体到“飞渡天山问题”（第三十五题）、“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峡凿隧通车问题”、“日本粮食问题”（第三十九题）。在这大大小小71个题目中，有8个题目又包含若干个小题目，共计81个。如教育问题中列举了17个小问题（如①教育普及问题、⑨废止考试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等等），这第17小题是很有意思的，杜威这位提倡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是胡适心目中的一尊偶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正是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和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当时胡适请杜成来中国讲学，为时两年又两个月。1920年10月26日，杜威在长沙讲演，毛泽东曾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只说这《章程》中，毛泽东说的是“如何实施”杜威的教育说，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当时认同杜威和胡适意见。

除了杜成教育说外，我们还可以从《章程》中看到毛泽东赞成胡适主张的例证。例如，胡适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大总统权限问题”，《章程》第二条所列问题之（58），就是这个问题。此外，胡适文章说的“女子解放问题”，在章程中“女子问题”中分列为17个小题目，诸如（1）女子参政问题。（2）女子教育问题、（3）女子职业问题、（5）贞操问题。（13）放足问题、（15）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17）避孕问题，等等。这就比胡适文章分得更细也想得更细了。胡适文章提到了“加入国际联盟问题”，《章程》也有（15）国际联盟问题，以及有关的（24）印度自治问题、（25）爱尔兰独立问题、（26）土耳其分裂问题、（27）埃及骚乱问题、（28）处置德皇问题、（42）山东问题、（48）铁路统一问题（撤销势力范围问题）、

（52）退回庚子赔款问题，等等。这也是把胡适提出的问题更全面更具体化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之后，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李大钊的这一篇刊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调评论》第35号。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是9月1日写的。从时间上来说，毛泽东在草拟这《章程》时，有可能已经看到李文，也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李文。从《章程》内容看，大体上都是胡适的意见。李文中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章程》第三条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这看起来是反映了李大钊的意见，但《章程》这一条中说的，“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所列举的各种主义是：“（1）哲学上之主义；

1伦理上之主义；（3）教育上之主义；（4）宗教上之主义；（5）文学上之主义；（6）美术上之主义；（7）政治上之主义；（8）经济上之主义；

2法律上之主义；（10）科学上之规律。”这里列出的各种主义，实际上是那许多大大小小问题按科学的归类和概括，同李大钊心目中的有特定政治含义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同的。但毛泽东直言“主义”，也表明他不是在胡适文章后面亦步亦趋。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同胡适有所接触。他后来同斯诺谈起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泽东对此颇不以为然，同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泽东在信中对周世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非留学篇》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3号，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之所。文章说：“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相近，可以采用。这一想法深深吸引了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手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曾经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的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征求胡适的意见。也是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信中毛泽来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对毛泽东等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1920年4月，胡适在《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中说，“我是见惯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的，觉得‘工读主义’乃是极平平无奇的东西，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我当初对于这种计划很表示赞成，因为中国学生向来瞧不起工作，社会上也瞧不起作工的人，故有了一种挂起招牌的组织也许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许还可以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对于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的看法，毛泽东同胡适则是不一致的。毛泽东把它的目的规定为“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我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田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胡适认为，“自修的条件很不容易：（1）参考的书籍杂志，（2）肯尽义务的学者导师，（3）私家或公家的优待介绍，（4）便于自修的居住，（5）要求良好学校的旁听权。此外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谋生的工作每日决不过4小时。如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尽管他们对举办自修大学的意见不同，但毛泽东在拟定章程时，还是采纳了胡适提出的一些具体条件和办法，并列为明确的条文。自修大学的创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发表了评论。

46.颇想研究国语（读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锋》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五·九·五从修业学校寄

——毛译东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信（见《毛译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04页）

［解析］

黎锦熙（1889—1978），号邵西，湖南湘潭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早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历史。1915年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长期任教。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毛泽东与黎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黎锦熙在该校任教。他们常在一起畅谈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黎锦熙到北京后，他们之间仍然不断有书信来往。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在教育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黎锦熙和教育界的许多爱国人士一样，感到学校“教材之不适宜”，“而其中以国文一科为最”。学生只是“咬文嚼字，费尽心力，而终于文理不通，白字连篇”。黎锦熙认为：学生自初小以至中学，“国文一科更为输入“一切常识、精求专科学理之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实行义务教育，不过健全国儿童虚掷四载光阴”。因此，国文一科教科书，必须改革。基子这种思想，黎锦熙撰写了《国语学之研究》上下篇，上篇《原理论》发表在1919年8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六号上，内容包括“发端”、“音韵”、“词类”、“语法”和“结论”等五章。毛译东本来是学教育的。他从一师毕业后就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在教学工作中，他同样感到教材必须改革，他读了这一期《民锋》后，立即给黎锦熙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说：“读之益我不少”。还表示对“国语”颇想研究，他认为，要改革教育，首先“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

毛泽东这些话，并非即兴之论，更非应酬之语。他青年时代确实很注重国语学，并下过一定工夫的。例如，早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里，他说：“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这里说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是指黎锦熙发表的《论教育之根本问题》，该文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1919年9月1日，即复黎锦熙谈其《国语学之研究》那封信的前4天，毛泽东在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后发表于1919车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上）中，列了71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里，就包括“国语教科书编纂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又说：“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

刊载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的《民铎》杂志，创刊于1916年6月，是由一批留日学生所发起成立的“学术研究会”主办的综合性刊物。最初在日本东京出版，从第5期开始改在上海出版。1929年停刊，共出版52期。前期的主要撰稿人有李石岑、易家■等人。刊中间或也有郭沫若、田汉、郑振铎等人关于文学方面的著作出现。毛泽东在仔细读黎锦熙的《国语学之研究》的同时，也读了田汉在同期《民铎》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并同称为“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

47.在岳麓山建设新村（读周作人《日本的新村》）

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kia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至于实行上，现在正是发端，去年十一月，才在日向的儿汤郡石河内买了一块地，建立第一新村，着手耕种。又在东京发行一种月刊《新村》发表意见，记载情形。下面这几节，便从这月刊中抄出，可以晓得大概。

“每日值饭的人五时先起，其余的六时起来，吃过饭，七时到田里去，至（下午）五时止。十一时吃午饭，下午二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迭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五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读书；十时以后息灯；这是日常的生活。雨天，上午十一时以前，各人自由，以后搓绳或编草鞋，及此外屋内可做的工作。每月五日作为休息日，各人自由。又有村里的祭日到那时节，当想方法举行游戏。”（十二月七日武者小路笃实通信，见《新村》第2卷第1号）

——摘自周作人1919年3月15日《日本的新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人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忌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

——摘自毛泽东1919年12月1日《学生之工作》（见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49、455页）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五四”时期，为寻求社会改造的途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大都首先是接受了这些思潮的影响，而后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的。日本的新村运动，在当时对毛泽东影响较大，而较早介绍新村运动的，便是周作人（1885—1967）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上《日本的新村》这篇文章。

当时，出身于日本贵族的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笃实提出一套所谓新村主义的理想。其出发点是不满意现有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行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他创办专门研究新村问题的刊物，并于1919年在日本九州日向地方组织了“第一新村”，从而在日本发起了一个所谓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它被中国的先进表年普遍接受。周作人亲自到日本的“日向新村”，参观考察，回国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作了详细介绍，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福音。”与此同时，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泽东于4月7日赴八道湾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

创造一种新生活，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后期便有的一种“梦想”。1918年夏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便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实验。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他们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己学习，相互讨论社会改造问题，自己挑水挑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并不见得有怎样详密的计划和具体的目标。也就是说，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各自都有更实在的事情要做，很快便四散他走了。

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一文，是1919年3月15日发表的，那时，毛泽东刚离开北京。4月他经上海回到湖南，可能读了《新青年》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他说：“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自当不是偶烈的。这一次，是有充分的准备了。他潜心构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这个“新村”计划“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是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2号上公开发表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仅从这一章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当时受新村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构想远比周作人介绍的日本的新村实验全面、具体。

首先，青年毛泽东建构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点在农村，新生活的创造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他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大弊端，社会改造的一大难处，是本来充满朝所追求新生活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多鸳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的做法，进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把理想寄托于衣村和农民，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共同特点。19世纪以来各种理想主义学说的思想前提，是不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又找不到既能吸收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又能摆脱它必然滋生的种种罪恶的改造途径，于是把受资本社会恶俗浸染较少的农村想象成稍为干净点的乐土，向往农民们过的自然朴实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青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新村社会设在农村，无疑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而且是直接受到日本的新村运动以及李大钊1919年2月20日至23日发表在《晨报》上的《青年与农村》的影响。

生活在“新村”里的新人们，特别是新学校的学生们，是快乐的、潇洒的。青年毛泽东这样安排他们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其他不谈，单谈其中4个小时的工作事项。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自然美、劳动美、艺术美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愉快。他提出要吸收现时学校“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的手工课的优点，把手工课用于生产和实际生活当中。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具体说来：“种国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粱、蜀黍等亦可间种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畜养。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这个社会的基本体制是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间内不取出会中所存之利益，在某期间外，可取去其利益之一部而留存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就是一种“新村”。

总之，青年毛泽东亲自设计新村的蓝图，基本情况和周作人从日本日向新村参观回来后所作的介绍相同，但增添了刘师复等主张必须建立的各种公共福利机关和生产机关。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其规模比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的规模要大，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尺的单位。新村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他希望通过这种充满“新精神”、代表“新社会”的“乌托邦”的实行，改革社会的经济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等。这些设想，根本上都是在元政府主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所以，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特别提到：“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三、政治篇

1.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柯卡普《社会主义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洁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摘自毛泽东1941年9月13日《关于农村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解析］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出版，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这本书开宗明义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悍代英定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该书于1892年出版。中国新青年出版社1921年1月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考茨基在这本书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简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原则等原理，并揭露了各种敌视社会主义的诽谤捏造之辞。这本经恽代英翻译的书，对青年毛泽东起了启蒙的作用。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专门谈到了这本书，他说：“考茨基专门写过《阶级斗争》，翻译是恽代英的功劳，但译得很不好，读了很得益。”（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第188页）

《社会主义史》，英国人柯卡普（1844—1912）著，初版于1892年。1913年，英国人辟司加以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史实。李季据辟司的增补本译为中文，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社出版，这本书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讲起，一直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真相互关系等等情况。该书肯定社会主义反动“工界、妇女、被鱼肉的回家和种族”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主张“劳力对于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作一种根本的改变”；并说明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两种大革命的嫡子”。作者认为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和活动都是“社会主义”。原著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客观的介绍；对剩余价值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在增补的最后几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粗暴的攻击，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中一种最危险的和最可怕的新派”，将给社会带来“一种极大革命的灾祸”。《社会主义史》是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第一本书，自然其中含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明显的攻击，但在当年仍不失为一木传播社会主义知识，开阔人们视野的启蒙性读物。毛泽东也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种种社会主义的流派的。

以上3本书，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屯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遥过。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曾经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虽然是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事实。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06年，就有《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本世纪初也曾发生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但确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传入中国。1920年，几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中文本相继问世。不久毛泽东便“热心地扳寻”到了这些书籍，加以研读。

从这3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时间来看，毛泽东关于读这3本书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差误的，3本书的出版都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之间。因此，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时候，这3本书不可能读过。毛泽东在北京期间，读到的可能是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是由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举办的“亢墓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的名义印的。据黎锦熙日记，他1920年1月4日到毛泽东住处晤谈，便看见其书案上摆着这本书。李锐认为，这点时间差异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时，正是他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之时，他努力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阅读。

1939年底，毛泽东曾对即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曾志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活中也说，正是在读了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之后，他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才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角后，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可见，毛泽东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不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满足，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中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

可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个人特色”的表述。在他看来，任何载述理论的书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即使是马恩的经典著作，因为你从中找不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书本又是有用的，即使像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书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书也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只要是看问题的角度适当，不是愚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毛泽东十分服膺清代学者颜元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他从事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在于他迅速而简捷地把握和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并且“老老实实”在实践中加以体证，这也是他使某些能成段背诵《资本论》的人，如王明，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主要原因。

有些人参加革命的热情不可谓不高，革命理想不可谓不纯，对革命理论的了解不可谓不多，可是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革命造成最大损害的，也恰是这些一腔热血的但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书本的研读，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如颜元所云：枉费了多心思。

毛泽东的伟岸，看来并不是如许多人所说主要是由于其“卡生斯玛”的个人魁力，或是什么天才，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他“老老实实”的实践精神。

中共建党初期，初深入安源煤矿调查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领导了安源煤矿工人的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猛烈攻击它“糟得很”，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为了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了解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毛泽东从1927年开始，先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农村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社会各个阶级、政权、交通、商业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调查使他对中国农村、中国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从而使他能够正确分析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和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论证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利建立红色政权的可能性，从而探索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不同于苏联和巴黎公社以来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在摸索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途径。在长期的根据地和战争环境中以及后来的和平建设初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2.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主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新译文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序言中指出：“确切他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引者注）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祉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四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铀。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迪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摘自毛泽东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意义》。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35页）

［解析］

毛泽东当时表述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论断的背景是：五卅运动以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大大加速，并且日益公开化了。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1925年六七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国民革命说成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们的阶级性，恢复他们的国民性”。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这一理论一出现，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集结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发表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引、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中共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1925年11月25日）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派，1q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1925年秋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曾嚣张一时。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国家至上”，“民族工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地对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1926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所作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时，题目政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了当时存在的“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倾向，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并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出了4000多年的中国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结论。就是为了回答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阶级调和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赖以劈开中国社会、推动中国革命的法宝，也是毛泽东终身服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不仅仅回答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奇谈怪论、而且，也是他日后读书读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

众所周知，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于他的乡人曾国藩是十分敬佩的，他曾对知己好友发出过“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喟。并深受以曾国藩为首的，主张“实践理性”旗帜的湘学传统的影响。然而，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立场和观点就转了过来，不再以“英雄伟业”的观点来看历史，而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从钦服曾国藩“讨平洪杨”的完满无缺，到痛责其镇压农民革命之凶残。这是毛泽东历史观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我们在他日后的许多著述以及读书评注中都可以见到其痕迹。

3.西方侵入带来了什么（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队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摘自毛泽东1949年9月16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3页）

［解析］

对于东方来说，西方的影响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西方文明伴随着血与大的殖民征服降临东方，所谓西方文明，意味着杀戮、掠夺和征服，象征着对当地文明的践踏和摧残。西方人以高贵优越的人种自居，到处以自己的面目征服和改造世界，奴役和压迫被征服民族，使之永远处于附庸地位。另一方面，西方近代文明的确在一定时间内代表着世界近代化的方向，东方的确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先进技术，乃至引进各种先进思想。学生学习老师，老师却侵略和欺负学生，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恰是在这种矛盾与扭曲中发生的。

毛泽东上述的话是针对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而发的。在白皮书中，美国国务卿艾琦逊认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由于有三千多年的高度发展的文化和文明，一向以世界中心的优越地位自居，而近代西方的介入，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技术和高度文化以及进取心，而这些恰是中国自己所无法企及的东西，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激起了骚动和不安。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革命的发生。无疑，艾奇逊的话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的一种居高临下式的强盗逻辑，充斥着对历史的扭曲。他只字不提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与屈辱的帝国主义侵略。反而大谈什么外国人带来的“进取心”。他不明白，从本质上讲，文明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以优等文明自居者，无非是一副征服者的嘴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殖民宗主国人民文明自觉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嘴脸就尤其可憎。

当然，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由于具有针对的批判意味，所以政治含义较重，着重在阶级、民族反帝斗争的意义上探讨“西方影响”。而没有涉及“西方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说西方思想导致了中国革命也不能说是全错，中国近代也的确出现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从西方窃得火来，发动革命的先进人物。这一点，毛泽东在另外的文章中也曾指出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反抗，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新式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出于无奈造就的，而相当多的是中国人出于近代化自强的需要造就的。毛泽东本人也恰是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之一，正是这些人给中国带来了新生，使中国发生了帝国主义所不愿看到的巨大变化。

4.随时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的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摘自毛泽东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解析］

伴随权术而到来的阴谋，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离开了权术，整个政治运动就会陷于僵局。君主有驭下之道，臣子有谄上之术，平级之间的纵横摔阖，同僚中的尔虞我诈，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被定为一尊的儒家学说，在被董仲舒熏出仙气之前，已经沾上了浓重的道家味和法家味。政治权术和阴谋则成为后世奉行儒术的传治者心照不宣的惯技。号称民主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同样充斥着权术和阴谋，政客们院内斗法，院外游说，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各种肮脏的交易都借民主与法律的名义公然倡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剥削阶级的政治都有一层阴谋的黑幕。

高岗、饶漱石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俩出于个人的权欲，互相勾结，利用职权进行阴谋活动。在1953年夏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和会后，他们挑拨离间，搞小动作，制造党内纠纷。在同年秋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找了一些人谈话，在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这年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中央副主席，还要政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活动。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人“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他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在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重大的要直接向中央报告和反映。

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撤消高岗、饶漱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党籍。毛泽东为这次会议作了《开幕词》和《结论》。在为这次会议所致的《开幕词》中，毛泽东着重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多次重申这一思想。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5.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读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

——摘自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车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场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6—127页）

［解析］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于1905年6—7月在日内瓦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问题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同年7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了这本书。1929年，上海中外研究学会以《两个策略》（扉页题《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为题出版了陈文瑞译的中文本。1940年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也出了读书的中译本，书名为《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延安解放社和辽东建国书店分别于1943年和1946年重印了这个译本。在这本书中，列宁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指出无产阶级要关心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他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毛泽东最早读到这本书是在30年代初。据彭德怀回忆，1936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自述》，第183页）。在后来各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又多次读过这本书，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1943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依据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基本思想，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并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情绪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将面临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时，更加明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长期存在的。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革命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毛泽东也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虽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却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是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声称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投”。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前者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后者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还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大少了。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不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的发展，这个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始终困扰着我们的同志，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实际上已经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建国后不久，他也重蹈了“太急了”的覆辙。

6.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读列宁《国家与革命》）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摘自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时，（按：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容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摘自龚盲之、逄先和、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页注①，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

［解析］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1918年出版。现收入《列宁选集》第3卷。

列宁写作此书主要是为了批判第二国际和俄国修工主义派别的国家观点。他们不同意进而要修正马克思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关于国家消亡条件等重要问题。恢复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派别曲解和湮没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貌，集中批判了第二国际领导人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俄国修正派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

《国家与革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最早刊登在1927年1月15日出版的《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上面，译者柯柏，由周恩来题名。但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地或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那分内容。根据现有的材料，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记录稿里，讲授的时间是1926年6月，从以上引用的毛泽东有关《国家与革命》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此时不但读了这本书，而且还运用《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来分析和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又认真研读了《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需要，重新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历史使命，重温列中这部重要著作的（见逢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6—27员）。

由此可见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一贯性与连续性，可以说，一直到他逝世，他在国家观上的基本认识，都没有多少改变。《国家与革命》可称为是影响毛泽东，从而也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书。

7.“左”与右同样有危害（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1833年致彭德怀信（见《彭德怀自述》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解析］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为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而写的著作。该书写于1920年4月，增补部分写于同年5月。同年6月出版了俄文单行本。德、法、英文版陆续在7月出版，1920年7月至11月，该书在莱比锡、巴黎、伦敦分别用德、法、英3种文字再版。1927年上海的浦江书店出版了吴凉翻译的中译本，1930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重印。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其内部便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另一种是在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内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者自称为“左派”共产党人，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表现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称其为“‘左派’幼稚病”。为了帮助各国年轻的共产党克服“左”倾机会主义，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列宁在坚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写了这部着重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著作。

该书针对“左派”的错误观点，通过总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三次革命和两年多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阐述了俄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强调十月革命的基本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出发，论证了坚持党的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批判了“左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原理，驳斥了“左派”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荒谬观点，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马克思主义领袖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详尽地剖析了“左派”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左派”幼稚病的根源和实质，指明了克服它的途径和方法，并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当时面临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

该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新的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战略与策略问题的理论，为各国共产党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它对第三国际各国党的巩固和壮大，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都起了理论指导作用。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毛泽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马列著作之一。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毛泽东最早读这本书是在1932年，是打漳州时得到的。当时，正值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即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1931年1月，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提出了以他写的“两条线路”小册子为主要内容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否认了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错误地认为“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质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会议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王明等人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使“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这次“左”倾机会主义，比立三冒险主义更“左”，形态更完备，理论更荒谬，气焰更嚣张。其主要错误是，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和胜利；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把所有中间势力都当成“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于不同意他们“左”倾观点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把这木书推荐给党内的其他同志，以提高党的战斗力。彭德怀后来在其“自述”中回忆道。他接到毛泽东先后寄来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后，是认真读了的。他说：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掉了，我当时真痛惜不

此后，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党内的反倾向斗争。在延安时期，为了总结前一段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弄清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又多次读了列宁的这部著作。薄一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在延安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竟读了几十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重读了这部著作。在以后的岁月中，直到他晚年，还多次阅读列宁的这部著作。

8.必须消灭无纪律状态（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未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我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的？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他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若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2章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

1948年4月21日

——摘自毛泽东1948年4月21日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而上的批语

［解析］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中，针对“左派”共产党人否定集中领导，否定严格纪律的通病，总结了布尔什维党的经验，指出党的集中领导和党的纪律是布尔什维电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毛泽东也一贯注重强调党的纪律，他曾多次阅读列宁的这部著作，并把列宁论党的纪律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的主要文件之一。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列宁的这一论述。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老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

1948年4月，正是国共之间准备大决战的时候。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重印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并于1948年6月1日印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这个《前言》号召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诚的、全心全意地拥护，那末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胜利。《前言》强调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不能实现这些原则，不能实现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与统一纪律，就不能实现对于全国革命人民的统一领导，就不能克服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种动摇，就不能战胜各种敌人的反抗，就不能团结中国人民组成统一的国家。《前言》指出，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高度发展地方自治权的方针，现在已不完全适用，而地方主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这些错误的倾向，对于统一斗争，更具有重大危险性，它已经给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严重损失，必须坚决纠正。全国的革命形势，要求全党全军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政策完全统一，要将一切可能统一的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

严格说来，严格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特点之一。当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从表面上看势力都要比布尔什维克大，但却在日后的较量中败北，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在此起了关键的作作。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处于白色恐怖或战争状态的党，要保持战斗性，就必须维护自身队伍的铁的纪律。

9.中国寻找真理的过程同俄国相似（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下，普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读书和笔记和谈话］

列宁在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摘目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解析］

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3周年而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他自己在学校求学期间，学的也是这些东西。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玄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自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就一直不懈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在团结志同道合的人寻找有效的社会改造道路。但是直到“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人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昔日的沙皇俄国处于欧洲的边缘，属于欧洲的落后国家。俄国的先进分子向欧美学习的热忱、毅力、忘我精神与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俄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也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和痛苦牲牺，这一点与中国有相似之外。尽管沙俄落后，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但它毕竟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大国，俄国先进分子，不会有中国先进分子那种时刻迫在眉睫的亡国之虞。主权日丧、备受欺凌、山河破碎的民族危亡感，俄国的先进分子无论怎样地忧国忧民，恐怕也不会有中国人这般深切。从这个意义上讲，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并非出于哲学意义上的“追求真理”即，“爱智”，而主要是出于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

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经历了十分复杂曲折而且艰苦卓绝的过程。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中国人学日、学英、学法、学美，引进了各色政治理论，尝试了各种政治方案与政治制度。可惜没有一样能够救得了灾难深重的中国。毛泽东自己也是同样，他为早期改良派的郑观应的文章感动过，也服膺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尤其被梁启超那气势恢宏的时务体政论所感染。他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短时期地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当这些主义和理论都如过眼云烟一般在中国大地上消散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人发现，走俄国人的路，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与俄国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真理上存在着同样曲折的经历，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俄国布尔什维克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十月革命经验，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因而毛泽东指出，中国同俄国一样，都是在封建主义压迫，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西家内，由先进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

毛泽东为传播马列主义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谈到俄国家重要的一条革命经验：要让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群众的领袖分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否则，革命是不可能前进也不可能牲利的。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机械地照搬俄国的经验，而是在汲取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

10.小生产产生着资本主义（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产生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摘自毛泽东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38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大段话：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10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现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1974年，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提出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有关小生产经常产生资产阶级，从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并要求“写文章”，“使全国知道”，就是《决议》里说的，对列宁在特定的俄国历史时期和条件下的“某些设想和认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一个例子。

列宁在书里讲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主要原因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政权不稳固，国营经济很薄弱，物资奇缺，加上富农和一些投机商同苏维埃争夺粮食等各种物资，因此，那时富农和投机商贩是站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敌对方面的。但列宁所说的小生产产生资本主义，不是指小生产的全部，而是指危害无产阶级政权生存的从事投机活动的那一部分。后来，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正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列宁20年代讲这个观点时的社会条件，与我国70年代的社会条件，已经大不相同了。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所谓“小生产”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因素。商品交换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方式。毛泽东本人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就反复谈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这样，我们分析毛泽东1974年的这段话，就不得不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来展开了。

当我们仔细考察毛泽东的这段在当时被舆论渲染得热热闹闹（而且由此在全国农村引发一阵阵纷纷扰扰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动作）的“最新指示”，就会发现晚年毛泽东认识上的失误，在于没有分清小生产、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界线，搞不清生活作风的浮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所有今他担心的“不好”的倾向，都一股脑儿地算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头上。我们似乎还可以从中看出浮现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那片越来越浓重的阴云，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他“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然而他又难以正视和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并觉得“敌情”愈来愈严重，不仅小生产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连工人、无产阶级也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甚至共产党内部也在产生资产阶级，最后到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似乎已经感到被资产阶级或准资产阶级包围了，对阶级关系的估计越来越发生错误。他不知道某些别有用的心人在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狂风恶浪，他一向热爱的农民兄弟手中最后的一点点鸡鸭猪羊，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一阵扫掉。多少农村生产队从此再也见不到现款。这当然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无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当时他就知道了全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恐怕他心情的悲哀就远非我们今日所知晓的那个状况。

11.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读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摘自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见《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8—669页）

［解析］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在1918年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写的一篇论文。载于1918年11月6日和19日《真理报》第241号和第250号。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从这篇文章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说：对这一问题“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1925年6月30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在《再论民族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还指出，“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并断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又说：“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的确如此，毛泽东从1925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起，就已经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基本的规定，认为中国革命是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阐述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树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作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规定了中国革命是发动广泛的农民、实行工农联盟的革命。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说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不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直到1940年1月，毛泽东才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中国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义义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后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世界革命有两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为标志，在此以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在此以后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在革命的阵线上，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12.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读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衣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着像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摘自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是革命转空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摘自毛泽东1937年5月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277页）［解析］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于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所作的一个演讲。这一演讲随即于4月下旬15月中旬分7次连载在《真理报》上。在这个演讲中，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等人对列宁主义的曲解，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发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的号召。后来它成为各国共产党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的重要教材。《论列宁主义基础》于1927年由瞿秋白翻译，长江书店出版，是斯大林著作在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把它列为干部的必读书目。

托洛茨基主义是以托洛茨基思想为代表的一种思想体系，其理论基础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才能取得胜利，因而主张跳过农民运动，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以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为代表的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托派，即“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错误意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主张取消武装的暴力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出党。与此相反，分别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则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似乎从一省或数省开始，取得全国胜利是垂手可得之事，并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当时受到毛泽东等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

1937年5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为了适应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于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5月3日，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回答了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指出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要求全党在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执行共产党的任务时，要继续同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作斗争，指出，“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强调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在5月8日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毛泽东进一步回答了关于革命前途的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认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13.党要“布尔什维克化”（读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兔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复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三）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四）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五）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六）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七）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八）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九）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十）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十一）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十二）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

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没有诸如此类的条件，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空谈。——摘自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战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亲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亲。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

——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第412—41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解析］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是斯大林1925年2月初会见德国共产党党员、记者威廉·海尔佐克时的谈话，发表于同年2月3日的《真理报》第27号。后收入《斯大林全集》第7卷。

斯大林发表这篇谈话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摆脱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出现稳定局面的时期。为此，斯大林在谈话中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条件下各周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任务。他认为，各国共产党只有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他强调，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他提出的12项基本条件，后来，人们把斯大林这个谈话简称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它实际上成了衡量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程度的基本尺度。按照这12项条件，就是要建设一个完全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是要以列宁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设各国的共产党。此次谈话后不久，同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认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无产阶级要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不可能的。

社会民主党最早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当时，“民主党”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社会党”指对无产阶级表示同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两者的联盟则称“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等。以后，1869年建立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派）沿用了这一名称，叫社会民主工党。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欧美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以社会民主党命名。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名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表达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一些国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外，大多数都放弃了社会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奉行一种迎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策，由主张革命的政党变为“和平的党”、“改良的党”。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提出，要摈弃社会民主党这一被第三国际修正主义所玷污的、不科学的名称，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那样，改称为共产党。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议。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成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的别名。因为这些党主张阶级调和，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后，各国右派社会民主党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在列宁的领导下，在第二国际许多党的左翼纷纷从党内分离出来成立共产党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参加第三国际的党，都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此同时，第三国际还帮助许多国家建立了不同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帮助下，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一成立就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建立和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产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它是在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的时代要求“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0—261页）。在这个新时代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然而，一个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也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在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毛泽东很重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早在1939年10月4日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就指出：“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他认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12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从1937年的几万党员，发展为几斗万党员，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巩固的党。但是，在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农民意识。加之党长期以来曾多次受到“左”、右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王明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某些历史问题、路线是非等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新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理论上，都显得某些准备不足，这样就难以完成领导人民取得抗战和边区建设的胜利任务。因而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仍是党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级，中共中央把各地负责干部调回延安进行整风学习，加强了中央党校，毛泽东亲任校长。在整风期间，许多干部都曾先后到中央党校学习。那时没有专职教员，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便亲自到校作报告。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被指定为主要的学习文件之一。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以整风精神召开高干会议，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党的整风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次历时两个多月的会议，主要进行整风，即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等七整，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统一党政军民关系，解决精兵简政问题和财政经济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党内重要负责干部300多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中央党校大部分重要干部到会旁听。据马文瑞同志回忆，“大会在检讨边区党在中央到边之前的历史时，边区党内的老干部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贺晋年和我等共有46人在大会上发言，认真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肯定过去取得成绩的同时，对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搞肃反扩大化等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清理，并开展了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讨论，弄清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两条路线斗争，而错误路线的根源，就在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作怪。”（《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6页）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会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他在演讲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不具备式不完全具备。接着，毛泽东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对斯大林提出的十二条逐条进行分析、讲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此，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年谱》一书中的介绍，说得比较清楚了。

毛泽东的这个演讲，通篇闪耀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光辉，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正确解决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问题起了重要作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对毛泽东的这个演讲作了详细的阑释，从中总结出四个基本要点。

（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作理论基础的。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指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后来的张国焘也是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比较正确，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当然也还有一些残余存在。这就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斗争。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提出，党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读三四斗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我们的党就大大地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维免就能化得更好”。

（二）党的决议、政策和理论正确与否，只有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毛泽东讲解斯大林讫布尔什维克化第四条，“必须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时，他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讲出，就完全正确。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算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和宣言，而在他的行动。

（三）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说，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共产党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原则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我们有的同志不大注意这本书，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毛泽东还举彭湃

同志搞群众工作，不得不同农民一起拜观音菩萨的事情为例，说明：这里有时要迁就群众的落后，听他们的呼声，但是要领导他们前进，要用革命道理教育他们。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统一战线上就要讲究战略战术、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这就要一方面“革命不忘妥协”——既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奋斗目标，又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妥协不忘革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一切投降、倒退、分裂行为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号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群众工作上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

（四）对于党内的思想错误、小错误、个别错误，要同一贯的路线错误、派别活动和反党以至反革命问题加以区别。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党缺乏这样的区别，在长时期对这两条是分不清楚的，把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毛泽东强调，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斗争，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毛泽东说，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不能混同。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也允许他们回头，给以活路，不是斗争致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11页）

14.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读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不能把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民族问题除了包含农民问题以外，还包含民族文化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等等，但是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摘自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页）

[解析］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是斯大林1925年3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演讲，载于1925年4月15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7期，后收入张仲实翻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在这篇演讲中，斯大林提出了“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论断。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没有衣村中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也有城市根据地，但必须以农村根据地的发展来巩固它。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农民问题就更为重要了。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衣和中衣。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70％。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农约占农村人口20％，他们也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没有政治权利，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又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论断，再一次阐释了“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一重要论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在此，毛泽东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他说，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离开了广大的农民的援助，就将一事无成。

而且，中国的农民也不同于俄国的农民，他们更富有活力、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由于不同于欧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农民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也不仅仅意味着是所谓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在近代中国的一切重大变革中，没有农民的参予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的下层社会，农民注定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

15.干部决定一切（读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原文］

如果我们需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摘自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摘自毛泽东1937年5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上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

［解析］

“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是斯大林在苏联以完成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为主要任务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来的。当时，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了大量的新技术，精通技术的干部人才问题，便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而在此之前，联共（布）曾提出的”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实际上，在这几年间，技术干部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技术增长的速度，尤为严重的是，在很大一部分干部中，还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技术，一切就会迎刃而解。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于1935年5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及时地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新口号，他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1937年5月，正值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特别引用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这句名言，强调干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中国人似乎对“干部决定一切”的理解更为深切一些，因为中国人有更强的组织性，对领导者的依从心理更强烈，同时对领导者的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更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确造就了一大批能力极强同时人格高尚的干部，在那种严酷战争环境中，他们发挥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组织才能，没有这样一批才华出众，富有经验而且道德高尚的干部，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16.新老干部取长补短（读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朝后看，迷恋过去、迷恋旧事物而不能自拔，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执行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

——摘自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

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4—825页）［解析]

193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这是苏联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起点。在联共（布）1939年3月10日至21日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巩固联共（布）、根本改善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并提出了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的标准和政策、强调“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同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报告的中译本。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干部队伍构成的变化，新干部的大量增加，干部的培养教育、提拔使用，尤其是新老干部的团结等便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193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上便谈到了新老干部问题。他说，过去在干部中主要反对骄傲自大，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新干部人数多了，要注意教育新干部。新老干部要结合起来，老干部是骨干，有经验，有办法，同时要欢迎新干部，帮助新干部。在1942年2月1日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毛泽东结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有关新老干部问题的论述，进一步阐明了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强调新老干部应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防止宗派主义倾向。

任何政权或组织都存在一个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矛盾。虽然从理论上讲都知道新人老人各有所长和所短，应该取长补短，但实际上做起来比较难。其实，新老干部支替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组织延续的稳定；二是尽可能地选拔优秀人材进到组织年来，尽量避免出现“文皇爱老吾尚少，武皇爱少吾已老”的人材屈沉现象，当然，要保证这两个问题的完善解决，关键要靠组织内部的良性机制。毛泽东是位富有活力和朝气的革命领袖，应该说，在革命时期他对干部组织问题的重视和目标的实现都是很不错的。

17.最好书，劝各位多读几遍（读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遣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按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摘自毛泽东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

共党史》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408页）

［解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在斯大林倡仪和亲自参加下、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联共（布）中央审定的一部苏联共产党历史课本，在许多场合被视为斯大林著作，此书以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实践活动为主线，对苏联党的历史经验作了结总。

全书有导言、结束语和正文12章，记述了苏联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党领导俄国人民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领导苏联人民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党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农业集体化，从而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书中也记述了苏联党的对外关系的历史。由于此书是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时期编写的，故该书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方法，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子1938年出版，以后又多次重印。此书自出版至苏共二十大期间，一直是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读教材。1939年，博古将此书译成中文，同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此后这本书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毛泽东曾多次阅读这本书。他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10遍，奉劝和各位也多读几遍。

毛泽东十分重视读马列著作，更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对对生搬马列主义的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1940年7月13日，他在一次干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经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读联共党史也是如此，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珍（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100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以联共党史为例，进一步强调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谈到联共党史，要求全党学习，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并把《联共党史》结束语列为当时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学习的五本马列主义著作中，其中有一本就是《联共党史》。他说，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也谈到了这本书，他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诚然，在今天看来，联共（布）党史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史实的问题，但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能知晓这一切的。况且，毛泽东提倡人们学习联共（布）党史，也是意在中国共产党人回顾和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他看中这本书，主要在于联共（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份独特性和某些新东西，而着意处在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和新东西。

18.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读联共（共）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12小时至14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1894年来，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人的宣言。1895年秋，列宁写了向托尔通厂罢工男女工人号召的传单。这个工厂是英国资本家开办的，他们赚得亿万的利润。这里工作日延长到14小时以上，而织布工人每月所领的工资却不过7个卢布。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了胜利。在很短一个时期，“斗争协会”印发了几十种这样的告各工厂工人的传单和宣言。每种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众的精神。工人看见，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摘自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足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2页）

[解析]

八股文作为明清两朝取士考试的标准文体，在中国文坛政坛肆虐四百余年。由于它内容的极端陈腐，形式的极度僵化，极大地束缚乃至摧残了多少代中国士人的心智，一向为有识之士所痛心疾首。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覆灭，八股文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声名狼藉。但是，尽管科举考试和八股文的试卷与范本随着历史的前进被抛进了垃圾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八股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却并未消灭。即使是十分“现代”且时髦的人，在行文处事时，不知不觉地祖遗的八股积习还会显露出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的“党八股”现象。就是这类令人不怡的“返祖”。

某些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这种八股恶习，写文章发演讲都有点装腔作势，以大帽子吓人的作派。党八股事实上成为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克服这种恶劣文风，毛泽东特意向全党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介绍列宁是怎样做宣传工作的。在谈及列宁曾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传单的情形时，毛泽东说：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无疑，在这里毛泽东是要求全党以列宁为楷模，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去工作和学习，力戒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文章，浮在上面、夸夸其谈的工作，扫除各种八股的变种：形式主义、文犊主义、教条主义。

19.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读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四）其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使命。

（五）其次，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迷恋于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摘自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侯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袋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他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袋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故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作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835—836页）

[解析]

原文中的（四）、（五）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的第四条和第五条。此书的结束语共有6条，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建设作了全面的总结，被认为是斯大林的经典作品，1941年以来，长期被中国共产党作为理论研究阅读材料和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材料。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演中对这6条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联共党支“结束语”一共有6条：第一条讲党，要有一个革命的党。第二条讲要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要有革命的理论。第三条讲工人阶级的统一。第四条讲共产党的统一。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第六条讲群众工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毛泽东以《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四、第五条为例，阐述了党在整风运动中应当采取的正确的方法，批判了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指出“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要求全党在整风运动中要采取“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

装腔作势吓唬人，是一种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身受其害的恶劣作风。在教条主义猖獗之时，一些人惯于以马列主义词句来装腔，以共产国际来吓人，以表现自己的所谓“一贯正确”，实际上是害人不浅。所以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将它作为整顿作风的一个重点来抓。

20.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革命前的俄国有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时，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这就大大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化和农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过程。1917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同贫农结成联盟，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专政。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怎样的。

同时必须注意到，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29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洁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5期）

［解析]

《政治经济学（教科学）》是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人员集体编写的，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初版于1954年8月，后来几次修订，成为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权威著作。毛泽东阅读的是该书的修订第三版中文本，由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关于该书的编写情况和毛泽东阅读的背景情况，我们将在本书“经济篇”《搞出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大功劳》一条中作具体介绍。本条目及以下条目只介绍他有关政治问题发表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先后成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并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些国家都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榜样，并得到苏联的帮助，因而，它们基本上都是是仿效苏联的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有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开始冲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南共的这种做法则招来了一片指责之声，最后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

当时，由于苏联共产党所处的地位，使它长期以来被奉为“世界革命中心”、无产阶级的“祖国”。在苏共看来，只有按苏联模式去做，才叫做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搞社会主义，因而对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横加干涉，强行在这些国家推行苏联模式。1956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东欧各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建设道路，一些国家开始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进行了一些改革。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它们面前。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强调，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宣言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遵循着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并把这些共同的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宜；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在指出这些普遍规律的同时，也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和传统有很大不同，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宣言强调指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但是，如果夸大这些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并指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并且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宣言明确宣布，为生活经验所检验过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集体贡献，从而肯定了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

可以说，毛泽东从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就注意到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则，但是被列宁驳倒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发表这次谈话，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失在二十大期间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在主要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同时，又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开始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的这番谈话，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实际上，早在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基本观点，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回答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疑惑。同年12月29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十月革命的道路作出了高度概括，指出，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中，有一些具有基本的性质。这些基本的经验中，包括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消灭剥消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准备条件；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等等。这些基本经验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普遍规律。毛泽东也正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和苏联革命和建设的上述基本经验出发，并且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关于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等等，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马列主义普遍规律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思想。明确提出，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同时又强调，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

21.无产阶级政党要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革命前的俄国有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时，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这就大大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化和农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过程。1917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同贫农结成联盟，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专政。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怎样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29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全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功成，革命党消”。

1921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的国民党没有办法，到了1924年只好找共产党合作。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1905年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领纲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睦备。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学）》谈话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解析］

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已经开始注意到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德国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提出共产党在资产阶级革命行动中，应该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资产阶级推翻。他们又指出，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以后，他们在总结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者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著名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实现社会变革，必须把农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并创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他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各民族不可避免地分为巨大数量的被压迫民族和区区少数的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结成亲密的联盟，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中世纪剥削制度，这个革命必须由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并与最广大的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需要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革命的联盟，同时必须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第一次会国代表大会上即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3年，党的“三大”提出了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决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一直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才提出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并指出这个革命需要有工人、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农民是这个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1926年7月，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更强调了无产阶级要与左派国民党结成强大的斗争联盟，去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又明确划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敌、友、我的阵线，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当然，那时全党的认识还不那么完整，也没那么明确，因而当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的时候，党的领导者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大革命失败。

此后，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了土地革命。1931年九一人事变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口号，不久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从而开始了抗日战争。1937年5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又进一步高度评价了无产阶级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重要意义，他说：“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

为什么20世纪以前资产阶级的革命没有一个能够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原因就是因为那些革命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那时候的资产阶级有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刚刚掌握政权，资本主义还是一种进步的现象，而且是在向上发展的时候，另一方面，那时无产阶级本身还是较弱小的，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他还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在那时候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在历史进到20世纪后，条件就不同了。列宁提出民主革命可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他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直接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其根据就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按照中国的情况，中国革命虽然发生得比较晚，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然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曾经有一个阶段是旧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革命就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正如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的谈话时所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那时他们很有生气。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走向堕落，到了1924年没有办法只好找共产党，才看到前途。在全国范围来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完全确立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这时期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扩大了。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就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所说的，只有二十一个县、十百多万人口，此外，当然还有其他的根据地和白区的一些组织，但总的说来能实现领导权的范围不大。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范围扩大了。解放战争时期更大了，直到实现在全国范围的领导。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很快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22.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大机器工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实现这一过渡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是能够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和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的阶级。前面已经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和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侄桔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要求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由此就产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主义革命同它以前的一切革命有原则性的区别。从奴隶占有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一种私有制形式为另一些剥削者的政权所代替。由于一切剥削者的社会形态具有同一类型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新的经济成分是在旧的生产方式内部逐渐自发地成熟起来的。例如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在旧制度的内部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逐渐发展起来，比较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也成长起来。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使政权适合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消灭旧的封建关系，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于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者的政权，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同时政权是用来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27—328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这个提法好，不能不这样讲。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恨专人喜欢。既然是客观必然性，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不管你决议里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解析］

早在1939年，当中国共产党还在争取实现民族解放的时候，毛泽东就明确宣告：“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又说：“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国以后，毛泽东非常注重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他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曾对中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他进一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要用“革命手段。”

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不同于以前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都是自发地发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却不能和平地、自发地、自流地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领导劳动人民，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掌握这些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自觉地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读后觉得，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说到夺取政权。他还说，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其实兵不是“不能成长起来”，而且不能产生。并进而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法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中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的特殊性质，无产阶级为要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通过社会革命的方法，而且必须要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包括整个历史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整个历史时期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要创造那些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把自己教育和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并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因而，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便及时地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付诸实践，逐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载入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整个国家的意志和行动纲领。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但在实施中工作上也有缺点和偏差，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于简单划一。

23.革命的两手政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政权转入劳动者手中是采取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方式还是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在现代条件下，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深刻化，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的思想对于全体劳动人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情况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如果把绝大多数的人民——劳动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国内的一切爱国力量——在自己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并且给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变成人民的、工人的政权的机关，变成劳动者的民主的工具。这样依靠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真正人民的议会，将能够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其中包括把基本生产资料变成人民的财产的任务。

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1917年10月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同时彻底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最初主要是解决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要由每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有没有资本主义前的形式存在、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情况等等来决定。

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证实了列宁的这一原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不一定具有最高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内开始和取得胜利。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同时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政权，可以同全体劳动人民一起，在过渡时期中克服本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状态。

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没有绎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后，可以避免漫长而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而逐步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胜利的先进国家的帮助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依靠先进国家的帮助，落后的国家发展国有的大工业，建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0—331页［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欧洲的主要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统治阶级现在都已武装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用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用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从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1917年7月以前，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说明，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布尔什维克党转过来进行了3个月的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勾结14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3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至于中国革命，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中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人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教科书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把反动派搞掉。

东欧各国1944车的解放，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结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的军队在这个战争中完全被打垮了。

教科书说：“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历史亲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吗？我们没有这样讲过。

剥剥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说：“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不只是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暴力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他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是1960年2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

擦粉、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但要长期维持也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蛮的。只有经过革命推翻它，打倒它。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用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并一再加以强调的策略原则。当然，在中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采取不流血的、和平的方式，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争取的。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里讲到革命的前途问题时说：“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的一些著作里，也提到不流血转变的问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权在无产阶级手里，就实现了和平转变、和平改造。有些人把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曲解为“和平过渡”，把政权的和平过渡与所有制的和平改造混为一个问题。

在中国，没有政权的和平过渡。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牛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即：“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他进而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也正是依靠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国人民才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以，中国不是什么政权的和平过渡。中国只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实现了所有制的和平改造。

中国所以能够实现所有制的和平改造，是由于以下三个条件：（1）用战争摧毁了反动的旧国家机器，特别是军队，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什么和平改造；（2）用战争打倒了资产阶级的主体——官僚资产阶级，它占了资本主义力量的2/3.剩下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小尾巴，用和平改造的办法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掉了；（3）解放战争以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没有这个政权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改造。因此，中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同“和平过渡”是没有共同之处的。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所说，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

力，是不行的。

24.落后国家的革命反而更容易［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每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从它们进行革命的现实环境中产生的。

随着新的国家的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将日益多样化。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将在特殊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开始，那未，在这样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要容易得多。

例如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就用不着经历苏联不得不经历过的那条充满了巨大困难的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遵守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共同一致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原则，同时又充分考虑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特殊条件，以及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就是决定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顺利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每一个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自己的贡献。这表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52—353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根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奏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星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几十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年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

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解析］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差不多同时发生，而且19世纪就能取得胜利。但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考察了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开创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的可能性，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鼓励了各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充分利用有利时机，主动冲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坐等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国革命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首先胜利是可能的。

虽然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他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下，一切落后的国家都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或一个国家越落后越容易取得胜利，而且他还认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毛泽东认为，列宁的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指出。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他还列了举俄国和中国的例子，认为，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就生产力的发展的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水平条件下，”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大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只有资本主义大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形成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在完全没有大工业的落后国家，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当然，也就谈不上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但毛泽东又认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建设社会主义就愈困难，所需的种种过渡愈多，所需的时间也愈长，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曾设想在3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逐步认识到这一设想是不切合实际的。为此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在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50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25.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可尖锐呢[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采用和平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苏联曾经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单独地抗击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世界，国内资产阶级又在国际资本积极支持下拼命反抗，因此不得不采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目前，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获得胜利，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下，就没有必要采用那样尖锐的阶段斗争形式了。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419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22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改遁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教科书把俄中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做了比较，认为中国不像俄国那样采取了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是把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同此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的。

从192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10月推翻了国民党集团的统治。所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指出，我们连续打了22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打垮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新中国成立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打倒了占资本主义力量2/3的资产阶级的主体——官僚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改变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使资本主义的其余部分，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得不依赖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尾巴”实行和平改造创造了条件。但在建国初期，私人投机资本对物价和市场的破坏，不法资本家对抗美援朝物资偷工减料以及盗骗国家资财等种种活动，暴露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婪无度的本性、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和竭力摆脱国家控制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关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是指1951年12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从性质上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也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五反”运动是指1952年1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因此，毛泽东不仅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而且也认为在对民族资本进行和平改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澈烈的阶级斗争。

26.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巧妙地运用了国内现有的通过广泛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措施，并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客观可能性。

这个联盟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以及关心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统治斗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决定的。这个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419—420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

教科书说，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个说法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和孙中山建立了这种联盟。大革命失败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史量才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抗战时，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抗日的联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同他们是反蒋反美联盟。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

献》1992年第4期）

[解析］

毛泽东不同意教科书的这个观点：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是在革命成功以后才建立的。

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思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创造性地提出要建立广泛持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发展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曲折的过程中，毛泽东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出发，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指出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是党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这就确定了党在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这个统一战线。但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如从1927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曾经站到蒋介石反革命方面去了，统一战线中就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阶组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即便如此，党那时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以便党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由于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其他帝国主义系统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敌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为削弱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利用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他们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由此可见，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并不是“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才产生的，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各个革命时期的长期的摸索，在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可见，“教科书”对中国革命的论述还是有隔膜之感。苏共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似乎从斯大林时代起就有某种隔膜和误解。

27.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过去的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而压制大多数被剥削者。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为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而压制少数剥削者。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反对国内剥削者、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侵略势力的新条件下和新形式下的继续。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愿意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痛苦最少的形式的，它决不像共产主义的敌人所企图描写的那样，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主张使用暴力，内战、武装起义和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列宁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宁愿以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使用或者不使用革命暴力，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如何，这要取决于剥削阶级反抗的程度和形式。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样就把激烈的阶级斗争乃至内战强加在无产阶级的身上。

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方面比较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在暴力方面的作用，取决于某一个国家革命的某一阶段所形成的具体情况，革命的更为深刻和经常的特点就是：组织劳动群众，为了建成新社会而以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教育群众。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在于进行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组织的和教育的活动。列宁教导说：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积极的工作或建设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繁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随着某一个国家所形成的革命特点而各不相同。苏维埃政权是列宁所发现的和俄国工人阶级革命创造性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种形式在第一个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在世界发展的新条件下，在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粉碎法西斯主义以后，人民民主制度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种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建设的整个过程的是共产党，工人党。这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起来的政党，正在组织和指导人民群众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3—334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论点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质上没有多大差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们这里有正式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资本家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民革的代表，还有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虽然想闹事，但是闹不起来。这种情形好像是和苏维埃不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他们名义上甚至还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机构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

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机器。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

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和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具体考察了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英国同法国、德国的情况不同，当时的英国是唯一的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的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在英国和在法国、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采取不同的形式。恩格斯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他还说，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所谓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在单独地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以后，独自地建立和掌握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和压迫。所谓“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指的就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者，结成占人口大多数的联盟，去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各阶级参加的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

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俄国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正是从俄国的这种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的思想，并在实践中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创造了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的苏维埃政权。

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不仅与欧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不相同，而且与俄国也大不一样。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它在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方面，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显著的特点：

（1）掌握国家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实行统治和压迫的；是受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2）无产阶级的人数极少；（3）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农民；（4）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它们有矛盾，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具有妥协性。正是基于对上述这种国情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任务，确立了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而且逐步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1948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上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年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写道：“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相比，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相比，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上和它所压迫的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处理上，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列宁还设想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和压迫，但一般可以不限制和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因为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必然的标志”，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备条件”。但是，他们的这些设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并没有实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逐渐地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不仅享有选举权，而且同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他们的成员及其代表人物还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踉工作。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直接标明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两个方面。

对此，毛泽东曾经多次作过解释，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还指出：“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着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的双重任务，担负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双重任务。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的谈话中淡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了教科书中的“一个很大的缺点”，这就是在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时，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明确指出，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28.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无产阶级革命产生新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它代表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地保证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群众行使这些权利的物质可能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列宁们917年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第255页）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时，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而消灭一切剥削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能够使这些群众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剥削阶级力目的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这个联盟，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1—333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替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固，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劳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星，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音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按照毛泽东的理解，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人民内部是实行人民民主，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民主制。他认为，在中国人民民主制度下，占全国人口几乎99％的人民，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受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项自由，享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等诸方面的权利。

毛泽东在讲这番话的时候，虽然党内的民主空气已经不很健康，左的因素已经很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这些话中发现睿智的火花。关于人民权利和民主的这番讲话，即使放在今天，也仍不失其明智和深刻，能给予我们很多启迪。

社会主义民主的确就是一个人民有权利管理国家的问题。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关键就在于人民实际并不能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人民管理国家这一根本权利如何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让人民来直接管理国家，更不用说开会商议国家大事。古希腊城邦制度下，每个城邦有公民权的公民不过万数，开会表决已经变成一种形式。而现代国家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国家，人民的直接管理只能是空谈或梦呓。实行人民的权利，资产阶级议会制走不通，而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实行的“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的做法，毛泽东也认为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出路何在，毛泽东在思索。

29.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靠别国的帮助〔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后，可以避免漫长而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而逐步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胜利的先进国家的帮助给它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依靠先进国家的帮助，落后的国家发展国有的大工业，建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1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实际上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贯坚持的独立自由、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以他1937年在《矛盾论》中提出的内因和外因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为理论依据的，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外国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国通过年因而起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这是他一贯的思路。1939年9月16日，他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明确宣布：“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是因为外援的作用不能代替自身的革命斗争。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对此，毛泽东也多次作过论述。1945年1月10日，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革命的胜利，依靠什么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这就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后，争取到了苏联的156个建设项目的援助。由于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一再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并依靠自己的力量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6年以后，毛泽东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学习外国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力量，根据自己的情况，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8年6月，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理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正值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当时，由于党在经济建设等工作上的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施加压力，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毛泽东在这时再次强调独立自由、自力更生的方针，有其明显的针对性，自然也不同意教科书的观点。

30.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在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胜利地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基本任务——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完全铲除了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和把社会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根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由于集体化的完成，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根子被拔掉了。农民分化和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过程停止了。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407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侯，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直认真思索和研究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没有再将社会主义划分若干阶段。列宁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的思想，曾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再划分为两个阶段。他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31.向共产主义过渡也是革命〔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共产主义的全民的财产，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高，产品十分丰富，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形态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则是这个形态的更成熟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建立了共产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产品十分丰富，人民的福利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人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归于消灭。这样，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完成，同时就是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全体人民——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都同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有着切身利益关系，都是共产主义的积极建设者。共产主义意味着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极大繁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417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指毛泽东一引者注），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生活》第16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是革命的问题，曾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在1958年2月19日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明确谈到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革命的问题。他指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是从生产关系的变化，从利益集团的得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革命”的含义，与他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码事，但其中也有潜在的关联因素。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忧虑，这种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或是把人忧天。

32.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许多阶段〔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向共产主义过渡决不能认为是可以一举而成的。列宁指出了这个过渡的逐步性质。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苏联逐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正是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办法来进行的。

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是在技术和科学发展中的根本的革命的进展的条件下，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巨大的质的飞跃的条件下实现的。例如，新的能源和新的原料的发现，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中的推广，就会引起真正的技术革命。从生产资料的两种形式的公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都将是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深刻的质变。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641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合提出来。

（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副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

生活》第16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探讨共产主义理论中提出的一个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1955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开始在党内宣传这一思想，指出“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读书谈话中，他还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那种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还据此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有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

33.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它代表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地保证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群众行使这些权利的物质可能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义。“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列宁：《1917年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时，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而消灭一切剥削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能够使这些群众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剥削阶级为目的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这个联盟，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用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修订第3版，第332—333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

192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决议曾强调指出，“只有加速发展工业和实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决议里面的这些话很好。我们现在就是执行这个决议。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一点东西了，就不再那么靠群众了。

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上改、合作化，会遣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原故。

教科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条基本原则。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8年5月，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45年4月24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他又结合苏联依靠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联系我国的实际进一步阑述了一切依靠群众这条基本原则，明确提出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1964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又强调，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干什么都不会成功。一切依靠群众，是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指导原则。

在此，毛泽东实际上讲的是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性和主动性的问题。在他看来，苏联和东欧国家革命时期依靠群众，后来有了较为巩固的政权和经济实力，就把群众放到了第二位。

毛泽东在此讲的虽然是苏联，但他真正忧虑的却是中国，这时他对官僚主义已经越来越难容忍了。

34.请研究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掉（读赫鲁晓夫《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原文］

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引者注，俄文“共产主义”和“公社”两个词的词根相同）。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

——摘自赫鲁晓夫《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1959年7月

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台，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9日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

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日关于研究人民公杜问题的批语

［解析］

1958年8月2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接着，全国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对中国这一重大举措，当时的苏联报纸只字未提。在捷克出版的九国情报局机关刊物也是坚决不登载中共人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显然有不同看法。1959年7月中旬，为庆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于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的演说。全文近8000字，主要阐述：只有过渡到像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集体经营方式，才能提高生产，实现机械化，改善农民生活。为了说明把农村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复杂性表现在既不能强迫人们加入合作社，又不能超越合作社去搞共产主义性质的公社，赫鲁晓夫在演说中讲了一下20年代初苏联搞公社的情况，这就是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波兰报纸发表赫鲁晓夫的这篇演说时，删掉了这一段。苏联《真理报》于7月21日刊登了演说全文，包括这一段话在内。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国民党中央社等对此都有反映。《纽约时报》据华沙记者说：“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赫鲁晓夫的这篇演讲后来收入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第1卷。

1959年7月28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831期上，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摘录了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当时敏感注意到赫鲁晓夫的这个讲话中对苏联初期举办“公社”的评论，立刻把它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1959年夏庐山会议的与会者。这与国内的政治背景有重要关系。

人民公社的出现，与大跃进这一经济运动是有联系的。1958年的大跃进，到1959年上半年就暴露出严重的经济后果，党内外一些人自然对人民公社这一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为一体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对它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看法。1959年夏，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和地方上的负责人上庐山开会的时候，也是为了纠正这些“左”的倾向的。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信中对人民公社的缺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此前的小组发言中，彭德怀还谈到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合作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等。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人民公社，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看到赫鲁晓夫的这个讲话后，认为国际上反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同国内一些谈论人民公社缺点的人的观点或是一致的。8月1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还说“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向全世界作战”。

毛泽东当时的认识是：（一）中国的人民公社同苏联初期搞的“公社”不是一回事情；（二）中国的人民公社“合乎历史要求”，有人民群众拥护。因此，尽管毛泽东请人们研究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像赫鲁晓失说的苏联初期搞的“公社”那样垮掉，但他的结论则是十分明确的。

35.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读杜勒斯《对远东的政策》等）

我不能肯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会逐渐消亡。在我看来，它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只要俄国政府对谋求俄国的福利、俄国人民的福利感到兴趣，我们立即就会看到不紧张的局势。困难在于这些地区——中苏地区，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他们为把一种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义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奋斗。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这样一种社会和平共处。但是，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摘自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上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

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摘自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

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的证词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摘自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

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社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空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社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憎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殷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全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话，“从而想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目己，消灭敌人嘛，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

——摘自毛泽东1959年11月12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见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

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

［解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在世界东方，从而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这自然是西方国家所不愿见到的。1946年3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富尔顿演说，揭开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序幕。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提出了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作为战争政策的补充手段。此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有关和平演变战略的言论，其中，1953年1月就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言论是最有代表性的。

除前面引述的杜勒斯的言论外，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的演说，把他的和平演变政策明确概括为六点，即：一、“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二、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三、“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四、“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五、“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50年代末期，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关言论之后，引起高度的重视。1958年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他要当时担任他的国际问题秘书的林元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送给他看。林克选了三篇杜勒斯的有关讲话送给他。这三篇讲话是：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杜勒期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

据林克在《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一文中说：毛泽东以前曾看过这些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这次他又重新看了这几篇讲话。他和林克谈了他对这几篇讲话的看法，随后让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送给他。林克根据他的意见照办了。毛泽东即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以下是对杜勒斯三次讲话的批注全文。

（一）对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的批注：“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二）对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证词的批注：“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的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二）对杜勒斯195g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演讲的批注：“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三个批注，说杜勒斯和平转变战略的实质：“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手段，促进“我们内部起变化”，“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注意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东西方冷战逐步走向高潮，从综合实力来讲，西方处于优势，因而他处于攻势，便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东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一个怎样应付西方的挑战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当时国际上还出现了一股不小的反华浪潮。故毛泽东敏感地注意西方策略，实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看，裂痕明显出现了，中苏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赫鲁晓夫此时与美国打得比较近乎，再加上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国内外的反映不小。凡此等等，都使毛泽东着意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关注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策略。这就孕育了毛泽东后来提出并特别重视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1964年前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程。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就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发表谈话，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辽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同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元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随着“左”倾思想的加剧，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越来越错误的估计和分析，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把它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走向了歧途。我们应该深刻记取这个教训。今天，我们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搞好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现实社会矛盾，这些，才是保证国家繁荣，政局稳定的关键所在。

36.很有意思，必读之书（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1960年6月21日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的批语

（见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第164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著。北京编译社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公司1959年英文版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0年3月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全书5.1万字左右，大32开平装本。毛泽东的批语是用红铅笔写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的。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除上述批语外，毛泽东还在书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下面分别划了粗粗的曲线，“蒙哥马利著”下面划了粗粗的横道。

毛泽东的批语是6月21日写的。此前，即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曾来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他本人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并共进晚餐。毛泽东阅读过的这本书，连同其他一些阅批过的书，一直放在自己身边。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一木什么样的书呢？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作了两次讲演，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西方应采取“和平取胜”的新策略，逐步同苏联达成协议，通过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方式，“使苏联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战胜共产主义；分析了东西方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更是意识形态和争取人心的斗争，强调应通过谈判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提出，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等等。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和讲演汇集成书，就是《一种清醒的作法》。

1961年9月23日，蒙哥马利第二次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这位前英国元帅，并共进晚餐。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称赞这位前英国元帅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奖。由于毛泽东要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所以这次谈话时间不很长。谈话结束时，蒙柯马利对毛泽东说：“同主席先生谈话，很受教益，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毛泽东告诉他，明天要离开武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还有会面的机会。蒙哥马利为请求不能如愿，不免感到有点遗憾。可是，第二天凌晨4时，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决定继续同蒙哥马利会谈，蒙哥马利再次来到毛的住处，两人开始更为深入的谈话。毛泽东对他的观点很感兴趣。蒙哥马利也确实是一位开明的人，他很有把握地说过：“在一定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斗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

蒙哥马利在《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走向战争的。在分明就要获得胜利的时候，政治决策便成了首要的事。当时，重要的是怎样指挥作战，能以一种有利于取得平和的政治均势来结束战争。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是，战争继和平而来；但也可以反过来，和平继战争而来。”这段话是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画过的。“和平继战争而来”，除分别画了横道外，每句后面还画了一个大圈，在这句话旁边的书页空白处还画了两条粗粗的竖线，使这句话在书中显得格外突出。毛泽东在这里又画又圈，说明他对蒙哥马利的见解很重视，很为赞赏。

阅读这本书，对认识和了解西方集团和平演变的战略与策略以及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的情形，对认识和了解蒙哥马利元帅等西方政界、军界要人的政治、军事观点等都不无益处。所以毛泽东认为《一种清醒的作法》是“很有意思”的“必读之书”，并郑重地推荐给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阅读。

37.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读邹容《革命军》）

有起死回生、死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颗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摘自邹容《革命军》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小丑，不辨■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少时读书接触西学，赞同维新运动。1902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学生宣传革命排满的活动。1903年春回国，至上海参加爱国学社。春夏之交即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革命军》这本小册子，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章大炎为之作序。

《革命军》全书2万字，包括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和结论共7章。书中从中国上下古今的政治、学术、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谈起，援引英、美、法等资产阶级革命为例，提出：“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在《革命军》中，邹容以“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猛烈抨击“皇权神授”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等25条革命纲领。最后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像这样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和主张，邹容是第一人，《革命军》是第一部。再加上该书文字通俗浅近，笔调犀利泼辣，一经问世，便辗转翻印，流传很广，成为辛亥革命前影响最大的革命宣传读物之一，曾教育和激励了整整一代民主革命战士。该书曾先后重印了20多次，发行上百万册。当时的进步刊物《苏报》在《革命军》出版后，即1903年5月便转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此后，又发表了章士刽的《读〈革命军〉》，章太炎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章士刊赞誉《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章大炎主张将此书“普及四万万人”。

毛泽东多次阅读邹容的文章及有关《苏报》的材料，据当时为他管理图书的同志记载：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7月，五年间四次阅读有关文章和材料。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谈论办报问题时说，你们办报的都知道邹容其人吗？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在该书扉页邹容的肖像旁边，毛泽东书写着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诗：“邹容吾小友（弟），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大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表明了毛泽东对《革命军》一书的喜爱，也表达了他对邹容英勇革命精神的赞佩。

38.那时资产阶级最有生气（读《苏报》、《民报》、《大江报》、《甲寅》）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亩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

《政治经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1903年5月，由章士钊主笔，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苏报》从原来大多刊登社会新闻的无聊小报转变为革命派的公开宣传阵地，使革命宣传的影响大大扩展了。6月上半月，《苏报》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还连载章太炎、柳亚子、蔡治民、邹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大张旗鼓地进行革命宣传，这就引起清朝政府的极大震动。江苏巡抚恩寿饬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沪领事发出照会，又向上海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工部局交涉，要求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6月30日，章太灸在爱国学社被捕。7月1日，邹容闻讯即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7月，《苏报》被封。清朝政府原来要求引渡章、邹两人到南京，以便置之于死地。但因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拖延到第二车5月21日，由租界公审公癣判决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可是，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多月，竟“因病”死于狱中。章太炎到1906年方才出狱。这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苏报案”。

毛泽东很喜欢读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的著作和传记。对“苏报案”尤其感兴趣。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特地发给与会者一本他编的书：《苏报案》。此书16开本，58页，共编入四篇文章，目录如下：

革命军（邹容）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

［附录］

苏报案实录（张鱼溪）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

1958年3月30日，开完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同吴冷西、田家英的一次谈话中，详细阐述了邹容的《革命军》及“苏报案”的一些情况，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说道：

“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客、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时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旱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吏，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最有生气，很活跃，有朝气，这是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及“《苏报》案”，以及阅读大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办的报刊后，作出的公允评价。

这个观点，毛泽东不只淡过一次。

在1953年3月22日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也谈到这几位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文章特点：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如此，刘光汉（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才30岁。梁启超青年时代也是所向披靡。

同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同田家英、吴冷西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成为了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办的报刊，他在青年时代便是读过的。其中，《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1908年冬被日本政府封禁，1910年初又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共出26期。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主要撰稿人先后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章太炎等。毛泽东在1910年8月4日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本会总记》中，谈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界联合会的历史渊源时，便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学生们为“寻出他们的朝气勇气活泼气”，便私下阅读汪精卫、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时务报》是清末维新派的重要报刊，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为旬刊，由梁启超主编，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1898年8月8日出至第69期后改为《昌言报》，同年11月停刊。《大江报》，1911年1月创办于汉口，詹大悲主编。响应革命号召，为武昌起义作出了贡献。同年7月被查封。这些报刊，分别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中，充当了重要的“喉舌”作用。所以，毛泽东高度评价它们的进步意义，同时也高度评价了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作用。特别是章太炎、章士钊这两位后来不无疵点的人物，毛泽东也是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的，充分肯定了他们前期的充满朝气的革命宣传活动，称章太炎“前半生革命正义凛然”，所写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关于章士钊，毛泽东在建国后同他的朋友之交，人们已经熟知。但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仰慕他主办的刊物，并引用他的文字的一些事情，不少人或许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引几份材料以供一阅。

1914年5月，章士钊任主编的《甲寅》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月刊，共出10期。1915年10月停刊。该刊在湖南也有发行。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他从一个姓徐的人那里借阅这个杂志，可能是每期都读。后来这个姓徐的人离开了，毛泽东于1916年1月28日特意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

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教安。不一。

弟泽东叩一月十八日稍后，毛泽东又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子升学长惠鉴：

承上月三十日赐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上午可否出城一游？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肃此，敬颂学安。不一。

弟泽东上言

二月十九日

毛泽东当时还不知道章士钊主编的这个杂志已经停刊。两次催借《甲寅》，“欲阅甚殷”之精，溢于言表。

1919年6月11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被捕。章士钊致电当局首脑，请释陈独秀。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中又特地叙述了章士钊请释陈独秀的情况，还大段引用了章士钊的电文：

章行严（引者注：章士钊字）与陈君为多年旧交。陈在大学任文科学长时，章亦在大学任图书馆长及研究所逻辑教授。于陈君被捕，即有一电给京里的王克敏，要他转达警厅，立予解放。大要说——

陈君向以讲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至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

章氏又致代总理龚心湛一函。说得更加激切——

仙舟先生执事，久违矩教，结念为劳。兹有恳者，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君独秀，闻因牵涉传单之嫌，致彼逮捕，迄今未释。其事实如何，远道未能详悉。惟念陈君平日，专以讲学为务，虽其提倡新思潮，著书立论，或不无过甚之词。然范围实仅及于文字方面，决不含有政治臭味，则固皎然可征。方今国家多事，且值学潮甫息之后，讵可蹈腹诽之诛，师监谤之策，而愈激动人之心理耶？窃为诸公所不取。故就历史论，执政因文字小故而专与文人为难，致兴文字之狱，幸而胜之，是为不武；不胜，人心瓦解，政纽摧崩，虽有善者，莫之能挽。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萦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详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杜渐防微，用敢望诸当事。且陈君英资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缩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执事平视同乡诸贤，谅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那。特专函奉达，请即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

章士钊拜启六月二十二日从这两件事情即可看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阅读章士钊的言论，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的。

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几次谈到并称赞近代资产阶级的宣传文章和报刊，主要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文章办报刊要有朝气，要有勇气，要有胆识，还要有牺牲精神。邹容、章太炎等莫不如此。二是说明舆论工具的重要。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8日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确：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39.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读孙中山《三民主义》）

一般革命同志对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什么情形呢？民国政治上经过这13年的变动和13年的经验，现在各位同志对于民族、民权那两个主义，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对于民生主义的心理，好像革命以后革命党有兵权的人对于民权主义一样无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为什么我敢说我们革命同志对于民生主义还没有明白呢？就是由于这次国民党改组，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主义，便居然说共产党和三民主义不同，在中国只要行三民主义便够了，共产主义是决不能容纳的。然则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在前一次讲演有一点发明，是说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

——摘自孙中山《三民主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6—687页）

［解析］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1924年1月至8月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的演讲。8月24日以后，因对付商团叛乱及准备北伐而中辍，民生主义部分未讲完。演讲的笔记稿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4年4月、8月、12月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编印行，同年底出版合订木。在演讲中，孙中山进一步详尽地阐述了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于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原则相同，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三民主义》演讲的“民生主义”部分中，孙中山针对当时国民党改组时许多国民党党员反对共产党，要求在中国只实行三民主义，而决不能容纳共产党的论调，阐释了民生主义的含义，明确提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好朋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相当熟读了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级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由武力进攻改为政治诱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派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一面在军事上挑衅，一面在思想文化方面大造舆论，大肆鼓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言论，故意混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说三民主义包括一切革命，以此歪曲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论，胡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当“收起”，共产党应当“取消”，试图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边区政府。

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中，依据时代的特点和国际国内的环境，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鼓吹的“一次革命论”和以伪三民主义取代真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的言论。重申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指出，依现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走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是行不通的。“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顽固派鼓吹的是一种伪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此，毛泽东还指出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进一步阐释了孙中山提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的论断，明确指出三民主义依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

蒋介石与他的御用文人在抗战时期打出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实际上是从法西斯主义那里抄来的，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以包装，是名符其实的“挂羊头卖狗肉。”

40.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从何而来（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大家知道西洋近代个人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盛行，他们为何而如此？这全从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不过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自中古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终在团体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不已。但所有这些问题或主义，在中国旧社会里的人，都是不能了解的。因为他根本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这两端俱非他所有，他所有的恰好是中间一回事；那就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按理说：是人类都有夫妇、父子，即都有家庭；何为而中国人的家庭特重？家庭诚非中国人所独有；而以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特别显露出来。像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像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家不像国家，或原不是国家。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看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这些都是资本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早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4年后辞去北大的教席，奔波于南北各地，逐步提出与形成他系统的“乡村建设”思想，并先后在广东、河南等地宣传与试办，最后于1931年初到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全面实行他的主张，成为30年代一个重要的乡村建设政治派别。1937年5月由邹平县乡村书店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集中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思想理论。该书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分上下两部。上部谈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怎样看待近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下部则围绕他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张，阐述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最后，还有一个附录《我们的两大难处》，谈及他们一班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所遇到的矛盾和危机。梁漱溟这部著作的结构意图很明显。即，要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认清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

1937年底，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蓬勃兴起。梁漱溟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拥护的。为进一步了解中共党的政策，交换意见，他于1938年1月5日至25日赴延安考察访问，并携带了他写的几本小册子以及《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以求得对自己的主张的理解。

据梁漱溟回忆，他在延安时，毛泽东共会见他八次，除两次是设宴招待和送行的一般应酬外，其余六次会见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有两次还是从头天下午六点直到第二天清晨的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便是围绕《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些观点展开的。

在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答问录》中，对这次长谈有如下记述：

“我头一天把自己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第二天谈话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他拿给我看，说这些话是从我的书上摘下来的。他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所谓革命的三大法宝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一点，很突出它的作用的。

“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衣奴，贯富对立，责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木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根据这种分析，我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的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

“我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他说我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这段回忆中，有关毛泽东的言论，有两点，一是阐述中国社会需要彻底革命和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三个革命法宝，一是提出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分析只看到其特殊性，即重伦理关系的特征，而忽略了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并渗透到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阶级关系这一普遍共性。

在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当时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所写的1500字左右的批注中，毛泽东针对梁漱溟的观点，对中国社会文化及其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异同关系的分析，要具体得多。有的是概括梁著的论述，有的表示赞同，也有不少是不同意梁著的观点。毛泽东读梁的这本书，大致是在1月12日左右。这可以从这天他写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该信提到，“粱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这里的《乡村运动理论》，应是《乡村建设理论》。

在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中，首先接触到的，便是怎样认识形成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西方社会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人际关系诸方面，有明显不同。“五四”以来思想界谈论较多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中西方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社会由于从中古以来始终过的是宗教教会或民族国家这样的集团生活，于是派生出个人本位这一对立物。中国社会由于始终是以家庭生活为基础，因而导致伦理关系这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人伦观念。

毛泽东也承认中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不认为生活方式是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也不认为这种差异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从前面引的毛泽东的几句批注可知，在毛泽东看来，确立人类社会发展不同社会形态及其文化特征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即要看“经济范畴”，而不是所谓有无“教会”。中西方社会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演变，都是根基于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特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再进一步，西方近代社会出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是否来自其集团生活中对个人的过强干涉的反动，如宗教教会、民族国家。梁漱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的。毛泽东的批注是：“？，否！从资本主义而来。”与此相应，中国社会文化之所以没有出现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潮，并不简单因为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而无从反映个人问题，也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存在过西方中古的宗教和现在的民族国家意识，从而难以出现个人的“反动”，毛泽东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仍然是“农业经济”，是“封建国家”。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确实存在着梁漱溟说的“个人本位的社会”和“伦理本位的社会”的差异的话，那么，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基础，在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这些都是资本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而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是介于个人与群体的一种“中间形态”的话，那么，它的含义也不是抽象的“伦理关系”，而“是家庭农业经济，是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再进一步说，如果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更多地张扬个人主义，并且在19世纪中叶以后又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以强调群体合作，那么，中国社会文化“当然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所谓中间形态。”

41.是“伦理本位”，还是阶级对立（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社会方面）在感情中皆以对方为主，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着。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

（经济方面）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史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迄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在西洋则父子、夫妇异财，其他无论。在西洋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亦非社会本位的，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

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

（政治方面）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又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想理要求，更无其他。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

封建经济。

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

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者则作到极不好处。

——摘自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伦理本位，是《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旧社会特征的一个基本概括。所谓伦理本位，是指伦理关系在人们的各方面社会关系中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梁漱溟从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作了阐述。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一一作了批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分歧的焦点，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伦理关系这一特点，说到底，即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以及阶级剥削。由于梁漱溟过于注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看不到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不平等关系这一共性，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人际关系上“互以对方为重”，经济关系上“皆彼此顾恤”，政治关系上“家庭情谊化”。这些论点，也是有片面性的。毛泽东的批语，则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

梁漱溟也不是不承认有阶级对立的社会存在，但为了说明“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不属于这种情况，他在书中又着重从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身份变化的角度展开论述，进而提出了“职业分立”的概念。毛泽东对其有关论述，也作了批语。

梁漱溟说：“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遂造成剥削与被剥削的两面中国社会则没有构成这两面。其所以没有构成两面即在其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所垄断的形势。为什么无此形势？有三点可说：

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

三、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

毛泽东对这段特别是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垄断的三个原因的批语是：“百分之七十土地集中于地主，农民只有卖，没有买。”“大多数人无产可以均分。”“只有土地剥削。”

梁漱溟接着说：“由于前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如封建社会者然。本来，从第一点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社会已经不同，土地已难垄断河北省有句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此可见土地时有转移。贫富随有升沉，垄断甚难也中国之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

在这段开头几句说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土地已难垄断”旁边，毛泽东批道：“否”，这也是后来的事，从前衣奴制不然。接着又在中国未能进入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旁，分别划了两个“？”号。在“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传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几句旁，毛泽东又批道：“贫富贵贱就是阶级。”

梁漱溟说：“所有官吏大抵是士人通过考试制度而来的；而士人则与农、工、商并列为四民，‘禄以代耕’，亦不过是一项职业，为构成此职业社会所不可少之一种成分而已可见其缺乏阶级分界，而政权实有开放给众人，让大家都得参预的机会。”

毛泽东批注说：通是不对的。

最后，梁漱溟在“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一小节中谈到：“在西洋恒见其积个人之有余；在中国恒欲以补众人之不足。在西洋人看钱是让人更能赚钱的，钱多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以为钱是让大家化的，钱多用在消费上。”

毛泽东批注说：“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

毛泽东这几处批语，三言两语，平实出之，切中要害，鲜明具体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看法。

42.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低（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那末，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吗？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地的地步。于此，不要忘记的是中国文化自古相传，社会构造历久不变的那件事。他不变则已，变起来格外剧烈、深刻、严重！其所以久而鲜变，我们可以推想到两点：

一、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因此其本身妥当调和，所以不易起变动；因其不变动，乃更走向妥当调和里去。愈不变，愈调合；愈调和，愈不变；此相传已久的老文化，盖有其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性。

二、是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所以他能影响于外，传播于远；而他则从不因外面影响而起何变化。甚至为外族武力所征服，却仍须本着他的文化来行统治，其结果每使外族同化于他。如是，他文化势力圈的扩大与其文化寿命的绵长，成了相关系的正比例。卒之，成了又老又大，又大又老的一个文化体（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大的文化体，颇近是），此其文化里面必有高越于外者在，亦从可知。

但到了近百年间，此本身有高度调和性，不因外面文化刺激而起何等变化的者社会，忽尔变化不已，形势严重非常。这全为近代西洋人过来所致。于此，我们又可推想到几点：

一、是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二、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或其弱点的先暴露。盖中西方文化相遇，中国遵起变化，顾尚未见西洋受我们影响而主何变化也。最后的总结帐如何不可知，眼前固是如此。

三、在一新中国文化未能融铸创造成功时，中国社会将陷于文化失调；——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

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

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

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

其帐已结。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比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摘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近代以来，在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环境中，中国出现了危机。问题出在哪里？这首先涉及到认识方法问题。对此，梁漱溟在书中说：“我们必须把握着中国问题所在，而后才有工夫好作。中国问题在哪里？有人说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又有人说是在‘贫愚弱私’；这二说都不正确其实宇宙是变化的，人类社会更是变化转动很快的。多一样算什么？少一样算什么？多了的可以去掉，没有的不难添补上。不从前后动态上理会，只看见眼前的静象；是抓不到问题的。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类社会尤其是这样，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的视线，是抓不到问题的。”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的批注道：自然同社会都是变的。要从历史发展看，不要从一时静态上看。要紧的是事物间关系，而不是事物；是抽象的东西，不是具体的东西。看来并不反对梁提出的考察思路。从历史变动的角度，从不同事物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危机，并从中抽象出规律的和本质的东西，他们两人的看法是相近的。这样，便涉及到怎样认识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近代中国的崩溃，直观看来是由于帝国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落后。这一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看法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梁漱溟在书中说近代中国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西洋人过来”，使“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所致，毛泽东把梁的论述概括为：“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没有作批评之语。

梁著还说：“帝国主义的障碍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碍更格外成了障碍的，全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国社会本身问题远大过任何障碍于他的。”“归结我们的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毛泽东对这两段话的批语是，“不是少了东西，也不是多了障碍，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内部问题大过边界问题；社会问题大过个人问题。”

崩溃来自中国社会文化固有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又和外患交合在一起。这就引出中国社会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危机和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下这两个问题。对此，毛泽东和梁漱溟就有分歧了。

梁著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文化失调，归根结底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的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者说中国就没有政治。具体说来，“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亦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

梁漱溟的根本意思是，文化危机失调表现为政治上无办法；政治上无办法又来自政治制度的中断，使社会失去维系的核心。毛泽东在对这几段话的批注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针对梁著说的政治无办法在于没有“唯一的最高国权，陷于分裂”，提出这样的疑问：“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权分裂？”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这是结果，是表象，根本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在强列的侵入面前，只得被动挨打。按毛泽东这个思路，中西方两种社会文化在碰撞比较中的高下差异便不言而喻了。

但梁漱溟不这样认为。他在书中说：“中国社会构适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并以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后常常被同化的事例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又说：“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由此，梁漱溟的思路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近代中国的崩溃关键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失调，但这里说的社会文化只是指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而不包括思想制度这些无可置疑更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中国文化原来“甚高”，并旦与西方文化是“两样”，甚高而两样的文化相撞，使老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这样，近代中国崩溃的最终原因，似乎又不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而在外来文化的侵入了；乃至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最后究竟怎样结帐也未可知。对老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自信和眷恋，跃然纸上。从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批注可知，他不同意梁的这个观点。的确，历史上一些外族侵入，都被中国传统文化同化了，但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已然不是封建社会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故毛泽东批注说中国社会文化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如果说最终结果还待来日的话，那么，只有“更高者能胜之”，原地踏步，固步自封，只能陷于更大的失败。

43.摆脱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出路何在（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这时，统治力量较大，革命一定不容易起来，或不能成功。那末，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他讲求进步，而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但历史恰不如此

一、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换句话说，靠什么人来解决中国问题？

二、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问题？譬如认定中国问题是在外不在内，如同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整个中国民族来解决这问题；对第二点，就应当说是民族革命。又如认定中国问题在内而不在外，如同1978年法国革命爆发，或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社会中某阶级或其如何联结为原动力；对第二点，就应当是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

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在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它几乎不像一个革命，因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民族问题早掩盖了阶级问题。然而亦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此点是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不是革命吗？——摘自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梁漱溟对解决中国问题有自己一套思路。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不同意的。

（一）对老中国社会是改良还是革命。梁漱溟在书中很推崇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其“改革之中尚有因袭，其制度有一变化而未中断。”中国也应走维新的路，即“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制度（实即政权）或不变，或变而不断，采西方之长，求局部变化，“慢慢地求进步”。显然，这仍属洋务派开启的“中体西用”的老路。对此，毛泽东不认为“日本维新好于中国革命”，说梁的思路反映了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梁漱溟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连划了三个“？”号。

（二）怎样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化中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这实际上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认识前提。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既然来自内部，那么，解决危机的出路便不是像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的时候那样，搞民族革命，也即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性质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这样说，是不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发生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内部阶级斗争的大变化呢？不是，梁漱溟在书中还写道：“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旧秩序便是一个有力的革命对象，大家的要求都还集中在一点上，事情就容易办。现在则对象非一个，要求不一致，说不上来同谁拼命，说不上来社会最大的最有力的要求是什么。”因此，同内的变化只能是社会性改革，或称“文化改造”。于是，他的结论是：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实在都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而毛泽东的鲜明观点则是：中国的出路在“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两种观，大的分歧源自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中，必然提出对外的“民族革命”的主张；从半封建的性质中必然提出对内的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民主革命”。梁漱溟不这样看待中国社会性质，于是以“民族自救”来代替“民族革命”，以“文化改造”来代替“民主革命”。

（三）关于社会改造的方向。近代以来，为了摆脱危机，两个方向鲜明地摆在探索中国社会改造前途的人们面前。一个是西方化的资本主义，一个是俄国革命。对此，梁漱溟在书中均有所评说：“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人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又说：“俄国的路子的确好，能在国际站得住脚，合乎中国的需要。但只是好不行，必须看他可能与否。大家虽是艳羡俄国的路子（一个五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希望他亦能在中国成功；但如果找不出一个如何可能，则希望何益！”对前一种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批注道：“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路。”对后一种看法，毛泽东批注认为梁漱溟对不可能没有说原因。梁漱溟感兴趣的，是前面说的日本的维新改良道路。在这个总思路下，梁漱溟认为应该把重心放在向下看的“零碎解决”和具体事项的“培养建设”上面。他说：“从前中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反应，大批要求总解决（如革命、立宪、共产等），两眼注意看上面，注意根本问题，爱谈理想原则，仿佛总要有所破坏推翻；而现在风气一变，好像不求总解决而要做零碎解决；两眼向上看而转到向下看，注意于小的实际问题；不高谈主义而切近事实寻求办法；不去破坏推翻而要为培养建设。”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稍后又加上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显然是认为总解决胜过零碎解决的。

（四）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依靠力量。梁漱溟认为主要靠知识分子。毛泽东是反对这种主张的。书中凡是论述这个问题的地方，毛泽东都划了问号，有的还写道“＝0”，即“等于零”的意思。

44.要严正批驳伪三民主义（读叶青关于三民主义的文章）

三民主义所以要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合而为一个主义，在于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合而为一次革命了。这就是说，欧洲三个时期底历史任务，中国要在一个时期完尽民生主义的革命是和平转变，以国营实业等经济的方法代替阶段斗争一类之政治的方法，流血暴动的方法。换一句话，就是以民生主义代替布尔什维克主义。

政治要求统摄一切要求，所以政治思想应该统摄一切思想。我们不能否认各种社会科学和各个思想部门底独立性与特殊性，但大家必须一致承认各种社会科学和各个思想部门底关联性与一般性。三民主义可以应用于一切。它是科学底科学，思想底思想，有支配底作用。

——摘自叶青《三民主义的创造性》，载《时代思潮》

第1期，1939年5月30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的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

——摘自毛泽东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0页）

［解析］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39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特阶段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展开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则是这场争论的直接导火线。这个会议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今后木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之后方，尤应特别注意。”会后，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报刊，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论调。其中，叶青表现最为突出。

叶青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1927年被捕叛变，随后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1939年参加国民党，一时在思想政治领域里异常活跃。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他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刊物”，叫《时代思潮》，召集一些人搞起“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的反共高潮，是以叶青的理论为核心的。仅在1939年，叶青就先后发表了《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三民主义的时代性》、《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三民主义的阶段性》、《三民主义的哲学性》、《三民主义的世界性》、《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文章，在此前后，他还出版了《民生主义真解》、《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认识三民主义的先决条件》、《毛泽东批判》等小册子。叶青研究三民主义，其出发点在于反共，对此，后来他说得很明白：“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睦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叶青《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载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文章很多，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歪曲三民主义，用“一次生命论”来概括三民主义的内容，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一是为蒋介石的政治和思想专制作理论阐迷，从而提出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需要的思想，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革命的政党。这两点，在我们前面引用的他的《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一文中的两段话里即明显体现出来了。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的“叫唤为最嚣张”的“国情论”和“统一论”，说的就是叶青的这两个核心观点。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与评价，随着国共两党的关系的变化也有所变化。大革命时期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大革命失败后，曾把三民主义区分为“革命精神”和“反动思想”两个方面。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毛泽东始终注意到，三民主义问题之于国共关系和国家命运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研究和评价三民主义，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在叶青等人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向中共挑战后，毛泽东很注意这一动向以及叶青的一些文章。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的报告中，他不仅点了叶青的观点，而且还引用了日本人松本慎一1939年1月23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中的几段话，指出日本人也在利用三民主义问题搞阴谋，如该文说“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特别谈到怎样看待三民主义的问题，他说：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编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为此，正本清源，批驳叶青之流鼓吹的假三民主义，还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本来内容，阐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便尤其显得重要了。

在毛泽东这个讲话后，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进入高潮。从1939年6月到年底，中共党方面发表的重要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以及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毛泽东在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对新旧三民主义，真假三民主义，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了更具体的阐述。应当说，《新民主主义论》是这场论战中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一方最重要的论著。

45.两个中国之命运（读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

我以为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如果能用客观的态度，拿过去的事实来证明他，由现在世界的变局来分析他，就将来中国的前途来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国惟有三民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国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线，而且惟有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是中华民族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

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样抄袭附会而成的学说和证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

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摘自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介石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

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

——摘自毛泽东1943年10月5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

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8—924页）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大会的面前。

——摘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

命运》（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5—1026页）

［解析］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于1943年3月，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

全书分八章，第一章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谈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讲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一、通过回述中华民族的历史，极力颂扬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以此作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大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少民主，而越出了“法定的界限”，于是赞赏“中国古来建设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二、借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赞美国民党的统治，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书中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改造”与“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的遗产，来“开创”与“充实”亿万子孙立命的基业，于是号召“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三、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提出共产主义是以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从而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非彻底改革”不可。指责共产党拥兵自重，是“武力割据”的“军阀”，暗示和平方式已不能产生效果了，但中国的命运的决定却“不出这二年之中”。

《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完成，一出版便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把它列为各界的必读书，累印至近百万册。这个时候，正好共产国际经过协商，自行解散，一些反共分子又企图借此事件给共产党一击，重庆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这样，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事实上成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危害性，考虑予以回击。该书出版仅一个月，毛泽东在1943年4月22日给何凯丰的信中说：“《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6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谈到《中国之命运》。7月，他又修改审定了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19日、致信秦邦宪、陆定一，指示把陈伯达的文章登在《解放日报》，并在广播上广播两次，还要印出一万五千份小册子。随后，又指示各地党委转登转印陈伯达的文章，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将它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英美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7月21日致董必武电）此外，毛泽东还为《解决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集中驳斥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宣传。

与此同时，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还专门召开理论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研究蒋介石的这本书，在了解它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批判它。1943年3月到10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有关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发表的重要文章除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外，还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

如果说，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比较集中于国共两党在思想体系方面的对立与分歧的话，那么，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则更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分歧，直接指向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所以，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特别阐述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等问题。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毛泽东对“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和八年抗日战争的总结，也是对蒋介石鼓吹的“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和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中国之命运的系统论述。他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

46.让整个资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合现实（读1952年1—3期《学习》杂志）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们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摘自毛泽东1952年3月27日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

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

超过这个限度（指《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引者注），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摘自毛泽东1952年9月5日致黄炎培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2页）

［解析］

《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一个半月刊。1952年年初，在对一些资本家进行“三反”、“五反”的运动高潮中，该杂志接连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从思想理论上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批判。第1期上的文章有：《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第2期上的文章有：《驳资产阶级的谬论》、《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3期上的文章有：《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文章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有的文章否认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否认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积极的一面：有的文章把建国初期不法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的犯罪行为混同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来进行批判；由此，一些文章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不允许有资产阶级立场、思想存在的倾向，从而与《共同纲领》的提法发生抵触。

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于1958年创刊之前，《学习》杂志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刊物，经常发表一些政策方针性的和重大理论性的文章。因此，毛泽东很注意阅读这个杂志。他在读了上面那些文章后，立刻感到有的文章的一些观点，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有片面性，于是提出了批评。

3月27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除了加写了前面我们引述的那段话外，还改写有这样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毛泽东说的这种“错误思想”，既体现在一些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身上，自然也体现在一些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而发表的文章里面。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点名，但与他读到的《学习》杂志第1、2、3期上的一些文章，是有关联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宣部负责人于3月29日就《学习》杂志第1至3期上的一些文章的错误观点，写了一个检讨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该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上的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西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读了这个检讨报告后，为了用这件事情更广泛地教育全党，决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把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区、各部门党委，还为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以党刊上登载。”所署时间是“四月四日”。毛泽东对这个检讨报告还作了些修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这里说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写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文，原载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学习》杂志于4月10日出版的第4期上转载，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4月间，毛泽东在批转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时，还写了一段批示，对《学习》杂志上一些文章的错误内容，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在现阶段，“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这些都是不合现实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应该说，这个观点是相当深刻的，为当时统一党内思想，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由于揭露了不法资本家的许多犯罪事实，不仅在党内产生了要求整个资产阶级接受工队阶级基本思的倾向，而且在党外民主人士中，这种倾向也有反映，对此，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一贯的，他的态度是相当冷静的。他对有这种倾向的民主人士耐心做说服工作，对黄炎培即是一例。

1952年9月4日，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先生，将自己准备在当月民建北京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毛泽东审改。这个讲话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毛泽东读后，于9月5日给黄炎培写了这样一封信：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我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敬意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

信中再次提到《学习》杂志上的文章的事情，进而对他此前提出的现阶段不能要求资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基本思想的观点，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

据《毛泽东书信集》的编著者在注释中说，毛泽东这封信中提到的对黄炎培讲稿的修改，也主要是体现这个观点的。例如：（一）毛泽东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毛泽东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47.对读者帮助很大（读李达《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鹤鸣兄：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1954年12月28日致李达

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7页）

［解析］

1954年10月，以《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为发端，全国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广泛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涉及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等等。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写了两篇文章——《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思想批判》，于1954年12月20日一并寄给毛泽东，毛读后“觉得很好”，于28日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回信，特别称道《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一文。该文3天后便在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适思想批判》后来发表在1955年1月号的《新建设》上面。

《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共9000字左右，主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政治思想。文章认为：个人主义即实用主义的社会观，是胡适的政治理论的基础。他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对旧社会负责，一点一滴地改良它”，从而“拥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这是胡适“反革命活动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宣扬“好政府主义”，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文章是希望北洋政府恩赐宪法，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30年代办的《独立评论》，基本精神是反苏反共反人民，表现了“亡国路线”。抗战开始以后，便完全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过河卒子”了。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对读者帮助更大”，大概是指它对胡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批判方面。

该文在理论上较强的是开头部分。文章开头把实用主义的内容归结为4个方面：（一）实用主义者在“经验”这个名词下面贩卖主观唯心论，“主张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毛泽东信中说“似乎有错字”，是指原稿把“物质”与“意识”两个词写颠倒了。（二）实用主义者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有运用或者有效果的便是真理，否则便是假理。毛泽东在信中说，由于“实用”和“效果”这两个名词和我们说的大体相同，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在正式发表稿里，有这样一句话：“实验就是看那种见解实行起来对于资产阶级的人生有无实用”，这不知道在原稿里就有，还是毛泽东或编辑加上去的。（三）实用主义的方法是假设和求证。（四）实用主义者还从庸俗“进化”论取来进化这个观念导入于实用主义之中，说他们经验中的宇宙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地进化的，这种人生观便是改良主义。毛泽东在信中说：“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大概是看了这段论述后，想到胡适还有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的说法，希望一同批判。

发表的文章中接下来说：“胡适还说，这种淑世主义（改良主义）的目的在于拯救世界，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地努力贡献于这个世界的长成。实用主义要拯救的是资本主义世界”。这几句话也不知道原稿就有的还是后来加上的。总之，毛泽东对《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一文的开头部分读得比较仔细，因为它“通俗易懂”他说明了一些哲学问题，而毛泽东所希望的，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按：批判胡适思想），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又称“实验主义”。有意思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还亲自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并多次拜访请教，受到胡适实验主义观点影响的。

48.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读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呜》）

既然百家争鸣，就不能一家独鸣。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犯了一点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那就是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后如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大家都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

百家争鸣也应该认为是使科学家团结起来的基础。从遗传学方面的情况来看，通过去年八月的青岛会议，大家畅所欲言，争了一场，鸣了一番，对目前存在的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学派间的互不了解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的看法，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使他们逐渐接近。

——摘自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同志：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毛泽东

四月三十日

——摘自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致胡乔

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6页）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团，替作者焕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写的按语

［解析］

五十年代前后，在遗传学研究界，存在着以苏联米丘林和美国摩尔根为代表的两大不同学派。建国初期，摩尔根学派受到批判，被贴上政治标签，说是“资本主义的”、而米丘林学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受到苏联遗传学界的影响。1948年，李森科在苏联曾发动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建国初，我国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广泛组织了对李森科报告的学习，并在某种程度上仿效苏联的做法，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振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

1956年4月，东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当时东欧某个国家一位党的负责干部的谈话记录，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观点的反映。4月18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给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写了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酝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据龚育之在《毛泽东与自然科学》（《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发言之后，毛泽东再一次讲话，正式宣布：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他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再举了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例子。5月26日，陆定一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其中特别谈到，在遗传学领域贴标签的作法，“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经中宣部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北京大学遗传学家李汝祺教授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后，他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谈自己参加会议的收获和关于百家争鸣之于发展科学的重要性的意见。该文公开发表于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面。毛泽东读后，认为“有用”，于30日写信给胡乔木，指示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同时为此文重新拟了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写了编者按语。5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此文和编者按语。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毛泽东替作者换上的题目。这个简明而精辟的论断，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概括，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深刻阐述。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特别关注遗传学家谈家桢的科学研究工作。

1956年8月青岛座谈会上，出席会议的谈家桢把几年来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那天会餐，他举杯痛饮，喝了个酩酊大醉。有人到陆定一那里告状，陆定一说：“你们骂了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几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从汇报中得知有个敢对强行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学说”说“不”的遗传学家，记住了谈家桢这个名字。

1957车3月，谈家桢在北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会见了他。当谈家帧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他询问了谈家桢对贯彻“双百”方针和遗传学研究方面的意见，鼓励道：“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一席话，解决了新中国遗传学研究中的障碍，使一度无法开课的谈家桢再执教鞭，重登讲台。

4个月后，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各界人士。他一眼便认出了谈家桢，笑着说：“诙行生，老朋友”

1958年1月6日，刚吃过晚饭，谈家桢便接到市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动身。毛泽东用专机将淡家桢和周谷城、赵超构接到杭州。当他们乘车抵达西子湖畔一个幽静庭院时，已是晚上10点过后。毛泽东身披大衣，等候门前，幽默地说：“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至今谈家桢还清

晰地记得毛泽东与他们亲切交谈的那间房子的简朴陈设：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谈古说今，无拘无束。其间，毛泽东关切地问：“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凌晨二时，毫无倦意的毛泽东抬腕看了看表，煞住了话题：“你们太累，该休息了。”从毛泽东住处到庭院大门，有条数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坚持把他们送出大门，看着他们上车才转身回去。

谈家桢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一见面，毛泽东便问：“你对遗传学问题还有什么顾虑吗？”一位负责科教工作的市委领导当即汇报了情况，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把遗传学搞起来。”毛泽东点头频频。微笑着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正当谈家桢埋头钻研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间，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赶到农村。

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谈家桢。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于是，谈家桢又回到了复旦大学。1974年，重病在身的毛泽东托王震给谈家桢捎来了口信：“这几年怎么没见到你发表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还是正确的嘛！”

49.每年署假回乡，极为有益（读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

八月十四日星期三每天担水成了我的习惯。水缸，我总愿它满满的。我又往房上担土。起初，肩压得疼痛，我就再压，后来不痛了。劳动，的确很快乐。不怪我大伯说：“担担子如坐轿。”我担着土或水，也挺逍遥自在。每天，当太阳快还家时，我便和我的小侄子、侄女到山上去割柴。这也是一种享受哩！我的大娘们和嫂嫂们，见我回来什么都干，她们就说：“没成洋学生、书呆子，还是咱们的人。”有时也逗我几句。——摘自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见《中国青年》1958年第4期）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文可以在报刊上发表。

每年署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

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

李讷应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

——摘自毛泽东读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的批语

［解析］

1957年署假，北京实验中学的学生王桂芹，回到河北省阜平县老家母亲身边，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和社员们的一些活动，同时勤奋地记日记。写了13篇，共约1万字。

回京开学后，一次学校组织同学到北京郊区参加秋收义务劳动，在休息时，和王桂芹同班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看到王桂芹的背包中整理好的这些日记，就拿出来看，但没有看完。劳动结束后，李讷征得王桂芹同意，把《日记》带回家看。李讷在家看完了《日记》，在进餐的时候对毛泽东说：爸爸，我这里有同学写的日记，写得很有意思，你能看看吗？于是，毛泽东就认真地看了王桂芹的《日记》，并写了上面引述的批语。李讷在把《日记》退还给王桂芹时，说：我爸爸也看了你的《日记》，还写了批语，他说可以送到《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王桂芹那天刚好有事，就委托两位同学将《日记》送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在1958年第四期首篇上，以《署期回乡日记》为题正式发表。

在这篇《日记》上，毛泽东做了认真的批阅，修改了原稿中的错别字，并对其中好的段落和文句用铅笔在旁边画了圈圈，对《日记》作者的行动和思想表示了肯定和赞许。

在8月5日这篇日记中，王桂芹记述了回乡的路上，看到旱地里的谷子、花生等因缺少雨水而旱得像火烧了似的后，写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会人工下雨呢？我想，我若是能呼风唤雨多好！那庄稼年年丰收，国家年年富足，人民年年丰衣足食！”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连画了两个圈。这篇的最后，作者写快要到家的途中遇到了雷阵雨，雨点打得她不自主地打抖起来，她写道：“我再看看田地里干枯的谷苗，它饱吸着雨水，好像又恢复了生命力，逐渐精神起来，我尝尝雨水，觉得也是甜滋滋的。我想，我淋湿了又算得什么，只要庄稼长得好，比什么都强哩。雨啊，下吧，下个透吧！”毛泽东阅读到这里重重地画了圈圈。很显然，毛泽东很赞许王桂芹在看到庄稼受旱和自己遭雨淋时的想法和感受，因为这种思想感情已和农民的思想感情相通了。

在8月7日这篇日记中，王桂芹听说社员们要去打坝，她就想邀女友小斤一块去参加，可是小斤母亲及其二大伯等都不赞成，说：“外面日头晒得火热，你们受不了。”“别去了，够累的，连我都有点受不了。去也挣不了多少工。”王桂芹对他们说：“我不怕累。再说，我又不是为挣工分，我是为了劳动和出汗。”她回到家和母亲商量，母亲支持她，并说：“去吧，尝尝什么味，别累坏了，但也别娇气。”母亲还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说：“干活要像个样。把你的缎子裤和绸子褂脱下来，穿一套‘劳动服’，那才不显得软气。”毛泽东看到这里，连连画了三个圈，既表示赞许王桂芹不怕苦自觉要求去打坝的好态度，又很欣赏她母亲和别人的态度不同；一方面积极鼓励，另一方面又关心备至，实在是位好母亲。

在8月10日这篇日记中，记述了给同学贾达黎做鞋的事。3年前，王桂芹答应给同学贾达黎做一双鞋，但因没有时间，一直没有做。这次回家，她把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郑重他说：“这么久了还没给她做，为什么不早说？我就不喜欢光答应不做的人。现在做吧！”于是，王桂芹在妈妈的督促下给贾达黎做了双花鞋。她写道：“我想，达黎决想不到我这个假期会给她做鞋，也许她早认为我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了。永远做个守信的人，永远做个执行诺言的人！”毛泽东看了这节日记，有三处连画三个圈，对王桂芹母亲的严肃态度，对一个高中女学生自己动手做鞋，对王桂芹要永远做个守信的人，都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赞扬。在日记里，她还写了参加社员大会时讨论关于吃菜问题，写了她在地头休息时给乡亲们读报，写了参加关于“从前地主雇长工是剥削，现在高级干部使勤务员，一般干部雇保姆算不算剥削？”的辩论会，等等。毛泽东在这些地方都连画三个圈，肯定了王桂芹参加这些社员活动是很有益处的。

在前面引述的8月14日的一段日记里，毛泽东对其中“没成洋学生、书呆子，还是咱们的人”这句话连打了4个圈，并在“还是咱们的人”下面画了一个道。这表明毛泽东所欣赏的，是日记里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同劳动者打成一片，接受锻炼和教育的思想倾向。

在这约1万字的《日记》中，毛泽东画圈圈的地方共有27处，其中连画三个圈的有17处之多，足见他阅读时的心情是何等喜悦、何等赞许，无怪乎在《日记》后面批上“此文写得很好”六个字的评语。他热情推荐，表明他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视。

50.研究马列，也要跑图书馆（读《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

他只上过两年大学，而且还是学化学的，现在要来消灭细菌，这该从哪里下手呢？于是，他鼓起勇气，首先从学习入手。他利用了任何一点空闲时间，去跑书店、图书馆，找有关细菌、微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书籍来阅读，一面又结合实际来开展研究。

——摘自《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载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

孙守钢想，如果能早日试制出“矽胶”，延长变压器的运行时间，那不就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财富吗？他决心要搞这个工作，可是他不仅还没有试制“矽胶”的经验，并且也缺乏技术资料。就跑书店去查书，把有关技术资料尽量抄录下来；又向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请教，一边学习，一边进行试验。

——摘自《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

载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追切问题而去跑图书馆。列宁为了批判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评（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

——毛泽东1958年6月12日读《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孙守钡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写的批语

［解析］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上面。这大《光明日报》第一版在“东风强来西风弱，真正英雄看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本报记者”写的两篇文章：《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和《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一文，介绍了只上过两年大学的天津仁立食品厂青年技术员马国荣，针对蛋制品中的“沙门氏菌”问题，从学习入手，利用空闲时间跑书店、图书馆，找有关细菌、微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书籍阅读，并结合实际开展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322次试验，创造出了“真空充氮处理法”，消灭蛋品中的“沙门氏菌”，解决了国际市场上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一文，介绍了天津市供电局修理试验所21岁的化验工孙守钢不畏困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跑图书馆，查技术资料，经过多次试验，制成质量超过英国和日本的优质“矽胶”的事迹。

毛泽东很仔细地读了这两篇文章，分别在两篇文章的标题前画了两个圈，在标题里“马国荣”、“孙守钢”下面划了两道直线。正文里不少地方都划了直线，有的是在整个段落两旁划上竖线，在我们前面引述的那两段原文两旁，划着两道、三道竖线。他的批语，是写给陈伯达的，有“陈伯达同志阅”字样。他划上这些竖线，当是让陈伯达阅读这两篇文章时注意这些重点。

在毛泽东看来，阅读这两篇文章应注意的重点，就是“为解决迫切问题去跑图书馆”。由此，他把这两位青年攻克技术难关而跑图书馆寻求资料的方法，延伸到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领域，认为是同样适用的，还举列宁写《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时为批判有神论而钻研哲学史为例。毛泽东发挥的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除了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外，提倡学习书本知识，“跑图书馆”，这在方法论上是全面的。

51.此件也可看（读新华社《大胆的幻想家——齐奥尔科夫斯基》）

齐奥尔科夫斯基于1857年生于俄国列山省伊柴夫斯克村一个守林人的家里。他在九岁的时候，不幸患了猩红热，两只耳朵完全变聋了。耳聋和家境贫困使他没法进学校读书。这个孤苦的孩子于是只得靠自学来求得学问。

由于自己的刻苦钻研，齐奥尔科夫斯基20岁便开始当数学教师挤时间自学天文学、化学，特别是航空科学。他从小就爱幻想。当他只有八岁的时候，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个氢气球的玩具，这个气球在他小小的头脑中撒下了飞向天空和无穷的宇宙的科学幻想的种子。这些种子在他当数学教师时期，由萌芽而至茁壮成长起来了。

一天，齐奥尔科夫斯基看见窗外有几只燕子在雷雨前的阴霾密布的天空中疾掠而过，无数的幻想在他头脑中沸腾起来：人一定能够比燕子飞得更快，他的面前出现了像绞鱼一样的飞艇人们都称他为“大胆的幻想家”。

——摘自新华社《大胆的幻想家——齐奥尔科夫斯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件也可看。——毛泽东读新华社《大胆的幻想家——齐奥尔科夫斯基》写的批语

［解析］

新华社编发的《大胆的幻想家》一文，介绍苏联喷气技术和星际火箭理论的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的生平事迹，发表在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苏联科学人物”栏目里面。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在我们前面所引的三个段落的句子下面，都画了直线。在其中“20岁便开始当数学教师”一句里，毛泽东把“开始”两字四掉，改成“在一个中学校”。也许是觉得这句话表达不够完整，也可能是毛泽东此前读过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有关资料，特意加上的。这说明他读得是相当仔细的。

毛泽东国画的内容，主要是表现齐奥尔科夫斯基小时候遭受的贫困磨难，和他自我奋斗大胆幻想的内容。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兴奋点有关。在1958年5月18日八大二次会议上写的一个批语中，毛泽东就说：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差的那些人。”他还指示有关部门编印了一份《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印发与会者。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出身低徽、遭受磨难，与大胆幻想、勇于创造之间，似乎有天然的联系，在“大跃进”时期，尤其应树立这个观，久。这是他注意到《大胆的幻想家》这篇并不起眼的文章的思想背景。

他说“此件也可看”。这个批语，是写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的陈伯达的，大概是提醒他应多宣传些这方面的材料吧！

52.很有意思，是一首诗（读《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

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学习娱乐“三八制”；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真喷鼻；室内室外公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叭；饭前饭后开开收音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听它。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摘自《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子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6日读《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写的批语

［解析］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许多地方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8月4日视察河北徐水县后，县委于22日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9月20日还发布了在全县《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在这个“共产主义试，久”的启发下，其他地区也不甘落后。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提出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刊载了《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文章报道了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0月28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的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其主要内容是：（一）工业。提出一年实现地方工业网，二年实现工业化、电气化。（二）农业生产万斤化。提出到1960年粮食作物种值151亩，保证亩产2万斤，争取到3万斤，共产39亿斤。（三）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多种经济。根据“三三制”（全部土地三分之一种庄稼，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体闲）要求，1959年实现绿化。（四）共产主义乐园的建设规划。提出3年内把全县993个自然村改造成25个新乐园，每个新乐国有妇产院、剧院、养老院、休假院、托儿所、文化馆、浴池、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等“八院、二所、四馆、三厅、两池、三站、四场”。8条30米宽的马路贯串25个新乐园。（五）文教、科学、卫生、福利。提出两年建成大学4至6所，搞一个科学院、十个分院，搞几十处医院，生产大队建电话总机。（六）丰衣足食。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

按主观的理想描绘未来，是不同历史时期奋斗前进的人（11共有的普遍心态；急于跑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再困难、再宏伟的事情似乎在一夜之间便可做成，则是1958年那个时候人（11独有的心态。所以，山东范县的这个规划在今天看来尽管是无比的幼稚可笑，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当时读到后也认为“似乎也是可行的”。

他对这个规划读得很认真，在许多句子下面划了着重线、双道着重线，特别是在一些数字下面。他的批语说“很有意思，是一首诗”，是指文章中每部分规划结束时，都有一段押韵的文字。我们上面引述的，便是其中关于乐园建设、关于科教文卫、关于年衣足食三部分的结束语。当然，毛泽东也认为这个规划实现的时间太紧，但他还是肯定了这些设想的内容的。因此，“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毛泽东是很重视这个规划的。在批语中，他还建议陈伯达、张春桥等到范县“去看一看”，还说：“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看来是想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毛泽东读《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篇文章时，正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为了给会议提供材料，毛泽东还批示：“印发。字体大小，文章格式，完全照文老样，较为适宜。”在11月底12月初于武昌举行的八届六中会全上，再次印发了《宣教动态》上的这篇文章及毛泽东读后的批语。

53.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读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之下，人们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为了启发思考，展望未来的前景，我们就编了这样一本书来供给大家学习和参考。

——摘自《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编者的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要广为散发。看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许多东西模是糊印象，因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祖宗，我们有31年的经验，加上苏联41年的经验，具体多了。——摘自毛泽东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犬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9日在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553页）

［解析］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全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由中央宣传部以人民出版社名义编辑，由该社于1958年8月正式出版，约17万字。该书材料主要取自当时已有的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本，只有少数是直接从外文版本翻译的。编排上，围绕共产主义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设立了25个专题，如：“共产产义社会的概况”、“公有制的建立”、“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平等和平均问题”、“再生产问题”、“生产公社，消费公社”、“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以及“人口问题”、“家庭、婚姻和妇女问题”等等。每个专题下面，选录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若干段落。

编印这样一部书，明显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设想的，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建设思路有关。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确也十分广泛。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第1版发行后，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等地先后重印，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这年9月便印刷了20万册。毛泽东很重视这本书。我们前面引的他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便是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的，他希望县级以上的党委成员对这本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推重不可谓不高，期望不可谓不深。

在1958年春夏间，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据胡乔木回忆，这年2、3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杠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这年4月底，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会上也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刘少奇后来在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回忆：“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去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也讲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刘少奇、陆定一所说的这些，大概就是4月底毛泽东等在广州小范围内议论的情况。从中可知，编印《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个时候议定的。同时提到还要编印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书，这本书后来也是由有关部门编好了的，毛泽东也读到了。但是没见正式出版。

毛泽东重视经典作家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这些阐述的实践和发展，丰富和完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号召大家看几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赵云山等《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看来，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所需要的。

8月下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出版，毛泽东便在8月30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评价和宣传，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好的学习参考材料。还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中，马克思说有许多东西是从军队中开始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开始实行的。

同年10月19日，他写信给陈伯达，让陈伯达和张春桥等尽早去河南卫星公社就人民公社问题作调查研究，特地叮嘱：“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儿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这大概就是他希望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吧！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就前者而言，因为有益于实践，是实践的理论依据，所以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就后者来看，主要指经典作家们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有关论述还是“模糊的”，纯理论的。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实践，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理论的逐步变为现实的，把模糊的逐步变为精楚的，把不正确的逐步变为正确的。把没有说到的逐步补充完善起来。这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不迷信经典的探索精神。可惜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便较少提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了。

四、军事篇

1.他的话激发我研究军事（读孙武《孙子兵法》）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买来的军事书乡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摘自毛泽东1936年10月22日致叶剑英、

刘鼎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1页）蒙哥马利：我也学过成吉恩汗，他强调机动性。毛泽东：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

东西。蒙哥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毛泽东：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摘自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元师蒙哥马利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5页）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车，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违，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曰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是世界上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作者孙武，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字长卿，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孙武本为齐国人，后因齐国内乱，出奔吴国。经美国重臣伍员推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1篇，被重用为将。后辅佐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美国以一隅之地而称霸列国。

《孙子兵法》分为十三篇：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约5900余字。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该书从战争的地位到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从战争自身演变规律到战争指导规律，从战略思想到战术原则，都作了分析和论述，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春秋以后的众多兵书，无不以孙武书为蓝本而有所发挥，有所引申，有所增益。该书流传至国外后，也受到高度赞誉。孙武被尊为“武圣人”，《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

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毛泽东很重视《孙子兵法》这本书。但这里有一桩公案，即毛泽东从事军事实践的初期，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

事情的起因是，在土地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指挥工农红军逐步开创了以江西瑞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胜利地打破了白军的三次“围剿”。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以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出发，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根据地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乓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斥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指责只能暴露他们的浅薄与无知，人为的把《孙子兵法》等宝贵的军事遗产贴上阶级的标签来加以拒绝。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战争作了许多研究，但是，在抗日战争前，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等，只能把目光投向极其宏富的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并结合革命战争的实践加以运用。说毛泽东等是“无条件”地运用《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自是想当然之语。

至于在井冈山和稍后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乓法》的问题，毛泽东则对凯丰讲，当时自己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这件事，毛泽东在60年代曾讲过多次。除前面引述的1960年12月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那段谈话以外，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还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从那以后”，便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22日给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和派往东北军做联络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便指明要一部《孙子兵法》，并认为它符合自己所要研究的“战役指挥和战略”的标准。在稍后一系列军事论著中，毛泽东对这部书中的一些观点的引用，更是得心应手。后来，他又对斯诺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

当然，从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长征以前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接触过《孙子兵法》，至少，在青年时代他是间接读过的。1913年10月至12月在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就学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段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我们不妨分别引述如下。

（一）“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这段话是黄震（1212—1280）《黄氏日钞》卷58《读诸子》中《（孙子）兵书》一节的大意。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又记有：“百战百姓，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还标明，出自“孙武《谋攻篇》”。前两句确为《孙子·谋攻篇》中的原话。后几句出自《孙子兵法·形篇》，原文是：“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二）“苏沟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这段话出自苏洵（1009—1066）《嘉■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其原文是：“若按武之书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其支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膏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者》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膏、伯■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戊、子面、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家而吴服，田单稿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

（三）“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子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生，无兵而非遁也，无道而非情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天之道也。使世无害则恩不去，世而无弱昧与乱亡，又奚用兼之取之哉，故曰恩即生于害也。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己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以上诸段，多为魏源（1794—1857）《孙子集注序》中的原文。

这几段笔记说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但只是一般的和间接的阅读，谈不上研究。到延安后，毛泽东确实花了相当功夫研读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军事学著作。对此，1959年4月5日，他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有过回忆。毛泽东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看来，毛泽东在延安写出大量的军事理论论著，并不是偶然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外，也与他下功夫研读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论著有关。

2.灵活用兵乃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读孙武《孙子兵法》）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气，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摘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怯，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摘自《孙子兵法·虚实篇》

［毛泽东读东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侯，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特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罩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8—209页）

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93页）

［解析］

孙子是一位军事家，又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往往是以军事概念和范畴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军事和哲学水乳交融。孙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在战略战术原则上，孙子强调三点：一是强调机动灵活。认为“兵元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要针对不同的敌人，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战胜它。二是善于避实击虚。认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去虚”。要“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攻击敌人要拣虚弱的地方打，这样才容易获胜。在部署具体作战计划时，可采用“以十攻一”的打法，即“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三是力求掌握主动。认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要能在战场上左右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左右，“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攻击。

毛泽东把上述孙子战略战术原则中关于动与静、实与虚、主动与被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经过革命改造，汲取到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之中，在我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主动性和灵活性。认为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叔，灵活性是实现作战主动性的保障。他说：“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论持久战》又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这就把主动和灵活问题提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毛泽东对孙于战略战术原则的批判继承的实质在于：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指导原则。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就是毛泽东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批判继承古代军事思想，正确解决军事领域里客观矛盾运动的光辉范例。这些原则集中反映了战役指挥要解决的十对矛盾，而正确分析和解决这十对矛盾，也就解决了战役指挥的基本问题。比如，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一条讲“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就是对孙子“避实击虚”原则创造性的发展。第六条讲“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性、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以及第七条讲“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就是对孙子在战争指导上只讲快速进攻，否认持久防御；只强调运动中歼灭敌人，否认一定条件下的攻城战；只注意“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军争篇》），不主张全歼敌人，猛追穷寇等片面性思想的革命改造，总之，毛泽东批判继承《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原则，关键是汲取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国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精髓，从而把“灵活用兵”视为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中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是战争的主动权。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惨的环境，军事指挥员都要掌握主动权。被敌人逼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主动地位，就只有失败。但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大量有活力的军队。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客观上，主动权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但客观上力量对比的优劣，可以通过主观指导上的正确与否来转化。例如，对敌人施以错觉，攻其不备，就可以促使敌人的优势向劣势、主动向被动转化。在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围剿”中，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略是寻找并包围红军。毛泽东的对策是，对“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实行部分反“围剿”，从而掌握了主动权。“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虽占极大优势，但反包围的红军在数量上却比他们选中要包围的国民党一部要多得多。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总结了这个极为成功的战略：“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放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放军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

在对古今中外著名战例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发展了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情归”的思想，使之成为革命军队与强大敌人作战时实施战略退却的基本指导思想。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面对优势的军队，因考虑到不能迅速取得胜利，为保存军事实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指挥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大军的疯狂围攻，毛泽东率领的正面红军并不正面出击，而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锐气，诱敌深入，实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策略，拖得敌军筋疲力竭，士气沮丧，充分暴露其弱点之后，以逸待劳的红军，看准敌军中的弱者或孤立者，一举歼灭，获取了全胜。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23万国民党军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当时，解放区广大军民对胡宗南的进攻毫不示弱，纷纷表示坚决保卫延安，把胡宗南的军队消灭在延安的大门外，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丰富经验，毛泽东填密地分析了蒋介石令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战略企图，并比较了敌我双方兵力情况。经过全面的综合分析，毛泽东作出了决断：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我军暂时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一点地方背上包袱，我军才能轻装上阵，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我们部队少，硬拼是要吃亏的。

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还多次提及孙子的“示形”及“兵不厌诈”等军事原则，要求各级指挥员善于以各种手段隐蔽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敌人，给敌人造成错觉，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和歼灭敌人。毛泽东把《孙子兵法·计篇》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和“故善动者，形之，敌必从之”等思想，通俗地概括成为“声东击西”的原则。强洞要善于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以为我用。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来迷惑敌人，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打击敌人，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重要方法。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中的定陶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囱战役及陕北三战之捷，抗美援朝中的第一、二次战役等等，无一不贯彻这一原则。

在《谋攻篇》中，孙子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避之。”大意是，有十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就要四面包围、歼灭敌人；有五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就要进攻敌人；有多于敌人一倍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以便在局部上造成兵力的优势；同敌人兵力相等，就要善于设法战胜敌人；比敌人兵力少，就要善于摆脱敌人；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敌人，就要设法避免与敌交战。毛泽东吸收了孙子这一思想，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他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乓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还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部署上，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上。他还十分重视运动战，在运动中避开敌军之优势兵力的打击，在运动中集中我军的兵力，寻找分散或弱小之敌，一举歼灭之。

《孙子兵法》与毛泽东的军事原则一样，掌握的关键在于岳飞所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失去了灵活运用这个灵魂，《孙子兵法》也好，毛泽东军事原则也好，均一并化为教条——实际上等于亵渎了它们。

3.知彼知己：不要看轻这句话（读孙武《孙子兵法·谋攻篇》）

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摘自《孙子兵法·谋攻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2页）

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罩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则可能的。

——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2卷，第490页）

［解析］

毛泽东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战争的指导规律，它的科学价值超出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深这的哲理，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孙子是在“不可取于鬼神”（《用间篇口的反天命思想指导下，提出这个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著名命题的。他看到战争是生死搏斗，要达到“自保而全胜”（《形篇》），必须全面掌握情况，只知己不知彼是不行的。但孙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不自觉不彻底的。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思想改造了孙子这个著名命题并赋予新的含义：其一，揭示战争作为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有着内在的规律性，是“一种必然运动”，人们是可以认识它的，由此战争胜负也是可知的。其二，战争的认识对象包括敌我两个方面。要如实地反映敌我情况，必须去掉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者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的片面性，把了解整个战争贯穿在“学习和使用”的全过程。其三，战争双方各自的情况是发展变化的，要着眼于各自的矛盾特点，摸透彼此的长处和短处，掌握战争主动权。经过毛泽东的批判改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命题就成为“科学的真理”了。

具体说来，军事指挥员怎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呢？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孙子的这句话作了充分的发挥。他说，要成为“百战不殆”、智勇双全的优秀军事家就要熟悉敌我双方的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子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系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然后实施计划。毛泽东还进一步发挥说，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修改计划，“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子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经毛泽东的阐发，孙子的“知已知彼”思想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论，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军事认识化。

4.先让一步，是以弱胜强的法宝（读《左传·庄公十年》）

［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判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判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摘自《左传·庄公十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

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204页）

［解析］

《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古代编年史，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14年（公元前454年），比《春秋》多17年。《春秋》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相传曾由孔子修订。《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侠闻琐事，保存了大量史料，相传为鲁国人左丘明著。他曾任鲁国太史，双目失明，与孔子同时。清代学者认为该书是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目的是用事实解释《春秋》。该书虽为鲁国的编年史，但同时包含了春秋时代其他各国的史实，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生动地记叙了各国君主争夺霸权和互相兼并的社会历史面貌，描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对战争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详略适度。

齐鲁长勺之战，是春秋时以弱胜强的一个战例，发生在鲁庄公10年（公元前684年）。长勺，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春秋》的记载只一句话：“公败齐师与长勺。”《左传》则记叙了其战前、战中、战后的全过程。这段记叙后来以“曹刿论战”为篇名被收入许多选本。齐、鲁为邻国，齐在今山东的中部和东北部，是大国；鲁在今山东的南部，是小国。开篇说“齐师伐我”的“我”，即鲁国。强兵压境，对弱方来说，如何应战是很关键的。曹刿的做法是，在战略方面，把取信于民作为战胜敌人的政治基础，只有对人民尽本分，得到人民的支持，才可能作战。在战术方面，一是注重战场情况的实地调查，必待“视其辙乱，望其旗靡”，然后追击；二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后发制人的原则，必待“彼竭我盈”然后进攻。

1936年，毛泽东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时，十分注重这个战例在军事思想方面的价值。在第五章“战略防御”的第三节“战略退却”中，他全文引用了“曹列化战”这段文章，并进行了精当的分析：战前的政治准备，反攻的时机，追击的时机，表示十分欣赏，认为他采取了红军时期提出的“敌疲我打”的方针，体现了战略防御的原则。

在“战略退却”这一节的开头，毛泽东还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便把战略退却视为弱军战胜强军的一个有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步骤。

接下来，毛泽东又例举了中国战史上“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一些战例。其中，（1）楚汉成皋之战：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荣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203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2）新汉昆阳之战：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23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8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县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40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3000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3）袁曹官渡之战：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200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10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4）吴魏赤壁之战：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208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3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5）吴蜀彝陵之战：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222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一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瘦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6）秦晋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60余万、骑兵27万、卫队3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8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对这些战例，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史家所叙战事之熟。毛泽东对历史上这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著名战例的关注，恰于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战略地位有关。毛泽东

灵活运用了古人的战略战术，创造出了自己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优秀战例，堪称军事史上的佳话。“示弱”战术与老子哲学有相通之处，所以有人认为《老子》也是兵法书。

5.六国联兵，未必胜秦（读苏洵《六国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古人去：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赢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鸣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摘自苏洵《六国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此论未必然——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苏洵《六国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5、106页）

［解析］

《古文辞类纂》所收《六国论》，是古代政论散文名篇。作者苏洵（1009——1079），字明允，四川眉山人。二十五岁始发愤为学，曾作秘书省校书郎。是北宋著名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均名列“唐宋八大家”。苏洵著有《权书》、《衡论》等。

《六国论》即《权书》中的一篇。该文旨在论述战国时六国对付强大的秦国的政治斗争形势、六国灭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在这一过程中，六国曾建立起联合阵线来对抗秦国，但阵线内部对秦的态度并不一致。苏洵在文中指出了三种情况。一是韩、魏这样的国家，割地给秦，以求得暂时的苟安，结果较早灭亡。一是燕、赵这样的国家，举兵相抗，还时有胜仗，灭亡较晚。一是齐国，因与秦相隔较远，常袖手旁观，但最终还是被秦国吞并。他的结论是：如果六国都固守自己的土地，笼络人才，联合军队西向攻秦，“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毛泽东在批语中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联军内部如果是实力相当的军队组成，“罕有成功者”。至于为什么，他没有说。直观看来，或许是因为实力相当，也都有各自的利益需要维护，在形成核心，统一调度上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无法同利益一致、指挥统一的强敌抗衡。就战国时期秦国和六国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认为，即使六国联军攻秦，也未必能制之，关健恐怕还是在各国的内部体制。毛泽东对贾谊的《过秦论》很熟，或许更能接受贾谊的观点。贾谊提出，秦国的霸业始于秦孝公：“秦孝公据看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秦王扫六合”，大抵国势国运使然耳。

6.杀降不祥（读陈寿《三国志》等）

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裴注：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与谋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受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

表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读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1页）

［解析］

《三国志》里《魏书·刘表传》没有叙述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尔之以利”，骗来这些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二字旁划上曲线，在天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三国志》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叙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陈武之子陈表，领兵数百人，爱抚部下，驻在无难这个地方。有人偷盗官物，怀疑是当地一个叫施明的人干的，施明素以壮悍无比，勇敢无畏闻名。这件事告到孙权那里，“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候。”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何不并其党赦之”，不同意孙权只赦施明一人却把他手下的人杀了。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说到曹魏将领于禁被关羽俘获囚禁，当时孙刘修好，孙权便把于禁释放了，还同他一道骑马并行外出。于是，“（虞）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说：“《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沫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事翻不如禁”。这是批评虞翻的肚量不如被他称为“降虏”的于禁，其杀“降虏”的主张，更不可取。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叙交耻太守士燮死后，孙权以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这时交州刺史吕岱上表建议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以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兼刺史。戴良奉命南下，却遭到士徽的拒绝，举兵保卫海口。吕岱又上表请求讨伐士徽，接着乘夜举兵渡海，与戴良合兵一处，向海口进发，“微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杀降不武。”

在毛泽东看来，三国时，曹操在对待俘虏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是起到作用的。例如，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

读其他史书，毛泽东也注意杀降的事情。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王彦章传》，记叙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同光元年（923）击败后粱的主力部队，俘获身负重伤的后梁大将王彦章。“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战斗争年，今乓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几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军正确的俘虏政策，是我军能够长胜不衰的原因之一，也为我军赢得了仁者之师的声名。不杀降而化敌为己，这正是毛泽东用兵过人之处。

7.彝陵之战刘备应打运动战（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原文］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逊上疏曰：“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椅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

■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

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按不暇，可以各个击破。——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161页）

［解析］

吴蜀彝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过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对这个战役的批注，刚是反过来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为其设想谋划。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222年，刘备率蜀国大军西进攻吴，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砍伐山木，连营扎寨，打的是阵地战。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相持七八月。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攻破40多个营寨，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户弼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各不用山木扎营，以上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钱振■的评论的。

在毛泽东看来，上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刘备欲胜吴军的办法，是“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彝陵南边的澄水流域进攻，使美军分兵，然后各个击破。很明显，这个设想，同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从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无疑，就当时而言，这也是一番合乎道理的良策。如果刘备地下有知，当会折节钦服。

《陆逊传》还记叙，刘备在彝陵战败，退往白帝城后，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廉等，各竟表言：‘备必可擒，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接着，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老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意思是，大胜后将骄，不顾主客观条件，试图连兵向西再攻刘备，很可能前功尽弃。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柯评有理。”

8.陆逊用司马懿敌孔明之计（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162页）

［解析］

陆逊年少统大军抗刘备，尤如当年周瑜挂帅印抗曹操，自然会有人不服。这对陆逊来说，是对他的统兵驭将之智的考验。既不能在强敌和部下面前“示弱”，又不能硬着头皮去硬打，两全之策，便是抬出“主上”之命来。陆逊用的办法正是这样。毛泽东从中看出陆逊之智同曹营里的司马懿稍后领乓同诸葛亮周旋时所用之计的暗合处，他的批语，一下子牵出诸葛亮、陆逊、司马链三个分属刘、孙、曹阵营中地位角色相同的高手。

毛泽东说陆逊按剑示强于部下，“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这里指的，便是诸葛亮最后一次伐魏时，司马懿看出他远道而来，利在急战，采取“以候待变”的战略。于是“亮数挑战，帝不出”。《三国演义》中有关描写，甚至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派人送来妇女衣物以污辱司马懿，司马懿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手下将领按奈不住，他也反复劝说，《晋书·高祖宣帝纪》说得更有意思。诸葛亮送来妇女衣物后，“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于是派辛毗杖节前来节制司马懿。“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乓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这时，诸葛亮看透了司马懿的用心，对手下人说：他本来就不想同我交战，之所以上表请战，乃“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若真想打仗，何必不远千里向天子请战呢？的确，司马懿这一招，既保全了不甘受污辱的面子，又达到了以静制动、以稳待变的军事目的。正像毛泽东说的，这一手，确实“高明”。结果，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蜀军不战自退。

毛泽东在196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来说他坏，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不过，在历史上，司马懿的名声远逊于诸葛亮，大约是同为“相”，一则谋人之国，一刚鞠躬尽瘁之故。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则近乎一个丑角。不过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

配的，他总能于人无见识处有见识。

9.韦睿为将，有刘秀、周瑜之风（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五年，魏中山玉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睿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睿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初，帝敕景宗曰：“韦睿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皆靡。睿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会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竟发，皆临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道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睿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魏军——引者注）虽众，何所用之。

（曹景宗—引者注）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韦睿——引者注）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魏军——引者注）百万之众，皆局。

——摘自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的批语

（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等200、201、202页）

［解析］

韦睿是梁武帝的主要将领，有杰出的军事才干，成功地指挥了好几次重大战役。毛泽东读《韦睿传》，对其英勇善战的事迹批注不少。

前面的引文，说的是天监五年（506），韦睿督军解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围的经过。这年，北魏中山王元英“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攻下了梁占领的徐州，把徐州刺史昌义之围困在钟离。毛泽东认为，魏军虽多，“何所用之”。梁武帝先是派曹景宗去解围，但因敌兵太多，军到邵阳，曹景宗就筑垒相守，不敢前进了。毛泽东批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梁武帝又派韦睿去，韦睿昼夜兼程，看见魏军人多，部下却功他缓行，韦睿则无所畏惧，认为钟离如此危急，怎能缓行呢？毛泽东对韦睿的这个气概，颇为赏识，批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公元23年，王莽派兵42万，包围了起义的绿林军占领的昆阳，当时还是义军将领的刘秀突围求援，然后又率3000人马，回攻王莽军队，集中突破了敌军中坚，遂内外夹击，歼灭了王莽主力。三国时东吴大将周瑜，率3万人马，在赤壁大败曹操的20多万人马。毛泽东把韦睿同刘秀、周瑜相提并论，可见评价之高，推崇他敢于以少敌众，以弱胜强的大将风度。

韦客率军到邵阳后，乘夜挖掘长堑，构造营垒，凭空突起，截洲为城。天亮后北魏主将元英见后大惊：“是何神也？”对这一段，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然后，曹景宗又派人潜入被北魏围困的城内，告诉他们援兵已到，以稳定军心。读至此，毛泽东很细心地批注：“此别一城，非违睿新筑邵阳洲之城。”在这一战中，起初，魏军攻韦睿甚烈，部下诸将，包括韦睿的儿子在内，都请求下城楼避敌如雨箭矢，韦睿不许，自己稳立城头。后韦睿用火攻魏军，魏军赴水而逃者淹死10余万，被梁军斩首10余万，其余弃甲投降者数十万。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百万之众，皆尽。”

对韦睿指挥的其他战斗，毛泽东也很有兴趣，批注中称赞有加。

梁武帝天监四年（505），韦睿都督众军攻北魏。他派人攻打北魏的小观城，久攻不破，于是，“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睿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读到这段话，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处加了旁圈，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道：“躬自调查研究。”似犹嫌不足，又在自己写的“躬自”两字旁边加了旁圈，以加重“躬自”在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传中说到韦睿准备攻击从魏城里跑出来的几百个人时，毛泽东批道：“以众击少。”部下以没有准备而劝阻，韦睿认为这些必为守城的骁勇之辈，打败了他们，其城自拔。毛泽东在天头上划了三个圈，批道：“机不可失。”可诸将仍然犹豫，韦睿持节施令。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决心。”结果一战而攻下小岘城，说明违睿的调查、分析和决断，都是正确的。

在攻下小岘城后，违睿又派人进攻北魏占领的合肥，也是久攻不下。于是，违睿到后，“睿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乓。睿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攸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国战破之，军人少安。”

读到这段，毛泽东在“睿案行山川”旁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三圈，又一次批道“躬自调查研究”，还在“躬自”旁加了套圈，在“调查研究”旁加了单圈。可见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以取得战争胜利是多么重视，对韦睿的躬身调查是多么赏识。违睿正是在调查之后，提出在淝水修筑堤堰以通舟舰，以击破合肥的。起初，北魏援兵5万来救，诸将请违睿也派兵来，韦睿没有答应，认为胜败的关键不是双方都加兵。于是下令攻战，结果取胜。毛泽东对这段话也加了旁圈，批道：“以少击众”。

当淝水堤堰修成时，韦睿派人驻守，后被魏攻陷，逼近韦睿驻地。诸将都劝他退避，他非常生气，说“将军死绥，有前死却”，“因令取嫩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毛泽东也很欣赏，在旁加了圈，批道：“以少击众。”又在这四字旁逐字加旁国，以表示对韦睿临危不惧、胆识过人的称赞。

天监七年（508），司州刺史马仙■被魏军困扰，梁武帝派韦睿去援助。韦睿率军到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夏侯渊是三国时曹魏名将，建安二十四年（219），在阳平被刘各击败战死。据《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渊传》记载，当初夏侯渊屡打胜仗的时候，曹操数次告诫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讨；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对韦睿以曹操之语来回答那些讥笑他示弱的人，表明他不光是勇战的将领，也是善于“行之以智计”的将领，有勇有谋。毛泽东的批语，对他的做法表示了肯定，也说明毛泽东读史对军谋的熟悉。违睿的威名震慑了北魏中山王元英，他追击司州刺史马仙■，马本想雪邵阳洲被击败的耻辱，一听说韦睿增城起楼以待，立即退乓。结果韦睿不战而胜。

韦睿不仅能攻，而且善守。梁武帝初起兵时，郢州困守一年左右，城内101万居民死去十之七八，梁武帝派韦睿为江夏太守，兼理郢州府事。韦睿“科简隐恤，成为营理”，百胜都很信赖他。毛泽东批道：“善守。”

以上种种，违睿很有军谋，有胆有识，智勇兼备，能攻善守、攻守有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毛泽东称之为“有刘秀、周瑜之风”，当不为过。

韦睿有胆有识有量，能攻善守，识大局，顾大体，不争功，不恃宠，为南朝将领第一也。梁武帝半生功业仰仗于此人，毛泽东对他情有独钟，对韦睿的评价，已超过史家之笔。

10.攻者愚，守者智（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

（长兴）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万余人以袭知祥。（《九国志·赵季良传》：“季良尝与知祥从容语曰：‘璋性狼戾，若坚守一城，攻之难克。’及闻璋起兵，知祥忧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败。”）知祥与诸将率师拒之，战于汉州之弥牟镇。璋军大败，得数十骑，复奔于东川。

——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1页）

［解析］

董璋和孟知祥都是后唐将领，分别为东川和西川节度使，对朝延都有二心，曾互相联络。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朝延夺取董摩官爵，杀了他在朝为官的儿子，并派兵攻讨东川，没有成功，遂用怀柔政策，让东川和西川各自保境安民。孟知祥派人向董璋建议，两人连表向朝廷称谢。董璋认为，对朝廷都有二心，可偏偏是自己的儿子被杀，是孟知祥背叛了自己取得朝廷的信任。于是在长兴三年（932）离开东川去攻打孟知祥的西川，结果大败而归。毛泽东读至此，很注意书中引用的一个注，即孟知祥手下的赵季良对董璋离开自己所占之地，奔袭西川的分析，认为这是扬短避长，必然失败。毛泽东由此发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进攻的人愚蠢，坚守的人聪明，结果必然是“攻者败，衬者胜”。

其实，这时董、孟二人共同的敌人是朝廷，在外敌压力面前，二人理应联手，董偏要互相残杀，其取败者一；但凭一己猜忌，出师无名，取败者二；以万骑离开巢穴攻击有备之敌，取败者三；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说“攻者愚，守者智”的道理。

11.危急包含有转守为攻的机会（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原文］

（天复元年）四月，汴将氏叔琼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队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锚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玉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人。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向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陉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疟，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

五月，汴军皆退。氏叔宗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戮万计。——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解析］

上面引述的原文，说的是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朱全忠（朱温）集中兵力攻打河东李克用《文中称“武皇”）的一次战役。朱全忠和李克用，分别为唐王朝封的梁王和晋王，事实上是当时军阀割据中两股最大的势力。唐光化三年（900），朱全忠控制整个河北诸镇后，试图一鼓作气攻取河东（即今山西一带）晋王李克用所占领的地方。

天复元年一月，朱全忠派张存敬攻占了晋、绛两州（即今山西临汾市、新绛县），又迫降了河中节度使王珂（李克用之婿）。四月，朱全忠又发六路大军，分进合击晋阳。面对强大攻势，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自降，使朱全忠的主力氏叔琮部顺利进占泽、潞两州（今山西晋城县和长治市），出石会关（今山西榆社县西）逼近了晋阳。与此同时，由马岭（今山西昔阳县东南）南下的张归厚部到达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并迫降辽州刺史张鄂，由井陉西进的白奉国部也攻拔承天（今山西平定县东）。几路大军，合围晋阳城下。所以，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是“沙陀最危急之秋”。李克用是少数民族，属沙陀部。但毛泽东认为，危急中也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就看你能不能做出判断和选择。李克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派大将李嗣昭、李嗣源率精兵强将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加上敌军粮草供应不济，士卒多患疾病，于5月朱全忠不得不下令全部撤军。李克用又派精兵追击，杀获甚众。

毛泽东根据这一战例，提出“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并认为“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大概也包含有他在中央苏区时期，成功地领导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体会。

12.兵书略通即可，多则无益（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营，■不肯出，而未帝又数促■，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而潜兵贝州。■果报未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

仁赡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知名。仁赡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9页）（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解析］

刘■是五代时后梁将领。前面引述的第一段原文，说的是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刘■率军与晋王李存勋（即稍后的后唐庄宗）在魏州交战失败一事。文中提到刘■熟读《六韬》，喜欢据战法机变用兵，结果中了李存勖假装撒兵的计策。刘仁赡是五代时南唐将领，有勇有谋，更重气节。南唐被周世宗柴荣打败时，连南唐君主李景都奉表向后周称臣了，刘仁赡也坚守不降。前面第二段原文提到他年轻时“略通兵书”。

毛泽东读这两篇传记的批语，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读得太多，是无益有害；对带兵的人来说，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其直观依据是，刘■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赡只略通兵书，也不失为好的将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

建国后，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

例如，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说他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明白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师、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木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当然，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照着书本打仗。他并不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读多了消化不了而拘泥于书本。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

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4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乓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戚继先说，“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在书中，反复阐明要以实战经验为主，陈述结合东南沿海情况，针对敌情进行练兵重要意义。毛泽东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本书。

兵书一般都是前人对战争规律的探索，战争经验的总结，但书读多了，食古不化，反成教条，不惟无益，反而有害。像赵括、刘■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教教兵法也许更合适些，可是派到实际战阵上就未免害人害己。

13.诸葛亮用兵“不二过”（读司马光《资治通鉴》）

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

（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部右膝而卒。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卷七十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初战亮宜自临阵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七十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石籍批语集》第292页）

［解析］

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留下他上述批语的，是一本1956年6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元代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

说到街亭之战，人们就想起失街亭；由失街亭，又想到空城计，最后是挥泪斩马谡。诸葛亮之智、之情，在这个史事（后来事实上成了故事）中展露无遗了。《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叙，虽较简略，毛泽东却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最高统帅应如何亲临前线的问题。正像上面所引原文记叙的那样，街亭失利，首先是“谡违亮节度”，违背了屯兵扎寨的常规，“舍水上山，不下据城”。毛泽东的批语则指出，作为全军统师，在蜀军首次伐魏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中，诸葛亮应当亲临前线坐镇。

街亭之败，是蜀汉建兴六年（228）。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伐魏时，因粮尽退军，以伏兵掩杀追兵，射死魏将张邻。毛泽东读至此的批语认为，街享失利以后的每次伐魏行动，诸葛亮都是必然亲临前线军中，直接指挥，诸葛亮似乎吸取了街亭之败的教训。不过，从此但凡军中大小事务，无论巨细诸葛亮一一过问，似乎也是一种累死人的统帅法。对此，毛泽东显然也是不以为然的，他自己做统师，尤其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只抓战略，而具体事交战场指挥去办。“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此方为益。

14.蜀汉之误：始于荆州、西川两分兵力（读苏洵《项籍》）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摘自苏洵《项藉》，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译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苏洵《项藉》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06页）

［解析]

苏洵的《项籍》是其《权书》中的一篇。文中谈到剑门相隔的西蜀盆地的地理特点与历史上拓展政治基业的关系。他认为那里作为防守自安的根据地尚不理想，作为进取中原，经营天下的基地则更有诸多不便，上面引的那段话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诸葛孔明年荆州而就西蜀”一句，引出毛泽东的发挥，提出三国时蜀汉终不能进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诸葛亮出茅庐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有错误，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告诉他：“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叔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盖，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熟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后来刘备基本上是按此战略来经营的。毛泽东着出，这个战略的弊端，是使本来兵力有限的刘备又分散兵力。毛泽东的批语是颇有史家见地的。刘备在占据荆州这块虽然重要但却是是非之地后，要前去取西川，便只好让关羽领重兵把守，这是毛泽东说的“二分兵力”。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经营汉中，这是毛泽东说的“三分兵力”。结果关羽失掉了荆州，刘备尽起倾国之兵伐吴，又大败而归，蜀汉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余下来，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而无功，只不过勉强维持罢了。

15.四方皆反，刘或以寡胜众，可谓奇矣（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情河崔道固皆举兵应寻阳。上征兵于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将平原刘弥之等将兵赴建康。会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弥之等应安都庞孟虯亦不受命，举兵应寻阳。

帝召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觊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马庚业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燥说觊以“建康虚弱，不如拥五郡以应袁、邓”。觊遂发兵，驰檄奉寻阳。吴郡太宁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皆据郡应之

益州刺史萧惠开闻晋安王（刘）子勋举兵，集将佐谓之曰：“当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将五千人东下。于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阳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勋。

是岁，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朝延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蔡兴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上善之。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勔、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的批语

（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9页）

[解析]

《通鉴纪事本末》中《废帝之乱》一节，记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明帝刘或罢黜废帝，由众叛亲离、极端孤立的形势，转而征服天下的过程。毛泽东在这一节的标题《废帝之乱》四个字旁，用粗重的黑铅笔，密密地加了旁圈，旁圈右侧，又重笔画了两条曲线，并在天头上写了前面一段批注，批注中的吴喜、任农夫、王道隆、沈攸之、张兴世等人的名字旁，毛泽东特别加了旁圈。

宋废帝是孝武帝的长子，姓刘，名子业，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他残暴淫虐，滥杀将相大臣、皇族国戚，任用奸倭。湘东王刘或是废帝的叔父。废帝害怕他谋反篡位，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经常侮辱他，摧残他，因为他胖，就称他为“猪王”，让他卧在猪圈，食在猪糟，十数次地想杀死他。刘或在近臣阮佃夫、王道隆等人的协助下，与废帝的近臣寿寂之、朱幼细、姜产之等合谋，杀了废帝。刘或在建康被拥立为帝，是为明帝。

晋安王刘子勋，是孝武帝的第三个儿子，曾被废帝赐死。他的长史邓琬举兵讨伐废帝，当他得知废帝已被刘或杀死的消息后，便在浔阳立刘子勋为帝。因此出现刘或与刘子勋，即建康与得阳对峙的政治局面。

蔡兴宗是孝武帝时的吏部尚书。他看到废帝的凶残，箴规无效，先后数次劝说废帝的亲近大臣沈庆之、王玄谟、刘道隆等起事。在明帝初即位，处境非常困难的关键时刻，蔡兴宗出过很好的主意。所以毛泽东在批注中称他为“谋主”。

刘彧和刘子勋的对立一开始，各州郡太守、刺史都纷纷响应刘子勋。正像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原文说的那样，刘式派人去说服徐州刺史薛安都归服建康，薛安都不从，反把派去的人留下做了大将。刘彧向青州刺史沈文秀征兵，沈文秀原准备响应他，却被薛安都派人拉拢过去了。刘彧派孔躁去争取浔阳王刘子勋的长史孔凯，结果两人一起投奔了刘子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响应刘彧，又被刘子勋杀了。当时，刘彧势单力孤，“京都无百里地”，“四方贡计，皆归浔阳，朝廷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这就是毛泽东批注中说：“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所指的历史事实。

刘彧在刘子勋军队步步逼近的时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蔡兴宗说：“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用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刘彧接受了蔡兴宗的意见，厚抚那些在浔阳为官、而住留在建康的家属们，起到了很大的瓦解作用。蔡兴宗又说：“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即平后，方当劳圣虑耳。”毛泽东对蔡兴宗这段分析和他的远虑，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

刘彧的转机是从充州刺史殷孝祖被说服后，率2000人马支持建康开始的。其时，建康方面“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伦楚壮士，人情大安”。接着刘彧分东西两路出击，并宣布，凡有亲属在得阳的，“罪不相及”，“勿以亲戚为虑”，“安职如故”，大大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在批注中加了旁圈的吴喜、任农夫、王道隆、沈攸之、张兴世等人，都是在作战中表现特别突出的几位将领。

殿中御史吴喜曾任河东太守，他请求率精兵300东讨。有人说，吴喜是文人，不会打仗，结果吴喜却以弱胜强，屡战屡胜。吴喜在河东做太守时，“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毛泽东对这句加了旁圈。这次东征，老百姓一听吴河东来了，“皆望风降散”。吴喜以微弱兵力连续攻下数城，一直打到钱塘，平定了三吴。敌方将卒76万人投降。接着他又率5000余人运送军用物资，支援其他方面的部队，立下大功。

宁朔将军沈攸之，“内抚将士，外谐群师，众并赖之”。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写着“沈攸之”三个字。沈攸之协助殷孝祖进击浔阳，殷孝祖战死，军中都认为他应取代殷孝祖的地位指挥全军，他却认为来支援他的江方兴和自己名位相等，能力不在自己之下，“军政不一，致败之由也”。因此他主动请求江方兴为统师，自己全力协助，争取全胜。毛泽东对沈攸之以全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这段记载很赏识，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沈攸之英勇有计谋，他围攻薛常宝于赭圻，薛常宝粮尽，刘胡把粮食藏在船舱里，伪装成翻船，顺风流下，准备支援他。被沈攸之很快识破截获了。刘胡又率一万步兵，夜里凿山开路，送粮支援，又被沈攸之击败。最后，赭折城被攻破，数千人投降。沈攸之被委任为雍州刺史。

龙骧将军张兴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勇将。当刘彧的各路兵马逼近刘子勋，彼此相抗击，久不决胜时，张兴世建议说：“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流回洑，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毛泽东对张兴世的这段分析，每个句号的地方都加了双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批注：“张兴世”，张兴世的这一建议，得到沈攸之、吴喜的赞同。沈攸之认为这个建议“是安危大机，必不可辍”。于是“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兴世。兴世帅其众，溯流稍上，寻复兴归，如是者累日”。毛泽东对第一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对第二段引文，每句末加了双圈。张兴世用进而复退的假象麻痹了对方后，突然于一天夜里，乘风举帆，攻取了上流的重要阵地钱溪，形势急转直下。

刘彧从绝对孤立的形势，虚弱的军事实力，依靠一批多谋多策、英勇善战的将相，在政治上分化瓦解对方，在军事上打击对方，终于掌握了全局。毛泽东认真地阅读这一战争过程的记叙，对战争的发展变化、人物的活动、采取的政策、策略等，都图画、批注，作了研究。毛泽东把宋明帝罢础废帝的过程，看作战争史上“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终获全胜的一个奇例。

16.审机独断，往往成功（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进至临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胜失利以来，丧刍粮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民多流亡，租税益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岁。泽、潞未下，卢文进、王郁引契丹屡过瀛、涿之南，传闻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又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帝深以为忧，召诸将会议。宣徽使李绍宏等皆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帝不悦，曰：“如此吾无葬地矣。”乃罢诸将，独召郭崇韬问之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已成摧桔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摘自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09页）

［解析］

唐朝末年，各藩镇借抗击黄巢农民起义为名，拥兵割据。连绵不绝的战争火并，朱全忠消灭了许多割据者，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朱全忠本来参加黄巢的起义，后叛变降唐，被封为梁王。他逼唐哀帝以禅让形式自己即了帝位，国号梁，是为五代十国的梁太祖，被唐封为晋王的李克用父子，用16年的时间与梁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其中反反复复，有胜有败。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勋整顿军纪，训练士卒，作战时亲自冲锋陷阵，终于逼使梁未帝自杀，梁亡。李存勋自立为帝，是为庄宗，国号唐。史学家称之为“后唐”。毛泽东在读这段历史时，十分注意后唐灭梁过程中的几次重大战役，并写有批注，加以评论。在《后唐灭梁》这四个字的标题旁，逐字加了旁圈。

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年底，晋王李存勋出兵攻大梁。在一次战斗中，他手下的大将周德威父子双双战死，梁军四面围攻，占据一个土山，气势逼人。李存勋聚集溃散的队伍反攻，再一次夺下了这座土山。傍晚，对方又发动进攻，“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敌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毛泽东在这句话旁画了一串叉，显然是对这种意见持否定态度，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注：梁国大将）骑兵已入濮阳，山下唯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敌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自溃，几决胜料敌，唯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心取胜，纵收亲众，北归，河朔非王有也。”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贼无营垒，日晚思归，但以精骑扰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击可破也”银枪大将王建及说：“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上述几处引文，毛泽东都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批注：“此战必不可少。”

李存勖接受了这几个人的意见，说：“非公等言，吾几误计。”李嗣昭、王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死亡者几三万人”。这两处引文也是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的。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军大势已去，犹作垂死搏斗。李存勖屯兵朝城，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率百余骑兵来降。李存勖脱下自己的锦袍、玉带赠送他，封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并向他询问梁朝的军情。康延孝告诉他，梁末帝既懦弱又糊涂，只信任越岩及张汉鼎兄弟，这些人卖官鬻爵，民怨很大。大将段凝等“智勇皆无”，“终必败亡”。康延孝还向李存勖出谋献策说：“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李存勖听后很高兴，接受了他的意见，夺取了郓州。毛泽东对康延孝的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当时，李存勖内外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梁将段凝等分数路大军前来争夺郸州；契丹要在“草枯冰合”时来搔扰；而军资粮草又因战乱的破坏。十分匮乏。“帝深以忧”，招集诸将商量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毛泽东对这种畏缩妥协的主张，又一次逐字画了一串叉，在天头上批注：“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李存勖听到李绍宏等人的意见很不高兴，说：“如此，吾无葬地矣。”他让诸将回去，独自征询枢密使郭崇韬的意见，郭崇韬说：你不洗澡，不解盔甲，日夜征战15年，终于做了皇帝，老百姓都盼望国家太平。现在刚夺得郓州就守不住，怎能安定中原呢？如采纳那种退避的意见，我恐怕将士都会“食尽众散”，虽划河为界，谁为你守卫呀？我曾详细询问过康延孝，“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郸州合势，长驱入汁，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毛泽东对这段分析意见，逐字加旁圈，在天头上批注：“仍康延孝之意。”

李存勖听取了郭崇韬、康延孝的意见，先挫败了进攻郓州的梁军，“帝大喜，谓郭崇韬曰：郓州告捷，足壮吾气”，继而直取大梁，梁末帝自杀，梁亡。李存勖“审机独断”，获得“成功”。毛泽东对历史上这一次战争，在批注中评论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郓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毛泽东对李存勖这个人也有多处圈划批注。明朝史学家张薄，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评价李存勖说：“晋王志气远大”，李存勖父亲李克用活着的时候，对梁的威胁很忧虑，“晋王慰以养尊待时，勿轻沮丧”。他说，“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李存勖一即帝位，立即直入大梁，“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即用”。毛泽东对这些引文都加了旁圈，有的在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圈，以示重视。

《通鉴纪事本末》中又记载：李存勖进取大梁之前，“魏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发归兴唐，与之决曰：‘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这种破釜沉舟的壮气，毛泽东很赏识，对这一段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批注：“生子当如李亚子。”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三国时，曹操与孙权对垒作战，见到吴军队伍整齐，孙权仪表堂堂，威风凛凛，曾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读史至此，不禁赞叹：“生子当如李亚子。”这是对李存勖的很高评价。

17.宋初屡败于契丹的诱敌深入战术（读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卷五《太宗本纪》）

[原文］

六月甲寅，以将伐幽蓟，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庚申，帝复自将伐契丹。丙寅，次金台顿，募民为向导者百人。丁卯，次东易州，刺史刘字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庚午，次幽州城南，驻蹿宝光寺。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壬申，命节度使定国宋僵、河阳崔彦进、彰信刘遇、定武孟玄结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铁林厢主李札卢存以所部来降。癸西，移幸城北，督诸将进兵，获马三百。幽州神武厅直井乡兵四百人来降。乙亥，范阳民以牛酒犒师。丁丑，帝乘辇督攻城。

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来降。壬午。知蓟州刘守恩来降。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申，班师。庚寅，命孟玄结屯定州，崔彦进屯关南。乙巳，帝至自范阳。

——摘自脱脱等《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云州。田重进战飞狐北，破其众。王寅，曹彬、米信战新城东北，又破之。己酉，田重进再战飞狐北，再破之，杀二将。己卯，重进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大将萧啜理，执其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以城降。

五月庚午，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归阙，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

——摘自脱脱等《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人（宋太宗一引者注）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8页）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杨业战死。——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的批语气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9页）

［解析]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读《宋史·太宗本纪》所批注的两段原文，记叙的是北宋初年历时25年的宋辽之战中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北宋朝都是长驱直入，先胜后败。

继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之后，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是为宋太祖。北宋初期，宋太祖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来实现他统一全中国的愿望。及至他的弟弟宋太宗赵灵即位时，与宋对立的只剩下契丹（辽）与西夏。大宗继承其兄的统一事业，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亲自统率军队讨伐契丹。这是宋辽间的第一次大仗。《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宋太宗沿途所到之东易州、涿州、幽州、蓟州等地刺史、节度使等纷纷来降。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批注：“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接着，在“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午，班师。”这一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高梁河一战，是在宋军平定北汉之后，军队没有得到适当休息，虽然连着打败过几次契丹军，但幽州久攻不下，部队由于连续作战，过于疲劳。宋太宗不了解敌情，指挥部署不当，陷子契丹的两军夹击包围之中，因而导致失败。所以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

宋雍熙三年（986），由于契丹不断南侵的威胁，宋太宗经过多年周密准备，分兵四路，欲收复燕云6州。太平军节度使曹彬从东线宜克涿州，一路胜利。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的西线也节节得胜。潘美的副将观察使扬业攻占了襄州，形势很好。但曹彬连胜契丹攻克琢州后，因无粮草供给，孤军深入，契丹看准这一情况，屯兵幽州，坚守不战，曹彬只得还师雄州。宋太宗却严令斥责曹彬，命其急进。曹彬每次到了涿州，粮草又尽。这时，契丹沿途设下伏兵，两路钳击宋军，曹彬大败于岐沟关。不久，契丹集中十万兵力攻寰州，杨业也由于孤军深入敌境，粮草供应不济，苦战力尽而败北。杨业被擒，“守节而死”。潘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战败。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在杨业“守节而死”的天头上，毛泽东写下“杨业战死”四字。

毛泽东在批注中，两次称赞契丹善于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批评宋太宗“终不省”，“不知兵”，不是契丹的“敌手”。情况正是这样，两次失败，都败在契丹诱敌的战术运用上。

《宋史·太宗本纪》篇后，作者元朝的脱脱写了一段赞语，他说：“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在旁批注：“但无能。”赞中又说：帝“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纤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年者耋之叟，愿率子弟沿道请登掸者，接踵而至”。毛泽东表示异议地批注：“不择手段，急于登台。”赞中又说：“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毛泽东批注：“幽州之败。”

毛泽东的上述读史批注，从军事观点上，对契丹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是颇为重视和赞赏的；而对旧史学家所溢美称颂的宋太宗，毛泽东却有许多不敢苟同，乃至相反的评价。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被毛泽东视为克敌制胜的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1965年8月11日，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汇报关于诱敌深入的备战方法问题时，毛泽东随即谈起：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经过苦战灭亡了北汉，占领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辽国打仗，深入到现在的北京附近，被敌人一个反击，打得大败，皇帝几个月不知下落。以后宋朝同外国作战，就是把敌人挡住，不敢让敌人深入。刘邦也是几次轻敌冒进，被打得大败，差一点被敌人捉住。一次是孤单深入平城（大同），被匈奴单子包围了七天，弹尽粮绝，后来用陈平之计，才冲出来。一次是深入彭城，被项羽一个反击，几十万人被歼，刘邦只乘了一辆车和几十个人突围逃走。途中遇到自己的儿女，又因楚军追赶，几次把儿女推下车，夏侯婴几次把他们捡起来。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遁，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研究才好。

18.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读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占城安南用兵》）

［原文]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复诏脱欢督右丞程鹏飞、参知政事樊揖等进击安南。鹏飞与揖等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凡十七战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弃城走于海。

——摘自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城安南用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所谓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毛泽东读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占城安南用兵》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25页）

[解析]

《元史纪事本末》为明代陈邦瞻编写，共27卷，一卷记叙一个专题的事件始末，其中《占城安南用兵》一卷；记叙元世祖忽必烈从至元十九年（1282）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派兵征讨东南沿海占城、安南两个小国的情况。上面引述的这段原文，说的是至元二十四年用兵征讨安南，十七战皆捷，把安南国王陈日烜逼入海岛存身。毛泽东的批语认为，所谓十七战皆捷，并非是硬碰硬的战斗。事实上，也未消灭安南主力，虽占领了安南，终未使其归附。脱欢等元朝将领“无功而返”。

19.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读冯梦龙《智囊》）

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今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铃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八《明智部·经务·徐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八《明智部·经务·徐阶》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57页）

[解析］

毛泽东读古书，也常常注意古代军事管理体制的问题。

《智囊》“徐阶”一条说，明世宗时倭寇躁踊东南沿海，巡抚告急，请朝廷出兵。兵部一官员说：等我们发兵去，倭寇已撤，这过失谁来负？于是兵部尚书便勉强派3000名瘦弱士兵前往。徐阶不同意，说对发兵这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该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乓，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兵部尚书害怕了，就发精兵6000，派两位偏将军带领出征。结果在初获胜利后又遭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这事看成徐阶的过错，徐阶又上疏说：“按法律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守。如今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今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今当兵的在全国百姓中只是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完成呢？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譬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守令就可以了。”毛泽东读至此，来一个古今对照，深有体会地批道：“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正像《智囊》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兵民分治，将校与守令（行政长官）各行其事，“是战与守两俱虚也”，打起仗来，就很难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毛泽东强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则是从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取胜经验。

明代那种兵将分离，地方与军队互不通气的制度，是由于封建帝王担心臣下谋反而特意设制的，其无效率可想而知。战败并非那个人的过失。

20.秦败于反间之法（读冯梦龙《智囊》）

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乃遣奢将而往（救韩）。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阅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士谏，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许诺。大破秦军，遂解闷与之围。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赵奢》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老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教，此秦之所以败也。一一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赵奢》（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7页）

[解析］

《智囊》里“赵奢”一条，叙战国时，秦国攻打韩国，两军在阔与一带对峙，赵国派赵奢为将前去救韩。赵奢统率大军离开赵国都城邯郸才15公里就不再前进，停下来修筑营垒，坚壁了28天。秦国派人来侦察，被赵奢捉住。赵奢对这些间谍优待处理后放走，他们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报告秦将，秦将大喜，认为阏与不是赵国领土，他们并不关心，并不是真想救韩。赵奢造成这种假象后，立即急行军，一日一夜赶到了离阏与只有25公里的地方，扎下营垒。等到秦军得知，仓促赶来迎战时，赵军已抢占了有利地形，因而大败秦军，解阏与之围。毛泽东读到这里的批语，分析了秦国打败仗的原因，即只靠城坚牢固，不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被假象迷惑，缺少准备，从而失去了主动性。反过来说，赵奢的胜利，是成功地动用了反间之法。《智囊》的编者说完这个故事后，引用孙子的话说：“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毛泽东在“反间者”三字旁画了一条着重线，对“因敌间而用之”这句话，逐字加了圈。对于反间，唐朝诗人杜牧作过解释，他说：“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以示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秦军的失败，正是中了这样的“反间计”。

21.围魏救赵，千古高手（读冯梦龙《智囊》）

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越，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朝，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困，而收敝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摘自冯梦龙《知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的批语（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6页）

[解析］

围魏救赵，是很著名的战例，这里不用多说。这里只补充一个材料。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当谈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时，便曾引用过这一历史战例，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毛泽东把2000多年前孙膑“围魏救赵”的兵法运用到人民战争，并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践的效果。当战争的硝烟已经消失后，毛泽东在晚年再读这一战例时，仍然由衷地称赞孙膑所采取的这一兵法是“千古高手”。

22.李世民用兵以弱当强，以强当弱（读冯梦龙《智囊》）

忌数与齐诸公子逐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66页）

［解析]

《智囊》“孙膑”一条，叙孙膑到齐国住在田忌家里，在田忌同齐国公子比骑射时，他让田忌以最差的马与对方的最好的马比赛，以最好的马同对方中等的马比赛，以中等的马与对方最差的马比赛。结果田忌二胜一负赢了这场比赛。这种制脸之法，被后人称为“驷马法”。作者在说完这件事后，又引唐太宗李世民自述的“用兵之要”，即“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从而每每取胜，认为他用的便是“孙子之术”。

毛泽东的批语，对孙膑的“驷马法”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以弱当强，以强当弱”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其要旨在以少数兵力佯攻敌大军，再以优势兵力聚敌兵围而歼之。这个观点，也是毛泽东从自己的军事指挥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此外，毛泽东对李世民、朱元摩的军事指挥才能作了高度评价。这两人都是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关于李世民军事指挥特征，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该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林克《毛主席和我谈学习的片断回忆》。引自《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善于寻找敌人弱点，集中兵力破袭之，这是古来优秀统帅常用之策。然而，善用此计者，其眼光和魄力均需一流者尚可。否则不免画虎反类犬矣。

23.军队应学游泳（读王闿运《湘军志》）

湘军水师名天下。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太锋锐，深入要利，卒以至败，寇距九江城，于湖口梅家洲作坚屯二，与城相鼎峙，北屯小池，拒陆军。辛酉，李孟群等攻城，城北洲垒大，设炮，旁维大舟，小艇环卫之。孟群先攻其大舟，战不利，苏胜、郑沐中炮死，李金梁船沉溺于江。

十二月辛丑，彭玉磷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伤相积，寇亦殊死斗，其筏上作木楼，凭楼发炮，楼倾，或飞投江中，泅而走，其坚悍若此。——摘自王闿运《湘军志》六“水师篇”，见《王湘绮全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军应学游泳要学游泳——毛泽东读王闿运《王湘绮全集》《湘军志》六“水师篇”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7页）

［解析]

王闿运（1833～1916）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文学家。初名开运，字王秋，又字王甫，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七年（1857）举人。早年幕游四方，太平天国时期，曾入曹国藩湘军幕府，后专力于教育著述，长期在成都、长沙、衡阳等处讲学，辛亥革命后任溃史馆馆长。通经学，尤主今文经说，又以诗文著称。主要著作有诸经笺注、《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门人辑其著作编为《湘绮楼全集》。毛泽东的批语，便写在中华民国十二年校刊的湘绮楼藏板的《王湘绮全集》上面。

上面引述的两段原文，说的是咸丰五年（1855）石达开督太平军同曾国藩督湘军在九江、湖口一带发生的一次激战，结果是湘军被打得大败，退守南昌。湖口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码头，它外连长江，内接鄱阳湖，是五百里鄱阳湖的进出口。对面江心的梅家洲，是一个长约四十里，宽约四五里的大沙洲。梅家洲北面江面狭窄，大船不能通过，主航道在南面。石达开命罗大纲过江驻梅家洲，在洲上筑垒架炮，并以战船环围之。结果，湘军彭玉麟的水师在这火力网下几近覆灭。在《湘军志》说到这次战役中，有的湘军将领因船沉“溺于江”，有的太平军将士在危急时“泅而走”时，毛泽东两次批注“要学游泳”，特别是水军，不会游泳自然是天然的缺限。

毛泽东读史，似乎很注意军队将士游水的问题。《旧五代史》卷六十《唐书·李袭古传》，记述后唐开国之君李克用，一次班师回太原的途中，在过夏阳渡浮桥时，“年断航破，武皇（李克用一引注）仅免，（李）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救之获免。”毛泽东随即批道：“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要军队学游泳，不光是毛泽东读书的感慨。作为军事家，他也要求他麾下的部队掌握这个本领。1964年6月中旬，他检阅了北京、南京军区的比武汇报表演，当即发表谈话说：“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的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半个月后，他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工作时，又谈到这件事，说：“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着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00页）

24.战争是政治以特殊手段的继续（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摘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论战

争的性质”第一章“什么是战争”第24节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不包含在战争领域内。因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

所以说，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达到战斗目的的手段。总之，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摘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十八日

开始看克劳塞维资（茨——引者注）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

十九日

没有看书。

二十日

P57——91。

二十一日

P92—102。

二十二日

没有看。

二十三日

P103—111。

二十八日

战争论Pil2—122。

二十九日

没有看。

三十日

没有看。

三十一日

P123—167。

四月一日

P168—

——摘自毛泽东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

（六三）“故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杭故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杭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蛮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故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

——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9、480、482页）

蒙哥马利：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泽东：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摘自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5页）

［解析］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1780—1831），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2岁便入伍充当士官生。曹入柏林军官学校，毕业后为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多次参加对法国的战争。1818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升为将军。此后致力于《战争论》的写作。该书是在他死后由其妻子整理出版，成为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全书共分八篇，依次为：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后两篇作者留下的是草稿，译成中文达731万字。作者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思想上还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很大影响，这就为他研究战争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聚集了大量的材料，力图用辩证的方法研究战争理论，提出了一些至今看来仍属正确的论断。恩格斯和列宁对这本书都有过好评。恩格斯1858年1月7日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论争中，曾多次引用作者的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同时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673页）

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便着手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在1937年12月28日给郭化若的信中，他希望“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并提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中外战略书籍。原信为：化若同志：

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失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你不担任何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战争论》较早的中译本是1911年出的，当时被译为《大战学理》。据有人考证，毛泽东1938年读的《战争论》，很可能是柳若水根据马噫健之助的日译木转译的横排白话文本，该书由上海辛垦书店1934车5月出版。不过，该书当时只有上卷。到1940年11月，学术出版社又出版了傅大庆根据俄译本转译的《战争论》，分上、下两册，译者托人把这套书送往延安。

从毛泽东留下的写在一横格本上的共七页的《读书日记》来看，他是在1938年3月18日读到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中文译本的，到4月1日便读到第168页后面的内容。中间有几天没有读书，同时还插读完了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他当时读的是谁译的哪家出版社出版的《战争论》，尚不清楚，是不是读完了，也不知道。也可能读完了，《读书日记》没有记，因4月1日以后整个日记便中断了，也可能读到第168页以后，便没有继续读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和第二篇“论战争理论”，他是读了的。特别是第一篇，给他的印象较深，其中的一些观点，在他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中便有所反映，可以说是批判的继承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发挥引申。这从我们前面的引述对比中即可看出。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对《战争论》的批判继承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一）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克劳塞维茨在战争思想史上第一次基本正确和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一方面认为，战争产生于，从属于、服务于政治，政治对战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认为，政治又必须同战争相适应，战争虽然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但它不是外交文书式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并由此作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批判地吸取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合理成分，提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同时，继承发挥了列宁关于“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的观点，指出战争的政治性具有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特点。毛泽东还通过论述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和差别性问题，进一步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同时，他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基本观点，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具体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的政治建军原则。

（二）关于战争目的。毛泽东对《战争论》关于战争目的问题的批判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目的作了“战争行为目的（即军事上的目标）”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区分，毛泽东是采纳了这种区分的。在《论持久战》中“战争的目的”一节中，开始便说：“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但克劳塞维茨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唯心地阐述了二者的关系。毛泽东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唯物地阐发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根本目的的关系，并把战争目的上升到战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揭示了战争本质的多层次性，从而提出：“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是战争的基本原则”。第二，克劳塞维茨强调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最高目的，而没有把保存自己也作为战争目的来看待。他认为，在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相互影响中，前者具有积极的目的，后者则只具有消极的目的。毛泽东则改造了克劳塞维茨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战争唯一目的的思想，把战争目的规定为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两个方面，把保存自己作为重要的内容上升到了战争目的的地位，构成了战争目的自身的矛盾运动，并由此深入探讨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

在写完《论持久战》以后，毛泽东仍然注意阅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

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了10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肖劲光、肖克等将军，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在这期间的座谈会上，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

以上是郭化若的回忆。

当时参加这个学习小组的莫文弊的回忆更具体，他说：

为了正确领导革命，在新的征途上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红大”、“抗大”讲授的课程，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还经常组织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借以教育和推动干部学习，尤其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注意。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被吸收参加了。《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乓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用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参加哲学研究会的合起来不到10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两回事）。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一个报告。（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

从这个回忆中可知，毛泽东很重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有关集中兵力的论述。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掀起了翻译和评价克氏《战争论》的高潮。1939年7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第7期刊载焦敏之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俄文版序言》，第12期和次年第1、2两期连载了何思敬的《列宁与克劳塞维茨》；该杂志社1939年10月出版杨作材译《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1940年11月出版夏光伟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附录》。这个时期，《群众周刊》3卷22期、4卷9、15期连载傅大庆译“战争的重要原则”、“胜利的顶点”、“战争政治的工具”等章节。1941年8月，八路浑军政杂志社重印了瞿寿娟译《战争论》的全译本。这些文章，不能说毛泽东没有关注到，说不定他从中也会获得有益的东西。当时，正处于国内战争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主观和客观形势的需要，迫使毛泽东深入研究和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并将学习和研究的成果及时用来指导战争的实践，是很自然的事情。据有关史料记载，蒋介石也曾专心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但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较量，最后终于被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人民军队打败。

建国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毛泽东于1960年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你读过克劳塞维茨的书，我也读过。他（指克劳塞维茨——笔者注）说，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对此，毛泽东研究国际问题的秘书林克曾回忆说，毛泽东熟谙中外军事理论，“60年代初，他在上海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起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同时，他还向蒙哥马利介绍了中国的孙子兵法。”毛泽东还于1975年秋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说过：“在我看来，你是一位康德信徒，但理想主义并不好。我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我并不看重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感兴趣。克劳塞维茨曾讲过很有道理的话。”遗憾的是，施密特打断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

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作法时，也特别提到了《战争论》。他说，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从而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并据此“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有些国外的学者认为，“毛泽东作为列宁主义者也是一位非常谙熟克劳塞维茨的人和其军事哲学的爱好者。”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夏征难《毛泽东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5.军事武器的历史作用（读恩格斯《反杜林论》）

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兴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区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末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摘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节“暴力论（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那个时候，各个部落之间打仗抓了俘瞄，只知道杀掉，后来才知道可以不杀，让俘虏劳动，把俘虏当牛马使用。这就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比原始并产主义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到现在只不过四千到五千年，那时是青铜时代，学会了炼铜和炼锡，用来作工具和武器。新式的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要镇压奴隶，就要建立军队。

铁器时代更晚些，在中国是秦、汉时代。用铁作箭头、刀、矛，那是了不起的事情。现在看来，那些冷武器当然很不像样子了。

热武器，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枪，只有几百车的历史。拿破仑的军队就是使用这种步枪的。恩格斯说，因为有了步枪这种武器，法国军队的组织就改变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拿破仑之所以能横行欧洲，在军器上的原因，就是这个。在政治上是因为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

——摘自毛泽东1964年2月9日接见外宾的谈话

［解析］

杜林认为，政治关系“是历史上基础的东西”，“经济的存在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总是第二等的事实”，因此，“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几节，便是批判杜林这种头足倒置的历史观点的。军事战争是最高的暴力，恩格斯恰是素养精深的军事理论家，因此，在“暴力论（续）”这一节里，他以军事武器的进步发展在欧洲近代史上的特殊作用为例，来说明“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武器的生产”是政治暴力胜利的基础，进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经济力量”、“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在恩格斯的军事思想里，不仅仅武器装备依赖于经济实力，而且军事体系和作战方式，乃至整个战争形态，归根结底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相应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恩格斯曾以拿破仑的军事体系为例，指出“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也必定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铁路和电报已经给那些有才能的将领们提供了一个在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战法的机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第22页）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具体论述了轻便火炮和步枪的使用，给拿破仑军队在作战方式上带来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

毛泽东读《反杜林论》，注意到了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因而在谈到武器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时，很自然地引了出来。一般说来，在看待军事、经济、政治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在论述中总是通过战争的纷繁复杂的制约因素，强调经济因素是终极原因。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在建国前的军事论著里，毛泽东在处理战争与经济、政治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大特色，是突出政治的中介作用，强调经济基础通过政治的中介决定战争，或反过来着重阐述进步的革命的战争直接摧毁腐朽的社会政治结构，建立进步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结构，进而或者为在旧社会中已经诞生的新经济结构的发展开避道路，或者帮助建立崭新的经济制度，进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研究战争中人与物的相互关系，及两者分别对战争形态的制约上，恩格斯特别重视生产力通过武器装备的途径对军队结构、作战方式、战略战术原则的演变的决定性影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特色则是强调人的作用，即人的精神，人的思想觉悟、人的组织方式等，所以他说“兵民乃胜利之本”。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产生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即军事斗争首先是争取政治上的生存，在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而又一时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只能突出人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注重经济基础和武器工具叫战争的终极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一旦他从宏观上来考察这一问题时，他的观点同恩格斯是一致的。他1964年2月9日的这段谈话的意义就在这里。他结合中国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军器发展情况，结合读《反杜林论》的体会，来印证和发挥了历史唯物论的这一基本观点，最后指出：“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中，毛泽东的这种唯物求实精神就更为显著。在解放战争的大歼灭战中，他总是强调要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包围并歼灭敌人，这种优势不仅是士兵数量上的，也是武器上的。

五、经济篇1.马克思为什么能写出这本书（读马克思《资本论》）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部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他从1843年秋天研究经济问题起，到1883年3月逝世止，从事《资本论》的写作，整整用了40年的时间。该书分4卷：第1卷于1867年在德国汉堡出版发行，主要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于1885年在德国汉堡出版发行，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8份手稿整理而成，主要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卷于1s94年出版，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整理编辑而成，其中一部分是恩格斯增补的，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4卷叫《剩余价值理论》（又译为《剩余价值学说史》），是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后人编辑出版。第一个版本是由卡尔·考茨基编辑，于1905年至1910年分3册出版；第二个版本由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辑，于1954、1957、1961年分三册出版。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矛盾，阐明了剩余价值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化的规律，创建了严整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毛泽东几次谈到《资本论》，着眼于它是怎样产生的。在毛泽东看来，首先是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实；其次，马克思本人“同时是哲学家”，“有辩证法的武器”；此外，毛泽东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到，马克思能写出《资本论》，与他“调查”论敦图书馆的“材料”是分不开的，即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介绍，毛泽东曾多次翻阅过这本书。什么时候读的，他习惯于写上时间日期。目前看到的有4个日期，主要在50至60

年代。不过尚未看到具体的批语。

2.基本正确，引人注意（读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多久，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

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摘自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毛泽东1958年11月致吴冷西信中为转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

级法权思想》代拟的“《人民日报》编者按”

［解析］

张春桥文章中谈到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最早是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论及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时提出来的。今天，通译为“资产阶级权利”。

这是个纯经济学概念，不大好懂。我们只要记住其基本意思就行了。打个比方：今天我们两人都从船上卸下了50袋大米，每人得工钱10元，这是平等的。可是，我的10元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而你却是个单身汉。于是，马克思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叫资产阶级式的“平等权利”。

在淡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毛泽东当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毛泽东谈论“资产阶级权利”（他在世时译为“资产阶级法权”），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一是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一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这两个时期，他都强调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观点，却是立足现实的需要来理解和发挥的。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理解和发挥，也是如此。

毛泽东发起“大跃进”，本意是加速发展生产力。而他的基本思路则是：只有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生产关系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仅仅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已经建立，譬如，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中的“劳动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就很不平等，还有差别。1958年8月21日在北戴河会议的讲话中，他说：“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于是，从1958年上半年起，毛泽东在不同的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改变现买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开始，他主要是讲改变上级和下级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打掉官气”。从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合议开始，他把这个问题同现行的分配制度（工资制）联系在一起讲，并把它们纳入“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范畴之中。

8月19日，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8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等。

8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二是照搬苏联。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

8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渐去掉，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有人把供给制说得那样不好，把薪金制说的那样神乎其神，二万五千里长征难道是靠发薪水？人民公社再搞起来，再逼一逼，将来再准备恢复供给制。

10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六个友好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民公社为解放生产劳动力，把人们的生活统包下来时说：我们不说，现在已是共产主义了，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发工资还是等级制度。粮食这方面，明年再丰收一年，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这个制度，衣服还不行，其他还不行，资产阶级法权还需继续存在，讲等级制度，薪水分等级，如八级工资制这一套。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不准备长期让它巩固下去，我们准备还是破坏它。

10月14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又专门召开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法权制度。后期才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多了，人们对它的占有有了一些区别，积累起来，就成了生产资料。从奴隶制社会出来，就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法权不止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奴隶制时，等级制度就很森严，资产阶级，高明一点就是了。不使资产阶级法权巩固下来，要使它逐步破坏。

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讨论新“四十条”的讲话中说：“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另一部分是需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

根据以上引述，毛泽东当时时我们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理解，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居高临下的干群关系，一是以工资制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在10月份后，他着重把上述两个方面归结为一个问题：等级制。当然，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在10月底11月初，便有了变化。

开始是提出“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该采取逐步破除方针”。11月9日，在郑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又将“资产阶级权利”分为两部分，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要坚决破除，天天破除；对于工资制，则主张保留。11月23日，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进一步强调对于“资产阶级权利”要有分析，“应破者破，有用者要保护”，使一部分有用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里，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分析，与最初企图全面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思想有了不同。

我们再回到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这篇文章上来。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谈到资产阶级权利的情况转告了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张春桥按自己的理解，数易其稿，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那时，《解放》创刊不久。1958年6月1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为总编辑。柯庆施立即效仿，在上海创办了《解放》半月刊，于1958年7月1日创刊。每期《解放》杂志都寄送毛泽东。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9月15日刊于《解放》第六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立刻注意到张春桥这篇从题目到论述都旗帜鲜明的文章，再加上基本观点也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有的例子和文句也和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一致（这一点，当是柯庆施照记录传达的）。因此，毛泽东读后，立刻批示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让在该报上转载。稍后，吴冷西就转载张春桥的文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到对张春桥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毛泽东在10月11日的回信里说：“冷西同志：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接着就是前面引述的那段按语。张文于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转载。

张春桥文章改变马克思的本来含义，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核心是等级制度”，把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说成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运用，而实行薪金制等，“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的原则的攻击。”张的这些论点，引起较广泛的讨论。有人指出，张春桥的“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问题并没有说明白。”并提出质疑说：“按照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

毛泽东代拟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也认为张春桥的文章有“一些片面性”，即“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张春桥文章没有说清楚过去曾实行过的供给制，不是在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整个社会范围内，而是根据地机关、军队、学校等，因为当时的物质产品极不丰富。再就是解放后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应该迁就，但由于社会上多数人是薪金制，又加上苏联的影响，于是作了妥协。本来我们可以不接受的，只对供给制不合理的部分加以调整，一部分坚持供给制就行了。这些观点，有的毛泽东在一些会上曾说过，很可能针对张春桥的文章又对陈伯达谈过。10月中旬在天津召开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座谈会时，陈伯达曾向张春桥就其文章的“片面性”作过解释，转述了上面的意思。

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对张春桥这篇文章是欣赏的，曾建议张春桥再写一篇。后来也几次谈到张春桥的这篇文章。例如，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印了一本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材料，是最近一两个月发表的，一篇是张春桥的文章，还有一些同志的文章。要看几篇，以例研究过渡的问题。这里特意提到张的文章，可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

同年12月6日，在武昌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到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又以张春桥的文章为例，说：《人民日报》在讨论张春桥的文章时，他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书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讨论越来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这是对张春桥文章引起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的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总结。

3.剩余价值跑到哪里去了（读郑季翘《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法权，本来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要求的反映。所以，这种法权，也特别强化了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的合法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既然成为商品，所以劳动力也是“等价交换”的，因而，“做多少事，给多少钱”，就成为这个社会特别显著的特征。

——摘自郑季翘《谈试削除卉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是等价交换呜？剩余价值跑到哪里去了？在这里，只是一个欺骗工人的等价形式。——摘自毛泽东1958年10月读郑季翘《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批语

［解析］

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转载后，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许多地方召开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座谈会，一些报刊辟专栏进行讨论。《人民日报》从10月17日起开设了二十几期专栏，就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及怎样看待工资制、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一直延续到12月中旬。郑季翘的《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便是其中一篇，发表在10月18日《人民日报》上面。毛泽东很关注这场讨论，读了其中的一些文章，有的还作了圈画或批注，其中就有郑季翘这篇文章。

郑季翘的《谈诙削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着重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中一个主要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不是等级制度，而是所谓“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表现为“做多少事，给多少钱”。毛泽东对此的批注则认为，这并不是“等价交换”，一个要害问题是：“剩余价值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所谓“等价交换”只不过是“欺骗工人的等价形式”。紧接着，郑季翘的文章说：“这种状况，蒙蔽了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性质。资产阶级遂据以大事宣传其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并说这种社会是‘永恒的真理’的化身。”毛泽东随即批注道：“这是对的”。

对郑季翘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还有其他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曾收了毛对这篇文章的批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者在注释中还介绍了另外两条的批注情况。一条是，郑季翘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一开始就具有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性质。恩格斯举出事例证明这种性质，即：最先承认人权的美国宪法，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黑人奴隶制，阶级的特权受到了指斥，而人种的特权却为法律所神圣化。待到后来，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资产阶级国家便竭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即他们所说的自由、平等的人权。这就完全揭穿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平等的虚伪性”。毛泽东在其中“阶级的特权受到了指斥，而人种的特权却为法律所神圣化”、“由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资产阶级国家便竭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即他们所说的自由、平等的人权”等句下面画了横线，有的地方还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个批注：“不对，又自己矛盾”。另一条是，郑季翘的文章说：“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就在于它把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愈益分成为两大敌对的营垒、两大彼此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经济状况的不同，在生活上以至在社会地位上会形成不同的等级；但作为资本主义法权来说，则不能说其核心是等级制度。相反，在资产阶级的宪法上写着的，是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在这句话中的“在资产阶级的宪法上写着的，是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处画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注：“形式的而已”。

4.要结合中国经济实践，用心读三遍（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遁。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现在器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列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诱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摘自毛泽东l958年11月9日在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信

［解析］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B79—1953）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它是对苏联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特定地位。全书约4万5千字，写于1952年2—9月间。此书在原苏联国内和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理论方面，还是经济实践中，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本世纪30年代末开始，苏联科学院组织经济学家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很重视这一工作。1951年，此教科书尚未定稿，在斯大林的倡议和指导下，联共（布）中央为评定书稿，于11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会上对该稿进行了全面分析，许多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暴露了在部分经济学家中流行的错误观点。针对这些问题，斯大林于1952年2—9月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尔·德·雅罗中柯同志的错误》、《答阿·荷·萨宁娜和荷·格·温什尔两同志》三封信。这四篇东西最早发表于1952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8期上，同年10月3日、4日《真理报》加以转载。后来又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题目出版单行本。在该书中，斯大林在总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力图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社会主义部分）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关于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三、关于商品生产问题；四、关于价值规律问题；五、关于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六、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问题；七、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问题；八、关于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该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坚持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些产生了影响的观点，但明显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有一些错误的和不符合实际的观点。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1958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并开始进行纠正。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重点解决共产风问题。11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重点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11月末和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方面的成果。

毛泽东在纠正他觉察到的错误的时候，感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感到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的重要。他在11月9日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信中，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读书的建议，要求各级领导读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解决经济建设中提出和遇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毛泽东自己也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所研读和批注的这本书的版木是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出版的第3版中译本。

毛泽东对别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想都从来不迷信和盲从。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中，在一开始，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虽然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许多弊病暴露出来以后，毛泽东就更明确和坚定地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并付诸实践。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后，在苏联国内和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和赘誉。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社论指出：“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著作是对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宝库的新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天才的继续和发展。”“斯大林同志在其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天才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法则，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法则，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基础，指出了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这本书是基本肯定的，但是他仍然强调要用分析的态度来读这木书，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或不大正确的，哪些模糊的，不太清楚的，同时，他还十分强调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读这本书。毛泽东不仅要求同志们这样做，他自己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态度和原则来读这本书的，从他所作的批注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毛泽东对待任何“本本”的一贯的独具特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着重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和商品经济问题，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实践和已经走过的路程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如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两条腿走路问题，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问题等，就是毛泽东在阅读这本书时，比较重视的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关的一些问题。而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则是毛泽东更为关注，在批注中涉及更多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存在着一股否定商品生产、把它与资本主义等同的思潮，而且这又是一个关乎社会主义盛衰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关系列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思考较多，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毛泽东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道路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又经受了一定的挫折后，进行经验总结、理论反思和进一步探索的情况下读这本书的。他当时的经济观点还带有不稳定、不成熟、不完备的特点，而且由这种基本状况所决定，他的思想的未来发展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他进行理论探索和创造的动机和出发点，却是始终不变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中处处体察到。

5.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我们有先例”（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来决定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样，而是消灭厂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的先例——接自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语

［解析］

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创造，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制度的仓新，是崭新而艰巨的伟大事业，它具有与以往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所不同的新特点。如何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设想过有可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过和平赎买的方案的大致轮廓，但苏联后来并没有很好地实施列宁的方案。中国则不同，在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起统一战线的联盟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继续保持了这种联盟关系，于是，在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过渡，同时，对农业和手工业也实行了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针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没有先例的”，毛泽东批道“我们有先例”，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度和复杂性，毛泽系和列宁、斯大林一样，是给予了一定的注意的。（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坚持难易转化的辩证观点，曾发生过经济愈落后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的失误，）但极富探索和进取精神的毛泽东，在这个新的历史课题面前，一直有着强烈的从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想在苏联提供的经验的基础上，搞得比他们更好一些。他认为，对苏联的经验，由于是走在前面的先例，当然要学习和吸取，但也不应该盲从，而且还应该有超过他们，比他们搞得更好的决心。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就提出依据中国的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

在探索中，特别是1958年，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路是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他的理论思考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接着“没有先例”一句，有如下一段话：“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似乎消灭了现存的经济法则，“制定”了新的经济法则，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在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法则，不依靠这个法则，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读到这一段，毛泽东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这个批语，显然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根据中国的实践，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思考。

6.经济法则是一个“客观法则”（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了作用，是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才能进行。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

——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是一个客观法则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究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注意——摘自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

［解析］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史上，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经历了几次大的反复。由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活动、党和国家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某种程度的增长，使一些人产生了否定、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幻想。这种思潮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着。针对有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认为苏维埃国家可以创造、制定、废除和改造规律的错误观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明确提出了以下原理：

1.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1人们不能制定、创造、废除和改造规律；规律和法律不同，国民经济计划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也不是一回事。

2人们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认识、掌握、运用规律。苏维埃政权有特殊作用，一是要消灭一切剥削，二是在空地上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只能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才能办到。

4.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有两个特点：一是大多数规律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作用的；二是利用经济规律有阶级背景。

5.认识规律的客观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是赞同斯大林的上述观点的。并把经济规律、经济法则，视为“客观法则”，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使得人们可能把经济发展计划同经济法则混为一谈的这种错误观念和作法，是问题的要害和中心。因为问题极容易由此而发生，理论上认识的失误和实践中具体作法的失误，大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搞清楚和摆正经济计划和经济法则的关系，把握好计划性、自觉性和自发性、自流性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赞同斯大林在其著作中强调的关于计划和经济规律关系的观点，但他仍感到不满意，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展开仔细研究一下。他从新中国八年来经济建设在摸索中走过的并不平坦的道路的回顾和分析中，客观地承认，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他后来还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经常自觉地保持比例，这是一个任务，一个要求，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或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先知先觉”。

毛泽东经过对1958年“大跃进”时的“计划”状况的深刻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的科学性的实现及与经济发展的自发性的关系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的谈话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他虽然接受和承认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观点，但是他并不把计划看得那么神圣，也不把制定计划的人看得那么“全知全能”，他不仅看出计划很不容易完全符合客观规律，而且认为计划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还应该承认自发性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没有完全解决计划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但也显示出他不满足于既定的流行的观念，进行着独具特色的思考。

7.还需要商品生产（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井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便应当消除商品生产，关于这点，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未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了解成这样，也可以了解成那样。

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将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运动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简括如下：

（甲）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乙）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丙）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渐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丁）以一切方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戊）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非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

——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也有［这］样的人。

我们现在还只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做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

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

——摘自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解析］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第7页，“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这一节中，毛泽东写了好几处批语。

虽然商品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但是它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却是一个至今还没有彻底揭破的谜。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根据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对私有制条件下，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作了科学的精辟的分析和阐述，并对人的个体发展的阶段性与商品经济的联系作了深刻的富有远见的揭示和论述。关于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他们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预测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所有或大多数生产高度发展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可以把全部生产资料直接归全社会占有，这样，商品生产就不复存在了。过去，人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述，一般都把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与此相联系，也都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商品生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如拉法格、倍倍尔、列列汉诺矢等，大都持这样的观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列宁、斯大林也一直持类似的观点。

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并不高的国度首先实现后，紧迫地把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直接提到了人们面前。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还基本是是循着原来的思路，他曾设想，用产品的直接分配来代替商品交换。后来，列宁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就又想用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来代替产品的直接分配。实践的结果，这种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商品买卖。尊重现实、善于从实践中修正和发展理论的列宁，在不断反复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保留和发展商品生产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存在着大量农民小生产者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不能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只有通过商业这条更加迂回的道路，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立即实行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倾听现实的呼声，遵循实践的要求，列宁改变了原有的思路，解决了过渡时期还必须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虽然在他的思想中已经蕴含着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立后还要存在的思维趋势和思想萌芽，但由于时间和实践的限制，有些问题，列宁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就谢世了。后来在很长时间内，苏联理论界相当多的人仍然对商品生产持一种贬斥的态度，否定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许多人都简单、笼统、不加分析地看待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商品生产消亡的论断，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一建立，商品生产就不存在了，根本没有去分析已经实现的公有制的具体情况。斯大林仔细推敲了恩格斯的论断的准确含义，指出恩格斯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这种用语表述的意思还不是很明确的，因为并没有指出，究竟是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随后，斯大林又指出，恩格斯在另一个地方，讲到是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全部生产资料，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工农业生产都已经社会化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情况。因此，他讲的商品生产不存在的条件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但是，恩格斯的论断并没有回答如果社会占有的不是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能否消灭的问题。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在总结了30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否定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提出，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国家，在有大量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情况下，对衣民不能剥夺，只能通过集体所有制这种形式来吸引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就要保持商品生产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经济形式，就不能废除商品生产。

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的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的观点，是赞同的。但是他认为斯大林的阐述仍然是不完整的。当时，毛泽东对商品生产问题很重视，对商品生产的悠久历史、现实作用和未来命运也作过些思考。他在批语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指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即无视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想消灭商品生产的人，他还说：“我们现在还只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言下之意，同苏联的情况一样，这也是商品生产存在的社会基础。在另一处批语中，他还说：“看来还得商品生产”。废除商业的前提，是“产品充分发达”。在由经济建设的实践引起的理论反思中，毛泽东认识到，商品生产的存在最终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关。因此，他认为，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这个思路抓住了商品生产产生和存在的更深一层次的原因，由此出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明商品经济不等同和不依赖于某一特定生产方式的“中性”特征，从而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的历史作用。

无产阶级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应不应该立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在书中把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概括为五条。

毛泽东很赞赏列宁的五条，说，“列宁的五条，我们都做了”。在批语中，毛泽东还把列宁的五条的一个中心意思提了出来，即“全力发展商业”。因为，城乡、工农之间，必须保持商品交换，否则，就会侵犯农民的利益，所以，毛泽东说，“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看来，衣民问题，即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是商品生产存在的特别重要的社会经济原因。列宁是一位非常注重现实、决不拘泥于书本的理论家和革命家。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当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直接提到他面前的时候，虽然走过了一段弯路，但他很快根据对现实的观察，不断进行着纠正。开始，列宁曾设想，用产品的直接分配来代替商品交换，后来发现不行，又想用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代替产品的直接分配，但他从现实中发现，这种办法仍然不行，还必须实行商品买卖。列宁就这样在不断反复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留商品生产。列宁也是非常关心和重视农民问题的，因为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首先表现为一个如何对待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关系到建设成败的大问题。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能剥夺农民和小生产者，对个体农民不能剥夺，只能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对集体农民更不能剥夺，只能采取商品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毛泽东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思路来探索的。他对列宁在这里强调的要全力发展商业和贸易，补其不足说、我们应当说全力发展工农业、商业。

那么，发展商品生产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呢？或者说，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是不是一回事呢？斯大林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的，他批评了苏联经济学界存在的这种观点。对此，毛泽东是肯定斯大林的观点的，说：“不要怕资本主义”。

首先，他指出了一些人把商品生产完全混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和糊涂认识。其次，指出了中国是商品经济还很落后的国家，比巴西、印度还落后，因而还需要大大发展商品经济。再次，商品生产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它不是孤立的，看它和什么联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决定商品生产性质的是它周围的经济条件。因此，商品生产是可以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有用工具的，它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实际上已经从理论上提示人们，并已经从逻辑上接近了，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即抽去与之联系的特定生产方式，它本身就是一种中性的东西，虽然它在现实中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东西，总是与某种特定生产方式相联系而存在的。

8.商品生产不限于个人消费品（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特别商品。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摘自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

［解析］

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商品生产，它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里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里只起影响作用。因而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斯大林的这些观点，推进了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关系的认识，但这一理论的不彻底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也起调节作用，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带有商品经济外壳的产品经济。

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观点，对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并且明确提出了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见解。在当时，这确实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并且在实践中也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从实际出发来思考的。这又体现了他思考问题的特色。他指出，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不是商品，那如何实行交换呢？因此，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生产资料要供应。在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不同，又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承认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当然在理论上仍然不彻底。毛泽东不迷信书本、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却是可贵的。如果彻底坚持这一思路，那就能够逐步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属性。而且承认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实际上已经从理论上打开了缺口。循此前进，往根源的深处挖，坚持罗辑的一致性，就能够扩展对全民所有制内部经济属性的正确认识。

9.搞出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大功劳〔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苦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人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遁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集体编写，该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51年11月，苏共中央召开经济讨论会，由几百位经济学家对教科书的未定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审查。1954年8月出版了第1版，印刷和发行了600余万册。该书出版后，作者收到了大批来信，对该书提出建议和意见。1955年三四月间，在莫斯科、基辅等地，举行了由经济学家、教员和经济工作者参加的会议，全面讨论了教科书第1版。作者在仔细研究读者来信和有关会议情况的基础上，对第1版进行了修订，并于1955年9月出版了第2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了该教科书的第一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5年5月和1956年8月出版。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在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方面的理论已经提到了首要地位。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作者对该书进行了重大修订，于1958年9月出版了第3版，在第3版前言中，作者写道：“教科书的第3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改变了教科书的结构，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并把它们具体化了，改动了个别的公式使它们更加精确了，”北京编译社将该书第3版译成中文，并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有关单位进行了校订，由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1月出版。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了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同年10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倾向。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号召他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宣部选编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他在信中还写道：“将来有时间，可以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

在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他批示将这个材料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都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的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其前期还是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意在纠“左”。毛泽东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时间3至6个月，或1年。”“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从1959车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边读边议时，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读书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后者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以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号召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当时纠正“左”倾思潮，提高全党的理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发表的重要淡话，反映了他本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艰苦探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当然，也包括一些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探索中的宝贵财富。

至于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的评价，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们前面引的“谈话”当中，已经说得很明确，就不再叙述了。

10.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大力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发展技术和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成就，技术进步不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市场狭小、危机、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私人资本的数量或营业秘密等等的限制。劳动者的需要不断增长，销售市场扩大，劳动群众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一切经常刺激生产的扩大和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集中掌握整个国民经济的积累，有计划地进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鼓励发展科学和技术。

为了保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增加国民经济投资和固定基金，加快劳动机械化的速度，不断地、与生产密切结合地发展技术和科学思想，研究和利用国外的技术成就。

劳动技术装备应当分力量和质两个方面，即每一个工人所使用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以及这些机器、工具和工艺规程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劳动技术装备就是意味着增加机器和工具的数量（这一点表现在迅速增加固定基金上面），以及经常从技术上改进这些机器和工具。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1993年第4期

［解析］

总的看，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评价是不高的。但他在读第27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时，对这一章的几个重要观点给予了肯定。例如，毛泽东认为，书中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地、与生产密切结合地发展技术和科学”的论述，“讲得还好”。在闰读书中关于劳动技术装备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的论述时，毛泽东认为“这里讲了一点道理”。由此引申，毛泽东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的观点。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有创见的观点，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毛泽东对这个观点进一步做了如下阐述：“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毛泽东的评论，为政治经济学家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正确的方法。离开了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把握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把这一点作为纲，以此来构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是毛泽东的一个理论创造，它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1.对资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个国家的国有化采取哪些形式和方法，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的特点、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尖锐的程度。例如，在一些情况下，资本主义财产的公有化是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实现的（例如在苏联），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公有化却是带有相当的渐进性质（例如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赎买等方式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入社会手中。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也是逐步前进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根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薪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我国的三大改造运动。他对于对资改造的决策过程和发展过程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章节时，对涉及中国对资改造的段落进行了较多的思考和评论。

“教科书”写道：“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处，毛泽东加了一个问号，并说：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一般说来，只剩下一个形式，剩下一个外壳，资方虽然在这种企业里头，有的还当经理，有的还当管理负责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有职无权。我们每年还用一亿两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收买资本家的身子和心，使他们逐步变为企业的职员。就定息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写法，是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西欧各国和美国，次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的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进行改造呢？

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在论述中国所有制转变问题时没有提到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是不妥当的。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8：2。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毛泽东对“教科书”中提到的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的观点表示了怀疑，在此处批注了一个问号。毛泽东接下来谈道，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谈到处理资产阶级的经验时，毛泽东指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位住他，又整住他，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1亿2000万元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所阐述的上述重要观点，是对我国对资改造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对资改造思想有着极大的价值。

12.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组织和文化前提：大生产、银行、科学技术成就等等。在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获得它在管理国家方面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领导作用所必需的段炼和技能。在同私有制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中，要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全体人民。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于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因为1958年、1959年，人民公社是在产生、发展、整顿、巩固的过程中，现在开始走上了轨道，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在毛泽东上述评论中，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讲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第二层是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从抽象的理论意义上讲，毛泽东对关于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观点所做的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论述相一致的。但毛泽东的评论没有展开，过于宽泛，对过渡时期和根本改造的含义没有界定。后来毛泽东把过渡时期界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使得毛泽东在上述评论中提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命题走上了谬误。

在第二层意思中，毛泽东认为1959年以前，主要是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这个观点，他在当时多次强调。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是个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我就这样。我没有抓工业，所以在北戴河做了自我批评，从现在起要认真抓工业。”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当时确实准备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去。

毛泽东提出的“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思想，是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块基石。早在延安时期，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对生产力和中国工业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至今还令人感到亲切。1944年3月12日，他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一次谈话中就鲜明地指出：“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什么？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它是妨碍生产力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不能解放，经济木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但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读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1945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欢迎林迈可先生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时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天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而上述两段论述则可看作是毛泽东思想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阐发的革命是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道路的思想，是对延安时期他的发展生产力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所不同的是时代不同了，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已经被破坏掉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和生产力，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毛泽东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13.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问的分工以每个国家的可能性为依据，并导向共同的繁荣，每个国家都拿出一部分资源来满足其他国家的需要，而自己又依靠其他国家的友好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合理分工促进这些国家生产力在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因为每个国家不仅可以有计划地动员本国的资源，而且可以有计划地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来达到共同繁荣。

同时，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从那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局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分工问题。毛泽东在谈这一章时对教科书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剥削和奴役弱国等。”毛泽东在此处批遁：“事实上有。”在“教科书”“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处，毛泽东批道：“事实上也是没有做到”。

“教科书”把计划经济的思想不仅贯穿发展国内经济，还把它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关系中，显然是不妥当的。参泽东认为，“教科书”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他认为，应当给地方一定的独立性，在不妨碍全面的情况下，各省可以尽可能各搞一套。毛泽东认为，欧洲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国各搞一套。他对“教科书”主张的“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提出了质疑，认为各国人口不等，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一样，革命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怎样能拉得平呢？“拉平”的观点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论。外蒙革命那么久了，经济上一直还很落后，实际上无法拉平。

“教科书”后来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国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毛泽东对此批道：“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

在毛泽东的上述读书评论中，有两点是特别高明的，一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要强调各国独立自主，在国家关系上，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他对“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的国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毛泽东对这个说法是赞成的。

毛泽东的第二个高明之处，是立足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农业，更要搞好。“吃饭靠国外，危险得很。”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毛泽东一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强调发展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尽管后来出了一些偏差，但这两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毛泽东尽管强调各国各搞一套，但他并不主张搞“大而全”、“小而全”，如“教科书”写道：“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对其中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毛泽东对这段论述，也是同意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教科书”的观点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分析、有取有舍的。

14.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城市和乡村问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决不是意味着降低大城市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在全国有计划的分布、工业企业的靠近原料产地而来的是新城市的建设。城市是物质和精神文化最发达的中心，是大工业的中心，它将促使乡村获得现代城市的文化。社会主义城市在这方面的进步作用在日益增大。旧城市的面貌在根本改变。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用绿化城市和利用现代市政建设的一切成就的办法，来消灭人口密集现象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特别关心缩小三大差别问题，当他读到教科书中关于缩小城乡差别的内容时，发表了上述议论。他还进一步地提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在毛泽东即兴发挥的这段讲话中，既有真理的闪光点，如控制城市规模，防止人口膨胀，也有某些空想的成分，如公社要有高等学样。但总体上讲，毛泽东的看法是有远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现实中国农村的某些地区，已经实现了毛泽东所规划的蓝图：农村生活水平赶上甚至超过了城市生活水平，乡镇企业大发展，使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成为工人。至今毛泽东当时提醒重视的城市规模问题，仍然存在，困扰着经济建设的决策者和大城市的居民们。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的城市化，是一个经济规律，如何迎接这一挑战，毛泽东当年的思路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的。

15.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2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按1955年7月1日的价格计算）达277亿卢布，其中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达233亿卢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达616亿卢布，其中重工业的投资达509亿卢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三年半（1938—1941年上半年）内，工业的投资达594亿卢布，其中重工业的投资达500亿卢布。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顺利地克服了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方面的困难。采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使国家赢得了很多时间，保证头等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在极短的时期内建立起来并达到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度的可能性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优越性，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的特点决定的。——摘自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副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走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时，借题发挥，谈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即：企业的管理体制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谈道：“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但给企业多大的自主权，当时毛泽东没有谈到。经过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更进了一步，在过去强调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发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并对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投资包干制的做法给予了肯定。这说明，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如何确定企业的管理体制确实是搞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的确定，企业开始摆脱政府职能部门的附属物的地位，以独立的法人资格走向市场，企业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但是，探索并没有完成，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建立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机制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

16.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大的意义。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更快地增长，是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生产部门广泛采用最新技术和经常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不断高涨的必要条件。

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日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二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正确处理发展工业、农业及重工业的关系问题发表了很长一大段议论。这些议论实际上可以作为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工农业关系论述的续篇来理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的经济关系有五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首先考虑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怎样走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必须协调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经济规律。

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把它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口号。从理论上讲，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他把这一战略思想绝对化，实际上是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了三者关系失调，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日用消费品非常缺乏，物资供应总是处于十分短缺的紧张状态，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较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持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对“并举”思想做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他又认为：“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

毛泽东关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关系问题的正确论述，使我国在一五计划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农轻重关系比较协调，发展比较健康。但是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农轻重关系失衡，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落后，农业停滞不前，这种状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17.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公积金是一种公共基金，不得为庄员的个人需要而进行分配，或者把它的一部分发给由于某种原因将要离开集体农庄的人。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包括拖拉机及其他机器、发动机、经营用的建筑物、汽车及其他运输工具、集体农庄电站、副业企业、役畜和产品牲畜、多年生的植物、水利工程，以及坟墓投入公共经济的物资和货币资金。文化和生活福利建筑物（集体农庄俱乐部、农村阅览室、幼儿园等）也是公积金。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是靠土地维持生计的。当毛泽东发现洋洋数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说到“公共基金”竟没有讲土地的价值时，不禁感慨道：“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毛泽东认为，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凝结着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土地的价值应当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一个重要补充。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新的思路去研究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如今被一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国土经济学”，其源头是否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值得研究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向学员强调：“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厥维土地。”1927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遁：“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他认为：“衣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最后成功。”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土地制度的改革角度出发的，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作为土地革命理论的自然延伸，土地建设理论把土地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其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独特的理论贡献。尽管他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多的阐述，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经济学家们。但他开创性的思路，对土地价值的深刻定义，不能不给后来的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毛泽东还从农学角度对土地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亲自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中，把“土”列为首位，可见他对土地问题的重视之深。

18.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1953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

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解析］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反复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表示了很大的反感，他认为教科书所以这样写的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时代对农民采取“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搞得太苦了，“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毛泽东又对“教科书”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感到担忧，认为这样做，又一定会走上自己的反面。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反对走极端的。这与当时国内开展的纠正剥夺农民的“共产风”的工作恐怕是有联系的。在接下来的评论中，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公与私的辩证关系，因为物质刺激的实质还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这一段评论是十分精彩的。其中讲到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原则，对大公无私提法的否定，都令人耳目一新。从这段坦诚、鲜明的评论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唯物史观的哲理。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经济利益的关系上，“大公无私”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它是一个“左”的口号。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先公后私”。毛泽东上述对公私关系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指出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1945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应调整。”在农村，“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然而，1958年以后，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对公私关系的认识逐渐倾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斗私批修”理论，把“私”作为万恶之源，要求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不能不承认和顾及到个人利益问题，即使经济发展了，个人利益也要随之发展。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一味的靠政治高压去否定个人利益，不分场合地提倡大公无私，实际上是“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是根本做不到的。那样做只能导致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民族、个人搞得死气沉沉。

毛泽东在对物质刺激表示出极大义愤的同时，又讲出了这样一番肯定个人物质利益，提倡公私兼顾的精彩的话，真是妙不可言，恰到好处。可惜的是，这一理论闪光点并没有变成可操作的政策法规，变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

19.技术发展，生产关系要跟着变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进劳动工具效率的提高，降低生产资料的成本，因而可以绝对地降低单位产品物化劳动的消耗。虽然新机器比旧机器昂贵，但是由于使用新机器可以增加产量，因此转移到单位产品上的机器价值就降低了。“所以，每一个商品将会包含一个更小的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在生产中新加入的劳动的总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节约物化劳动的意义愈来愈大。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劳动技术装备的不断提高，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极重要的条件。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技术发展了，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军队也是这样。——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7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这一章在论述决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写道：“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发展技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在“决定性的意义”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这里说靠技术设备的发展。”接下来，教科书又写道：“利用各种与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竞赛有关的物质刺激和社会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同上面说法相互矛盾。”显然，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在论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既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意义，又强调物质刺激是最重要的条件，二者本身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从接下来的批注中我们可以有所体会。“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因素日益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画了横线，还批了一个字“好”。“教科书”中提到的“社会经济因素”实际上指的是生产关系。在“教科书”的另一段文字旁，毛泽东批了一个“对”字。这段文字是：“活劳动的技术装备愈多，生产资料的生产愈发达，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愈高。”在阅读完有关劳动生产率的论述后，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总结：“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总结是十分深刻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必然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只有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使技术更好地发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技术的发展又推动着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这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观点，是毛泽东技术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解析毛泽东的这段评论时，我们应当对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而且后来一直是他关于中国发展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就写道：“我们之所以必须要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才利于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由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转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品和农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确有把握地保卫国防，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的这些目的。”这里，毛泽东已明确把三大改造作为发展生产力和开展技术革命的重要前提，同时又把发展生产力和开展技术革命作为达到改善人民生活，保卫国防和巩固人民政权等目的的基本途径。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到了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科学小组汇报时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从上述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战略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实践中，始终对科学技术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

20.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47年底实行的币制改革，对巩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后的币制有很大的意义，这次币制改革就是，把战争期间在某种程度上贬值的旧币，根据一定的条件，兑换成1947年版式的足值新币。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使劳动者生活状况恶化的币制改革相反，苏联的币制改革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在币制改革以后，仍照以前的数目，用足值的新币支付。伴随着币制改革而来的是物价的降低。币制改革消除了货币流通方面的战争后果，恢复了足值的苏联卢布，加强了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便利了废除战时采用的配售制和过渡到按统一价格出售商品，促进了工人和职员实际工资的提高和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的增加。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在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做的这段评论中，

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改善不能离开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人民的需要要逐步满足。其次，人们的消费需要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被创造出来，它又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的这种关于消费与生产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主张：解放区的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以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需要，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1946年4月19日，毛泽东在致彭真等的电报中指出：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资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的利益，结果害了自己。194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的文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新民主国家必须保证一切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获得生活的改善，反对或忽视这种改善是错误的。但是这种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不应当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原则。”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对该书关于消费品分配的章节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意。他说，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他认为，这本“教科书”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个很大错误。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该书强调物质刺激的写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有些话讲得过重，显露出了“左”的思想观点。但在关于“逐步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消费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必然产生通货膨胀的后果，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另外，毛泽东讲，人们的消费需要是不断被创造出来，是不断提高的。这一观点也是十分新颖的。生产的发展，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消费形式，逐渐成为社会的消费需要，这本身就是生产刺激消费，消费引导生产的过程。因此，社会的消费水平应当与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保持同步增长，逐步递进。脱离生产发展水平的过高或过低的社会消费行为都对生产的发展不利。这也就是毛泽东这段讲话中蕴含的深刻内涵。

21.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产生，因此，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解析］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艰辛探索中，一直关注和思考着“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在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曾把“建成”社会主义作为总路线的目标和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在他看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为“建成”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掀起，使得原本设想的工业化与三大改造同步进行、同步完成的计划未能实现。在这期间，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有“建立”与“建成”之分。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时毛泽东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和社会主义建成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还不完善。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曾一度影响了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正确认识。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决议中写道：“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甚至在党的高级会议上讨论起了是由苏联还是由中国先宣布建成共产主义的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我国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巨大破坏，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开始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毛泽东把过渡时期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归纳为“大过渡”和“小过渡”两种理论，他虽然当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大过渡”理论，但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已经显露了他支持“大过渡”理论的倾向，为其后“左”的思想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当承认，毛泽东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有“建立”和“建成”之分时，是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他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同步完成，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及时宣布过渡时期的结束，这时他们的本意还是认为社会主义尚未完全建成，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思路是不错的。然而从1957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矛盾判断发生失误，把党的工作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了阶级斗争，过渡时期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大过渡”理论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由一个新颖的理论构想异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22.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剥削阶级正在彻底消灭。1957年，由于击溃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国，过渡时期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已经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方面的任务，一定会在最近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只有解决了技术改造方面的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教科书”写道，到1957年中国已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已经解决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一定会在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毛泽东对“教科书”的写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教科书”关于“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和“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等处，毛泽东画了横线并在旁批道：“当时我们自己也只是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显然，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写法不确，是讲了过头话。关于发展生产力问题，毛泽东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容归纳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并认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了。”

在1956年以前，毛泽东在论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一直是把目标定在“建成”社会主义上面。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花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为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一个基础，经过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时曾说，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

1958年“大跃进”“穷过渡”的惨痛教训使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时期，毛泽东不仅是从生产关系的关头程度来考察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且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规定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他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规定为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使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更加激发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说明，在探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和深化。

六、哲学篇

1.祸福相生，先予后取（读《老子》）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矣。

——摘自《老子》第五十八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解析」

《老子》，又称《道德经》，道家的主要经典。相传为春秋末老聃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西汉时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分为81章，以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故有《道德经》之称。

《老子》统共虽只有5000言，但其内涵却很丰富、深奥。是旧时学子的必读书籍之一。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老子》一书即已非常熟悉。《讲堂录》里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1917年署假他同萧子升一道“游学”时，在宁乡境内拜坊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两人吟咏联句，凑了一首诗送给刘翰林：“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这显然是称赞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在同刘翰林的谈话中，自然说到了《老子》和《庄子》。据萧子升回忆：在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刘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此外，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说到没有“大同之境”存在时，写道：“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其中所概括的，便是《老子》里的话。《老子》第19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七弃利，盗窃无有。”第80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建国后，毛泽东也经常读《老子》。例如，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老子》是一部哲学书。毛泽东最看重的，便是其中体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即有关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论述。

书中提出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在矛盾转化方面，《老子》认为事物都是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举出的诸如“物壮则老”，“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曲则全，枉则宜，洼则盈，敝则新，多则得，少则惑”等例证，说明强弱、祸福、曲直、洼盈等对立的事物，都会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我们在前面引用的一段原文的意思是：政治手段宽松，民风就淳朴；政治手段过严，民风就乖戾浮滑。灾祸往往预示着福祥，而福祥却可能潜伏着危机。谁能知道其间的底蕴呢？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常态的东西可以变成异常的，善美的东西可化为恶怪的。很主以来，人们对这种转化变幻感到迷惑。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人部矛盾的问题》中，就以其中祸福相依相伏的思辩方法和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来强调事物的矛盾转化的观点。

怎样实现矛盾的转化？《老子》很强调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正是在这个意义，《老子》被一些学者视为兵书。毛泽东也很重视这些转化原则。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强调：要改变敌我强弱力量的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要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池。接着引用了《老子》第36章中关于“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子之”的策略来加以说明。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随后还用生活中一些通俗的事例来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如做生意，在市场交易中，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不丧失货物，又从何得到金钱？在日常生活中，睡眠和休息虽然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

毛泽东对《老子》里“将欲取之，必固子之”这句话印象很深。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毛泽东也很关注哲学界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他读过任继愈的哲学史论著，注意到作者认为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还读过天津杨柳桥的《老子今译》，注意到他提出的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观点，还调查过杨柳桥的背景，知道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特意提到，他不赞成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同时谈到了杨柳桥。

此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材料，1959年，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题为《关于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读后很重视，在材料第一页批示道：“印10份交我为盼。毛泽东廿七日上午六时”。未署月份，待查。这件事是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办的。毛泽东要10份，可能是用来推荐给其他人阅读。

这个材料开始即说：“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有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未涉及老子的认识论；有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基本上是唯物的。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则都是包括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双方从《老子》书中抓的话，一部分是共同的，但作的解释不同；一部分是一方抓的。现将双方从《老子》书中抓的话列下，并加以简单说明。”接着，材料摘引了争论双方经常引用的《老子》书中的15段话，在每段话下面概述了争论双方对它的解释和评论。

毛泽东比较赞同的观点，是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2.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读《论语》）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摘自孔子《论语·八佾》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摘自毛泽东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0页）

［解析］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经当过鲁国一个叫鄹的地方的大夫，故当地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上面引的《论语》中的一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到周公庙去，看到什么事都要问个明白。有人就嘲笑他，谁说鄹人的儿子懂得礼节呀，他在周公庙什么都不懂，遇到事情总是问。孔子听后说：我“每事问”，这就是谨守礼节。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在《论语·八佾》中的本来意义，是说他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引用的，主要是后面这个意思，把“每事问”当作一种工作方法，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孔子还强调“博学于文”，要广泛地学习六艺，因而在方法上就要多见多闻，虚心请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对这些说法，毛泽东是很熟悉的，在他的著作中时有引用。

3.用孔子的教学方法（读《论语》）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海焉。

——摘自《论语·述而》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期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摘自《论语·先进》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

——摘自毛泽东1944年3月22日关于边区文化教

育问题的讲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很有贡献的。在他之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恐怕孔子是第一人。他收学生，不问贵贱，“有教无类”，用《论语》所载孔子自己的话说，只要主动交来一束干肉，“吾未尝无诲焉”，即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这样，许多贫贱子弟都可以到他这里来接受教育了，事实上，他的学生，也是出身贫贱者多。对此，毛泽东给予了肯定，在1944年3月2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到，老百姓送学生进学校，还是从孔子开始的。五年前，即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说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

在毛泽东看来，孔子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反复表达的自己的教学态度，从《论语》所载的答问看，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的。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有几千名弟子，程度不齐，孔子的办法便是因材施教。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办法，即同样一个性质的问题，他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人讲。

毛泽东所举教育子路的实例，便是我们前面引述的《论语·先进》中的那段话，大意是：子路问：“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说：“有爸爸哥哥活着，不能这样。”冉有问：“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说：“听到就干起来。”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孔子说，他们两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答复却相反，我有些糊涂，大胆来问问。孔子回答：“冉有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鼓励他进取；子路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勇于作为，所以我压压他，让他谨慎一些。”这个例子很生动，孔子的不同回答也是有道理的，毛泽东用它来说明，边区各学校的教育，“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也逄妥帖。

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反孔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是，1964年2月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起教育制度的改革时，毛泽东还是把孔子看成自学成才的典型和从事简化而有效的平民教育的先驱。他说：“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身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

4.我们也会变成鲲鹏（读庄子《庄子》）

北冥为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摘自《庄子·逍遥游》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在跼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引者按：指李鸿章），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渭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群予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摘自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讲堂录》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607页）

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4—135页）

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翅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指《庄子·秋水》——引者注），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

——摘自毛译东1963年1月4日致李讷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67页）

［解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8），名周，战国时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曾为蒙漆园吏，是个下层小官。发展老子思想，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现在所传的《庄子》33篇，其中内篇7篇，历来认为是庄周自己所作，其余诸篇许多人认为是后来道家托作。庄子的文章雄丽汪洋，生动活泼，颇富浪漫和幽默气氛，向为后人推崇。

青年时代，毛泽东对《庄子》便读得很熟。如1913年的《讲堂录》里，读魏际瑞（1620—1677）《铭书案曰净厚宽平》的笔记，便随手用《庄子》里的叙述来解释有关字词：

蝍蛆蜈蚣也，食带眼。

带蛇也，蝍蛆食其眼。（引者按：《庄子·齐物论》有“蝍蛆甘带”。）

鸟憎西施威也毛墙，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引者按：见《庄子·齐物论》）

浑沌氏《庄子·应帝王》：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浑沌。修与忽相遍于浑沌之野，浑沌待之甚厚，修与忽谋所以报之，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彼独无有，曷为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讲堂录》里，更有直接读《庄子》原著的笔记：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

又何厝心于其间哉。

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

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其中主要是摘引《庄子·逍遥游》原文，或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上的注文。看来，毛泽东当时读的，是清代郭庆藩的注本。

前面所引的毛泽东读《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一段的心得，表明他从庄子的义论中，引申出必须厚积薄发的人生道理。他以李鸿章为例，说他早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虽取胜建功，但正如庄子说的，只是以杯水载草芥之舟；而后来他办理国务，着着失败，则如庄子说的以大舟行于浅水，自然无力，因“水之积也不厚”。在毛泽东看来，庄子的水舟议论，应使“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青年时代，毛泽东时常在自己的言论中引用《庄子》。1915年秋，他发出《征友启事》，得到罗章龙的应征之信后，便在复信中引《庄子》“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1917年4月1日《体育之研究》里，毛泽东借庄子在《养生篇》里写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养生之道”，认为体育锻炼“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胳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在1917年夏为萧子升的《一切入一》读书笔记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开篇即讲：“子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说：“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癯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这是用庄子的话来说明一种创作著书的境界及其效果。原文见《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逍遥游》是《庄子》的名篇，出自“内篇”。在这篇文章里，庄子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说他看见一本叫《齐谐》的志怪书中记载，鲲鹏半年才呼吸一次，它从北往南飞，“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塑造鲲鹏的本意是，即使是这种横空出世、绝云气、负青天的神鸟，也要凭借空气的浮力才能高翔远举，由此阐发他的“有所待”和“无所待”的哲学问题。但后人以此形象入诗，似乎从来不按照庄子的原意理解这个形象，据其气势风貌把它改造为志向远大、壮美俊伟的崇高形象。多以此自喻或喻人。李白写《大鹏赋》自喻，便这样描绘其展翅风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

毛泽东很喜欢庄子笔下大鹏这个寓言形象。在前面引述的1945年4月24日的那个讲话中，他把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发展比作一个翅膀可把中国扫尽的大鹏。此外，毛泽东还多次以这个形象入诗。

最早是1918年为准备东渡日本的罗章龙而作的七古《送纵字一郎东行》。诗中写到：“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这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的喻人和自喻，其“要将宇宙看米”的胸怀和“到中流击水”的信念，跃然纸上。毛泽东如鲲鹏一般墩越壮观的生涯，便是从这里起步的。在这首诗里，鲲鹏形角的寓意还较抽象，是一种信念崇拜和自我夸张。

1963年12月，毛泽东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于悼念叙往的情境中，凸然而出“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两句，设置了“斥鷃”、“昆鸡”和“大鸟”、“老鹰”两种渺小与崇高的对立形象，以喻人事的褒贬。大鸟即鲲鹏，斥鷃泛指小雀。庄子在《逍遥游》里曾描绘到，斥鷃等肖小之辈，抬头望见背若泰山，绝云气、负青天在天空中展翅的大鹏，颇不以为然地说：“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即我也是在飞，而且飞得颇有乐趣，你“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即，你哪里用得着图谋这样费力地飞到九万里以外的南方去呢？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故每见其行而非议之，这是人世间常有的事。毛泽东在诗中袭此典意，把悼念战友的深情，把对罗荣桓的赞扬和倚重的意思，引向更开阔的视野，引向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风云，引向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1965年秋，当毛泽东越来越忧虑和愤慨国际修正主义日益背离马克思主义道路，像斥鷃小鸟那样鼠目寸光，丧失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他又一次想到了鲲鹏形象。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他充满感情地描绘：“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并嘲笑那种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蓬间跳来跳去，面对风起云涌的情势，不知所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的斥鷃小雀。这里的鲲鹏，就是那些志壮坚信马列，永远继续革命的人，当然包括毛泽东自身。他们的行程是那样的高远，他们的气势是那样的浩瀚。人间城廓里的芸芸众生，蓬间小雀患得患失的斤斤计较，都在他们的不屑一顾的俯瞰之下。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三段话，说到《庄子》里的“秋水篇”。河伯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平日觉得百川灌河，以为天下之水皆归于己，便盲目自大。等他顺流东行，看见无涯无际的大海，方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兴叹”。《庄子》“秋水篇”写了这件事。大概是李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己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觉得，读了这篇文章，不会再做河伯，也就是不再盲目自大。

5.了不起的唯物主义（读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天说》、刘禹锡《天论》）

［原文］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授殷天下，其德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摘自屈原《天问》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易可言焉！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圮之。

——摘柳宗元《天对》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无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

关于历史。——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

主席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的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他指出；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我问主席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他说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主席很推崇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诗他就很欣赏。主席对历史实在熟，说到这两句诗时，立刻说出这首诗是刘禹锡送白居易的。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主席给以较高的评价。我问主席，刘禹锡可否算作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主席说：“可以。”主席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评价与我们想的不同，他都同我们作了具体分析。

——摘自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作为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变迁的种种神话传说，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殷受天命等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依，天命不可待的历史理性观念。故鲁迅说屈原的《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对》是柳宗元被谪贬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间写的论著，它以逐段回答《天问》的形式，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发展了荀况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各种把自然界神化的传说和神灵创世的廖论。作者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以前，宇宙间只存在着一种叫做“元气”的原始物质；宇宙是无限的；天地万物是由宇宙间阴阳两种元气的变化产生的。这些观点，不但坚持了唯物论，而且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对推进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宇宙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作者还运用无神论去解释历史，驳斥了“群权神授”的谬说，指出人心的向背是决定王朝兴废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把二者结合起来，屈原是第一个。故引起思想家而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天问》的“了不起”，在于它提出了问题；《天对》的了不起，则在于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和诗的形式回答了问题，而且《天问》产生以来，就这么一篇有胆识的“对”，这是毛泽东格外推崇柳宗元的地方。

毛泽东认为，要全面准确地评价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抛开他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读书札记《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的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我们在前面引的那段话。工作人员在回忆中说到柳宗元的《天论》，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可能是误记。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刘禹锡的《天论》，但柳宗元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柳宗元在读到刘禹锡的《天论》后，曾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刚读时，“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在这篇文章，他便引了刘的天人“交胜”之说。

刘禹锡写《天论》，则是起因于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叫《天说》。刘的意思是要欲毕《天说》未究之言。《天说》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一篇短文，是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熟悉。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毛泽东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是指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天论》是刘禹锡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三大问题。柳宗元的《天说》只阐明了天人相异的观点，刘禹锡的《天论》3篇则进一步提出了“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的观点，所以说是“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刘大杰在《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这篇文章中还记叙，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同他的谈话中，还从天命观说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宋朝的王安石，我们一向总以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主席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主席说：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主席还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由此及披地阅读和评论《天问、《天对》、《天说、《天论》以及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足见其读书方法之一斑，也说明他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这一课题的重视。

6.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读戴圣编纂《礼记》）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摘自戴圣编纂《礼记·杂记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摘自毛泽东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

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321页）

［解析］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前面所引的一段原文，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参观了民间的一次年终祭祀活动，孔子问他是不是感到快乐，他说全国上下都沉醉于狂欢之中，自己怎么会快乐呢？接着，孔子说了一番道理，意思是：百姓长年辛劳，现在才有放松的机会，这其中的道理你是不会明白的。如果总是紧张而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就不会成功；反过来，如果总是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就难以实施管理。紧张与松弛相结合，间而用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治政成功之道。“张”、“弛”的比喻，来自弓弦拉得松还是紧。

毛泽东从年轻时，就读了《礼记》这部书。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便引用不少《礼记》中的话。前面引的1948年的这个谈话，是借《礼记》中所载孔子的话来说明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时常调整和转换，不要老是向一个方面偏去，否则，走向极端，就会出现失误。在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借《礼记》中的这段话讲过光是紧张不行的道理。至于“张”与“弛”在政策上的各自内会，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于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时，曾说过，胡琴拉得太紧，弦要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就是右倾、保守。弓箭时代，弦要解下。开弓如满月，箭发似流星。拉紧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辩证法。休息两天，换换空气。不要一句话不

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

7.普渡众生，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读《六祖坛经》、《金刚经》、《华严经》）

佛（释迦牟尼——引者注）言：“善哉！善载！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摘自《金刚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他（毛泽东——引者注）回顾了中印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在今天团结一致的反帝斗争中达到了高峰。他说，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现在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是来传播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友谊的。在谈到这些话题时，他还讲了一本著名的书中所描写的唐僧在传奇式的猴王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印度朝圣取经的有趣的故事。

——摘自［印度］巴苏《革命兄弟的友谊》（见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383页）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摘自毛泽东1955年3月8日同西藏达赖喇嘛的谈话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引者按：即《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摘自毛泽东1959年10月22日同西藏班禅大师的谈话

[解析］

上面的引述，是毛泽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分别会见印度外宾、西藏宗教领袖达赖、班禅时的谈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确实读过一些佛教经典。1959年10月1日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他便径直说过：“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基督教的《圣经》的。

其实，毛泽东从早年开始，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年，他曾对斯诺说：“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外出收帐，路遇一只老虎，脱险后觉得是得罪了神佛，才“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小时候，毛泽东也是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的。当然，他接触的只是作为民间信仰仪式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按：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按：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佛经《大乘义章三本》说：“诸法体状，谓之为相”。差别相即有高下深浅分别的相状。

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署假斯间，毛泽东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好几个县的农村里“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向方丈请教一些佛经问题。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方丈定要留他们在寺里盘桓几日，告诉他们，那些挂单和尚，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很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憎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奖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或许正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知识感兴趣，在建国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地中央常委的陈铭枢，将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于1950年6月12日特复一信：真如先生：

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健吉毛泽东六月十二日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同达赖、斑禅讨论佛教，无疑是立足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来说，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年1月22日同班禅又有一次谈话，他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4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加牟尼讲经分3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在1961年1月22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很值得一看”的《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344—413）于弘始四年（402）译出。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于后秦弘始三年（401）来长安后，和弟子一道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所译《金刚经》，是由佛的弟子阿难记述释迦牟尼世尊与须普提的谈话、问答。该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相，以大乘为教相。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故不必留恋执著。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前面引述的一段原文，据张文修、邸崇仁编著的《金刚经》读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解释，大意是：释迦牟尼认为，妄想之心（错误认识）的产生，在于执著于现象的差异，菩萨们如果要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必须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妄不实的，如果菩萨心中还有自我、他人、众生、长寿者的相状，那么他就不是一位真正的菩萨，只有不着于相，才能降伏妄想之心。为了说明这个观点，释迦年尼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众生），无论它是卵生的（如鸟类），还是胎生的（如哺乳动物）、湿生的（蚊蝇、水族）、化生的（鬼神）；无论它是有形相的，还是无形相的；无论它是有烦恼思想的，还是无烦恼思想的，还是超越于有想无想、自在自如的生灵，释迦牟尼都能解脱它们，使它们进入无奈涅槃而成佛，但并没有任何众生被度脱，这是为什么呢？是释迦牟尼没有这个能力么？不，因为众生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现象而已，众生本来就是佛，所以解脱众生这件事也是虚幻的。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主要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思想。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最早由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成汉文。在隋唐弘传极盛，出现了专弘《华严经》教观的华严宗。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申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他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这个观点，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即有隐显。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之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大概就是他在1955年3月8目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认识论上的一条伏线吧！

毛泽东读佛经，也是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对待的。在1961年1月同班禅的谈话中，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断非因谈话对象是宗教领袖而即兴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例如，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1959年10月1日，会见赫鲁晓夫时，毛泽东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1964年5月25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客人讨论起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8.道家之言（读潘尼《安身论》）

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后外其身；知有欲之伤德也，故远绝荣利；知争竞之遭灾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涂，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犹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

——摘自潘尼《安身论》，载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道家言。——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9页）

[解析]

潘尼是西晋人，有名的文学家潘岳的侄子。少有清才，以文章见知，生性静退。早年以劝学著述为乐事。大康年间入仕，永嘉中做到太常卿。《昭明文选》收有他的《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赠河阳》等文，却未收其《安身论》，大概因为这是篇专谈人生哲学的文章，不合“义归乎瀚藻”的“美文”标准吧。毛泽东是从《晋书·潘尼传》中读到它的。西晋政治混乱，门阀间倾轧不已。钻研老庄，嗜好清谈，以求安身立命，成为时尚，潘尼的《安身论》便是这精神风尚的反映。其开篇即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这就把“弱志虚心，旷神远致”作为保全自我的重要法宝。这一点，恰是老、庄开启的道家思想传统的基本内容。所以毛泽东认为《安身论》乃道家之言。这也说明毛泽东对道家思想是很熟悉的。

潘尼在《安身论》中，还有这样一段议论，如果你身居高位，执掌权柄，功盖当世，势倾人主，这个时候，你怎样才能保命安身呢？潘尼说，应该“没才智，忘肝胆，弃形器，貌若无能，志若不及”。读至此，毛泽东批了两个字：“老氏”，意即这些想法都是从《老子》一书中来的。

9.使佛教中国化了（读慧能《六祖坛经》）

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迷即佛众生，司即众生佛。心险佛众生，平等众生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无杂，且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摘自慧能《六祖坛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

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为我背育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恝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泽东还谈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人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摘自林克《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

东》下册第559—5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比较熟悉的是禅宗；在佛教诸经典中，毛泽东比较注意的是禅宗六祖慧能的思想。

禅，梵语，意即坐禅或静虑，本是一种修行方式，凡僧徒都要坐禅，静静地坐在那里“止观”。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后，禅学便成了一种专业。而禅宗在中国的兴盛，却是与慧能的变革分不开的，他的变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种种客观要求和束缚，完全走向主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成佛的条件定得很宽松；再就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传播。

禅宗六祖慧能生于唐太宗时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小时家境贫寒，皈依佛门后，一直是杂役僧，干些舂米的活儿。年老的禅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众僧作法偈，意在从中体去各僧的品性悟性。门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作了一首，众僧都叫好，就是毛泽东对林克背诵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满意，说他只到门前，还未入得门来，让他重作。神秀苦想数日，作不出新偈。于是，不识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请人代写了一首，就是毛泽东给林克讲解的第二首。弘忍听后很赏识，就定慧能为传人，把衣钵授给了他，并让他速回广东新县老家。慧能遂为禅宗六祖。

《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藉，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我们在前面引用的几段话大体能表现出来，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学界又常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中心思想。“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毛泽东认为，慧能的思想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称为佛了。这样，原来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可为的平常人，这对破坏原始意义上的佛教起了很大作用。《金刚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慧能回南方传播的禅宗南宗，就是要尽力扫相，佛即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攻击南禅的宗派，说他们“喝祖骂佛”，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佛教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如何让中国人接受的问题。要使他中国化，就必须溶进中国传统的思想。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就开始用玄学来解释佛理，从而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再后来，禅宗的一些僧徒所作的语录，除去一些必要的佛教门面话外，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在宋代，佛教与儒家的一些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使佛教更加中国化了。

应该说，佛教特别是禅宗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便以佛教为例说，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鸠摩罗什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10.身教与言教（读李贽《李氏文集》）

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可趋之势故耳。

——摘自《李氏文集》卷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身教亦未必皆相与遵守，言教只要是真理，亦未必没有人奉行。——毛泽东读《李氏文集》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9页）

［解析］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刑部员外郎，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后来从事著述讲学，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泰州学派后期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公开站在“异端”的地位，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反对把孔子当做偶像，反对把儒家的经典当做天经地义。结果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死在狱中。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谭集》等。李贽曾说：“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盲，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其著故名《焚书》。

在哲学上，李贽是“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位列明季思想解放运动中，少数异端性的“狂狷”之属。其言论之放诞无忌和行为之不可思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属骇世惊俗。各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对李贽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是持欣赏态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也属于那种立足传统文化而又反传统的思想家，在此一点上，他们的心有相通之处。毛泽东的这段评论是借李贽来谈“身教”与“言教”问题，实际上与李贽的原义是有所游离的，借古人之言发自己之议论，这是毛泽东读书常有的事情。这里，毛泽东的议论十分精当，诚然，在中国的传统中，习惯于把人的言与行结合起来看或评价，常常因其行而废其言。其实，只要这个人的言是真理，尽管其行有玷污处，那么就不必因人而废言。这才是一种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11.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颠倒——这是唯心论哲学基本的特征。孔子哲学是到处表现了这特征的。孔子说：“吾党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不直叫做直，直叫做不直，这是颠倒，也是伪善，而伪善和残忍——时常是不可分开的。章太炎论儒家，曾叹息道：“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先进的中国人，近代的启蒙学者，对于儒家的这些方面曾都是表现了不容忍的。

孔子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支配阶级在精神上首先最完满发展的正宗代表人，同时也正是中国唯心论哲学的真正开山大师。他的阶级基础，把他限在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基本立场上，而这些在2000余年来曾被支配阶级作为奴役人民精神的鸦片。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纲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帷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主义他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进集》第144、148页）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苦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

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毛泽东1939年2月22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151页）

［解析］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号召全党来一个理论学习的竞赛，并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遣产“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为响应这一号召，陆续写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一系列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文章。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得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同志的支持，并由他将其中的一些文章转呈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很重视这项研究工作，1939年1月17日给陕北公学教授何干之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在其正式发表前读过三次。一次是在1939年1月以前。一次是2月20日，看后给张闻天写了封长达2700字的信，谈了七个方面的修改意见。上面所引毛泽东的第一段评论，便是这封信中的内容。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很快又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毛泽东又读了这份修改稿，于2月22日夜给张闻天的信中说“改处都好”，同时又提了三条意见，其中便包括上面所引毛泽东的第二段评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再次修改后才定稿，发表在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杂志上面。从这一过程来看，毛泽东不只是一般地阅读《孔子的哲学思想》这篇文章，而且为其成熟提供了指导性思想，文章事实上包含了毛泽东的一些观点。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的原稿，现已无法查到。从发表稿来看，全文1.2万字左右，着重分析、批判了孔子在名与事（实）、文与质、知与行以及中庸、忠孝、仁德诸方面的唯心主义观点。毛泽东赞成文章的基本论述，所看重、所提倡的是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毛泽东在两封信中分别提出的修改意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一）原稿中论述孔子的忠孝观时曾说：“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是不准确的。因为家庭是国家形成的基础，而不是相反。故毛泽东建议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并提出：“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封建国家正是为了“适应”这些基本单元的集中而出现的。这样，孔子提倡的封建社会政治秩序只不过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小生产经济基础的反映；孔子提倡的臣“忠”于君的国家关系，也正是子“孝”于父的家庭关系的延伸。从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看，说明他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是熟悉的。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写道：“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成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之基础。忠也是孝的放大。”

（二）章大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是近现代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颇有建树的大家，陈伯达在自己的系列文章中引了他们不少论述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仅就《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而言，便引了章大炎、胡适关于“儒”及其起源的解释，关于孔学与老子的关系的观点，胡适关于孔子说的“仁”及“吾道一以贯之”的分析等等，文中也不时出现“胡适说得好”之类的断语。毛泽东对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比较熟悉的，认为他们“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在体系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基本的区别。故为避免“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毛泽东建议在文末加一申明。遵循这一意见，陈伯达在发表稿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作者附带表白：近代中国治古代哲学的人，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以及冯友兰等，他们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是有些发现和成绩的。我在从事这学问的研究的时候，对于他们某些个别问题的发现，也曾引证过一些，但毫无疑义的，在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位，都还没有把握过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真正的钥匙，而且对于任何古代哲学者的真正完满的面目，也还没有能真正科学地处理过；他们的观点一般地是属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有的存有庸俗唯物论的观点（如胡适），但其结果还是走向唯心论；用这一类的哲学观点去处理中国哲学史，是不能获得真正的科学结果的。我们想科学地去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就必须采取另一种方法和道路，这种方法和道路，不是别的，就是唯物辩证法。在拙作成书的时候，我还想较详细地来说明这一切问题。”这段话，基本上是对毛泽东关于应当怎样评价近代以来章、梁、胡、冯对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古代思想史的观点的解释。

12.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可是，孔子的概念世界，不是别的，却正是自己真实世界的反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真实世界不是别的，就是封建秩序的世界；孔子的正名，就是在于根据这封建秩序所规定的，作为规定一切事物的准则。孔子把“正名”看成建立和巩固真实封建秩序的基础；其实相反，真实的封建秩序乃是孔子“正名”的基础，“正名”对于肯定和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乃是在这真实基础上所起的反作用。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名不正则官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以“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祝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乎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毛泽东1939年2月22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

［解析］

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这是毛泽东读《孔子的哲学思想》所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

提出这个观点的背景是：当人们刚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批判唯心论观点时，容易过分强调存在决定意识而忽视主观能动性，这样，便不能同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唯心论的观念论，还会对唯心论思想体系中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予以简单的否定。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原稿中就存在着以上缺陷，诸如毛泽东指出的，对“正名”说的看法，对文与质、言与行诸范畴的分析，以及认为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等。

毛泽东则认为：“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因此，批判孔子的观念论体系并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其体系中“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的观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在发表稿里分别作了修改。关于“正名”说，文章写道：“我们没有否认‘正名’对于‘成事’，是有其一定的能动作用。‘正名’能给人们在一定时机上、为一定事业而奋斗的方向和目标。就这点上来说，孔子是有其真理的一方面。孔子注意主观的能动性，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对孔子思想进行整体评价时，文章强调：“孔子在中国文化史发展上，曾有其划时代的功绩，其在我民族精神事业上的贡献，是不能掩盖的。孔子在教学上首先初步地解放了过去贵族和官吏之严格的限制，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应该大书特书的；简单地把孔子的哲学看成是无意义的东西，是这不对的。关于‘中庸’观念的提出，关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自然观感，关于文与质、言与行的初步的（虽则是不甚清楚的）某些辩证思想，这些对于我国后来辩证哲学的发展，更有其很大的影响。除此而外，如我们上述的孔子关于各种德行的提出，虽则有其阶级的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我们民族需要重新改进和充实的精神上的可贵历史传统。”

毛泽东一生，对孔子思想的态度，比较复杂。大体说来，在青年时代，一方面明显接受了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些“大儒”的某些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中，为了破除传统文化中“思想界的强权”，他反孔的态度也很鲜明，提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1919年7月21日《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到延安以后，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用它们来总结革命实践，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走向成熟，这时，他对孔子的认识也随之全面和科学了。这是他提出孔子思想也有片面真理的主观前提，一直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都没有简单地否定过孔子，相反多次说到孔子的“长处”。有几个材料值得一提。

1943年6月，一位党中央负责同志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道：“剥削阶级当作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中央负责同志在信中还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即信中所说的‘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引者注），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又批注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子是革命党。（指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论述——引注者）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

1959年11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以上材料说明，毛泽东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孔子是持两点论的，注意到他的长处。只是到“文革”开始后，他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

13.“过犹不及”是反对极端的思想方法（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三）中庸问题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地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摘自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7页）

［解析］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当然，孔子提出的“中庸”，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折衷调和，“礼所以执中也”，即以“礼”为衡量的标准。以上观点，见于《论语》和《礼记·中庸》。

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肯定了“过犹不及”的命题，并认为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功绩”。毛泽东读后同意这个评价。因为孔子的中庸观念及“过犹不及”虽主要是道德范畴和道德命题，但它又包含着执两用中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确有其合理因素，“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为了更明确地理解中庸观念所包含的“过犹不及”的辩证法内容，毛泽东引了朱喜编注的《四书集注》中的大段解释。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把这些引文都加了进去。

毛泽东是以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原理为指导，来对中庸观念的“过犹不及”命题进行新的解释的。他认为中庸的内涵是要求人们“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叫安定的质”。事物的发展变化包括量变和质变两个阶段。当一个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时，其质不变，这就是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当一个事物经历质变阶段后，它便转化成了另一个事物，所以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又是“相对的”。在毛泽东看来，“过”与“不及”就是混淆了不同事物或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过”，就是当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未实现质的转化，它与未来的那个事物还有质的区别时，便“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入别的状态了”。“不及”，就是这个事物已经发生质变，成了新的事物，仍然“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毛泽东进而用现代观念对“过”与“不及”的实质作出新的解释：一个是急躁冒进，“左”倾；一个是顽固守旧，右倾。由于“中庸”的本意就是既反对“不及”，又反对“过”，毛泽东便从中引申出“过优不及”这一传统命题的现实意义：“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此外，毛泽东还指出，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也就是说，反“左”和反右，都要有个标准，都需要确立一个标准。由于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事物的量发展到了关节点就会引起质变，因此，确立标准，就是要从事物的量的发展变化中抓住那个引起质变的关节点，即毛泽东说的“设立界限”，而孔子提出的以“礼”为标准的中庸观念，恰恰是“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鼻端树立已说的意思为多”。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需要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14.知、仁、勇“三达德”新解（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曾很完满地提到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认为具有知、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而事实上这三种德性的养成，就是在于人能对于一定的历史事业、一定的历史真理，见其大，见其远，不偏不倚，至死不变。然而孔子所提出的这些德性，完全是有其历史上的大限制的。如我们所知道的孔子的“知”，不是从客观事物出发的，不是根据于客观事实的理解的，他的“仁”是不及“庶人”的，他的所谓“勇”，如在一切事实所表现了的，也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勇于为君，勇于谋禄求官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老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摘自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148页）

［解析]

以知（智）、仁、勇为核心的道德论，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和规范一种理想的、符合封建社会礼教秩序的主体人格。故称“三达德”。语出《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三德之中，仁为根本。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天下归仁”；孔子所要求的最根本的做人原则，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仁”有许多解释，在《论语》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其较为基本的意思是“仁者爱人”，由此引申出来的被孔子推崇的人格内容和道德规范，如忠、恕、孝、信、义、慈、智、勇、刚、毅等，似乎都可以用“仁”来解释。但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就是说只有少数君子才可能具有仁德品格。

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是有一定的阶级限制的。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加以更多的批判”，并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指出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知）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实质（仁、勇）。其基本论断，如“知”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仁”“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都被陈伯达加写进发表稿中。

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后来衍变和固定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汉代的董仲舒称之为“五常”，唐代的韩愈称之为“五德”，宋代的程朱理学称之为“五性”、“五论”，总之是越来越成为做人的根本法则，并各有纷繁复杂的解释和发挥。所以，毛泽东说：“‘仁’这个东西在孔予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仅仅指出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的错误实质和后人的昏乱解释是不够的。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对这三个概念重新作出唯物论的改造，拿来为无产阶级所从事的现实斗争服务，也是有必要的。于是，他以制定正确的理论政策释“知”，以“亲爱团结”释“仁”，以“克服困难”释“勇”，又加上做事“忠实”等，遂成别具一格的一家之言，也可视为无产阶级道德品格中的应有之义。此外，毛泽东还反对传统的仁义对举的做法，信中所说的“义者事之宜”，语出朱熹的《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制事之宜”，即认识和处理事情正确得当。故毛泽东认为“义”属于知的范畴。

毛泽东注重对知、仁、勇、义这些传统的道德概念进行改造，并非只此一例。在青年时代，毛泽东曾孜孜于建构能够济时救民的理想人格，孔儒的道德论便是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基本素材。他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称为圣贤仁人，同样包括知、仁、勇三个方面。关于“知”，他说：圣人由于探得了作为“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所以能’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惟在得一大本而已”（《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关于“仁”，他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讲堂录》）关于“勇”，他说：在“三达德”之中，“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勇”，主要是强健的体魄，如果说智（知）、仁（德）是本休内容的话，那么，强壮勇武的体魄便如“载知识之本而寓道德之舍”，故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为它可以“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这些反过来都可以加强和推进知、仁的实现。否则，“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体育之研究》）青年毛泽东对知、仁、勇的叙述，特别是对勇的发挥，显然已扑传统的“三达德”的重复，更不用说它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了。1916年12月9日，给当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的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两个月后，即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报告中，对忠、孝、仁、义等传统道德概念作了更通俗的发挥。他说：“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忠孝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于少数人，教于少数人。至于仁义，同情大多数人，拥护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如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这种发挥，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抗战发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中所抽象谈论的忠孝仁义，确实“有原则的区则”。

15.反对孔夫子的书，我都注意看（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等）

［原文］

在孔门内部，“先进”的颜回与子贡是一个对立面，“后进”的有若与樊迟亦是一个对立面。樊迟与子贡同近于变革派别，均为春秋末期的进步思潮在孔门内部的反映。

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不能利用调和来避免，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孔子当过渡时期因反对变革而调和矛盾，其自相矛盾亦必更为露骨。正因如此，孔门遂亦不能不成为矛盾集合体。

凡此史实证明：孔子从“和而不同”的“君子”维新立场出发，力求将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一以贯之”，而历史辩证法的铁则，却使孔子的“从周”愿望彻底破产；孔门自始就一是个对立统一体，从未“合二为一”；在孔子死后的“儒分为八”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一分为二”的儒墨显学对峙局面。此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思想史规律，亦即孔子的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摘自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孔门充满矛盾。赵纪彬，《论语新探》。——毛泽东1965年12月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的批语

［解析］

赵纪彬（1905—1982），有名的哲学史家。建国前在多处大学任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等，后调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顾问。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的著述甚丰。其《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是其著作《释一二》初稿的第三章，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4期，约2万字。文章对《论语·子路》里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前面所引的三段原文，体现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哲学研究》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学术杂志之一。他1965年12月在《哲学研究》上读到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在文内作者名下划了双杠，在文章题目上面写道：“孔门充满矛盾”，看来是同意文章观点的。如果联系当时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观点的批判，赵纪彬文章提出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的。

在这期《哲学研究》的扉页上，毛泽东还写有“1965年《哲学研究》第2期”、“赵纪彬，《论语新探》”等字样。前者指的是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2期上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这是其《释一二》初稿的第二章，第4期上赵文标题的注中提到了第2期上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记下来，也可能是表示有兴趣找来第2期《哲学研究》读一下这篇文章，也可能是表示因读第4期的这篇文章而联想到读过的第2期上的文章。《论语新探》是赵纪彬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专著，初版时怕“有碍销路”，改题为《古代儒家哲学批判》，195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特恢复《论语新探》原名。该书影响较大，曾由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出版。分“历史证件”，“儒学究元”上、下两部，10余万字。作者在书中强调：“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而以继承西周维新路线、维护氏族遗制、调和春秋矛盾为自觉的历史任务；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权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由此可见，赵纪彬发表在1964年第4期《哲学研究》上《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观点，同他此前的《论语新探》，是一脉相承的，对孔夫子是持学术批判观点的。毛泽东读过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并且是在1965年12月读《哲学研究》上的这篇文章之前读的。在同年10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日本人写的基本粒子的对话文章时，毛泽东便顺便让康生去研究一下《论语新探》这本书。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的谈话中提到的赵纪彬和杨荣国（1907—1978），说他们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杨荣国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当时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据刘大杰回忆，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找他谈话，“这天，主席本想找三个人谈话，周谷老（周谷城）、我、还有一个杨荣国。杨荣国写了一部《哲学史》，可能主席觉得还不错，想找他淡谈，以为他在上海，其实他不在上海，在广州中山大学。”（《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杨荣国的代表作之一是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作者在该书“序言”中说：“孔子虽是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但他讲学的内容，即他的思想体系，是属保守的一面，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统治的。他之阐扬礼治，又从阐扬礼治之余，提出了那维护统治者种族的‘仁’，其用意就是如此。”这自然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毛泽东是读过的。在1966年3月的杭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便说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是个党员，写了两本书，一本叫《中国古代思想史》。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谈话中提到的反对孔夫子的学者中，还有任继愈，我们将在本书“哲学篇”《这几篇文章，已如凤毛麟角》一条中，说到毛泽东读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时介绍。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1册，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第5章《孔子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作者说：“从孔子一生的活动看来，凡是当时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体现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的重大事件，他都从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坚决反对。”在毛泽东看来，这也自然是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他是读过的。1972年，毛泽东还号召要读几本哲学史。此外，任继愈对赵纪彬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基本观点，是赞成的。在1966年第1期《哲学研究》上，任继愈发表《旧经新见》一文，说赵的这篇文章“读后对人有启发”，“可以说明孔子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政治立场。”

16.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读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

墨经更进而给“实”以说明：“实，荣也。”经说：“实：其志气之见也；使之如已。”各种事物（实）具有自己的一定的具体的“质”，并有自己的包含各方面的、和从各方面表现出来之一定的、具体的属性；这种一定的具体的质和属性，就是事物（实）之所以成为一定的、具体的、而异于他物的物，就是这物的“使之如已”。各种不同的名，就恰是各种不同的物（实）的描写，是反映了各种物的一定的质和属性。

《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墨子在追求事物发展之因果的法则。“故”的意义是物的所以然，“所得”是指因，而：“而后成”是指果。事物的发生发展，一定有因；照墨子看来，其中有大因，也有小因。小因即一部分的原因，大因即一般的原因。（辛亥）革命的一般原因，是当时民族危机的深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满清的腐败无能，人民革命排满的□积和觉醒；没有这一般的原因。一定不会有那样的革命；有这一般的原因，就一定会有那样的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是在那样偶然的事件中爆发起来的，是由武昌那几个士兵在那些日子因革命党名册被回，迫而首先发难，这却是部分的原因；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是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反之，这部分的原因假如不是在上述的一般原因（大故）的基础上，而于那10月10日恰当的时机上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

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经中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经下》：“欲正权利，恶正权害。”《经说》：“权者，两而无偏。”“正”就是“质”的观念。一种事物包含有其一定的质，这也就是“正”。估量或握取（“权”）那一定的事物，如离开那一定的“正”，而向其他左右偏向的方面有所偏向，那就是不符合那事物之一定的质。“两而无偏”——就是不向左右任何偏向的方面偏向。

——摘自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伯达同志：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空，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瞩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亲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与“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和中的质有一方面皇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伯（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毛泽东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142页）

［解析］

墨子，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乞。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后抛弃儒学，创立新说，形成反映“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学派，与儒对峙，并为先秦的两大显学。现存《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所著，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墨子的哲学思想》，是陈伯达响应毛泽东1938年10月提出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所写的诸子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同《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样，他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发表前的稿子，后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解放》杂志第82期（1939年8月30日）、第102期（1g40年3月31日）、第104期（1940年4月20日）。全文3.6万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范畴，以及墨子关于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该文对墨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从政治上讲，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我们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从哲学理论上讲，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经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对这些观点，毛泽东是表赞同的，毛泽东本人对墨子也一向推崇。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称道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读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作者“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年），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干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4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所以，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页）。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体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未按毛泽东的建议改题，原因不得而知。

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中的具体论述，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了三个不同的观点。

（一）对墨子提出的“实”的解释。名与实，是先秦哲学论争中的两个重要范畴。陈伯达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名实之争“是唯心论与唯物论两条路线之争，是反映两个不同阶级的争斗”。接着肯定了墨子是主张实为第一，名为第二，名是实的反映的。在论及墨子对“实”的解释时，陈伯达在原稿中可能是只强调了“实”（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规定，毛泽东在他的信中则指出，“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根本的质”。在毛泽东看来，质是“实”的标本的也是最稳定的规定，属性则可以是多变的。二者不可分，但有区别。它们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事物的本质与现象、质与量的关系。据此，毛泽东对墨子提出的“实：志气之见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志似指事物之质”，“气似指量及属性”。陈伯达在发表稿里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

（二）对墨子的“大故”与“小故”这两个概念的引申。“故”指事物变化的“所以然”即因果性，这是没有疑义的。陈伯达把“大故”释为“一般的原因”，把“小故”释为“部分的原因”，这在字面上也没什么问题。但毛泽东不满足于此，他进而发挥说：因果性“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这就把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从而对大、小“故”的关系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定的原因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这是因果性中的必然性；但是，一种原因又可以引起多种结果，一种结果也可由多种原因引起，这就是因果性的偶然性。所以，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同时就包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之中，反之亦然。再一层意思是，一果多因中的不同的因，有“大因”与“小因”，即“大故”与“小故”之别。在毛泽东看来，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定事物得以形成变化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基于此.毛泽东同意陈伯达的举例论述：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其一般的原因（历史背景），而武昌新军的首先发难则由部分原因所致。但他更进一步指出，即使没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这一偶然性，“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这就强调了“大故”（必然性）的决定作用。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用了进去。

（三）对儒墨两家的“中庸”观念的关系的解释。在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对儒家的“中庸”观念已有具体的分析，陈伯达在《墨子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家那里“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并分析了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和“两而无偏”的含义。对此，毛泽东的不同观点是：（1）墨家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甚至“两而无偏”还不如“过犹不及”的说法明白恰当。（2）陈伯达认为，“两而无偏”是墨子看到了一个质含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才能得其“正”，才符合事物的质。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解释，认为这是“把墨家说成拆衷论了”。在他看来，一个质（“正”）虽有两个方面，但有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在认识掌握上就必须有所偏，这才能抓住安定的质。而墨子说的“无偏”，是指“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毛泽东在这里是以对立统一规律原理为指导来解释“两而无偏”的，从而反对和防止对“中庸”观作折衷主义的引申，似也为一家之言。

17.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读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需一套’天经地义、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来证明自己的不可动摇。

经学发展的史实，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它有内部斗争（汉宋斗争，今古文斗争，程朱陆王斗争等等），有对外斗争（儒与杨墨斗争，儒道斗争，儒佛斗争等等），斗争方法：（一）迎合统治阶级，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例如三纲三从五行五常之类，尽量发挥；易传里原始辩证法，诗书天听民听，天命靡常，左传揭破鬼神迷信，孟子直陈民贵君轻，凡是带有革命性的全被阉割歪曲、这洋取得统治阶级的尊信。（二）采取对方的长处，来改造自己的短处，例如西汉今文学采取刑名阴阳五行，南学采取老庄。宋学采取佛逍两教。夺对方武器战败对方是经学发展的主要规律。

我们怎样来批判经学呢？第一，经本身是古代中料（六经皆史），汉学系经学把它发展了，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古代史料。（如经书里包含古支传说，大小戴礼记讲古制度，及世系之类。）宋学系经学把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因此宋学系经学堆积巨人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统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占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第二，经学里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还有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懿行”，按其本质是反动的，如果转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为有用。

——摘自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毛泽东1940年9月5日致范文澜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解析］

1940年1月，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持工作，并研究中国经学史。同年6月21日，由毛泽东于1938年9月倡议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两年来的工作成绩，并指出：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我们注意太不够。张闻天在讲话中进一步要求新哲学会今后加强与反唯物辩证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这次年会随后举行了多次学术讲演，其中就有范文澜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也多次去听讲。事后，范文澜把自己的讲演提纲呈交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9月5日写了上面这封信。这个提纲经作者整理后，连续发表于同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第2卷第2、3期上面，标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全文

2.8万余字，分为绪言、汉学系——孔子到唐、宋学系——唐到清、新汉学系——清到“五四”、总结5个部分，较为清楚地梳理了经学的发展脉胳和不同阶段的特征。

所谓经学，简言之是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有“五经”之说，即《诗经》、《尚书》、《议礼》、《周易》、《春秋》，战国时尚有“六经”之说，加一《乐》，或说秦始皇焚书后《乐》亡佚，或说《乐》本不存，包括在《诗经》、《仪礼》之中。“五四”运动以前2000多年里，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薯述以敷赞经义为贵，遂成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且派别繁杂、训解浩繁，是维护和宣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依据，但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说范文澜的这篇文章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头一次”，首先是因为它分别阐述了经学的阶级实质、发展规律，辩证地分析了它的历史价值和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这从前面所摘引的几段即可体会得到，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即有利于反对复古反动的思想斗争。

经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即已式微，但不时也沉渣浮起，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一些人打着民族主义的口号，泛起复古，出现一股思想逆流。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很明确：“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这类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为此，我们必须“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易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940年1月范文澜到延安时，毛泽东正在修改这篇著名文章，并于同年2月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面。范文澜写《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便是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为指导的，其“总结”部分直接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几段论述对全文的观点进行概括。诸如，文章说毛泽东关于“五四”以前资产阶级的“新学”同封建复古思想的斗争及其在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文化的联合反攻下的失败命运的论述，“显示了中国文化演变的实质，经学历古也证明这个论据的正确。康梁领导的今文运动。就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军打得落花流水”，文章在引用毛泽东关于“五四”后的新文化蓬勃发展的论述后又说：“这个论据，在经学方面也毫无疑义的证实它的十分正确。”“那些服务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剽袭些汉学或宋学的陈言腐义”。“利用各种方法来提倡”，但“丝毫不起预期的作用”，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虽然受到种种压迫，“依旧风起潮涌，受到青年们的无限欢迎”。

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越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运，以及廖平、吴虞、叶德辉这些近代经学家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辟有“山穷水尽的经学——鸭片战争以后”一节，专述以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同以俞樾、孙贻让、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派的分歧，批判了双方的缺陷和错误，即保存国粹的守旧和以古证今的改良，指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路。此外，也论及了胡适、吴虞、梁漱溟诸人。这些批判和分析，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毛泽东于1939年2月22日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提出的要求：对康、梁、章、胡这些近人“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18.不读西方哲学，就不懂马克思主义（读西方哲学史书籍）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摘自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西方哲学著作，不是毛泽东读书的重点，但他对西方哲学史还是相当熟悉的。其中，有的是从读马列原暑时涉及的，但他确实读了一些有关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书，以及西方哲学的一些经典著作。

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

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在哲学学习和研究活动中，间接和直接地与杜威、罗素发生过联系。1919年下半年，杜威在北大讲学时、正值毛泽东刚离开北京。但杜威讲演的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均在《北大日刊》、《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湖南《大公报》等详细连载。毛泽东不放过对这些杂志报纸的阅读。他对杜威这些讲演录都详细加以研究过，并受到其中一些观点的影响。

毛泽东第二次上北京，在北大直接听过杜威作《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杜威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教育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奋进论大加鼓吹，毛泽东颇为欣赏。他决心以杜威的《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为教本，认真研究西方哲学。1920年6月7日，他写信告诉黎锦熙：“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纸这三种。哲学从‘现代的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

1920年10月，杠威、罗素由蔡元培、吴稚晖、张东荪、李石曾、杨端六、陶孟和等陪同，分别由北京、上海到湖南长沙讲演。这在湖南是颇为轰动的大事。毛泽东积极参加了筹备和接待工作，并被特聘为讲演大会记录员。毛泽东记录的吴稚晖、蔡元培、杨端六的演讲辞，都发表在《大公报》开辟的‘名人讲演录”中。他并奔走于各讲演会场之间，亲听杜威和罗素的讲演，听后与彭璜、张文亮等新民学会会员立即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次活动对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哲学学习活动方面，还受到蔡元培的较大影响。他两次上北京。都请教过蔡元培，听过蔡元培多次讲演。在一师期间，在杨昌济指导下他阅读过蔡元培根据德国哲学家厉希脱尔的《哲学导言》为要，兼采泡尔生、孔德的《哲学入门》而编写的《哲学大纲》。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引用了该书的一些观点，甚至把一些话直接写进了文章中。毛泽东对《论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批语，其中一些观，点也来自于《哲学大纲》。此外，蔡元培对互助论、工读主义的提倡，对尼采和柏格森哲学的介绍以及蔡元培的美学思想，都给了毛泽东较深的影响。1937年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无限感慨地回忆说：“五四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诚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他在信中廉称自己为“曾聆教益之人”，可见他对蔡元培的崇敬。

1964年，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他青年时代到1937年前，“读过黑格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斯诺在中国》第284页）这里所谈的，就是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准备过程。德国在近代的雄姿勃起，以及它挑起的、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中国先进人们对德国的特别重视。德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在中国较早就有介绍。早在辛亥革命前，介绍过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杂志就有：《河南》、《湘江潮》、《新民丛报》、《民报》等。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等杂志曾刊登不少文章介绍黑格尔及德国哲学。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就曾在《新青年》和其他杂志上读过介绍黑格尔（当时译为赫克尔）的有关著作，如马君武译的《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等。毛泽东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他曾继续研究《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等书，并把这部书的单行木作为重要著作，在文化书杠出售并向读者推荐。毛泽东还从《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说史》、《哲学大纲》等专著作，对黑格尔哲学有所了解。此外，毛泽东和朋友们还把讨论黑格尔哲学，作为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李维汉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第1卷第2、3号上发表的《观念史观批评》一文，较系统地评述了黑格尔唯心辩证的得失。这篇文章的观点，应当说凝结了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长期以来对黑格尔哲学“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成果。其中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的论述，16年后，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时，也予以采取并使之完善。这说明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西方哲学的学习与了解，对他后来的哲学活动是发生了直接效应的。

在戎马倥偬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也注意阅读西方哲学。1959年3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他回忆说：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西。毛泽东这里说的“打水口期间”。即1932年年中。

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主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毛泽东对古希腊哲学和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更是熟悉一些。这两段时期，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两座高峰。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两个时期的哲学都有过具体评述。他认为：古代希腊的辩证法是在当时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古代希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阿理斯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阿理斯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二人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阿理斯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阿理斯多德。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没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没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先生多么广泛，他们从英国学经济学，从法国学社会主义，从德国学哲学。

总之，“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毛泽东自己阅读，并建议别人阅读西方哲学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还提出：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

19.学“猴子变人”（读郭烈失编、成嵩译《从猿到人》等）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苦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日

——毛泽东1943年12月20日致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少奇同志：

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1943年12月24日致刘少奇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9页）

［解析］

1943年10月，延安整风进入后期，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整风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从上面引的毛泽东这两封信可以反映出，他当时想集中阅读有关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籍，而且是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入门的。

1943年12月20日致胡乔木信中提到的书，有这样几种：（一）苏联作家写的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是指《人怎样变成巨人》这部书，它是讲人类发展史（包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用了生动的文学笔调（但还不好说是小说），作者是苏联的伊林和谢加尔夫妇，两人是科普文学作家。（二）毛泽东说他“曾看过”的赖也夫的社会学，是指赖也夫斯基写的《唯物的社会学》，陆一远译，1929年由新宇宙书店出版，是讲历史唯物论的。（三）张伯简的《社会进伦简史》，1925年国光书店印行。

1943年12月24日致刘少奇信中，提到的瞿秋白译注的“郭烈夫的《唯物论》”，是指1927年新青年社出版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193D年明日书店重新出版时，把书名改为《维物史观的哲学》，译者改署为“屈章”，但这本书并不是专讲历史唯物论，而是通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以前读过，认为“还好”。郭烈夫（1874—1939），即波里斯·伊萨科维奇·戈尔德曼，是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1893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一度是孟什维克，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30年代初他关于战争史的著作在报刊上受到批评。毛泽东“听说他犯有错误”，大概就是指这些事情。

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送给刘少奇，并认为“十分精彩，可以看”的“此书”，便是郭烈夫编选、成嵩翻译的《从猿到人》，1930年9月上海泰东国书局出版。书中“恩格斯两篇短文”，选自《自然辩证法》，一篇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篇是从《（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节录的一段，另拟了一个篇名《人类进化的过程》。郭烈夫将这两篇文章，同他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长文放在一起，编成《从猿到人》这木书，（以上考证引自龚育之《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61—62页）

应该说，学习社会发展史，是弄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必要环节，同时，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也不是脱节的。《从猿到人》所论述的内容，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来说，既是自然状态的结束，也是社会状态的开始，正好是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的结合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的自然观同他的社会观也是有亲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自然发展现和社会发展观尤其不可分割。

全国解放初期，曾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重要内容就是学社会发展史，当时还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学“猴子变人”。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讲到，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他还说：唯心论者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中，又特别说到：世界观又名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总名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世界，还有自然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讲自然世界。开始从自然世界讲起，然后形成统一，客观主观对立应用于人类，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自己注重阅读并提倡大家读《从猿到人》等自然和社会发展史著作，对深入贯通历史唯物论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20.不容易读，但必须读（读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我是狭隘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讲，并不是这样理解。不懂得经验主义星相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此书反对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悲观失望。1905年党涣散，列宁自己长期研究多少年，才写出来的。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致。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8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十二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造神了。

——摘自毛泽东1961年1月24日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

员黑田寿男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59页）

［解析］

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充满现实斗争性的哲学著作。毛泽东读哲学书，特别喜欢这类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著作。1965年4月21日，他在中南局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曾经说过：“我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看马、恩的书。列宁的比较好懂。”有现实针对性，自然好懂些。

1907年俄国“六三”政变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革命处于困难阶段，许多革命同路人开始瓦解和蜕化，特别是在党内形成了以唐恩·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取消派和以波格丹诺大为代表的召回派，取消派走向了投降主义的道路，堕落到取消党、取消革命的地步；而召回派却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走上了盲目冒险的道路，否认任何合法的斗争。尽管他们各走极端，但他们却是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其实质同样表现出向资产阶级的屈服。

他们不但在行动上进行反党、反革命，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否定指导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特别要否定它们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取消派和召回派联合起来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攻，他们著书立说，高喊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辩证法是“神秘主义”；他们鼓吹马赫主义，要求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则是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极端冒险和消极颓废情绪的思想根源。

取消派和召回派之所以鼓吹马赫主义是有其根源的。马赫主义的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但它用一些标新立异的新名词，空洞含糊的概念，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掩盖起来；同时鼓吹自己的哲学是超阶级的无党性哲学，以此来掩盖自己的阶级本质。马赫主义的这种欺骗性很适合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虚伪性和两面性的胃口，他们在革命失败后动摇、变节，但又不能承认自己的反动立场，马赫主义就成了他们求之不得的理论依据，并以之对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针对俄国出现的上述情况，列宁在1908年2月开始搜集材料，阅读一些专门文献，子同年10月终于在日内瓦写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该书手稿秘密转移到莫斯科，子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正式出版，现收入中文版《列宁全集》第14卷和《列宁选集》第2卷。

在这部著作中，一方面，列宁对当时流行的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哲学思潮，特别是马赫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和科学的成果，发展和阐明了许多哲学原理。主要概括如下：

第一，阐述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列宁将各派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概括为两条相反的路线：即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与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按照两条不同的路线，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物质在大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理论就是意识反映物质的理论，即：“物质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列宁一再强调，不肯定地回答“关于作用于我们感官而引起感觉的物在我们意识之外的存在问题”，“就不能做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明确地承认自然界、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要义。

第二，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

列宁指出，认识是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客观现实是可以被认识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客观世界的可知性原理，指出人们的感觉、思想除了反映客观存在以外，它不会有别的内容，然而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反映，而是能动的反映，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同时指出人们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之所以有限是因为人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客观事物只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认识；之所以无限是因为客观事物按其规律来说是可以不断认识的。

列宁就人的认识过程总结说：人类认识的总过程，大致要经过两个阶段即从物质到精神的阶段和从精神到物质的阶段。认识是这两个阶段在不同水平上的循环往复，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第三，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真理观。

人类认识的根本任务在于获得真理和发展真理。列宁说：“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观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所谓的客观真理就是客观世界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凡是真理都是客观的，就是说它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客观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

列宁又对真理的二重性即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给予辩证的解决，指出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也就“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同时又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即告诉我们绝对真理由相对真理构成，而相对真理又包含着绝对的成分，解决了二者的关系问题。

列宁在文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明确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他指出了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不能隔离的关系。

第四，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原理和哲学上的党性原则，揭露了马赫主义哲学“无党性”的实质。理，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世界观，是一块不可分割的钢铁。列宁说，二者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而决不可丢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否则就会离开客观真理，落人资产阶级自由的谬论的怀抱。

列宁在文中还集中论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哲学的党性就是阶级性在哲学上的集中表现。列宁说：“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为资产阶级和宗教服务的，批判了马赫主义的哲学无党性的实质，指出：“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谈奉迎而已。”

列宁的这部著作一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它完成了从思想理论上克服马赫主义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在恩格斯之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系统、最完整的阐述，从而保证了党在失败的形势下，不致丧失蓬勃朝气，并为将来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50—60年代，毛泽东多次说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他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唯心主义，特别是批评他认为党内存在的某些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在本书“哲学篇”《问题出在唯心的经验论》条目中，将作论述。一是强调《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革命低潮时容易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的批判。例如，1959年2月12日同印度共产党的高士谈话时，他说：我们犯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教育了我们。党开始长大了，后来又跌下来，又小了。党转入地下，然后想法斗争，搞根据地，我们又长起来了。每当跌下来时，党内就产生失望情绪，俄国的情况也一样。1905年革命失败后，跌下来，悲观失望，搞召回派，唯心主义哲学，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为这种情况而写的。俄国的这一跌，列宁叫做1905年的军事演习。

如果单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体会，并倡导人们认真读它，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应该指出的是，50年代末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对党内思想倾向的估计，逐渐有了偏差。因此，他有时号召人们读这本书，读那本书的现实针对性，也出现了偏差，有不正确

的地方。

21.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伯伦斯泰因，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平和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论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伦斯泰因不去提高普罗列达里亚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不可能。

普列哈诺夫虽然暴露了伯伦斯泰因的观念论，却没有冲倒修正派在辩证法问题上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根基。特别是他并不曾顾虑到修正派放弃了“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的统一。伯伦斯泰因及其一党，建立阶级协调论代替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最后，对于辩证法的本质之无理解表现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普列哈诺夫和其他少数派在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公然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的口号。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页）

［解析］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这一重要批注是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写下的。这部教科书是由前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现译希罗科夫）、爱森堡（现译艾森贝格）等人集体撰写，1931年出版于前苏联的。这是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写作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本书。1932年3月，日本学者将它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32年9月，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和他的学生雷仲坚从日文本转译成中文，以笔耕书店名义出版，为竖排本。时至1935年6月，印行了第3版。该书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对辩证法唯物论作了系统说明的重要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读到这本书的。毛泽东对此书异常重视，约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间多次阅读此书。有些章节他至少批注了3遍，有的可能达到3遍之多。他用红蓝铅笔、黑铅笔、圆珠笔和毛笔在书中留下了大量批注和符号，凝聚了他的许多哲学思考。

毛泽东对此书的重视不是偶然的。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十分紧要的历史关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3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4年统治，使整个中国革命几乎濒临危亡的境地，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红军由30万人下降到3万人。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僵死不变的、到处套用的教条；他们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套外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教训是沉痛的。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状态下出现了转机。但是，教条主义错误并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算，还在严重影响着一些同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在这种十分复杂、变化动荡的国内外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斗争的情势下，从理论上纠正和消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方法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担负起新的历史重任，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所以，毛泽东在得到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撰写的这部阑发辩证法唯物论的重要书籍之后，不能不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潜心研读。

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判了伯伦斯泰因（现译伯恩施坦，1850—1932）和普列哈诺夫（现译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错误。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不去鼓舞和提高普罗列达里亚（即无产阶级）的斗志，而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危机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哲学上，他用唯心主义修正唯物主义，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否定对立统一规律。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曾经尖锐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但并不彻底。他并不真正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规律，因而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真谛。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以后，他主要是倒向孟什维克一边，反对1905年的武装起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和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领袖一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参加战争，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口号，和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看，伯恩施担和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就在于否定或者说是不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规律。

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伯恩施坦和普列汉诺夫理论上的错误的批判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错误，从哲学思想路线的高度说，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特别是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不懂得事物的矛盾性、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不懂得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深深了解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危害的毛泽东，读到该教科书中“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的统一”，“辩证法的本质”等处时，用笔凝重地划下了记号，并批下了“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4个字。

时隔不久，1937年7、8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矛盾论》的一开篇，毛泽东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他又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9页）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对《矛盾论》的写作所产生的相当影响。

22.从理论出发不是辩证法唯物论（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1905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迂回的经验论。这就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乱的事实就觉得满足的那种理论。

伊里奇依照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不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

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对于辩证法的背叛，与对于唯物论的背叛，是怎样联系着，这可以从少数派的实例看出来。少数派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页）

[解析］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绪论》批判了“少数派”即孟什维克用脱离俄国革命实际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孟什维克是俄国革命中的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些机会主义者反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在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时，他们只获得少数选票，被称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孟什维克反对建立有严格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党视为没有统一纪律、组织涣散、成分复杂的团体；散布改良主义，反对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在1905年俄国爆发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势下，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即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这次民主革命，联合衣民，孤立资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应当靠拢资产阶级，而不应和农民接近，以免吓退资产阶级；如果起义胜利，也不应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不应采取吓退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看，孟什维克之所以采取这种错误的政治策略方针，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同当时俄国的具体的实际的历史条件割裂开来，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变成了空虚的、公式化的东西，似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不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割断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同俄国实际的联系，他们对俄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不可能把握实际或事实背后的内在规律，他们掌握的事实只能是散乱的。孟什维克的思维方法既是唯心的，又是形而上学的；既违背了辩证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也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联系、发展地看待问题的要求。

与孟什维克相反，伊里奇（列宁）并不是固守马克思的个别结论，不是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从而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错误的批评，对列宁思想方法的分析深得毛泽东的赞同。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经验教训，从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揭示了李立三主义以及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的错误根源即“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并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思想方法的批评，也“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李立三主义是1930年6月到9月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李立三脱离实际，认为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等情况表明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应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举行中心城市工人的武装起义；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党的组织和红军遭到很大损失。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是指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表现。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王明等人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动不动就搬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吓唬人，继续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主张中心城市道先取得胜利，军事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打阵地战，消极防御，结果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机关和红军被迫开始突围和长征。而在长征开始时，推行“左”的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又实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和保守主义，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又遭受重大损失。孟什维克的错误，与李立三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虽然相距几十年，并且表现形式也不同，但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却是相通的，共同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理论共鸣，写下了这些批语。

23.把握事实总体（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个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伊里奇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个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

——摘自西洛可夫、受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十分注意。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

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10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批判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思想方法时认为，这种思想方法实际上是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方法把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使事物（或事实）变成一个个孤立的、外在的、机械的存在物；不是从事物联系的总和或总体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称之为事物的“一般基础”）把握事物。《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事物的这个“一般基础”，就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观察社会问题，应该从一定的社会的诸方面的情况出发，如一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国内与国际的情况，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等；只有从这各种情况与事实的联系中，才能认识该社会。否则，就会仅从孤立、个别的事实出发，不能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只能以主观想象（即“人工的任意的产物”）的联系来代替客观事物的联系，这就必然由形而上学而导入唯心主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引证的列宁的那段话，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不大准确。我国出版的《列宁全集》中的译文是：“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准确，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l958年版，第279—280页）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揭露和批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列宁的基本思想的。

李立三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从思想方法上看，所犯错误是同孟什维克一样的。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在“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旁边写下“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一句话，在列宁原话旁边批下“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一段话，这是十分深刻的。毛泽东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来读这本书的。李立三主义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都是抛开了中国社会的总体联系，而孤立地抓住某个或某些事实或事物联系的片断，他们无法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必然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通过这段批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特点。

24.认识随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发展（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如前章所说，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的要素，据恩格斯的定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及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学问。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把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当作不变的东西，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而辩证法却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运动上、在其发生与消灭上，去把握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辩证法教给我们，不但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

1917年7月革命以后，

伊里奇明白的指出；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新的联结。他指出了“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到七月革命止，它正确的反映了1917年革命中的阶级势力和党的相互关系，在1917年的一定阶段上，“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是向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一步的、能够直接实现的第一步的口号。它是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口号，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为止，是可能的，当然又是最有望的东西，但在今日，却无条件的变为不可能了。”——伊里奇指出阶级势力的配置在根本上起了变化，并且这样写着。这个口号，在今日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在新的情势之下转移权力，只有依据公然的革命才是可能的。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客观世界是发展的，主观认识也是发展的。

七月革命以后，客观形势发展了，主观认识也应跟着发展。认识新形势中的新矛盾与新联结。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

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1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即客观现实是发展的，认识也是发展的；客观现实的发展要求并且决定着认识的发展。该书举了1917年7月前后，“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革命口号的变化情况来说明认识应该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发展的道理。

俄历1917年2月，俄国发生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月27日，工人和起义士兵用武力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取得了”革命胜利。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俄历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四月提纲》。列宁分析了当时世界大战的性质，给布尔什维克党指明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不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一切政权都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现译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一切银行收归国有，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等要求。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具体方针。但是七月革命（即七月事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7月4日，彼得格勒50万工人、士兵和水兵在“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举行和平示威。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也决定禁止游行示威。临时政府的反动军队当场打死、打伤工人和士兵400多人，解除了彼得格勒工人的武装，解散了参加示威的军队，捣毁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所在地和《真理报》编辑部，封闭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屯和革命工人。7月7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列宁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接着临时政府任命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为俄军最高司令，成立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的联合政府。盂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则通过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为“拯救革命的政府”，并自愿把全部政权交给它。七月事变表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过时，成为不正确的东西了。因为，在这种新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不久，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个例子告诉人们，列宁是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不断提出新的认识和革命口号的，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认识辩证法这一重要思想的阐释，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在“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下面，划了一条杠线和两条浪线，可能是多次阅读所留下的。并在“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新的联结”下面划了杠线，有的地方是双杠线。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思想，既被毛泽东从理论上加以掌握和阐发（例如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述中有对这一道理全面准确的论述），又被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运用。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西欧、相对于列宁所处的俄国，客观实际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发生了变化）而对马列主义科学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在中国革命的具体过程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包括民族矛盾）的具体变化，不断修改旧的方针政策和口号，提出新的方针政策和口号的事例不胜枚举。

25.认识能改造世界（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现实变化着、发展着。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也随着现实一同变化。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受动的反映现实，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像照相镜那样，无条件地摄映在自己眼界中的一切对象。人类的认识，是当作一个动因被包含在多方面的社会的实践之中的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人类的认识，表现为能动的起作用的动因，参加于世界的改造。

例如伊里奇提起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口号怎样变化了的问题，不把这个口号当作受动的反映革命的现实的东西去观察，而把它当作在革命的实践上决定大众可以前进的方向，并团结他们的力量去观察。如伊里奇所说，变化了的现实，如何地引导到新的口号、新的认识；并且这新的认识，能动地反映出现实的新矛盾，它本身是向着现实的变革的一条道路。“看前面勿看后面。勿用陈旧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要用新的，七月革命以后的范畴”。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

新的形势引导到新的口号，新的口号反映了形势的新矛盾。并指导群众团结起来为改变此形势而斗争。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比注集》第15.16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道理：即人们的认识不是对对象的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而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认识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可以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该书引证列宁有关“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口号如何随形势而变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认为，列宁不是把“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口号（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个口号是一种认识成果）简单地看作是对现实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而是作为可以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革命实践中前进，团结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革命实践中奋斗的口号；而当客观现实发生新的变化之后，无产阶级的政党及其领袖应该能动地认识新的现实和矛盾，获得新的认识，提出新的口号，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从在革命实践中取得新的重复。毛泽东在读这二段文字时，在“能动的过程”下面划了两道杠线；在“参加于世界的改造”下面划了两道杠线和两道浪线。可见他对这一思想的重视。注生认识可以指导实践从而对世界产生能动的改造作用，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认识回到实践中去，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并认为认识的这次飞跃的意义更深刻、更伟大，这是对他在评注中露出的思想火花的全面升华和理论阐发。

26.改变外界，又改变自己（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阐明了这种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阐明了现实与认识的充满矛盾的运动的人，首先是马克思。马克思指示了：现实与认识——客体与主体——之辩证法的统一，实现于社会的实践之历史的发展中。不只认识客体，并且认识主体，也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起变化。人类作用于外部自然，一面变革它，同时又变革自己的性质——马克思说。与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一样，费尔巴哈也不把认识看做历史的过程。在费尔巴哈说来，认识是不变的自然之不变的反映。在他说来，认识主体，也和认识客体相同，是不变的，不发展的东西，而是在实践过程之外被把握的。他以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上发生的东西。他没有看到社会的实践变化了认识的客体。他并不理解：物质的＝感性的人类，连同他的五官，都是世界史的产物。他不知道；人类的感官，在人类的劳动过程中，在人类的实践之历史的发展中，都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发展的分化的东西。费尔巴哈心目中的人类，不是由于社会的活动而能动的改造世界的主体，而是直观的实体。马克思批评他说：“他不离开抽象的理论之范围，他不在使人类变成现在这样的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在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人类，所以他决不能到达于现实的存在着活动的人类，而停止于所谓‘人类’的抽象物的境界，只能感觉上稍微认识‘实在的，个别的，肉体的人类’。”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

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

费尔巴哈：主体与客体都不是历史上发生与发展的东西，认识是不变的自然的不变的反映。二者的统一，是不蛮状态的统

人类的感官是在劳动过程中发展的与分化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

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7、18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木第3版）在这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另一个基本道理：认识的客休是发展变化的，认识的主体也是在改造客观世界（客休）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或者说，认识主体与客休在实践中实现其辩证统一。把社会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从而引起旧的认识论发生革命性变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实践中，人类一方面改变着客观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使之适应或满足于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的主体也得到改变和发展，这既表现为人的感官的进化、分化与发达，又表现为人的大脑的发达与完善等等。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来说明认识客休与主休的辩证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区别于以往旧认识论的根本特征。费尔巴哈（1804—1872）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他从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在当时德国思想界起到了一种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他的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化来源。但是，他在认识论上还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他的认识论还是一种消极、被动、直观的反映论，而不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对认识主体——人的理解是生物学的。他认为人只是自然的存在物。他不知道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在改造客观外界的、由广大的劳动群众为主体而进行的社会实践中来认识世界，并且改变自身和认识自身的。这样他就不可能看到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而不可能科学他说明认识的来源、发展和标准，不可能科学他说明认识的目的，不可能说明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抓住了“社会实践”这个科学解决认识论各种基本问题的关键，非常注意思考和理解《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对社会实践作用的阐述，把书中的基本观点加以凝练，写下了上述批语。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中写道：“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这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关主体与客休关系的一个经典表达。

27.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当作认识物质的现实之主体而出现的东西，如前节所说，不是从社会游离了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类，社会的阶级。在阶级社会中，周围世界的认识，带有阶级的性质。在阶级斗争上，从“自主的阶级”转化为“自力的阶级”的普罗列达里亚的认识之发展，成为阶级的认识之运动的标本。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

无产阶级的认识发展过程，是阶级认识运动的标本。——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奔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论述认识主体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就是认识的主体不是同社会相脱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在阶级社会中，认识的主体是社会的阶级，而这种阶级是其个人与集体的统一。这一基本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无论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还是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没有用或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来看待认识的主体的问题。例如，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哲学家们谈的认识主休都是同社会相脱离的，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洛克所讲的认识主体是具有健全的感官和理智的个人；法国笛卡儿、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讲的认识主体实际是抽象的、脱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或经济政治条件的人类的思维；他们不可能自觉地考察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的某个阶级作为认识主休而体现出来的特征，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历史上先进阶级特别是劳动阶级作为认识主体而体现出来的特征。这也是以往的哲学家不可能科学他说明认识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说明，认识的主体——人，在本质上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分为一定的阶级的，所以，认识的主体是一定的阶级；人们的认识的获得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阶级的特定的立场和观点的影响，又在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的无产阶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的体现者，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

但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认识及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获得的，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无产阶级发展的初期，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征。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受剥削和压迫的真正原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敌人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把斗争矛头指向经常直接接触的机器设备和个别资本家，这表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发展前途的独立政治力量并负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这时无产阶级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还是“自在的阶级”。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明朗化和尖锐化，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指导、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出现之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自觉性、组织性和政治性，成为“自为的阶级”。这时的无产阶级已经认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在读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的这些段落时，把书中基本的要点摘出，批写在书的空白处。他在读到该书中作者说明无产阶级如何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部分时，批下了“第一期：非常浅薄，不了解资本主义本质，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还在‘自在阶级’的阶段”，“第二期：由于日常斗争的实践，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了，使得无产阶级懂得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剥削关系与阶级斗争关系），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进到了‘自为阶级’的阶段”。他还联系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实践，在阐述无产阶级处于自在阶段的段落旁边，写下“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等批语，并在这些批语的周围加了方框。这些反映了毛泽东对这本教程所阐明的道理的思考。在1937年7月写成的《实践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已经在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所讲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实践，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他阐明“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页）；他还具体阐明，如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一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逐步深刻的过程。他说，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的“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非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9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学风和思想方法。

28.认识的两阶段有区别但可逾越（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普罗列达里亚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认识的路程，最初从感觉、表象、与对象的直觉的阶段，进到对于现实的较高度的理解的阶段，其次再从这高度的阶段，进到革命的实践，进到要实现从前只蕴藏在头脑中的东西的阶段。“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是认识真理的辩证法的路程，是到达于客观的实在之认识的路程。”

这一段话，包含着说明我们的认识发展之辩证法的路程的很深的思想。认识的要点，认识的终极目的，在于发见周围的现实之法则，而把我们在感觉、知觉和表象上所领受的材料，作论理的理解。但我们的认识之到达于论理的理解，是认识过程全体的结果。何种动因占优胜的那种差异，也决定认识本身的发展阶段的差异。因而认识过程的阶段，是不能被用不可逾越的界限去互相区别的。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阶段进到革命实践。

从直观到思维

从思维到实践

认识目的在把感觉材料作论理理解，两个阶段有区别，但不是不可逾越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4、2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论述认识的辩证发展时认为，认识的目标在于发现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而认识的过程最初是从感性认识（即对事物的感觉、表象直觉或直观）开始的，然后经过理性思维对感性认识的加工，使认识把握住事物的内部规律，这就是认识的理性阶段；然后再用这种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达到检验真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在认识的发展中，感性认识是同理性认识有质的区别的。例如在无产阶级还处于自在的阶段时，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资产阶级的本质，仅仅反对个别资本家、破坏机器生产设备，这时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是感性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尖锐，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使命，这种认识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表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达到理性的阶段。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虽有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不是不可逾越的。这表明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人的理性思维通过对感性材料的加工整理，是可以透过感性材料而把握到事物的本质的。如果认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差别是不可逾越的，那就会否认认识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会陷入世界不可知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既有质的区别，又是不可分离的，它们的差别是可以逾越的，这是认识发展的辩证法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把该书阑发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这种辩证关系简明地加以概括，写下了“认识目的在把感觉材料作论理理解，两个阶段有区别，但不是不可逾越的。”这句话，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则更为准确地揭示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他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6页）

29.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在普罗列达里亚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个别现象做自发的斗争时的发展阶段上，普罗列达里亚也曾企图用一种方法去认识并理解那些现象。普罗列达里亚自身的发展阶段还在低级状态，他们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能力——这也是因为现实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充分展开它内在的矛盾一，这种种事实的结果，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现实的一切认识，只在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或现象的感性认识形式上表现出来。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

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

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6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论述了处于自在阶段的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的特征，即仅仅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片面的现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刽度的外部的联系，这种认识是一种感性认识。毛泽东在读到这里时，从理论上对感性认识的特征加以概括，批下“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一句话。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分析感性认识的特征，正是从这三个方面论证的。他说：“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285页）他又说：“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6页）。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对毛泽东《实践论》中有关感性认识的特征研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30.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但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普罗列达里亚感到有在其内的联结上，在其全体性上去认识各个现象的必要，使得他们把资本主义当作特定的社会制度，当作基于剥削的生产方法去理解。感性的理解，对于普罗列达里亚，不表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暴露那矛盾的“内容”。因为劳动者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之内的矛盾（剥削关系），所以他们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一切方面，是怎么样并为什么去互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的个个现象，在他们的认识上，只单是外的联结的东西。但是阶级斗争一进到较高的发展阶段而转化于“自为的阶级”时，普罗列达里亚就开始把从前个个散乱的资本主义诸现象的总体，当作内的联结的东西去把握了。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它先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而能在其总体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联结上去把握现象。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6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通过分析处于自为阶段的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说明了理性认识（亦称论理的认识）的特征，即它是从事物的全体（总体）、事物各方面的联系中，亦即从事物的内部矛盾或本质来说明事物的。处于自为阶段的无产阶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科学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趋势，说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认识。毛泽东对这段话中阐述论理认识与感性认识不同的地方予以注重，他写下了这句批语，并在理性认识先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而能在其总体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联结上去把握现实”这句话下面划了两条杠线和两条浪线，还在“总休上”、“联结上”的下面加了几个圈点，以示重视。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吸取和发展了这部教科书中的观点，论述了理性认识及其特征。他写道：“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他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6页）

31.概念比感觉更深刻（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伊里奇发展了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并说明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所领会的概念，比较感觉和表象，更为深刻。他说，“每秒有三十万基米的速度的运动，我们不难表象出来，至于光用那样快的速度而运动这件事，我们却不能理解。”为要理解诸现象之内的联结，单靠感觉是不够的。和这同样的思想，马克思在论价值时，也曾说起过价值是表现各商品所有者间的关系的范畴。这种关系，是不能靠感觉去把握的。能够看，能够触的东西，只是个个的商品，而不是价值，不是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也不是当作全体看的资本主义。这些东西，是不反映“于肉眼”之上的。关于这点，马克思曾经爽直的说过：“商品价值的实体，在不知道它的所在这一点上，与胡尔斯达夫的情妇郭克里寡妇不同各个商品，无论怎样把它反复舞弄，依然不能抓住它的价值。”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一步的东西，例如商品与价值。——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7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是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中介绍列宁和马克思有关理性的概念的特点和感觉的特点时写下的。这木教程在这里所引用的列宁语录的翻译不太准确。新的译文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迷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列宁的话告诉我们，感觉表象是不能把握事物联系的全体和本质的、是不能把握事物的内在的东西的；光速每秒30万公里，人的眼睛无法看出来，而概念则可以揭示它的特性和本质。

教程中引证的马克思的语录的新译文是：“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页）文中提到的胡尔斯过夫的情妇郭克里寡妇，现译快嘴桂嫂，是莎士比亚写的戏剧《亨利四世》中的酒店女老板。她喜爱虚荣，没有头脑，易受欺骗。文中提到的胡尔斯达夫，现译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常到桂嫂酒店骗吃骗喝，赊帐赖帐。他懂得如何抓住桂嫂的弱点来欺诈她，直到死时也没有还桂嫂的帐。马克思引用快嘴桂嫂这个典形，意在说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是个不易把握、高度抽象的东西。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集中体现了列宁和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他在《实践论》中系统阐明了这一观点。他写道：“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5页）

32.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识的萌芽（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从感性的认识推移到论理的认识，就是从个个的方面和现象的理解推移到法则即现实之内的联结的理解。感性的认识，不从论理的认识分离。它在已经萌芽的形态上，包含着我们后来借概念之力所实行的普遍化。

费尔巴哈所谓某种普遍化已被给与于现实之感性的知觉的那个思想，伊里奇是表示赞同的。伊里奇引用过费尔巴哈所说的“只看见树叶不看见树么？”这一句话。不过费尔巴哈虽然述说过人的感官常与思想相联结这句深刻的话，却不曾力说到这种联结只是外的顺列的联结；现实的法则，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发见。费尔巴哈把在直观和表象上被给予着的联结，当作论理的认识。反之，伊里奇却力说到认识之深化的运动，力说到从感性的认识到论理的认识之推移。他这样写着：“物质的抽象、自然的法则、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比较深刻，比较正确，比较完全的反映自然。”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感性认识不从论理认识分离，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识的萌芽。一般性的东西已在具体性的东西中间包含了的，但包含的只是外的联系，不是内的联系。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这就是认识之深化运动，是认识之突变。这一深化与突空，才比较正确与完全的反映自然。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9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阐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认为，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就是从认识事物的现象进到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认识事物的外部联系进到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理性认识（论理的认识）不是同感性认识分离或割裂的，而是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是隐藏在感性认识所反映的事物的现象和事物的外部联系之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程》说，感性认识“在已经萌芽的形态上，包含着我们后来借概念之力所实行的普遍化”，即我们通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引用费尔巴哈“只看见树叶不看见训么？”（新的译文是“难道我只见树叶而不见树木吗？”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5页）这句话，意思是说，树叶中有树的特性，我们看到树叶就可以看到树木，个别中有一般。但是必须明确，感性认识在其现实的表现形态上，所反映的只是事物的外部联系，不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如果不用理性思维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是不可能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必须经过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实现。

毛泽东在评语中，一方面概括了这段文字的思想要点，另一方面，又有所发挥。这表现在他把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深化，称为“认识的突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他后来经常讲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毛泽东吸取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对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的观点，在《实践论》中更为简明准确地论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他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运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他认为，理性认识是依赖于感性认识，“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本，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0页）同时，他又阐明，“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所以，必须要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有了这一认识的“深化和突变”，认识“才比较正确与完全的反映自然”。

33.感觉解决现象，理论解决本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伊里奇把感性的认识与理论的认识，当作人类认识周围世界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又说明了把握实在过程时的感性的知觉与思维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显现为感性的东西；在高级阶段，认识显现为论理的东西。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被用不可逾越的界限互相分离的。依实践所证明：并不是我们感觉到什么东西，就立刻开始理解它；反之，也不是理解到什么东西，就不感觉到它；只有在理解了什么东西时，才更正确、更深刻的感觉到。我们与曲解党的一般方针的人们斗争时，不一定是在最初就把握那事实的本质的。最初我们只感到有些地方不对，往往不能彻底证实它，这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开始理解到反对者的错误的体系。虽然那样，但我们在最初仍然理解着，关于某一问题，左翼或右翼是怎样离开党的一般方针的。以伊里奇的中委为首班的党，当着和托罗斯基派及右派相斗争时，多数的党员虽知道两派的个个的错误，却没有知道两派错误的全体系。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即托派和右派的曲解到最后完全结晶时，我们才能在其全体上，在其内的联结上理解了托派与右派的反党的见解。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两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

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译东哲学批注集》第29、30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说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时论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作者举了列宁同托罗斯基（即托洛茨基）派及右派斗争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最初，广大党员虽然感到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的观点不对，是同党的方针相对立的，但是又认识不清楚。这时，可以说广大党员对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但当在实践中，广大党员认清了他们错误的本质之后（达到了理性认识），就可以弄清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的各种错误是如何得以发生的了。

这一个道理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包含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的丰富内涵：一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即感觉和理解）是认识的不同阶段，各自的特点不同。二是这两个阶段是互相联系的，是统一于认识过程中的，是互相渗透的，这种渗透表现在，当我们感觉某个事物时，我们就在力图理解它（尽管一时或一下子理解不了）；而我们理解了某个事物之后，我们对这个事物的感觉同我们不理解它时的感觉相比，是要深刻得多的。三是从对事物的感觉进到对事物的理解，是在实践过程中完成的，离不开社会实践，或者说，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统一的基础在于实践。

毛泽东对这段论述十分注意。他把这段论述的要点摘批在书边，其中又有他对书中思想的概括。“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是解决本质问题”这句话就是他对为什么感觉了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的问题的回答。毛泽东的这一段评语，被收在《实践论》这部著作中，并得到了阐发。他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6页）

34.实践贯穿认识的全路程（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在实际上实行理论，也就是试验理论。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并不是真理向它前进，停在那里试验它的努力而又进行的那样的阶段。实践并不是一种“装饰”。一切社会生活，并不是像垫子那样用理论与实践的布片缝合了的东西。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贯串着我们的认识的全路程。整个的革命，实行了马一伊主义、即只有革命，纠正并论破了马一伊主义的曲解。

为真理标准的实践之完成认识的路程，这是在理论被实现于实践之中的意义上说的。但在实践上能够实现的理论，必须是从现在之社会的实践产生，而正确反映自然及社会的现实之发展路程的那种理论。

照上面所说，唯物辩证法是认定“生活的见地、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而且根本的见地”。——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实践贯串（原文如此引者注）着我们认识的全路程。

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观外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于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所以认生活与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与根本的见地，是唯物辩证法的见地。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l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34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即实践贯串着我们认识的全路程，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和根本的观点。作者认为，社会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有机的、密切的，不是简单的像布片之间的那种缝合；社会实践是贯串认识的全部过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在“马＝伊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马指马克思，伊指伊里奇·列宁）指导下进行的；而革命实践又纠正了那些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证明了那些错误观点的破产。而理化从实践产生之后，又回到社会实践中去经受检验，变为现实，这就是一个认识过程的完结。从这里看出，社会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根本的观点。

而毛泽东的这两句批语则准确地概括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述。他还在后面的段落旁边批有“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的评语。以社会实践作为理解和说明认识的发生、发展、检验标准与认识目的钥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而这一贡献是同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和吸取《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关精华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系统的论述分不开的。毛泽东把他阐述认识论的著作命名为《实践论》，这同他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和独特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性，强调认识随实践发展而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所以，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详细分析了认识如何在实践中经历感性到理性的发展与深化的规律，论证了为什么理性认识还要再回到实践中的这个飞跃的重要性必然性。毛泽东在《实践论》的最后高度准确地概括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化，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297页）

35.研究从辨异入手（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科学的认识之任务，在于渗入过程的深处，暴露过程之发展的原因，认识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内的规律性，并由此去阐明多种多样的现象与现象间的相互联结。但，我们并不是一次就认识现象的法则，而是经过许多的阶段才认识它，我们在社会实践上，首先碰到相互联结的种种现象。我们的思维集中注意于这些现象时，首先要确定一种现象和他种现象的差异，这个事物和别个事物的差异。

我们当观察在与他种事物相互作用中的某种事物、某种现象之时，首先不能不确定这种事物和他种事物不同的所在，这一过程和另一过程不同的所在。

苏维埃经济，究竟和资本主义经济有怎样有不同的处所？苏联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阶段，和新经济政策最初的阶段，究竟有怎样不同的处所？认识任何过程时的第一任务，就是确定那过程的特性。这即是暴露那过程的“质”。所谓“质”的范畴，自古以来，就已知道了。古代希腊哲学者们，譬如说亚里士多德，首先就要求研究任何过程的质。

——摘自两洛可矢、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研究从辨异入手。认识过程先踊定过程的性质，与其他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用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1、42页）

［解析］

这些评语是毛泽东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第一节“发展之质的规定性”时写下的。作者在《教程》中首先说明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认识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和规律，然后去说明各种现象。那么，在认识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呢？作者认为，要注意事物的差异。毛泽东对这一思想很重视，在这几句话下面划了两条浪线和一条杠线，并批下“研究从辨异入手”一句话。作者在下面叉说明，研究事物的差异或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就是要研究事物的特性，即事物的“质”。毛泽东在这些话旁边批下“认识过程先确定过程的性质，与其他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

注重研究事物的本质及其特性，这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特点之一。早在1930年1月5日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章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几年之后，毛泽东读到了系统阐述辩证唯物论的这部教科书，这使他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加深了对认识事物的差异——即事物的特性或质的重要性的理解。事物之间的差异，是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世界上事物的现象是极其丰富的，在认识事物时，如果被事物的种种现象所迷惑，忘记透过现象去抓住事物的本质，必然如同掉入烟海而晕头转向了。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这个主攻方向；了解和研究事物的现象是为了抓住事物的本质，而只有弄清了本质，各种各样的现象才能得以科学的说明。在1937年8月写下的《矛盾论》中，毛泽东纯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说明了研究事物的特性的问题。他在“矛盾的特殊性”中写道：“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8—309页）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还包含了他对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的理解。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总是先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性（即辨异），然后才可能认识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共同本质，才可能认识这一过程与其他过程的共同本质。毛泽东在阅读这一节时，还写有“认识其最简单最根本的性质，由此再进到深处”的批语。这一思想，在《矛盾论》中得到了阐发。毛泽东写道：“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9—310页）

36.过程的许多特性中有根本特性（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前面说过，质就是一定过程之根本的最初的规定性。我们要确定资本主义的质，不可以单只数出资本主义的全部特殊性就算了，还有阐明它的最初的规定性之必要。资本主义之最初的规定性，是当作商品交换的发展及生产手段从生产者分离了的过程之结果看的、所谓劳动力那种特殊商品的发现及存在。资本主义的其他特性，完全受这个根本的特性所规定。如果只把一定过程的标帜一齐数出来，那还不能探出那个过程的发展法则。例如培根那样的经验论者，他分析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时，是数出那过程的一切标帜的。固然，这种工作是必要的；但只是这样，还不能认识一定过程的运动法则。反之，暴露出最单纯的规定性时，我们就能够确定运动法则。因为，法则的本身是被包含在这样最单纯的规定性之矛盾的发展中。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过程许多特性之中有根本特性，例如劳动动〔力〕买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性，他规定这社会中其他许多特性。

所谓最单纯的最根本的规定性，最初的规定性，根本的特性，就是所谓本质。本质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特性，为本质所规定。

指出过程的一切特性是必要的，尤要指出根本特性，才能认识过程之发展法则，因法则是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例如资本主义法则包含于劳动力买卖这个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

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4、4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道理，在某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事物会呈现出许多特性，而这许多特性之中存在着根本特性，它就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或根本特性规定事物的其他特性。作者认为，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意义上看，劳动力成为商品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性。我们认识事物时，就要不仅要了解事物的各种特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事物的根本特性即本质，这样才能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法则）。作者列举了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例子。培根是一位经验论者，他在论证认识事物的方法时，提倡经验的分析方法，即分析事物或过程的各种特性。但他并不了解仅此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事物的各种物性进行综合研究，找出事物的本质，从而发现事物的规律。

毛泽东在阅读这段文字时，给予很大重视。他写下的批语的字数是比较多的。在认识事物时，抓住根本特性，或主要矛盾，其他问题迎刃而解，这成为毛泽东思想方法的重要特性。如果说，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在实践中动用了这种方法的话（例如他在1930年井冈山时期就说在认识事物时，要抓住本质），那么，在他读到这部教科书时，则从哲学上系统化了他的思想方法，论证了和完善了他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认识事物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重要性的论证，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升华、发挥和论证。

37.要认识过程各阶段性质的差异（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适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那个最单纯的规定性也随之而发展，愈益获得新的方面，并丰富其内容。商品交换越发展、扩大，劳动力出卖者的质，就越发增加。不论资本主义通过如何的阶段，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单纯的规定性，就在每一阶段获得特殊性而被保存着。在一定的过程存在而没有消灭的限度内，那个过程的质是被保存的。

帝国主义时代，虽说由于许多特殊性而与自由竞争时代有区别；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质，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然保存着，发展着。

对于任何过程之具体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整个过程之质，并且要求在其相互的质的差异上，去研究这个过程的种种发展阶段。

例如，苏维埃经济，在其发展中，经过了两三个阶段。即，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复兴期、再建期，现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每一阶段都把全体的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特性发展了，并且加强了；同时，各个阶段又各自具有相异的质。

固然，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先行的阶段是以后各阶段的准备，但各个阶段，都独特的发展了整个苏维埃制度之规定的特殊性，即“质”；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层，去考察各阶段之质的特殊性。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过程发展，根本特性（规定性）也随之发展，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获得特性，直至过程完结为止。例如劳动力出卖者（工人）的性质。

帝国主义阶段与自由主义阶段各有许多不同的特性，但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始终存在的。

不但要认识整个过程的根本性质，而且要认识这个过程各阶段上性质的羡异。

苏联经济三个阶段中，不但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特性发展加强了，而且各阶段都有不同的质。

过程各阶段是统一的，但根本特性在各阶段中都有新的发展，认识各阶段中的特点是必要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

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5、46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认为，由于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作为事物的根本特性或本质也不是僵死不变的，它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而获得新的内容，新的特性。正是这些新的内容和特性，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别。但是又必须认识到，这个根本性质，只要这个事物还存在，它就会保存着，发展着。毛泽东在这些内容旁边批下的前两段批语，重述了作者的基本观点。

作者进一步阐明，既然事物发展的情况如此，那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不仅要认识事物整个过程的质，而且要研究各个发展阶段的质的差异。毛泽东在这些话下边加了圆点，并在多次阅读中，留下了三条杠线，或一条浪线加两条杠线，并在评语中重述了作者的观点。

作者在列举了苏维埃制度发展的例子之后，又强洞事物发展的各阶段的相互联系性，认为各发展阶段是统一的。作者还强调认识各阶段的质的特殊性。毛泽东一边在这些话下边划了杠线和浪线，一边在旁边批下“过程各阶段是统一的，但根本特性在各阶段都有新的发展，认识各阶段中的特点是必要的”。这句评语是对作者这几段思想的准确概括，也是对他前几段评语的概括。

这一思想在《矛盾论》中得到了详细阐发。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4页）毛泽东还联系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大的阶段包括资产阶级领导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两个时期。

38.世无无量之物（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我们在一切过程上，都与量的规定相接触。过程之量的规定性，不是我们头脑的创造物。它不像怀疑论者及主观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它不单是我们的表象，而是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之中。不具有量的规定性的事物，一个也没有；又，不依一定方法使其自身的要素、自身的方面成就量的发展的过程，一个也没有。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世无无量之物——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第二节“发展之量的规定性”中首先说明了事物的量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量的规定性，这种量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之一。我们头脑中有关量的各种观念，并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对客观事物的量的客观性的认识和反映。如果认为量是主观自生的，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那就是唯心主义。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里的阐述表示赞同，写下“世无无量之物”的评语。事物具有量的规定性，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注意认识和把握事物的量。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要“胸中有数”的方法。他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2—1443页）

39.质不同，量也不同（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量与质，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着的东西。

不同的过程，具有不同的量的规定性。布匹不能用里特（公千）去测量，人的寿命不能用启罗格兰姆（千克）去测量。资本主义，描画着腐朽的曲线而发展；苏维埃制度，描画着成长的曲线而发展。过程之量的规定性，其发展的期间及速度。依存于过程之根本特性，为过程之质所规定——这一层，从前面关于质的陈述看来，是不难理解的。

任何事物，任何过程之特殊的量的规定性，都为那事物的质所规定。——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量与质是同时存在（非分割的），同时发展，二者是统一的。

不同过程，量也不同。布匹、人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量之发［展］都不同。

量的发展速度，依质的情况而不同，质规定量。

任何过程量的特殊发展，为特殊的质所规定。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1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阐述了质与量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量是由质决定的，不同的过程和不同的质，决定事物量的不同。量是事物共存的一个特性。但由于具体的事物的质是不同的，因而具体的事物的量又是不同的，是不同的质的量。《教程》枚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例如，布匹的长短要用米来测量，而不能用体积的量来衡量；人的生命的量是表现为活了多少岁，而不是用重量单位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在量的方面表现为日趋腐朽和没落，而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则表现为日渐成长和壮大。毛泽东在阅读这几段文字时，一边在重要的句子下面划上了杠线和浪线，有的则加了圈点，一边则在书的空白和行间处写下了上述批语，重述了书中的要点。毛泽东还在《教程》中批评孔德拉季耶夫、克鲁曼、查亚诺夫等经济学家混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的区别，认为苏维埃经济不会发展得比资本主义快的错误观点的段落旁边，批下“红白军质不同，量也不同——行军速度、任苦程度、作战力量。”“国共两党，质不同，量也不同。”“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等评语。毛泽东还在后面的有关段落旁边批下“新理（质）规定了新量的发展”，“分配土地这个政策的质，规定了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大量的扩大红军，发展农业经济与合作社”，“和平与民主政策的结果，使得抗日力量大为增加”，“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全国各方面的发展，将不可限量，故必须量与质之联结”。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而对质与量的关系的理解与阐发。不同的事物的质，决定着事物的量的性质和形式不同，这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区分事物的质，然后再考虑事物的量的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3月写下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要“划清两种界限”。他说：“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系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4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革命发展各阶段的矛盾的特性，从而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但是要做好确定事物的质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4页）毛泽东在50年代末以后，逐步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确认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种对事物性质的错误判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这一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40.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引起新量变（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如上所述，没有无量的质，也没有无质的量，——质量这两个方面，在客观的现实上，是在统一之中被给与着。质在量之中发展，即一定的，特别的，被规定了的过程在量之中增大，使其一切方面或要素发展。量，特别的被规定着。过程发展其一切方面而转化为其对立物。过程之量的增大引导其自身转化为新质。——量转变为质。

另一方面，新质的生成，同时就是新量的发生。——质转变为量。

恩格斯把由量到质的转变与由质到量的转变，认作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之一，他说：“这个法则，为着我们的目的，可以这样表示出来。即，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只有依着各个场合中正确的被规定了的方法——物质之量的增减及运动，才能发生。”

无论观察任何过程，过程之量的增大部引到新质。在气压不变的情形下，温度降至摄氏零度，水变成冰；温度升至摄氏百度，水变成蒸汽。

如达尔文所证明，有机体中渐次的量的变化，引到有机体中之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独占之量的增大及扩张，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其他方面的增大相并行，导入了资本主义之新阶段的发展，即帝国主义。在苏联，贯通于国民经济全线之社会主义要素的成长，引起了由复兴期到再建期的转化。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质在量中发展。

量发展便变为新质，新质发生，新量也发生，质变为量。

只有依量的变化质才能变化，也只有依质的变化，量才能变化。

人多成王。温度增减成固、液、气。王子筷子集散。地小不足回旋，地大则否。英勇［雄］无用武之地。有机体。帝国主义。苏联经济。民主运动。抗日运动。长铀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

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6、57、58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阐过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内容。作者论述道：任何事物都是质量的统一体。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事物的量的变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使事物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新质的出现后，又开始了新的量变的过程。事物的发展就是由量变到质变，再在新质基多出上开始新的量变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作者在文中引证的恩格斯的语录的新译文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示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作者引证了水在温度中的变化而变成冰或蒸汽、达尔文进化论的成果等来论证了这一规律的内容。毛泽东在读这些段落时，在重要的句子下面都划了几道杠线和浪线。他不仅把该书的重要观点抽出来批在书边，而且用中国的一些古语来解释书中的哲学观点。他写下了“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贯”、“韩信将兵”等语来理解和说明量的变化会引起质的变化。“人多成王”，这句成语说明，人多，则势众；就如同一根筷子，常人可以轻易折断，而一把筷子，则就折不断了。“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出《韩非子·五囊》。其字面意思为，衣袖长了，跳起舞来方便；钱财多了，好经商。“韩信将兵”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成语。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可以打胜仗。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语，可以便人们通俗地、亲切而生动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41.过程与阶段有区别（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各过程之量的增大，受那过程的构造所规定。各以独特的方式显现。苏联向社会主义的推移，向过渡期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转化，也各以独特的方法显现着。

所谓量到质的转变，就是一定的质及其量的规定性，同时转变为具有别种量的规定性之别种质。

把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转变和过程内部的转变相区别，把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和质量内部的转变相区别，这是必要的。

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到新型式的规律性的转变。反之，质量内部的转变，例如由单纯的资本主义协作转变到工场手工业，更进而转变到机械的生产方法，乃是质量之特性的发展，乃是质量由一阶段到他阶段的转变。各阶段，使从前阶段的各方面在量之中发展着，并且添加几多新的方面和属性，而与从前的阶段有质的区别；但是，截至某一定的瞬间，还没有引导到全体的质量向新的质量之转变。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过程间的转变的方法。

过程间的转变与过程中的转变之区别。

民主革命过程中，辛亥革命、袁世凯、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战争、民主共和国，各阶段不同，每阶段内还有一些小的阶段——例如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过程与阶段的区别。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

东哲学批注集》第58、59页）

［解析］

毛泽东这几句评语的中心意思表明，在事物发展中，由量变而引起的质变（这标志旧过程的结束，新过程的开始）同在一定限度内的量变所造成的事物的阶段性变化（现在我们称之为部分质变）之间是有区别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论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一个内容：即在一限度内的量变会引起事物在根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即发生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或称之为阶段同过程（即旧质结束，新质出现）是有区别的。作这种区别是必要的。作者枚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简单的资本主义协作发展到工场手工业，进而发展到机器大工业这个阶段的例子，在这几个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生产方式的表现的形式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各个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却有不同的特征。

毛泽东在读这一部分时，是非常留心的。他在我们这里引出的几段原文的头三段旁边都各批了一个“对”字，表示对作者论述的观点的同意；并在我们这里引出的前二句评语的边上各加了一个方框；他还在文中重要的命题判断下面加了杠线和浪线；在有的标点符号旁边，又加了句逗。可见他读得认真。他在读的过程中，很习惯地又联系起中国革命的实际。他在我们这里引证的原文的第3段和第4段之间加了一段批语，说明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诸多的发展阶段，每阶段内还有小阶段。在他看来，区别这些发展阶段，认识各个发展阶段事物根本性质的新变化新特征，对于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是到关重要的，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十分重视局部质变或阶段性变化在革命中的作用。他于1950年曾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在1938年写下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曾运用了这一思想来分析战争的形势。他说：“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0页）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十分精彩地分析了中国由战争开始时的劣势到平衡，再到占居优势，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必然性。然而，中国的劣势如何变为平衡，再变为优势呢？这就是毛泽东论述的，即在劣势的情况下，由于种种经济、政治的原因，中国人民可以首先在局部取得优势，给敌人以打击，最终，就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42.质变就是飞跃（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一切质量，到达某一发展阶段时，就中断其一定的发展过程，而转化为别种质量。一种质到他种质的转变。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通过飞跃而显现。

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通过革命而显现的。承认飞跃的发展道路，乃是辩证唯物论之中心的特性之一。不论在客观的现实之一切领域中，或在思维之中，都发生飞跃。一种质

到他种质的转变，完全是飞跃。这是因为在那一瞬间即转变的瞬间，旧质失去了作用，以旧质为基础而生长了的新质开始发展。一切飞跃，都是“连续性的中断”。这因为在那一瞬间，旧物之量的发展被中断，而新物的发展即新质量及新质的规定性开始发展。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连续的中断。

通过飞跃或革命而表现。

承认飞跃的发展，是辩证唯物论中心特点之一。

自然、社会、思维都有飞跃。

飞跃的瞬间，旧质消灭，新质产生（以旧质为基础）。

旧物之质与量都中断，新质与量开始发生。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9、60页）

［解析]

毛泽东这几句评语的中心意思是说明，事物发展中的质变就是“飞跃”，即旧质消灭，新质产生。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论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重要内容——质变的重要性，一事物的发展，在量变的积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就中断了，就转化为另一事物。这种转化是通过飞跃而实现的。这种飞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自然界中物种的改变是飞跃，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是飞跃，人类认识中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也是飞跃。飞跃的本质，就是旧事物的质在瞬间（或很短的时间内）消灭，新事物的质出现。毛泽东在阅读这几段文字时，在我们这里引出的第二段话中“飞跃”两字下面，划上了三道杠线和一条浪线，并在其他重要的判断下面都加有圈点，划有杠线或浪线。对飞跃这种事物发展的形式，毛泽东子以高度重视。他在《矛盾论》中曾经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3页）毛泽东不仅从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角度论述了飞跃的作用，而且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肯定了革命就是飞跃，他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4页）

43.两种发展观是对立的（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有关于发展的两种根本的见解。依照第一种见解，所谓发展，是存在物之单纯的增减。

第二种见解，以为一切事物都由于对立的斗争。由于统一物的分裂而发展。

第一种见解是机械的。这种见解，从现象的表面出发，只能从外面去记载过程的增减，而不能说明过程的运动之内的原因，不能指示出一定的过程怎样发展并为什么发展。

第二种见解，不停留于现象的表面，而深入于过程的底层，暴露过程的发展之内的法则，确定一定过程之发展的原因，在这种场合，不在过程的外部而在过程的内部去发见发展的原因，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过程的“自己运动”的源泉。依照这种见解，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确定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第二种见解，是辩证唯物论的主张。

伊里奇说：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这是说，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这个法则，贯穿于客观的现实及我们的思维之一切方面。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两种见解。

第一种见解，机械的发展现，发展由于量的增减。只从片面与外面看问题，不从全面与里面看问题，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原因。

第二种见解，唯物辩证的发展观，暴露过程自己运动的源泉。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备方面，确定这些方面之相互关系，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把过程衣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过程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所以列宁说：对于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乃是辩证法的本质。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1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

哲学批注集》第64、6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木第3版）在这里论述了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形而上学的发展现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量的增减，是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的。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毛泽东在阅读这些内容时，将书中的基本内容概括地写在了书边。但他在概括作者的观点时，作了自己的发挥理解。他更为明确和准确地写道，第一种发展现只从“片面”、“外面”，不从“全面”与“里面”看问题，这就抓住了形而上学发展现的要害。毛泽东对两种发展现的思想予以高度重视。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把两种发展现即两种宇宙观的问题放在首要的、最基本的地位。他写道：“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0、301页）毛泽东对两种宇宙观的阐发，是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观点的吸收。

44.不认识矛盾，便不能认识规律（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马克思前后的布尔乔亚经济学，认为布尔乔亚制度不但现在存在着，今后也将永久存在；那种经济学不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不认识资本主义走到死灭的内的矛盾。甚至于亚丹斯密、李嘉图一流的进步学者，虽承认价值是体现于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却仍不能暴露资本主义之根本的发展法则。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看见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之现实的辩证法，去对抗布尔乔亚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他说：“不要矛盾的独断，而代置以构成那独断所掩蔽了的基础的矛盾的事实及实在的矛盾，才能使经济学成为实证科学。

马克思暴露了布尔乔亚生产方法的主要矛盾，由此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之中，指摘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自己运动”的主要源泉，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规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矛盾，在于：生产力之发展，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名义上显现，而又成为产生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之发展，陷入于和那狭隘的目的即剩余价值的产生之间的日益不能相容的矛盾。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认识矛盾，便不能认识过程的发展法则。

旧经济学与新经济学的区别

从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间的矛盾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

这是根本矛盾。由这根本矛盾发生其他一切矛盾，由这根本矛盾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摘自毛泽东1936年11用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6、67页）

［解析]

《辨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论证认识事物的矛盾规律的重要性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即布尔乔亚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认识为例来说明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因而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世长存的。亚丹斯密（现译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他曾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主张经济自由，分析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和条件，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李嘉图（1772—1823）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他的贡献在于坚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的劳动量（时间）所决定的（即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们的理论贡献曾对马克思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条件，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了解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秘密。所以他们也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由此得出结论，正是因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这样才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

毛泽东在阅读这一部分时，对认识事物内部矛盾给予高度重视。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引证的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不要矛盾的独断”这句话下面，连划了4条杠线，又加了一个问号，表明他对矛盾的重视。他把是否认识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为旧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学）与新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并从理论上概括地指出“不认识矛盾，便不能认识过程的发展法则”。认识矛盾，分析矛盾，从而揭示事物发展规律，构成毛泽东思维方法的特点之一。

45.事物因内部矛盾而发展（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内部矛盾，不但使社会现象发展，并且使客观现实的一切现象发展。

现代科学早已不把原子看作物理学上的物质被分解的最后界限，现代科学发现了原子是阴阳电子的统一，并且阐明了这阴阳两电子的交互渗透规定原子之物理的及化学的性质。不仅如此，在二三十年前，物理学及化学尚被认为绝对不变的东西。基于历史的见地，去考察化学元素的性质，还是最近的事情，化学元素在发展着。化学元素之发展的内的根据，就是元素的内的矛盾之运动。

生命现象的自然过程之辩证法的性质，特别明了的表现着。不论在有机体的生命中，或在各个细胞的生命中，生和死，发生和消灭、同化和异化（物质和能力的新陈代谢），都是被给与的内的统一。

在生存竞争中的变遗性及遗传性之充满了矛盾的统一，是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对立的统一和统一物的分裂，是我们思维的普遍的发展法则。如前所述，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运动于相对真理及绝对真理的矛盾中，我们虽认识绝对真理，但在各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我们的认识是相对的。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切客观过程都由内部矛盾而发展。

原子的内部矛盾规定原子之物理化学性质。

化学元素的发展由于内部矛盾。

生与死、发生与消灭、同化与异化，由于内部矛盾规定有机体现象的发展。

变异性、遗传性之矛盾统一——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因。

矛盾统一及其分裂也是思维的法则。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0、71页）

[解析]

毛泽东这6句评语的核心是说明事物内部矛盾决定事物的发展、矛盾普遍存在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原理。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列举了原子、化学元素、有机体、人类思维等例子，说明客观现实的一切发展都是由内部矛盾而发展的，矛盾是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这一原理，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读这几段文字时，在每一段的旁边都概括了其要点写在书边，毛泽东在1937年8月写下的著名的《矛盾论》中对这一思想加以阐发，全面系统地论证了矛盾普遍性的原理。他在“两种宇宙观”中谈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时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1页）他进而在“矛盾的普遍性”一节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5页）时隔19年，毛泽东在1957年写下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为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6页）从我们引证的毛泽东的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到，他对事物的矛盾性的重视以及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他不仅在理论上重视和研究矛盾，而且在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矛盾普遍性原理去观察和处理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例如，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建立之后，还存在不存在矛盾？当时许多人不承认或不敢公开承认有矛盾。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存在矛盾。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只不过这些矛盾的性质和情况与旧社会不同罢了。

46.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一种过程之内的矛盾，和他种过程之内的矛眉，是不同质的。那只有依着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过渡的经济之矛盾，各不相同。

托罗斯基的特征，就是不理解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托罗斯基不知道帝国主义时代中资本主义之主要矛盾的发展特性，不知道不均等的发展法则，他之反对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可能性，其第一论据就是从此产生。在托罗斯基看来，苏联中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层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中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矛盾，是同型的矛盾；后一矛盾和前一矛盾同样，只有由于国际革命才能解决。他反对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第二论据，就是由此发生。实践，反驳了托罗斯基的理论，证明了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矛盾，被革命所解决；而在苏联条件下的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层的矛盾，却由国内的工业化及农业的集体化所解决。实践，把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可能的理论，精当的确证了。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矛盾的特殊性，每一不同过程的矛盾互不相同。

没有同型的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顷［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苏联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则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

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2、73、74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及人们在认识和解决矛盾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方法。作者认为，一种事物的矛盾有其特殊性，同其他事物的矛盾是不同性质的，因而人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在遇到不同的矛盾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作者通过分析托罗斯基（现译托洛茨基1879—1940）主义错误的根源来说明其观点，认为，托罗斯基主义错误的特征，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托罗斯基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思想，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矛盾的特殊性，不了解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托罗斯基主义者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内取得胜利的另一原因就是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即“普罗列达里亚”）同农民的矛盾视为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即“布尔乔亚”）是同类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了托罗斯基理论的错误。

毛泽东在读这两段话时写下的评语，充分体现他读书的特点：即读马列主义的韦，是要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思考问题的；读马列主义的书，目的在于寻求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指导。他在第2段话中证明了“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一句话下面划了两条浪线；在“不同质的矛盾”下面又加了一条杠线；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下面又加了一条浪线。他写的这一段较长的评语，凝聚了他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思索：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就需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同中国的资产阶级；而在此之前，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时，共产党所结成的统一战线则是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党内及革命队伍内部的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只能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革命的方法等等。“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这一思想加以详细的阐发。他写道：“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他还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尖锐地写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1页）

47.认识矛盾诸方面的特性（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与托罗斯基主义及与右翼机会主义相斗争的课题，教给我们有暴露任何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那为全体过程的矛盾所规定的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这样说过：

“普罗列达里亚和财富，是互相制约的对立。并且两者形成一个总体，两者都是私有财产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对立，在矛盾之中，各各占有青怎样的特定的地位呢？单只说明统一物的、整体物的两个方面，那是不够的。”

为理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必须认识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特殊性，必须认识两者相互的关系及其具体的依存关系，必须认识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规定的两个阶级的相互制约性。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唯物论看问题，有暴露任何过程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中，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地位，即每方的特性如何，各用怎样的具体形式同对方发生依存关系，在依容破裂时，又各用何种形式同对方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我们的任务。列宁主义就是研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科学。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庄集》第74、7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必须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作者在这里引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的新译文是：“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只知道事物是由两个对立组成的统一体是不够的，还必须认识双方的具体特性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在阅读这段论述写下的评语，在理论上阐述了研究矛盾双方的特性及它们相互统一与斗争的关系的重要。毛泽东的这段评语，凝聚了他对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思考。毛泽东评语中的思想在《矛盾论》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述。他写道：“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11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2页）毛泽东把这种研究矛盾诸方面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提高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灵魂的高度，并且批评了党内教条主义。他在《矛盾论》中接着写遁：“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2页）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研究矛盾诸方面的特殊性的重视及其缘由。

48.对立面是互相渗透和转化的（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对立的相互渗透，一个对立向他一对立的转变，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为要暴露及指摘这种相互渗透的性质，必须具体的分析过程。

我们进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但又经历着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巩固货币制度及信用组织，实行节约冗费及统制卢布，以节约冗费为基础发展着苏联的商业。货币制度及银行的强化，同时又是社会主义会议、计划训练的造出及强化；冗费节约的实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伸张到作业场、工作组及集体商场。苏维埃商业的发展，同时又是作出生产物之社会主义分配的要素的路程，集体农场是在内部分配利益的亚尔特尔，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企业之一种模型，并且这种企业不久就会变成彻底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在国家问题之中，也有与此同样的对立之渗透。社会主义是以国家之消灭为目标的制度。但是，我们正在策进普罗列达里亚独裁的诬化。我们所以使国家发展，因为要造出把国家引到死灭的条件。

正是这个对立的相互渗透，伊里奇名之为对立的同一性。暴露任何过程中对立的相互渗透及同一性，是我们的认识论、我们的辩证法之中心任务。

伊里奇说：“辩证法，是关于对立怎样能是同一性？又怎样是同一性（怎样变成同一样）？在怎样条件之下，对立变成同一性而互相转化？为什么人的悟性不把这些对立当作死的、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却当作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观察？等问题的学说。”

——摘宝丙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的[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

辩证法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

由对立转到同一：战争是双方对立，同一是双方和平；国家是双方对立，同一是国家消灭。因为处在一个过程中对立互为条件，经过斗争克服对立，所以能变成同一性。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之下，国共对立卸变成同一性，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侵略战线的对立，在民众起来与世界革命条件之下，却将变为同一性而转化为世界和平。因为客观现实一切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对立与转向同一性，转向否定之否定。他们本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所以人的梧性这样去观察。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7—80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论述了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与转化问题，即研究了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问题。作者为了论证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与转化是普遍的规律，枚举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对立统一的例子。毛泽东在阅读这几段论述时写下的这几段评语则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释对立面相互渗透与转化：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是不同的作战方式，是对立的，但又是同一的，相互渗透的；这表现在游击战争可以转变为正规战争，正规战争又需要游击战争来配合。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有其对立的一面，又有其相互渗透与转化的一面，这表现在某一民族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是对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支持，因而具有国际性。共产党同国民党是两个不同的阶级的相互对立的政党，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两党却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实现某种妥协，以求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的，但又可相互转化，这表现在战争可以导致和平，等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以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来理解矛盾的同一性：一些味苦的良药，虽然使病人服用时感到不快，这时苦药与病人表现为对立的，但这苦药却使病人痊愈，二者实现了统一，这就是中国传统格言“苦口良药利于病”中包含的辩证法。“佳人却可倾国”一句，见《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倾城、倾国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既可指倾覆国家，例如《诗·大雅·瞻仰》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王充《论衡·韩非》说：“民无礼义，倾国危主”，也可以用来形容女子的美貌，古人多用倾城倾国之貌来形容女人的漂亮。毛泽东在这里写下这句话表明：佳人与国家的安危似乎不相干，但绝美的女子可以误国、亡国（中国古代有许多帝王因贪恋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毛泽东还引用了《老子》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这句话表明：福与祸是对立的，但祸可以转化为福，福可以转化为祸。我国古代“因祸得福”，“乐极生悲”两成语就是这句话的解释。毛泽东在评语中深刻写道：矛盾的对立“本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所谓附条件，就是有条件的意思）。这正是辩证法的精神所在。其实，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正是把事物的对立看成是僵死的、毫不相干的，这样，事物必然是不会发展变化的。毛泽东对矛盾对立面的互相渗透与转化的体会，是生动的、富有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色的。毛泽东在《矛盾论》“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系统地阐发了他在这里所写下的思想火花。

49.矛盾与对抗有区别（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布哈林和一切机械论者同样，把矛盾和颔抗看做同一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颉抗，是用革命的方法能解决的对立之斗争。例如，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矛盾，带着颉抗的性质。但，一切矛盾并非都是颉抗。例如，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之中，没有互相反拨的两力。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的关系，不带有颉抗的性质。这两个阶级之中，存有许多共同的利害。把矛盾和颉抗视为同一，这件事在一方面，变成和托罗斯基主义者一样，认为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之间既有矛盾，这个矛盾就带有和普罗列达里亚及市尔乔亚的矛盾相同性质，即认为这个矛盾带有阶级的颌抗关系；在他方面，变成和右翼机会主义者一样，认为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既有许多的共通利害，这两个阶级之间就不存在矛盾。

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阶级的颌抗。但是，布哈林把矛盾和颌抗看做同一，以为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矛盾也没有了，伊里奇回答这种主张，这样说着：

“这是极端不正确的。颉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之下，前者消灭了，后者残留着。”（伊里奇对布哈林的过渡期经济学的评注）——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矛盾普遍的存在着，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追民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党派与党派间[的]矛盾，如此等等的矛盾，都有发展为对抗的形势。社会过程中这种对抗，取压迫与战争的形式；自然过程中的对抗[取]冲突撞击的形式；个人之间的打架、谋害，也属于这一类。许多矛盾是不发展成为对抗形势的；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文化领域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经济领域中，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劳心与劳力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阶级关系中，工农的矛盾；社会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自然界中，生与死、正与负、遣传与变异、吸力与斤力、寒与温、海与陆。凡没有及尚未达到爆裂的条件下，一切矛盾都没有对抗。矛盾解决的方法与对抗解决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就是矛盾的特性与解决矛盾的方法的特性，应该分别认[识]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两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样》批注（见《毛泽东

哲学批注集》第83—8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论述了矛盾与对抗的关系。认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普遍形式；不能把对抗与矛盾等同，因为如此一来，要么会认为一切矛盾都是对抗的，要么会认为，对抗只要不存在，矛盾也就消失了，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在阔读这一段论述时写下的这一段有400字的评语，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遁先断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与对抗不同；其次断定，对抗是某些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而有些矛盾是不会发展成为对抗的；再次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在没有及尚未达到爆裂的条件下），一切矛盾都没有对抗；第四认为，解决对抗的方法与解决一般的矛盾的方法是不同的。毛泽东在这里的思索，应该说是深刻的，正确的，但还不很系统和周密。在不久问世的《矛盾论》中，毛泽东专门研究了对抗问题，他在“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中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4页），这就为对抗下了一个定义。他又写道：“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5页）这就全面阐明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在毛泽东看来，区分和认清矛盾是否对抗性的，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这里的评语及《矛盾论》中的阐发，既从理论上论证了他早在1925年底就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思想（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又成为他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正是这一思想方法的理论结果。

50.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在确定了过程之内的矛盾，过程之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以后，必须去发现这个矛盾之主导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摘出在商品的价值及使用价值那种对立的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中，价值具有主导的作用；指摘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具有主导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两者的矛盾上去究明，以承认实践到底是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为出发点。

德波林主义者们，在任何的论文中，一点也没有述及应当暴露主导的对立之必要，他们不但没有把对立统一之法则的这一方面作出定式，并且无视了这一方面；这在他们的全体著作中，明白的表现出来。至于卢波尔，则以为理论决定实践，实践决定理论。他没有阐明实践之主导的作用，以为两者单只存有交互作用。德波林把新经济政策只当作资本主义要素和社会主义。要素的斗争去下定义，并没有阐明社会主义关系之主导的作用，也没有指摘新经济政策向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前进的事实。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中，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则为次要矛盾。由于主要矛盾的发展规定各次要矛盾的发展，不能区别矛盾之主要与次要、规定的矛盾与被规定的矛盾，便不能探出过程之最本质的东西出来（举例）。但矛盾之中，不论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与斗争，而且互相依赖其对方，以行其对立与斗争。两方斗争的结果，发生相互渗透的变化，即转化为同一性，转化到相反的方面，这即是两对立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然而，如果平均地去看任何矛盾之两方面，那就是大错的。两方中必有一方是主要方面，他一方是次要方面，前一方面即所谓矛盾之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本书已举了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为主导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为主导方面；理论与实践，实践为主导方面；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为主导方面等四个例子，都证明主导方面对于他方有决定的作用。不是单纯的互相结合，如普列哈诺夫的错误说法，也不是互相决定即交互作用。如卢波尔的说法；而是一方起着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究竟哪一方是主寻的呢？这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市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主导方面，封建势力是次要方面。然在革命前为俄国与现在的日本，封建势力还是主导方面，资本主义不过占次要地位。在中国社会，主导势力属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他们的作用决定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定了各种的变动。然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猛烈发展中，南方革命势力与北洋

罩阀对抗中，南方势力由次要地位转变到了主导地位，北洋势力作了相反的转变。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言，资产阶级因握有经济命脉，至今还居于主导地位；然在革命领导上面说来，由于无产阶级之觉悟程度与彻底性，而资产阶级则是动摇的，无产阶级却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影响到中国革命之前途。无产阶级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只有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工农小资产阶级多数觉悟与组织起来的话，那末，革命之决定的主导的作用，就属于无产阶纽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在农民与无产阶级之矛盾中，无产阶级是主导。在产业工人与手工工人的矛盾中，产业工人是主导。在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矛盾中，熟练工人是主导。在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中，城市是主导。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是主导。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中，感性是主导。在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的矛盾中，主力红军是主导。在进攻战术与防御战术的矛盾中，进攻皇主导。在战略与战术的矛盾中，战略是主导。运动战与阵地战的矛盾中，运动战「是］主导。各兵种中，部[步]兵是主导，劳心劳力的矛盾中，劳力是主导。凭谁决定？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霖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87—90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段评语的字数长达1200多字。这是他的读书评语中字数较多的一段。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即认识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意义。作者论述了在矛盾中，矛盾双方的地位不是平等的，而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卢波尔（1896—1943，又译鲁波尔）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认为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决定实践，没有看到实践的主导和决定作用，这就在理论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德波林则把新经济政策时期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等亡齐观，没有阐明社会主义关系之主导地位和作用，这就会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的性质及社会发展趋势作出错误的判断。

毛泽东在读这几段论述时写下的这一大段评批，则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关于矛盾主要方面的原理。他认为，在认识一个复杂的、由多个矛盾组成的过程时，要抓住主要矛盾，这样才能抓住过程最本质的东西。而在任何一个矛盾中，矛盾双方必有一方是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只有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才能认识矛盾的本质。如何判定矛盾双方哪一方是主要的呢？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毛泽东列举了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说明这一问题。最后，毛泽东说明，不能机械地、僵死地看待矛盾主导一方与次要一方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这些观点，构成了毛泽东写作《矛盾论》思想资料。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提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6—327页）注重矛盾主要方面的确定及注意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地位转化，这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一个特色。

51.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永久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随时随地，一种形态转受为他种形态；一切过程，都有始与终。一切过程，转化为其自身的对立物。任何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变为他种过程是绝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伊里奇力说了这斗争的绝对性及统一的相对性，并且作出极明确的定式。他说：“对立的统一（合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除的对立之斗争，是绝对的，发展、运动是绝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问题）

在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普罗列达里亚与那包含农村布尔乔亚在内的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农权的关系。这种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村布尔乔亚之活动的合致以及两者之利害的同一性，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两者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把同一性作为其动因而包含着。在法国大革命时，未发达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利害，彼此合致，形成了统一、同一性。但是，这种统一，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这种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久就出现于表面，暴露了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间的阶级斗争之绝对性及不联合性。两者的这种同一性，不过是包含于两者之绝对的斗争中的一个动因。

客观的现实之一切过程，也和这相同，只是在各个过程上，对立的斗争之绝对性与统一，各以其独特的方法显现，由过程的质及其内的构造所规定。——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辨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同中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中国同某些和平国家之和平外交也是相对的，苏联同各国之共居及同盟条约也是相对的，党内的一致亦然，一切过程之一致皆然。

对立的同一性、合致、统一、常住性，被包含于对［立］的斗争中，不过是对立的斗争的一动因。静止被包含于运动之中，为运动之一动因。认识同一性、常住性、静止性是辨别斗争或运动的条件，是必要的；然而，他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即是斗争、运动之一动因。

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但因矛盾性质每个过程不同，内部构造每［个］过程不同，这种绝对性、统一性的表现方法因而各异，这是要明白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

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沦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1—93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作者在说明这一观点时列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苏联无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包括贫苦农民）和资产阶级在反对农奴制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结成了同盟，但这种一致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斗争。第二个例子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王朝这一点上具有一致性，但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和表面化。这两个例子说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致性是相对的，他们之间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作者接着指出，不仅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是这样，在一切事物的运动过程中都是如此，只是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在不同事物上具有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毛泽东很重视这一思想，在读这几段文字时划了不少杠线和浪线，并做了批语。这几段批语表明，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中，来理解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的。他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党内的一致是相对的，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党内的思想斗争则是绝对的。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的表现方法国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在下面的批语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道理：“承认矛盾引起运动是对的，但是不够的，还须明了矛盾在何种状态引起运动。矛盾在统一状态虽然是运动，但那是运动之特殊状态，相绝（对）状态，普通叫做静止、常住、不动、死、止、停顿、僵局、相持、和平、和气，这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必须承认运动之一般状态，即统一物的分裂、斗争、冲突、动、无常、生、行、活跃、战争、相争，这是绝对的。同一、统一、静、死、和平等相对的矛盾状态，包含于绝对的矛盾状态之中。不明此理，就是形面上学、机械论，事实上拒绝了辩证法。”（《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3—94页）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规定了同一性的含义并全面论述了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真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7页）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间内在的联系，体现着对立面相互吸引的趋势。为什么说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呢？相对性指的是条件性，绝对性指的是无条件性。“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3页）

毛泽东还明确提出统一性和斗争性共同推动事物发展的观点。“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3页）

毛泽东在对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注中，进一步分析了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问题，对《矛盾论》作出了重要补充。他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论占统治地位”。这些批注说明，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的关系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就具体矛盾而言，斗争性也是相对的，统一性也能成为绝对性。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可以相互转化。

这些论述表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存在于任何矛盾发展之中，我们既不能离开同一性谈斗争性，也不能离开斗争性谈同一性，全面把握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2.外力通过内力起作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马克思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并不否定外的矛盾的作用、即某种过程对于其他过程的作用，反之，毋宁说是从现实的一切过程之不可分的联结那种观念出发，而要求认识过程之相互的作用、过程之相互的影响及其相互的渗透。马克思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其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内的矛盾，确定对立的同一性，认识过程之自己运动的源泉。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马克思和伊里奇的辩证法，不否认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但不承认外的矛盾是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在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地形、动植物、天然富源，在长期间内没有变化，而社会关系却变化了，即封建制度变为资本主义了。

在社会构成的发展中，譬如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辩证法所看作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的，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不消说也作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通过资本主义之主要矛盾的发展才起作用，地理环境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时，社会依其内的规律性，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变化地理环境。

国际资本企图实行要粉碎苏联之绝望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吗？或终于不成功吗？——其程度，完全系于苏联的强度如何。国际资本依其内的矛盾而发展。这些矛盾怎佯急剧的激化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依存于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使得资本主义体系之内部的矛盾激化起来，因而促进普罗列达里亚的世界革命。理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对于社会主义之终极的胜利，具有绝大意义。

这样，我们看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的发展，才在过程的发展之上，曲折的发生影响。我们只有具体的分析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才能把其影响的性质、程度及力量，暴露出来。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过程外的矛盾与过程之内的矛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不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他须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之发展。他不是主要与决定的东西，主要与决定的矛盾是在过程之内部。

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社会内部的矛盾，给予决定的影响于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即所谓人定胜天。从有劳动工具之产生以来，就是如此的。此处举例是进步社会之事。

“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人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罪（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中央苏区、鄂予（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西路军亦然。“内省不疚，失何忧何惧。”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与巩固，不决定于日本。国民党之不能照旧不变的存在，原于其政策与组成之弱点。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原于其内在的矛盾。阶级与政党之兴亡，原于其自身之条件。人之健病、生死，原于其自身条件。机械力推动物体运动，通过物体自身的可动性。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

具体分析两个过程，才能把互相作用的性质、程度、力量发现出来，各过程的情况是互不相同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5—109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此阐发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原理。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事物的发展既有内因也有外国，但两者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源泉，外部矛盾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

作者分析道，人类社会由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国际资本主义企图扼杀苏联这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攻击和军事上的干涉。但这种企图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苏联本身的发展和是否强大。苏联本身的强大，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成功，不仅能粉碎国际资本主义的企图，而且能促使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矛盾激化，促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生。

毛泽东在读这几段文字时，作了大量的批评，旁征博引，足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在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地理环境等因素要通过这对矛盾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在自然界中，“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在战争中，也同此道理。项羽在战败后自刎于乌江边，临死前说遁：“非战之罪，乃天亡我。”不是仗没打好，而是天要亡我。毛泽东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辩证法观点。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当时在分析原因时，有人提出敌人的强大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显然不同意这一点。他在这里深刻地分析道：“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接着，他运用内外因关系的理论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指出，抗战能否胜利，不是取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取决于中国的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阶级和政党的产生和消亡也是由其内部规律所决定的；人的生老病死也是由其内部原因决定的。总之，“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外力必须通过内部情况才起作用。

毛泽东的评语反映出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1937年，毛泽东在写《矛盾论》时，对内因和外国关系的原理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国论或被动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国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1—302页）毛泽东关于内外国辩证关系的论述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发展。

53.否定不是破坏一切（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例如，动物界中某种动物为他种动物所灭亡，这是否定。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认为否定性不是发展着的矛盾之内部的起动的动因，而是外的动力。机械论者恰好把这样对于否定之外的理解，作成其方法论的基础。所以，考茨基在所著唯物史观之中，攻击基于物质的自己运动之辩证法的否定，他说，在物质之中，没有任何的自己运动，这完全是从那说精神的自己运动的黑格尔那里借来的神秘主义，自己运动，什么也没有说明。反之，运动的源泉，乃是两个外力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一力否定他力。环境否定有机体——这是反命题。有机体征服环境的抵抗——这是合命题。在这里，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完全相互作用的外的东西。考茨基对于辩证法的否定观——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反命题之中包含着正命题——，加以批判。考茨基简直不理解对立的统一正是过程的发展之起动的源泉。他说：“运动，起于相反的要素之对立或冲突。”这样，考茨基所以攻击恩格斯所举麦粒的例，其中没有何等否定，单只是有机体的变化，其理由充分的明了了。

所以，和一切的机械论者同样，构成考茨基的特征的东西。就是在否定之理解中有如此的动因一件事：（一）当作对于过程的发展之外的动因看的否定，（二）绝对的否定，当作破坏看的否定。

但是，辩证论者的特证，对于否定有与此不同的理解。伊里奇说：“把否定的要素当作最重要的要素包含着的辩证法中，其特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当作联结的动因看的否定，当作保有肯定的，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发展的一个动因看的否定。”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辩证唯物论即科学的考察与此相反，物质的现实是自己运动的，并且这自己运动是互相联结的。任何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斗争而自己向前运动，经过突变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任何过程都由正命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命题反命题在内。所谓否定，如列宁所说：“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保存联结的因素，肯定的因素，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因素的否定。”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举例）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19—121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说明了旧的形式逻辑及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的区别。前者认为，否定的原因不在于事物自身内部的矛盾，而在于外部；否定的特征是绝对的否定，是一刀两断，新事物同旧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和继承性。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事物发展中出现的否定，是由自身内部的矛盾所引起；事物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向前发展；现存的事物中已经孕育了新事物的萌芽，新事物出现即是对旧事物的否定，又是对旧事物中合理因素的继承和发展，即否定一种扬弃。毛泽东在读到这两段文字时，在其中重要的句子下面划了不少浪线和杠线，并写下了这段寓意深刻的评语。在评语中，毛泽东概括了该教程原文对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的阐释。毛泽东对否定不是破坏一切这个思想尤为重视。他在读后面的有关段落时，还写有一些重要评语。他在作者引证的列宁有关否定的东西中有肯定的东西的话语旁，两处批下“至理名言”，“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在作者阐释列宁思想的段落旁批下’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正规红军阶段，否定老是游击主义，保存者是作战的游击性、组织的轻快等。”通过毛泽东的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到，他理解和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否定的精神实质，他又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的——这是毛泽东的思想特色《周易·易传（系辞上》说：“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冲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南宫词纪》［锁南枝］中说：“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得来一似治托；捏的来同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毛泽东很恰当地借用了《周易》和《南宫词纪》中的话来说明辩证否定的含义，耐人寻味。

重视新事物对旧事物否定是一种扬弃，既是否定，又有继承，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重要特点。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提出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吸收乓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批判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这种思想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去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4.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现在要问，为什么只有实践能证明我人认识底现实性，为什么实践以外就没有认识底真理底标度（Criterion或作标准——译者）呢？这是因为人底意识只是社会生活底一方面，它在实践以外就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底生产一经停止，人底意识活动也就立刻停止。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底基础是物质的生产，照马克思底说法，是人底感官实践的有目标的活动。

所以，只有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维中所预想的结果的时候，人们底认识才会发生力量。假如人底认识不照外界过程底状况来反映这些过程的话，那末人们在实践的活动中也就不能达到意识中所预想的这一活动底各种结果。而且没有实践的活动，甚至连人类社会底生存都不可能；假若人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是虚妄的时候，这种实践的活动就能改变这一虚妄的概念。因此，在社会人底实践中，在他底有目标的活动中，包含着我人关于外界的概念底真理性标度。

——摘自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摘自毛泽东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2页）

［解析］

1937年7月以前，毛泽东在延安读了一本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这就是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尔克·鲍里索维奇·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米丁（1901—）1919年加入俄共（布），曾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主编，苏联科学院院士，联共（布）中央马列研究院院长，前苏联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曾获斯大林奖金、两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等；著有多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为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书出版于1933年。该书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该书上册的中译本1936年12月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沈志远（1902—1965）是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他在该书中译本序言中介绍说：“这部著作在目前苏联是一部流行最广的大学校的哲学课本。”毛泽东在读这部书时，重点放在认识论和辩证法特别是矛盾问题的章节，留下了许多批注。这同当时党所面临的在思想理论上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任务是相联系的。

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第3章第5节，作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认识标准或真理标准的基本看法。认为，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实践是证明认识是否真理的标准；只有在实践中，首先是在物质生产中，达到了思维所预想的结果，就证明人的认识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证明了认识的真理性；如果认识没有反映客观外界的规律，那么，实践就会失败，就收不到认识所预想的结果。人们正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着认识，检验着认识，改适着自然和社会。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写下“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重要批注。关于真理标准，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他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的有关章节时，就批有“实践证明是否真理”等话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作了阐发。他在《实践论》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毛泽东实践标准的阐发，较之米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的阐发，为准确和深刻。

在以后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坚持了这一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3页）1963年5月，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55.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视实践对于理论认识之决定的意义，可是它跟实用主义（Pragmatism）——特别盛行于美国的现代布尔乔亚哲学底唯心论思潮——完全相反。詹姆土（WiIliamJames）所首创的实用主义，以主观唯心论的真理观为根据。照实用主义底见解来说，真理并不是反映客观现实之真实状况的东西，而是对于我们底实际活动有益的、适合目的的东西。裨益于实践的，就是真理的。有益性（或有用性［Usefulness］）是真理性底标度。根据这一点，实用主义就得出来一个真理多数性底相对主义的学说。几种不同的见解可以同样地成为真理，只要它们是适合某一时代、某一民族、某一社会集团、某一个人底利益的。根据这种理论，真理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而且它可以随各种主观利益底殊异而同时存在着许许多多个真理。这样，真理就不是单一的了。

马克思主义底立场跟实用主义极端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以客观真理为出发点，它驳斥了相对论，它认为有益的并非即是真理的，而真理的即是有益的。在物质的革命批判的实践中，产生和锻炼出世界之客观的认识来，而这种认识又促进世界之继续的改变。

——摘自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用性是真理性的标准——实利主义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摘自毛泽东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9、150页）

［解析］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时，批判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实用主义认为，真理不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而是对人有用的东西；把有用性作为真理的标准。这种真理观在理论上必然陷入多元论，陷入相对主义，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对于人是有价值的，是有用的，它可以服务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和人自身的需要。但是真理是有用的，并不是说有用的就是真理。例如，在阶级社会中，一些剥削阶级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说明自己的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神授”就是西欧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这种宗教学说对于封建统治者是有用的。但绝不是真理。主张有用就是真理，必然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真理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反映，从而把真理变成主观任意的东西。毛泽东读这段论述时，摘出了其要点，批在书的空白处，“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这句话，简明他说明了实用主义真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区别。毛泽东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关批判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论述时，曾写下“他们所谓真理，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的批语。这两处批语，表明毛泽东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实质的认识是深刻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没有正确解出真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关系。毛泽东则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坚持真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他既强调实事求是，从实践中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把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又认为，我们的理论认识及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的。这一目的，要求我们去探究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有掌握了真理才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5页）这就说明了坚持人民利益与探索和坚持真理的一致性。

56.认识史没有结束（读来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只有那密切地跟着劳工集团之斗争的实践在一块走的理论，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资本主义诸国中，加强工人集团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劳工专政之意志，用敌人底知识来武装劳工集团并指示出胜利底道路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底学说并不是死的教条。它并未结束认识底历史，相反的，它替认识底历史开辟了远大的前途。——摘自来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认识史没有结束。——摘自毛泽东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53页）

［解析］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这里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发展的一条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是随着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它不是僵死的教条，它没有结束认识的历史，相反是为认识底历史开辟了远大的前途。毛泽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不是死的教条。它并未结束认识底历史”下面划了两条重重的浪线，并加了圈点，写下了这一批注。毛泽东在不久写下的著名的《实践论》中，全面阐发了这一思想。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296页）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根据社会实践的不同情况而不断发展和丰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僵死化，这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进政党要领导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过程中，曾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的变化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并且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取得了革命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就使他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鼓吹“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同志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这实际上是把毛泽东神化了，在理论上否认了认识史发展的无限性。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形势和国内实际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我国这十几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这一理论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最终的。它还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前进和发展。

认识要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是如此，在自然界和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客观世界变化发展的生生不息，社会实践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人类认识史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法。

57.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从发展上把握现实（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握现实，在现实当中发现某一现象的发生与死灭，所以是最彻底的唯物论。——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7页）

［解析］

毛泽东这句批注是在阅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时写下的。《哲学选辑》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编辑的，1939年5月在延安解放社出版。该书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部分加以选辑，荟萃于一书，使人们能够方便而集中地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该书内容分别选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社会学大纲》以及来丁等人编著《新哲学大纲》。书后还有两个附录，一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是艾思奇自己写的《研究提纲》。该书共约37万多字。毛泽东对这木书十分重视。曾批读了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批画，共写有3200多字的批注。毛泽东批注的文字除集中在“绪论”第1节和第1章第3节外，多集中在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部分。

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读书，这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基本特点。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了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清理王明错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他看来，辩证唯物论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首先要学好哲学。1939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何干之的信中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1939年2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被中共列为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全上作报告，号召开展学习运动，包括这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批读《哲学选辑》，既是他过去一系列哲学研究活动的继续，表明他号召全党学习理论、学习哲学所做的表率，又反映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表明他从哲学理论上对王明等错误思想的批判与清算。

《哲学选辑》“结论”第2节“哲学是党性的科学”，精辟地概括了辩证唯物论的特征，即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握现实。但是原作者（该部分是从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选的）对这段话的阐述不够，没有着重说明发挥。毛泽东对这段话极为重视。他对这一节批注了三遍，对这段话也批画了三次。第一遍用铅笔画杠、写下批语“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第2遍用毛笔画了一短的直杆，并用毛笔将批语描了1遍；第3遍用红笔画了一些圆圈。毛泽东的批语，抓住了马克断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最根本的特证，一是从实际出发，二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58.从现象看本质，效果看动机（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互相斗争的种种哲学体系的多样性，总归著于两个党派、哲学上的两个根本流派。互相斗争的主要阶级之一，如果不站在一派的方面，在政治上就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同样，在哲学上要逃出两个党派的阵营，也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指出了：波格达诺夫及其他哲学家想要超越于哲学的根本党派而创造“客观的”哲学的尝试，把他们引到了观念论。波格达诺夫超党派的哲学的说法，只是欺骗，只是背叛了唯物论的党派。“想逃出哲学上这两个根本流派的尝试，不外是想妥协的欺骗。”（列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种尝试，实行过毫不假借的斗争。他们能够在一般用学者式的语句所凑合的掩护之中，暴露出哲学上主要党派的斗争。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凡事应从现象看出本质，从效果看出动机。——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8页）

［解析］

《哲学选辑》的绪论集中论述了哲学的党性问题，即在历史上存在着流派诸多的哲学学说和体系，但它们最终可以归属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并且这种阵营还反映了社会上一定阶级的政治立场。认为，在哲学上要超出这两个派别是不可能的。俄国哲学家波格达诺夫（即波格丹诺夫，1873—1928）在1904—1906年发表《经验一元论》，宣传马赫主义，企图建立一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之上的“中性”的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即《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批判了波格达诺夫等人的错误，认为在哲学上想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立场的背叛，只能走向唯心主义。书产引用的列宁那段话的新译文是：“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列宁选集》第2卷第347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十分称赞列宁的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被种种现象所迷惑，透过效果看动机，而不被一些人的种种表白所斯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还在列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善于识破种种所谓“最新的发见”的招牌，揭露那些背叛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的倾向的几句话旁边批下“学马克思的精明”一句话。1930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仅仅看到了革命力量弱小的现象而悲观失望的错误，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理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59.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伯因斯坦，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因斯坦不去提高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之不可能。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选入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因斯坦（即伯恩施坦）用“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即改良主义来反对唯物辩证法的错误。伯恩施坦在哲学理论上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上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鼓吹点滴的改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消除，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曾经受到列宁等人的批判。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在这段话旁边批下“自流主义与革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一句话。在《哲学选辑》中又读到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写下了这两句批语。

注重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军事指挥员要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驾取整个战争，夺取胜利；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原理，在详尽分析中日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不但从战略上论证了中国人民必将胜利的前途，而且说明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鼓起全民族和军民的抗战热忱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关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取得革命胜利来说，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他又未能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大跃进的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损失。这又是令人遗憾和应该引以为戒的。

60.大的政治错误都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暴露了曲解马一列主义的两个主要形态，即机械论与少数派的观念论；更指摘了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一切尝试，必定要引起政治的错误。

哲学上的这两个偏向，与离开党的方针的偏向，密切的联系着。哲学上之主要的危险的机械论，同时变成了政治上之主要的危险的右倾派的哲学基础。机械论者的哲学否定了内的矛盾、飞跃、某一发展阶段与另一阶段间之质的差异的辩证法，它与右倾派的见解有很多的照应。右倾派的阶级协调论，豪农和平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说教新经济政策各阶段间的质的差异的抹煞，及其他等，都在机械论当中找出方法论的基础。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312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所选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在哲学世界观上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犯大的错误。他们分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俄国革命中右倾机会主义者们例如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派）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错误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哲学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否认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的作用，否认事物发展的飞跃。

毛泽东对这一观点很重视。他在这段话中有关重要词句下面画了许多杠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研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及经验主义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他在《实践论》中分析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页）

61.不能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抽出革命的内容，从具体的现实分离了的那种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之抽象的命题，根本上是以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说的话为其特征的。完全无视具体的历史的情势，放出与实在的现实无关的抽象口号，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特征。由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实践上就跳过必然的发展阶段（1905年托洛茨基的口号“废止俄皇、劳动者政府”，以及第十四次党大会时代的过渡工业化等等），因而在理论上把马一列主义原理公式化（他们不适合于实在的现实的、机械的、全然从外面的去应用马一列主义的原理）。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2——313页）

［解析］

《哲学选辑》这部分内容批判托洛茨基主义脱离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公式化的错误。托洛茨基在1905年曾提出“不断革命论”。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间断的；认为在无产阶级统治初期，不仅要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些观点，脱离了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如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去主义革命的实际，脱离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否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否认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他的观点不是把马列主义同俄国和时代的实际内在地结合起来，只是从外面去应用马列主义。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主张加速工业化，主张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反对边工业化边集体化或先集体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认为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的原理，是修正主义。这时他又表现了一种脱离实际，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在中国革命中，王明等人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公式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曾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毛泽东“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批语，实际上也是对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的批评。

62.诡辩论就是折衷主义（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列宁这样写着：“这样的论断是诡辩，因为它把老远的过去的历史的时代，代替现在的形势。”一切这些折衷主义，都用马克思的名字掩护了。装作真理曲解事实，被粉饰了的折衷主义——少数派用这个代替具体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少数派与其他类似者为辩护自己的背叛而树立的防卫祖国的有名的口号，在诡辩中使保护祖国的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主义与保护祖国运动并不是不能相容的——第二国际阵营中发出了这种话。不但如此，他们又说保护祖国运动，依照自己的志愿去实行，少数派从整个历史形势的联结，割取个个事实，个个方面，提供了直接拥护资产阶级之“理论的”明辨的断片。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诡辩论即是折衷主义。——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7—318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这段论述，在揭露少数派（孟什维克）利用诡辩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来为自己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辩护时，指出了诡辩论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折衷主义。毛泽东非常同意原作者的这一分析，写下“诡辩论即折衷主义”的重要批语。

原文中列宁那段话的新译文是：’这种议论的诡辩性就在于：他们耍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把戏，把早已过去的历史时代搬到现代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卷，第162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争夺世界霸权，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双方的统治阶级都竭力把战争的罪责推给对方，并打着“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沙文主义。这时，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一边，高喊“保卫祖国”，鼓吹“国内和平”，支持本国政府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巴塞尔大会（1912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们纷纷表示支持德国对俄宣战；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纷纷入阁，以保证战争时期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俄国的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也把沙皇进行战争说成是“自卫的事业”，号召人们投票赞成政府给战争拨款。孟什维克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举出马克思在1854—1876年间曾经同情交战国的例子。孟什维克在这里玩弄的诡辩手法是，割断某一事情同特定的历史条件的联系，把马克思对当时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斗争时代的民族战争的看法，无条件地、任意地移到了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腐朽所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事件上。所以列宁说他们玩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把戏，把过去早已过去的时代搬到现在来。这种手段，把事实从整个历史的联系中取了出来，并列在一起或者说是拼凑在一起，这是一种折衷主义。折衷主义在分析事物时，撇开事物全面的、内在的联系和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只讲这一方面、那一方面，貌似全面，其实是形而上学，是一种诡辩；由于折衷主义离开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从本质上说，这也是唯心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表现。毛泽东在读到这一部分时，抓住要害，批道：“诡辩论即折衷主义”，并且在后面还批有“诡辩论是主观观念论这一种”。他还联系中国革命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光从马列主义书本上找根据，从一个命题跳到另一个命题，貌似有理论根据，实际上不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情况，在原作者揭露孟什维克错误的段落旁边批道：“现今中国的无数诡辩论”。意在说明中国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同孟什维克的错误是同样的。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

一、哲学篇

1.承认相对的均衡（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辩证法唯物论不承认有绝对的静止。但是它当然承认有相对的静止、相对的均衡，这是运动底成素之一，是运动底特殊场合。辩证法唯物论承认“物体之相对的静止底可能、暂时的均衡状态底可能，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辨别生命的最重要的条件。”（见恩格斯著《自然底的辩证法》第13页）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承认相对的均衡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0—331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的这段论述，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亦即相对均衡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运动的，没有绝对的静止不动的事物。但唯物辩证法又认为事物又有其相对静止、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是一种特殊的运动状态。这段论述中引用的恩格斯的话的新译文是：“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为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毛泽东对这一思想作了深入的思索。他在这段语录旁边加了两条竖线，并在这段论述中画了许多杠线。“承认相对的均衡”这一批语，表明毛泽东对相对静止或均衡的肯定。不仅如此，毛泽东后面读到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那部分内容时，又对“相对的均衡”的思想作了研究和发挥，他在艾思奇论述“同一性或统一”的一段话旁边，写下这样一段批注：“均衡是统一的一种状态，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如凡尔赛条［约］后的暂时相对稳定局面；也有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作用。对立统一体对于此种暂时地相反而又相等的力量，不是什么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此种状态必然成为暂时过渡之一形态的问题。均衡论是均衡绝对主义。承认暂时过渡的均衡，不是均衡论；否认了它，则必变为诡辩论。”（《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373页）毛泽东的这一段批注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角度，说明事物的相对均衡状态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统一性的一种表现，是事物向新事物发展的一种暂时的过渡状态，是矛盾双方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表现。毛泽东枚举了凡尔赛和约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签订《凡尔赛和约》。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暂时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对作者认为同一性或统一性不是均衡，均衡中没有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作用的观点表示不赞同，认为承认事物的相对均衡，同主张均衡绝对主义（即均衡论）是有原则区别的；均衡绝对主义的实质在于根本否认事物的发展变化。毛泽东认为，承认相对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否认了它，就会变成诡辩论。毛泽东对相对均衡的认识，表明他对唯物论辩证法有关事物发展原理的辩证理解。这也是对《矛盾论》中有关矛盾同一性思想的丰富。

2.不承认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就要陷入不可知论（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形而上学唯物论以为真理的认识就是绝对完全的客观反映，以为真理可以一次把握尽净。辩证法唯物论认为客观的绝对真理不是一次可以把握尽净，真理的认识是不断地更深刻和更完全地反映现实的过程。因为客观物质是多样性的，有着无限的多方面的内容，有限的认识能力不能一次汲尽。——摘自艾恩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认识能力在各个阶段是有限的，在全历史上是无限的，方能逐渐地把握绝对真理。不承认这个认识能力的历史无限性，就要陷入不可知论。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65—366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研究提纲》的第四部分阐述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原理。在关于认识能力，以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上，艾思奇批评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认为真理可以一次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观点，认为绝对真理不可能一次获得，真理的认识是不断地更深刻和更完全地反映现实的过程。毛泽东同意作者的观点。但他的批注则补充了作者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认识能力在各个阶段是有限的，但在全历史上是无限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不可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认识也是无限发展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能力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就某一代人或某一个人讲，只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次或几次就认识世界；但从人类的总体和人类历史的延续来讲，从人类思维能力的特性和可能来看，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类不能认识的，过去不认识的东西，今天可以认识，今天认识不了的东西，以后可以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是可以把握关于客观世界的绝对真理的。人类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有宣布“世界已经被认识完毕”的那一天，但人类又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认识。”这就是人类认识和人类思维能力的辩证法！如果否认认识能力的无限性，从理论上既会陷入不可知论，在实践上又会同人类的历史发展相悸，因为人类的历史表明。人类的认识是在无休止地向前进的。毛泽东的这句批语，蕴含了他对认识能力的辩证本性的深刻理解。

3.矛盾双方的量变引起质变（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丙，事物的质有各方面的规定，所以量变是各方面的量变，研究量变质的过程，也要从各方面的量变来考察。

质变是各方面量变的互相关系的变化的结果。

丁，量变的中间，同时就有新质的准备，所以结果才达到质变，新质的出现不是无根据的。

七，质变量。

甲，旧质转化为新质，在新质的基础上立刻有新的、更迅速的、更高度的量的发展，这就是质变到量变，或质变量。乙，质变量表示量的发展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在一定的阶段上要有突变和飞跃。——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虽然是各方面的量空，但是属于两大主要方面的各方面的量空，这两大主要方面之一方面的量变小了，另一方面则变大了，于是过程的质就变了。

质为矛盾的统治方面所规定，质变即矛盾的被统治方面转变为统治方面。

新质就是同旧质的矛盾方面相反对的矛盾方面所规定的质，这种反对方面的量变到了最大限度，就引起整个过程的质变。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68、369页）

［解析］

《哲学选辑》在这一部分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作者指出，事物的质是多方面的，与此相应，事物的量也是多方面的，因此要从各方面的量变来考察质变。新质的产生是量变的结果。另一方面，质变也会引起量变，新质的出现会引起量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在阅读这部分文字时，作了不少记号和批语。他同意作者提出的从各方面的量变中研究质变的观点，但同时指出，这些量变是分属于矛盾的两个对立面的，应当从这两个对立面的量变中来研究事物的质变。一方的量变小了，另一方的量就变大了，于是，事物就发生了质变。

从毛泽东的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对立面的矛盾中来思考质量互变规律的。量变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量变，质是由矛盾的统治方面即主要方面所决定的，质变就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转变为主要方面。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2页）

4.坟墓都是自己掘的（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同一性可以从三个意义上来了解：

（一）互相依赖，

（二）互相渗透的关系上的，即是说，一事物本身，就包含着或者发生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如资本家要发展自己，就不能不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发展的作用。速决战发生持久战的作用。日本侵略中国就不能不产生唤醒中国的作用。

——摘自艾思奇《哲字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坟墓都是自己掘的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1页）

［解析］

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论述矛盾同一性的含义时认为，事物自身包含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并且举了若干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毛泽东在这段论述旁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坟墓都是自己掘的。”这句话看起来很通俗，但哲理是深刻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出现，既不是神的意志，也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客观事物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成熟，无产阶级也产生和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无法解决，无产阶级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事物在其发展中，必然因其内部产生的新的、合乎事物规律和发展趋势要求的因素逐渐成长壮大而逐步走向灭亡。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极简单而重要的道理。

5.中庸思想反辩证法（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辩证法要反对两种对于自己的曲解：诡辩论和折衷主义。诡辩论就是把否定的方面夸大，把肯定就认作否定，把同一性看成对立性的曲解，

折衷主义是把肯定和否定同等看待，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思想，

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0页）

［解析］

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的批注中对“中庸”的看法是引人注意的。“中庸”是传统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即常。中庸，即中正平和。《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就是说，立身行事，应随时合乎中道，节制情感，以达到中和的境界。孔子在论述中庸时，还表现了下述看法：在矛盾问题上，主张承认矛盾，但要采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以及“和而不同”的方法来调和或解决矛盾。在历史观上，主张坚持常道不变，但也主张适当作一些局部的改良，使变不失其常，执常以应变。尽管中庸思想在相对地协调、平衡事物相反相成的矛盾双方问题上有合理成分，但在总体上看，是形而上学的。特别是经过子思和宋明理学的发挥，“中”与“和”被夸大为宇宙中最根本的法则。“中庸”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主张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反对变革。但在对中庸的认识上，人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很正常的。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附录二“研究提纲”中曾认为，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不是折衷主义，并认为有人把中庸思想说成是折衷主义是不妥当的。当然，艾思奇还认为，中庸思想中也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即不了解量变可以引起质变的道理，把事物的量变即在一定质的范围内，人的行动不能过又不能不及绝对化了。毛泽东则不同意艾思奇对中庸的看法。他在前面曾批注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它本来是这样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页）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只知道量变，害怕事物的质的变化；它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毛泽东称之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用以维护封建制度。中庸思想有某些辩证法的要素，如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可以被辩证法所包含一样，但总体上看，它不是辩证法的。毛泽东进而分析道，中庸思想，就其反对事物质变，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时，是死硬派思想（即否认事物的发展和质变）；就其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主张唯有中道才是最好时，是折衷主义的。特别是在新旧势力斗争激烈，胜负未分之时，这种中庸思想往往出现。

毛泽东在这里的批注的观点，同1939年2月他在致陈伯达信中对中庸的评价有些差别。他写道：“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过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其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毛泽东还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9页）。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是分析了中庸思想中的某些合理的成分，而在读艾思奇《研究提纲》时的批注，则是从总体上对中庸思想作了评价，主要批评了中庸思想的形而上学性，也肯定了其中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我们把这封信中的思想同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语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是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的。这两处对中庸思想的评价，从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后面的评价则更为全面和准确。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则可以更好地了解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对它的研究和探讨还将继续下去。

6.战争辩证法：和平——战争——和平（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否定之否定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过程在形式上是经过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肯定是事物的萌芽形态，否定是萌芽的展开，它表现为与萌芽形态对立的发展形态，表现为发展的退后或否定的形态，。如植物是麦子的否定，同时也就是麦子的生命的展开；因此终于发展到生出新的麦子的阶段。私有财产是原始共产的否定，同时也是生产力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也准备了将来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一切退却，都是抗战的否定形式，然而这也正是准备反攻力量的不可免的发展阶段，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可以发展到实际反攻完成抗战的阶段。十年内战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也不是白打的战，因为经过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使两党都有了必须要长期合作，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使今天的统一战线得到一个有力的保证。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战争辩证法是和平——战争——和平，此书也错了。

——摘自毛泽东读艾恩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3页）

［解析］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中《研究提纲》部分论述了他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看法。他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是正确的。但他在举例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时却表现出了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他认为抗战中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退却，是抗战的否定形式，而反攻则是否定之否定；十年内战（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则认为，这样来揭示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战争的辩证法是和平——战争——和平，这才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领域中的根本表现。毛泽东的这一批注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辩证法，是高层次的、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战争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之间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阶级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的最终根源在于经济。国家、民族、阶级间为着某种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而爆发战争，是对和平的否定；但战争本身决不是目的，战争双方都不希望也不可能把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最终，代表先进和正义的一方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实现新的和平，这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对战争辩证法的观察和认识是深刻的。

7.根据即基本矛盾（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一，什么是根据？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应该这样来了解根据：

甲，根据和本质是同列的范畴，本质的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根据。

乙，事物的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又叫做“理由”，发展以一定的根据为基础，“主张”以一定的理由作基础。理由必须是从本质上去找，以表面现象为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汪精卫以近卫的声明为理由而主张妥协，就是一例。

丙，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如中国革命的基本的矛盾就有民族矛盾和民主的与封建的矛盾的两方面。把各方面的矛盾都把握了，就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或有了充足理由。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根据即基本矛盾，而基本矛盾即是规定事物本质的。根据只能有一个是基本，其余均是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即基本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别。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充足理由，即是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根据；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说理如把根据与条件都报到才算完备，这是对的。但这种“各方面矛盾都把握”，不能仅称“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7、388页）

［解析］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研究提纲》部分论述了他对事物的根据和条件的看法。他认为，根据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事物的本质；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就是“理由”。要认识事物的根据，必须从本质上去找，而不能从现象出发。汪精卫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938年发表的几次对国民党政府诱降的内容为“理由”，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毫无任何根据的、卖国求荣的行为。艾思奇迹认为，根据是复合的。要把握事物矛盾的各方面，才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毛泽东在读这段文字时，在“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一句下面画了3条杠线。他结合自己对事物辩证法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与艾思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事物的根据是亭物的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规定事物的本质。据此，毛泽东认为，根据中只能有一个是基本的，其余的是次要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基本的，而民主的同封建的矛盾是次要的（这与艾思奇的理解有不同）；而充足理由就是指事物的基本根据即基本矛盾；其他的次要的矛盾等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而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并未作这种区分。所以毛泽东认为，说把握了事物的充足的根据，与把握事物的各方面的矛盾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对根据的理解比艾思奇要深刻和准确。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未对“基本”与“主要”（或主导）矛盾作区分。他在读《研究提纲》时还批下“基本、主导、主要意思是一样的，将他们区别起来是不对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一句话。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文章并未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加以区分。例如，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用的是“基本矛盾”这一概念（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52页）；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用的却是“主要矛盾”（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31页）。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是否一回事，仍有不同理解。

8.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原文］

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的这些思想，在党大会的决议及斯氏的著作之中，被发展了，被具体化了。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范畴之历史的展开，精当的指示出：在我们哲学发展之过去的阶段上，把唯物辩证法发展了的是谁呢？破产了的哲学的指导呢？抑是党的指导呢？这个历史又指示出：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抑在革命的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中发展的呢？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1—422页）

［解析］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在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如果理论不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那就要丧失其生命力，就会破产。毛泽东肯定了原书作者的观点，写下“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的批注，以示对作者观点的赞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说明了社会实践对于知识或理论的关系，说明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关系，强调要深入实践，来发展理论。他认为，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观点，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是认识服务的目的。他认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的实践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的经验和知识，这就是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但这些间接的经验最终还是来源于直接经验和实践的。学习、研究书本知识是必要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系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但他强调书斋不能发展理论的根本用意在于，在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斗争实践相割裂而给中国带来重大损失，中国革命的发展又迫切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必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深入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实践经验，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用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一方面给中国革命以科学的指导，另一方面发展马列主义。

9.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原文］

辩证法的概念是具体的。因为它在其一切方面的充满矛盾的统一上因而在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上，论理的反映出对象。

伊里奇：“个别，如排除那引导到一般的关联，是不存在的。一般，只在个别中，并且只通过个别而存在。一切个别，在某种方法上是一般。一切一般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一切一般，只是近似的捉住一切个别的对象。一切个别不完全的进到一般之中，等等。”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9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句批语是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时写下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这部教程，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的苏联哲学书籍中译本中遍数最多的。1936—1937年，毛泽东曾读了该教程的第3版，先后读了3—4遍，作了许多读书批注。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又读了该教程的绪论。1936年12月，李达、雷仲坚译的该教程又出中文第4版。毛泽东在1941年3月到9月间，在繁忙的工作中又抽出时间读了第4版，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批注。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党中央准备开展整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是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6—477页）1941年9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中央学习研究组的研究方针及阅读材料的通知中，曾将该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即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指定为学习、研究的内容。

毛泽东是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读这本书的，特别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在这部书上留的批注几乎都是在针对中国的主观主义而写的。可以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前反复读这本教程，有其明确的目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说明了事物的个别与一般、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个别与一般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中有一般，二者不是脱离的，但又有区别。列宁那段论述的新译文是：“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还写有“中国的主观主义者相反”，“理论与实际联系，普遍与个别联系”的批注。毛泽东的批注，揭示了主观主义即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即割裂一般与个别，亦即割裂理论与实际。马列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的反映，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是抽象地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的。正因为此，马列主义如果要指导中国革命，就不能不与中国革命这个“个别”、这个“实际”相结合。否则的话，这种马列主义就是一种抽象的、僵死的理论。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即教条主义者不懂这些道理，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到处套用的公式、不可改变的教条，不是考虑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如何去应用理论，这就把马列主义这个一般同个别（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立起来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的代价。毛泽东于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10.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原文］

我们对于应用于自然科学，关于狭义的自然的科学的实验及经验，上面已经说过了。但实验与经验，在社会的发展上，也以特有的形态显现着。巴黎公社是最大的经验。从此，马克思、恩格斯与伊里奇，引出了革命的斗争的教训，充实了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理论，建立了普罗列达里亚专政的学说。

革命的辩证法论者马克思，把1871年的巴黎公社，看做是有历史的意义的历史的经验，是世界普罗列达里亚革命莫大的前进，是比较几百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践的行动。“分析这种经验，从此引出战术的教训，由于这种经验，再检讨自己的理论——马克思正是这样的树立了自己的理论。”（伊里奇）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4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论述了实践经验对于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教程在这里引用的列宁论述的新译文是：“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

中国当时的那些教条主义者，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公式和教条，他们自封为“理论家”，其实并不懂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国革命的经验相结合的道理；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发出“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的感叹。

中国的革命需要理论家。毛泽东曾号召中共高级领导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他在193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亲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正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11.先行后知知难行易（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原文］

安朵拉托斯基在他所著的“列宁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的里面关于这一点，曾有所论及，他说：“思维为存在所决定。我们所应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对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可和人类头脑中所想象的社会关系（即人类的观念），拿来相混同，应该就社会关系的真实方面，加以究明。这两种事实的差异，我们试从历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一步一步看去的时候，那怕特定的社会关系是成熟而且实在的，而人类对于那种关系的意识却仍旧缺乏；而且我们就各个人自己所做的一切还不会详细的理解这件事说来，也就不难明白。最初，是关系成熟，然后意识发生，然后人类才理解关系。”

——摘自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先行后知知难行易

——摘自毛泽东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74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两句批注是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时留下的。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在日本翻译介绍马克思《资本论》，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大纲》等。1930年6月，李达等人翻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由昆仑书店出版；同年11月再版。毛泽东大约在抗战爆发之后，读了此书。该书上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该书在说明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关系时，引证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安朵拉托斯基（现译阿多拉茨基（1878—1945），曾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1932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一段论述。新的译文是：“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应当善于按照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本来面目来研究它们，而不要把这些关系同人们对它们的想象、同人的观念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一事实即使从下面一点也显然可以看出：在历史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当社会关系在现实中正在成熟起来并且实际上存在着的时候，可以还不存在关于这些关系的意识，人们还不了解他们自身所作的这一切的全部详细情形。关系最先成熟，然后产生意识，人们才开始理解这些关系。”（《阿多拉茨基选集》，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07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则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观念与存在（客观事物）、观念与实践（行）的关系，写下“先行后知”，“知难行易”的话。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宋明理学认为，“知先行后”，知是行的前提和依据，行来子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与行同时产生，相辅相成。孙中山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认为传统思想中“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说法不对，应是“知难行易”。主张知来源于行，先有事实和行动，然后才有言论和理论；知对于行有重要指导作用。孙中山对行的理解不是个人的道德实践，具有实践的意义。毛泽东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两句话，来表明他对观念与存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赋予这两句话以新的内容，即如同存在先于观念一样，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人们的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获得认识：人们获得了科学的知识，对于社会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因而科学知识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

12.对立的东西都有同一性（读尤金等《简明哲学辞典》）

［原文］

同一性表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形而上学抽象地按照A＝A的原则来理解同一性。但是这种呆板的僵死的同一性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承认具体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并不否定事物本身存在着内部矛盾。它的内部在发生着变化，它处在和其他事物的各种不同的并常常是相矛盾的关系中，因此，事物的任何同一性都是暂时的、相对的、不长久的；只有事物的运动、变化才是绝对的、永久的。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摘自尤金等《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

——摘自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简明哲学辞典》由苏联哲学家尤金（1899—1968）和罗森塔尔（1906—1975）主编，1939年当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资料出版，约270个条目。

编写者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编者在俄文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本简明哲学辞典以帮助人们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哲学）为自己的任务。这本辞典并不包括所有的哲学概念和术语。它的任务是相当狭小的：释明马列主义古典作家著作中基本的、最通用的、常见的哲学概念。”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认为它最大的优点是通俗、扼要而又明确地说明了马列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内容，同时又能保持高度的哲学理论水平。次年，该书经过增订便出第二版，字数，条目较第一版增加到两倍左右。1952年、1954年，又先后增改出了第三版、第四版，到第四版时，条目已增至760个左右，译成中文达67万字，其内容已远远超越编者在第一版时的考虑，而成为较为系统的一般哲学辞典了。主编尤金曾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1953年至1959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曾为苏共中央委员。另一主编罗森塔尔长期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曾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和《哲学问题》杂志副主编。

《简明哲学辞典》最早的中译本是1940年由新知书店出版的孙冶方译本。建国初期，该书很受读者欢迎，1949年4月至1951年初，仅在北京一地，即由三联书店再版了5次。主要原因是解放以后各地掀起了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也普遍化了，对于初学的人，它确实是很好的一种参考资料，而中国当时还没有更好的哲学辞典。1955年，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了《简明哲学辞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俄文第四版经过修改又出了一版，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据此重新校订翻译，于1958年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印刷，在50—60年代成为较有权威的哲学工具书。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也明显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中的一些片面的简单化的观点，这在其一、二、三版中尤为突出。在第四版的初版中也有明显表现。毛泽东指出的“同一性”的条目即为一例。

毛泽东对《简明哲学辞典》是很熟悉的，他同主编之一的尤金有许多交往。

1950年4月毛泽东访苏回国后，便致电斯大林，邀请尤金到中国来帮助《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编译工作。7月尤金访华，9月期满，但《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远未完成，9月30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延长尤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并建议让尤金到中国各地向干部们做些政治理论报告，10月9日，斯大林回电同意，尤金到1951年1月才回国。1951年7月，毛泽东又邀请尤金来华指导《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翻译工作。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很欣赏尤金，便任命尤金为驻华大使，一直到1959年期满回国。在这10来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尤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是哲学家。尤金很推崇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1950年要求毛泽东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并建议把刚刚定稿的《实践论》发表在苏联的理论刊物上。毛泽东同意了尤金的建议。斯大林读了《实践论》俄文译稿后，推荐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于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全文发表，同时还转登了中文原有的一个题解，说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中国党内，有一个时期曾有过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观点，曾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这篇文章在苏联获得很好的反应，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曾把这些反应推荐到《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无疑加深了他对尤金的好感。在公事之余，他常常同尤金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据50年代初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负责《毛泽东选集》中译俄工作的师哲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对师哲说准备下午4时到尤金住处访谈，届时毛泽东参加的国务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发现来接他的师哲后，便退出了会场，来到景山后街尤金住处，讨论以哲学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物理、生理学方面的现象等课题。（《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在这样的交往中，毛泽东阅读和谈论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1959年8月11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简明哲学辞典》是有些毛病的，我批评了尤金，现在第四版有大修改。”毛泽东阅读和批评的，当是1955年的中文版，即俄文第四版初版，毛泽东所说的有修改的，则是1958年的中文版，即俄文第四版新版。据师哲回忆，马列编译局在翻译俄文第四版新版时，他曾找尤金当面谈过书中的一些差错，并请尤金解释。（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86页）

毛泽东批评该书“同一性”这个条目，主要有3个原因。

（一）该条目在理论上只讲对立物间的排斥，而否定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和统一性，其在逻辑上的错误，上引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的谈话中既已指明。值得一提的是，在1958年8月11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他的看法。他说：《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把同一性统统讲成是形而上学的，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河水不犯井水，和平就是和平，战争就是战争。其实，这两个东西虽是对立的，但有同一性，没有同一性，怎么能转化？凡是对立的东西都有同一性。应该说，强调对立物之间的同一性，这在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中，是不多见的，因而也是非常可贵的。

（二）由于《简明哲学辞典》明显带有斯大林时期的哲学以及政治上的印记，因而毛泽东评论的不仅仅是这本书，而是借此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教训。所以，在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便进一步谈到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一些简单的做法。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责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很明显，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辅助读物来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难免带有否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遗产的缺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搞形而上学，“在政治上就犯错误”。在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紧接着谈到斯大林时期所犯的形而上学的政治错误。他说：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物不能统一，不能转化。

（三）现实实践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科学文化的方针。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曾估计过，地委以上的干部有十分之九的人不理解这个方针。国际上，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理解，说这是右，是妥协等等。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文化方针。为此，在1957年1—5月份，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宣传和解释这个方针。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共讲了6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这个方针。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观点，就是为了阐述这个问题而讲的，意在从思想方法上纠正人们对“双百”方针的误解。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同反面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斯大林的教训就在这里，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13.差别就是矛盾（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

［原文］

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如只认善恶，男女，等等才是矛盾，其他不能转化为矛盾，这是形式主义的划分法

——摘自艾思奇《哲学与生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招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摘自毛泽东1937年9月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1页）

［解析］

“差别就是矛盾”这一段批注是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下的。艾思奇（1910—1966）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35年底出版《大众哲学》（即艾思奇24篇哲学讲稿汇编而成，刚出版时，名为《哲学讲话》，后更名为《大众哲学》）。该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在我国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起到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引起极大反响。1937年4月，出版《哲学与生活》一书。该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相对与绝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矛盾等问题，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分析了民族、宗教观念等问题。1937年10月，艾思奇到达延安。毛泽东同他交往密切，经常与他一起研究哲学问题。1937年9月，毛泽东曾仔细阅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并作了长篇摘录。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毛泽东信中说的“疑点”就是指他对艾思奇理解“差异”问题的看法的商讨。

毛泽东认为，说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矛盾，是不妥的；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所以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毛泽东在1937年8月写下的《矛盾论》中，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矛盾的普遍性一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指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只有坚持这两方面的含义，才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批评了前苏联德波林学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侍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的观点。艾思奇对差异的理解和表述，不是十分准确的。毛泽东坦诚而友善地指出了这一点。并愿和作者当面详细商榷。因为如果不认为差异就是矛盾的话，在理论上就会导致不能彻底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矛盾普遍性的基本原理。这段批注，既表明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原理有着科学、全面的理解，又表明他对待同志之间在理论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进行善意的研讨的态度。

14.没有永远停滞的东西（读艾思奇《思想方法论》）

［原文］

人类的改变世界，是不断地在进步，决不停止在现状上，动物的改变却不是这样的。蚂蚁蜜蜂始终只依赖着它们生来的能力去生活。——摘自艾思奇《思想方法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并不是没有微弱的进化，永远停滞的东西是没有的，我想。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思想方法论》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51页）

［解析］

毛泽东这句批注是读艾思奇《思想方法论》一书时写下的。《思想方法论》一书是艾思奇1935—1937年在上海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写下的一部通俗书籍，作为青年自学丛书之一，1936年夏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艾思奇在这里为了说明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强调人类在改变世界中的不断进步，却认为动物是始终只依赖它们生来的能力去生活，这就否认了动物的进化与发展。毛泽东批注道：“并不是没有微弱的进化，永远停滞的东西是没有的，我想。”这一批注，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原理，纠正了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不恰当的认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但各自发展变化的方式不同，有的剧烈、明显，有的微弱、不明显。蚂蚁蜜蜂，在较短的时间内，看不出它们的能力有什么变化；但在较长的时间内，就可看出它们的进化与发展。如果忽略了这些，就可能在理论上不能彻底地坚持唯物辩证法。

15.由思维到物质即检验与再认识（读李达《社会学大纲》）

［原文］

我们当分析认识过程时，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为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就必须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

——摘自李达《社会学大纲》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

——摘自毛泽东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读李达《社会学大纲》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65—266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句批注是在阅读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时写下的。李达（1890—1966年）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后长期在大学担任教授。1937年5月，出版《社会学大纲》（上海笔耕堂初版），并立即将书寄给毛泽东，请他指正。毛泽东在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间阅读了这部著作，十分赞赏，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10年反动统治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天读这部书平均25页多，一个多月内就读完了。书中《唯物辩证法》等篇章，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两遍，共写了3000多字的读书批注。

毛泽东在读这部书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这本书时写下的批注，既有时原书观点精华之处的摘要，又有对原书观点的补充与修正。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谈到认识发展过程时，注意到了物质到意识推移的辩证法，以及感觉到思维的辩证法。毛泽东在读到这里时认为，还要注意，“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这一批注，是时原书观点的重要补充。毛泽东十分重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关于客观外界的规律认识之后，使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即思维到物质的推移），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修正和发展认识，并且改造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时隔20多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840页）

16.用通俗言语宣传唯物论，极好（读李达《＜实践论＞解说》）

［原文］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说明］就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过程举例来说：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就陷入了殖民地化的过程，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或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还停顿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历年来，他们亲眼看到外国人夺取我国的领土，在中国境内设置租借地，开辟租界，增开商埠，驻扎军队。这一连串的事实，使得我国人民感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剥削，觉得中国要被瓜分豆剖，国亡无日了。中国人民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起来做救亡运动了。但是救亡运动如何进行？靠政府的力量么？当时的清皇朝被列强征服以后，已向列强投降，做了列强的伥鬼，帮助列强压迫着人民。于是只有对列强做自发的斗争。这斗争的方式，就是排外主义，即排斥外国人，排斥外国货。这即是说，那时的中国人不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以为只要洋人和洋货排斥了，中国就可以得救。义和团运动，就是依照这种认识才发动的。这一类排外主义运动，无疑地是反帝的民族斗争，只因为当时不能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更理解不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连锁性，所以采用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致使像义和团那样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运动终于失败。

——摘自李过《（实践论）解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即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于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敬意！毛泽东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无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408页）

［解析］

毛泽东和李达世交很深，两人同籍湖南，同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非常赞赏，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建国初期，李达在长沙任湖南大学校长。195O年底，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立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宣传这篇著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撰写出《（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实践论）学习提纲》等重要文章，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紧接着，他又写了8万多字的“解说”，并在校内外作了几次辅导报告。为了尽快地把《解说》付印，又能做到不出错解，他每写完一部分，就及时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的回信，便是读完其第二部分后写的。第一部分此时已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他“在刊物上看到了”。第三部分当时还未完稿。

李达的《（实践论）解说》，撰写体例是一段原文，一段说明。毛泽东认为这种写法“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这个评价是很好的。在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时，李达并不拘泥于毛泽东的个别词句，个别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去阐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的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1951年3月27日给李达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外暂仍照原。”

《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时，《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的那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2版出版时，编者在《实践论》中的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把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信中提出的“拟加修改”的意见引了出来。

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李达的书稿。凡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他都通通圈掉，改为“毛泽东同志”。

他在信中说的，“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者在注释中说，主要是这样3点：（一）《解说》中谈到，“这斗争的方式，就是排外主义，即排斥外国人，排斥外国货。”毛泽东在这后面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解说”中谈到“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实践论）解说》原稿中关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一段话，没有对中国人民曾经有过的排外主义认识作出概括，也没有对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帝作用这一点作出评价。毛泽东在这两处作的修改，使论述更深入和完善了。李达非常重视毛泽东对“解说”的指导和修改，在发表《解说》单行本时，加进了毛泽东修改的内容。但是李达没有拘泥于毛泽东修改后的词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一番斟酌，对毛泽东修改的两段话，又作了个别的修改。

1952年4月，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发表，李达又以新的热情从事《（矛盾论）解说》的写作。1952年9月，毛泽东应李达的请求，为爱晚亭题字和对《（矛盾论）解说》作指导，于17日给李达回了下面这封信：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儿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顺候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后来，李达写出《（矛盾论）解说》，不知毛泽东是否细致读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李达这种以通俗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工作，始终是热情支持和肯定的。

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子1951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其《（矛盾论）解说》，先是在《新建设》上连载，后于1953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17.颇为新鲜（读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二十五日

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二十六日潘书P94—174。

二十七日P175—204，完。

——摘自毛泽东1938年3月25日至27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

［解析］

写作《矛盾论》之后半年，1938年春天，毛泽东读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

那时，毛泽东刚读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4日，《战争论》读到第111页。他在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毛泽东为了读刚收到的潘著《逻辑与逻辑学》，放下原来正在读的书，这说明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似乎不亚于对战争理论的兴趣。一天读93页书，打破了他这一段时间读书进度的记录。按照他的“读书日记”的记载，这前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读书的数量一般是20—30页，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了55页。

接下去，毛泽东只用3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逻辑与逻辑学》这本学术著作。在毛泽东当时的“读书日记”中，3月26日记：“潘书，P94—174”。27日记：“pl75—204，完”。28日记：“《战争论》P112—122”。

潘梓年（1893—1972），早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其《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是1937年6月被释放出狱写成和出版的。该书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只附带地谈一下逻辑的性质，而是一本成体系的逻辑学著作。毛泽东说它“颇为新鲜”，大概是指它把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个部分。该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也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方法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思维历程。形式逻辑被当作逻辑术，技术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为观察法、统计法、推演法。

潘书关于方法和技术的区分，在观念上有了新的转机。形式逻辑虽然“从方法的地位降而为技术”，只是“充当一名技师”的角色，但它毕竟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潘书在对形式逻辑性质的叙述中还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按照潘书的观点，形式逻辑只配充当思维技术的角色，不够充当思维方法的资格，不属于思维方法，而辩证法、形而上学才是思维方法。那么应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形式逻辑既不是辩证法，也不是形而上学。按照这个结论，就应该纠正当时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现象。可是潘书却没有作出这样的推论。它时而说形式逻辑涉及的“只是思维形式”，不涉及思维的内容；时而又批评“形式逻辑是把一切自然都当作静止的东西来观察，只去认识它的形状（Being），不知道它有‘行为’（Doing）”，把事物“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定形态”。但是，该书把逻辑区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的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那自相矛盾的体系也集中暴露出了当时把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后来50年代末毛泽东嘱咐重印逻辑专著，潘书也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刊》，于1961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现在我们在毛泽东故居的卧室中还可以看到它。

“颇为新鲜”这个感受，是毛泽东对潘书的褒奖，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对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30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哲学著作，都是把形式论理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直到1940年为止，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读到的哲学教科书，都专设章节批评形式论理学尤其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无形中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例如，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仔细读过，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该书在谈到否定观时有这么典型的一段话：“辩证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论理学的否定，在哪一点上不同呢？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未加任何论证的等式：形式的论理学＝形而上学的论理学＝形而上学。通过一个算术中的“等量代换”，结果一切本应对形而上学说的话全都转给形式论理学了。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毛笔写了一段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这些话若作为批评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十分中肯的，但对于形式逻辑来说，就不合适了。

在毛泽东于1937年7、8月份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

如果说爱森堡、李达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抛弃形式逻辑的话，那么潘书试图在方法和技术这两个名义下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则是树立起了逻辑学的权威。这个新见解是潘梓年独立思考的成果，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敢想敢说的成果”。它在中国近现代逻辑学史上，起过承先启后的作用。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应该说，是从他1938年阅读潘梓年这本“颇为新鲜”的《逻辑与逻辑学》开始的。到1950年，苏联哲学界开始讨论逻辑问题，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形式逻辑的认识。所以，解放后着手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写信给田家英等人，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后来《矛盾论》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全部删去了。

18.我看不错（读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王方名《论形式逻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16日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人会议时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摘自毛泽东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和其他同志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建国初期，我国大学中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这时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观点就支配了我国的学术界。自从1940年斯大林提倡干部学习形式逻辑，苏联的逻辑学领域开始复苏了，各种观点竞相著书立说。直到1950年以前，占优势的仍旧是30年代哲学教科书观点的延续，即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有阶级性、有党性，因而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逻辑学界也展开了讨论。由于上述观点与斯大林批评的马尔的语言学说相类似，在这次讨论中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在《哲学问题》杂志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的“总结”中，甚至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斥为“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者”。继之而起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承认形式逻辑，但认为它与辩证逻辑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其代表性教科书，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很快被译成中文，成为流行的教科书。

毛泽东读了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书，不同意它对形式逻辑地位的看法。毛泽东有个特点，在他自认为不懂或不甚懂的科学领域，格外谨慎。对于逻辑学，直到后来他读了很多专著、论文，已形成了自己一套逻辑观之时，仍旧很谦虚，因而在1956年以前，他对《逻辑》一书为代表的逻辑观没有随便品评。

1956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提出了新的见解：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这种“主从”说，对于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是一种挑战。中国50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就以对周谷城的这个观点的不同看法之间切磋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周谷城的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从而在1957年2月16日召集的会上首次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也不错”。

毛泽东的赞许态度，对周谷城本人也流露过。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和周谷城“商榷”的。毛泽东鼓励周谷城，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他们之间还有下面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

周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泽东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

周说：我没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这次谈话的地点在上海。时间是1957年3月，毛泽东一路南下，宣传“双百方针”，最后到上海。4月上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叫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关地方还折角作出记号。4月10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周谷城文章的支持，认为“观点比较对”，同时指明了同周谷城说的，“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的那个人，就是王方名。

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与周的观点相似的文章共3篇，分别登在当年的第1、2、3期上，均署名“求实”。这3篇文章，对3个流行的逻辑观点提出质疑。第一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是“初步规律”的说法的质疑。第二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质的规定性的说法的质疑。第三篇是对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方面的质疑。毛泽东对这3篇文章相当欣赏，经他建议，王方名的几篇文章还汇集成一小册子，叫《论形式逻辑》，195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教学与研究》丛书出版。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场，此外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人。这次聚会在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毛泽东从中撮合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除了论及各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在当时学术界的气氛中，毛泽东强调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它包含着对周、王二人勇于探索理论的勇气的鼓励，也包含着对逻辑学界的期望。当时周谷城的逻辑观点在讨论中的处境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很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赞成他的主要观点的逻辑学专家是大有人在的，不过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讨论。坚持“高低级”之说、并在讨论中批评周谷城的“主从”说的作者们，主要是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具体说是引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使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比喻为“就好像是逻辑的初等数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说：“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

比喻对于帮助理解是有益的。但比喻只具有某种相似性，它毕竟不能算作精确的论证。逻辑学毕竟不是数学，严格说起来。它们研究的对象之间是不可比的，这属于另外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周谷城来说，面临着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严肃的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红典作家的话持什么态度？何止语言有层次性，科学理论也有层次性。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就会联结起来。知识是一个系统，它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是一个辩证法。

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了争论的焦点。他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正是从科学态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指出方向。这样，他既从根本上指出了学术讨论应该坚持的原则性的立场，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倾向，也起到了保护学术讨论中占少数却比较正确的一方。

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出于对学术讨论自由的维护，对专家学者的尊重，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在私下里，他就和周谷城说过。他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1965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明，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这些观点，同周谷城的文章的观点是一致的。

19.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读章士钊《逻辑指要》）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教安。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上午八时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7日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9—560页）

［解析］

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的初版本，是1943年在重庆出的。建国后，经修订于1961年由三联书店作为毛泽东提议编选的《逻辑丛刊》之一再版。毛泽东读这本书，当时在其再版之前。该书得以再版，与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

章士钊在逻辑学中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早于1918年就在北京大学讲授过逻辑学，影响很大，曾先后几易大教室仍坐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逻辑指要》即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虽然对有些史料的分析不乏牵强之处，但它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他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谬论，在中国近代逻辑学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

1943年，该书在重庆出版时，章士钊在一篇自序说：“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浮泛不切，欲得逻辑以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助，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公遂虚衷自牧，不耻下问，并督为讲录，俾便览观。于返港之明日，伸纸吮笔，纵其所之。”其中对蒋介石之看重该书，多有褒词。章确也奉蒋之请，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讲授该书内容，前前后后约讲了一年光景。毛泽东既然知道章士钊的这本著述，对这些情况也不会一无所知。但他有自己的看法。

1959年5月章士钊为《逻辑指要》写的一篇后来未用的再版序言中，谈了这样一件不为人知的趣事：“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越三月，公几召，以原书确于案。”毛泽东“冁然相谓曰：吾于此书已一字不遗者××阅一通。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夥矣，然大抵从西籍迻译得来，不足称为专著，独子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学问之事，庸何伤！”表明在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只能历史地去看待。人民需要继承、吸收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更何况，在他看来，《逻辑指要》“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这是毛泽东“一字不遗”“阅一通”得出来的印象。

毛泽东对《逻辑指要》的评价是中肯的。“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这是难得的褒奖。《逻辑指要》的价值，与其说在逻辑理论的创新方面，不如说在中国逻辑研究的开拓方面。当然，草创也难免于粗糙，空前的东西并不绝后。章士钊后来曾说它“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花香不在多”。就这些已足够“宜于印行”，“为今日参考资料”。

为了出版此书，章士钊用一个月时间对全书作了删改。毛泽东也十分关心该书的再版事宜。在收到章士钊的修改稿后，他于1959年6月7日在病中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封信。信中称赞章士钊“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金著是指金岳霖的逻辑学著作。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为章士钊代拟了《逻辑指要》一书的再版说明，建议他考虑采纳。

从毛泽东代拟的“说明”来看，章士钊在6月6日的信中较详细地谈了自己修改《逻辑指要》的情况。毛泽东代拟的“说明”，从文体上来说，是一篇十分精彩的“重版序言”。它既谈了重印旧作的由头、修改情况，又联系到当时学术界的背景，谈了对旧作的态度。总共不过二百四五十字，容纳了这么多的信息，字字着意，句句含理。

过了一周，6月14日，章士钊重新写出了“重印说明”。除前面加了一段有关该书写作经过和一些自我评价性的话外，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说明”的内容，有很多还是原话照抄上的。1961年正式刊印的《逻辑指要》，采用的即是这份“说明”。

20.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读《逻辑学论文集》、《逻辑丛刊》）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毛泽东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摘自毛泽东1958年6月19日致高智信（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2页，三联书店19S6年版）

康生同志：

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8日致康生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5页）

［解析］

阅读逻辑学书，关心有关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这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侧面。逻辑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便是用《工具论》来命名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方法、工具的掌握和运用。他重视哲学，爱读逻辑学书，提倡学习逻辑知识，也是出于对“工具”的考察和获取的愿望。

1956年2月号《新建设》发表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从《新建设》扩展到《哲学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毛泽东始终注意各种观点的讨论文章，跟踪阅读，广收博览。前面引述的他给机要秘书高智的信，便是一个例子。

据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是在研究形式逻辑。信中所说“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分别指《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刊登的马特《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6月14日刊登的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马特的文章是对讨论情况的综述，但带有倾向性，而且把争论看作“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批评周谷城、王方名的观点“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附带说一句，在那次讨论中，马特是坚持斯特罗果维契观点的主要代表。周谷城的《六论》与马特的文章是针锋相对的。

周谷城的文章刚登出，毛泽东就请周谷城从上海到北京中南海来共同讨论逻辑问题。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上展开这个新情况十分关注。他认真读了这两篇文章，并把这两天的报纸收藏起来，留待仔细研究。

毛泽东借《新建设》和《哲学研究》，显然也是查阅有关逻辑学方面的文章。有关逻辑问题的讨论最初是在《新建设》上展开的。毛泽东要该刊1956年第1期，可能是想了解讨论开始前的情况。在他这张条上开列的刊物中，关于逻辑的文章，《新建设》上有15篇，《哲学研究》上有2篇。

1958年7月1日，在毛泽东开列的一张索书条上，要该年“一至六月的《哲学研究》”，可能是继续查有关逻辑学的文章。

196O年3月24日，毛泽东向其他同志推荐《哲学研究》1959年第1期和第12期，1960年第1期和第3期。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委员人人都订一份《哲学研究》。当然，这一时期，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感兴趣的主要是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这期间的《哲学研究》上面有关讨论逻辑问题的文章，可能他也都看到了。

在这次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邀集有关人士谈逻辑问题。1957年4月10日以前在上海和周谷城谈过一次，同年4月11日和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等谈过一次，1958年6月17日晚上和周谷城又谈一次。除了这些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召集理论界的有关人员聚谈当时讨论中提出的逻辑问题。

1957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过一次逻辑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毛泽东还举了很多例子进行说明）；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遍运用的，没有阶级性。

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一次聚谈逻辑问题。参加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周谷城。从下午5时45分一直谈到晚上11点半。

由于关注逻辑问题的讨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把有关文章和专著汇集起来，便于人们系统的了解。于是，他在1959年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提出了这件“有兴趣的”的事情，希望“早日汇编印出”。

毛泽东提议编印逻辑论文集和专著，事实上并非在给康生的这封信中才提出的。根据章士钊1959年5月为重版《逻辑指要》所写的序言来推断，早在5月份以前已分别着手做这两件事了。章士钊在这份后来未用的序言（手稿）中说，”近日”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和人民出版社哲学组的同志为重印《逻辑指要》的事宜“见访，并提示校勘质疑若干条，知两君已于鄙著浏览有素自后，余自行拎阅一遍，稍有增改”。5月份章士钊已把《逻辑指要》全书校改完毕。逻辑学文章篇目的“搜编”自当也已基本完成，送毛泽东阅览。当时这两件事是由两个单位分工做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分工负责收集、编辑逻辑学论文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工负责挑选、编辑逻辑学“专著”。姜椿芳当时任编译局副局长，编辑逻辑学论文集的工作即由他负责，“书目搜编”可能指的就是搜集编印的论文篇目。所以，在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毛泽东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说逻辑学论文篇目的“搜编也是用了功的”，大概指其搜集的篇目数量上齐全，编排上既照顾到了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又照顾到专题性。在此之前，《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过一本《逻辑问题讨论集》，于1959年4月出版发行。但这个集子“并不是把所有的逻辑文章都选入”，甚至有些争论中的文章“也未收入”。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学研究的全貌、争论的背景，只读这个“讨论集”是不够的，因而需要另编一套“论文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收入了1953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150篇，分为六集。其中第三、第四集是两个专集。第三集收入的主要是苏联译文，第四集收入的主要是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这套论文集1959年8月印出，可惜始终未公开出版。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担负起了挑选“专著”的任务。他们编的一套《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套书共11本。分别是《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穆勒名学》（穆勒原著，严复译述）、《名学浅说》（耶方斯著，严复译）、《辨学》（耶方斯著，王国维译）、《论理学纲要》（十时弥著，田吴炤译）、《逻辑史选译》（齐亨等著，王宪钧等译）。这日本专著都是从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逻辑书中挑选出来的，它们都是较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影响较大的。在收入“丛刊”之前，毛泽东至少读过3本：《穆勒名学》、《逻辑和逻辑学》、《逻辑指要》。后来，毛泽东一直把这套重刊的逻辑书保存在身边。

毛泽东不满足于看逻辑学论文，他还希望系统地看全部“专著”；他不满足于只了解“近几年”的讨论情况和各种见解，还希望了解中国“近数十年”的研究概况、认识的历史发展；他不仅对西方的逻辑感兴趣，也想对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有更多的了解。1958年他就和周谷城说到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最好把古今所有的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印成一部丛书，还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按语。（周谷城《回忆毛泽东的教导》，《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1页）为“写几句话”的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入了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给周谷城的一封信。信中说：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

周谷城在逻辑学方面的“大著”是论文集。一本是以周谷城的逻辑学论文为主休的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它以周谷城1956年那篇文章为开卷篇，一批一驳，依次展开，共20篇论文，其中周谷城的占10篇。另一本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收的全是周谷城个人的逻辑论文。“大著”指的是哪一本并不重要，“作序”一事多少有点误会。从周谷城方面说，既然毛泽东说要印逻辑丛书，这本论文集是否在列，他是不清楚的；毛泽东又说过在前面写几句话，周谷城以为毛泽东愿意写几句话。从毛泽东方面说，要他“作序的事”如果是就某本具体的“大著”而言，他不愿作序。显然是为了维护逻辑界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维护逻辑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

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便于及时了解学科研究的前沿和最新成果。但对于系统地研究来说，查借不方便，随手翻阅也很麻烦。毛泽东组织人汇集专题文献，为逻辑学研究做了一项基础工作。

毛泽东到了晚年，读逻辑书的兴趣仍旧很浓。他让有关方面把有的逻辑学著作印成大字本来读。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一本《近代逻辑史》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此书印成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近代逻辑史》是苏联巴·谢·波波夫所著，1964年12月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中译本。它正好满足了毛泽东希望了解西方逻辑学史的愿望。顺便说一句，《逻辑丛刊》重印了解放前出版的较为有影响的逻辑学专著，至于解放后出版的各种逻辑学书，毛泽东几乎搜集全了。

21.各阶级间没有充足理由律（读朱波《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1965年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光明日报》今天有篇文章，谈逻辑的，他指的是朱波的《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该文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而认为它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种观点是动脑筋思考了的，比那些把形式逻辑“规律”等同于事物规律的庸俗化做法前进了一步。这个问题到今天也并非都弄清楚了。问题就出在这“规律”二字上面。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等，是对思维活动及其表达形式的规范、戒律，并不是思维本身具有的内在必然规律。若思维自然而然便如此，学逻辑知识就成了多此一举。事实上恰好相反，人们的思维只有经过训练才能达到逻辑上的自觉。在日常思维活动中，违反逻辑的现象屡见不鲜，怎么能说是“规律”呢？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和道德一样，是一门规范的科学；它是人类自觉、文明的象征，是思维对思维本身的规范，因而是人类思维本身反思的产物。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毛泽东注意到朱波这篇文章，还同陈伯达议论过。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第12期上刊登了《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署名邵友勋，其实还是朱波所写。该文提出，充足理由律能否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规律，要看对它如何理解：要求推理前提真实可靠这样意义上的充足理由是不存在的，要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具有连贯性、论证性（前提与结论之间有逻辑联系、前提是推出结论的理由）这样意义上的充足律是有的，它属于形式逻辑的一个要求，也与形式逻辑一样，没有阶级性。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那次谈话中，陈伯达提到当时在《红旗》杂志哲学组工作的朱波，说，“主席注意的，《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关于逻辑的文章，是朱波写的；朱波最近又写了一篇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

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毛泽东这里说的“理由”，即推理的前提、论证的论据。人们常说的充足理由律是相对于推论和证明而言的，它包括两方面的要求：（1）理由（即前提、论据）的内容真实；（2）理由能必然地推导出结论，换句话说，推论的形式正确。一个推论或论证的真实正确要靠这两条共同做保证。由于形式逻辑是撇开内容，仅从形式方面来研究推理论证的，而真实与否是认识的内容问题，涉及到作为前提的命题的思想内容，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否认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把“充足理由律”仅限制在形式方面，仅理解为结论必须在形式上逻辑地包含于前提之中，能否继续保留在形式逻辑之中呢？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毛泽东那段话是否有认识论上的含意，即他是否也否认理由在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上有一致的标准呢？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是持否定观点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再详细分析。这里只从原则上指出，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毛泽东否认的是价值判断中存在各个阶级共同的充足理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各阶级的大前提是不同的。国民党反动派骂我们是“匪徒”。他们说：“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以蒋介石是匪徒。”可见，结论实际上是包含在大前提里面的。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大前提”，就属于价值判断范畴的。所以他认为各阶级间不存在充足理由律。当然，如果误以为对于事实判断各阶级也有权自立标准，各行其是，那么在理论上势必导致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22.很想多懂点机械运动的矛盾规律

（读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党分总支《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

[原文]

我们说积木式机床是人们认识到机床的内部矛盾的规律，进一步发挥和应用了客观规律的结果。它是科学的，而且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机床发展方向。

我们还认为，从积木式机床中所发现的机床发展规律，对今后的实践有着重大意义。

根据对切制过程基本矛盾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研究积木式机床通用的积木块和特殊的积木块问题，为大量生产机床创造有利条件。

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精密机床和特种机床问题，我们认为，它们和一般机床的主要不同点也在于工作部件，因此，也可以将它们和积木式机床相联系起来，设计和制造一些特殊的工作部件，就可以在普通机床厂生产精密和特种机床，迅速满足国家在这方面的迫切需要。

进一步研究用“以小于大”的积木式机床解决大型零件的加工问题，。

过去我们考虑切削加工，一般仅仅从矛盾的一方一切削工具——着手，如果考虑到矛盾的另一方——工件，就会出现新的局面。这必将引起机床的进一步革命。

用通用的传动及支承部件加上特殊的工作部件来组成机床的原理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机器。

认清了机床的矛盾发展，不仅使我们能够在今后攻取科学堡垒中明确方向，而且使我们决心在机床教学中来一次彻底的改革。

——摘自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6日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致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信（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9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因为这张报比较注意登理论文章，能给他较多的关于学术思想的信息，包括有关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信息。他热情推荐《光明日报》上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即是一例。

1960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结合当时技术革新的发展而研究和写出的。“蚂蚁啃骨头”（小机床加工大工件），“积木式机床”，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就这个问题作了分析和研究，写了《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在会上已引起注意。会后，此文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请《红旗》杂志加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信未原署“毛泽东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后来改署为“红旗杂，乞编辑部一九六0十二月六日”。

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励。《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这篇文章，转载在《红旗》19年第24期上。作者按照毛泽东的信的要求写出的第二篇文《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予以发表，还加了一个按语。按说了毛泽东的那封信的要求，说了这篇文章的论点还可以讨论，还有不同意见，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表示希望：“如每一个专业，每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每一个生产单位，都能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的方法，抓住他们自己业中的一个特殊性的矛盾，用一定的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同志，从1958年10月开始，到这篇文的写成，共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研究，那就可以预期，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将获得愈来愈多成果，将出现更加繁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半年以后，在《红旗》1961年第24期上，发表了一篇关机床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综述，介绍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这两篇文章和当时的讨论，有些关于矛盾的分析和议论，哲学方法上说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是不是有搬弄概念的缺点？但是主要的、实质的东西，是对机床发展方向的分析和预测。文章所作的预测的科学性到底怎样，这是应该由机械学家们来断的事情。80年代中期有人写文章，认为那两篇文章是我国宏观上从综合上讨论技术发展战略问题的较早的文献，而这研究正是现在应该大力提倡的。这个评论是有见地的。

毛泽东说，他“很喜欢读这类文章”，“还想懂得多一点”。这说明他对哲学研究同技术研究的结合，对技术发展的思路和战略的探讨，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和关注。

（本条解析均摘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的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一文“关于机床设计发展战略的讨论”一节。特此注明）

23.很欣赏，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读权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原文]

乙：现在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的始原的观点还是正确的吗？

甲：在我看来，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的始原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的确，在1932年，人们曾经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且就是在今天也还不能把基本粒子分裂成更为根本的东西。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基本粒子是物质的始原则是不对的。把只在实验技术的某一发展阶段上所允许的观点不加批判地固定化，就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是和科学不能相容的观点。

乙：这样说，基本粒子这个名称是用得不恰当的啊。

甲：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名称不过是一种符号，怎样选取都可以。但名以表实，如果采用了不适当的名称，往往连本质也逐渐被误解了。实际上，基本粒子是物质的始原的观点，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地潜入了物理学家的头脑，看来在妨碍着科学的进步。

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的原子物理学的蓬勃发展的经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子决不是物质的可分性的极限，而是构成自然的不同质的无限阶层的一个，我想，基本粒于虽然现在看来好像是物质的始原，但还是以把它看成物质的阶层为对。

乙：《自然辩证法》一书不是恩格斯在原子的不可分性被实验推翻之前写的吗？

甲：早在1867年，恩格斯在他给马克思的信里就曾写道：从前虽然把原子解释为可分的极限，但是现在，它只表示在分割时产生质的差异的环节。在这以后很久才发现了电子和放射性元素，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们对于恩格斯的原子观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深信原子是名副其实的物质可分性的极限，因此，在新的事实被发现时就惊慌失措了。

乙：难道当时就没有人采取唯物辩证法的原子观来展望将来吗？

甲：很遗憾，在物理学家里是没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曾经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物理学的危机，说出了“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这句名言。

——摘自权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摘自毛译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2—103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

——摘自毛译东1964年8月23日同坂田昌一的谈话（见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运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24日同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见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上面几段话，是毛泽东读了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后，于1964年8月6日和24目的两次谈话。

毛泽东不是自然科学家，但他很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并常常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出发，谈论到自然科学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基本粒子即是一例。

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感到，由于斯大林缺乏辩证思想在苏联和国际共运中所产生的影响很严重，因此，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专门着重讲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主张“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在讲这样的思想时，他以原子为例说道：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着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的领袖，在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上讲物理学中的辩证法，在当时引起到会各国党代表的瞩目是很自然的。这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有针对性地公开表达他的物质具有无限可分性的观点。

1963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创办于1956年、停刊于1960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季刊），又复刊了。复刊第1期的重点文章之一，是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原载《日本物理学会志》第16卷第4号（1961年4月），复刊发表的是从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转译过来的。

这个杂志发行量不大，开头不过2000份，后来也不过1万份。读者圈大致限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一些对自然辩证法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哲学界多数人都不大注意。然而毛泽东注意到了。1963年12月16日，中央科学小组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同志到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谈话中，毛泽东问起这个杂志，说：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2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毛泽东确实详细读了复刊后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的一些文章，例如，在1964年第1期上龚育之编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科学试验的论述》。第2期上席宗泽写的《宇宙论的现状》等文章上面，毛泽东都做了圈画。

毛泽东最看重的，自然还是复刊第1期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他在文章上画了许多圈圈、道道。很是赞同坂田昌一的观点，或者说，他从坂田昌一的文章中看到了吻合自己的一贯思路的观点。这篇文章约1万余字，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基本粒子并不是物质的始原”，包括“引论”、“电子也是无可穷尽的”、“基本粒子不是点”、“场论不是最终的理论”、“海森堡的基本粒子观”等小节。第二部分标题是“新基本粒子观”，包括“引论”、“重子一介子族的复合模型”、“完全对称性”、“弱相互作用与复合模型”、“基辅对称性和名古屋模型”、“B物质的本来面目”、“中微子统一模型”等小节。这是一篇很尖端的物理学论文，但其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基本位子的一般方法和原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观点。这从我们前面引述的那段对话里即可看出。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地方。

1964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时常谈论物质无限可分性的观点。例如，1月17日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他说：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譬如说：过去认为原子不能再分，后来科学发达了，知道原子可以再分成原子核和电子，后来又进一步，知道原子核还能再分，而且那里面复杂得很，可以分成好多部分。电子能不能再分呢？理论上是可以分开的，虽然实际上我们对电子世界还懂得很少，科学家还没有能把它分开，但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这门科学，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

7月2日，接见哥伦比亚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世界上没有不分化的事物。大体上，凡是一个统一体，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不然的话，又怎能成为一个社会、一个统一体呢？小到拿原子来说，原子也是由原子核和电子这两部分组成的。现在物理学家说，原子核也是由多种物质组成的，有14种之多。这些名词也许翻译起来不好翻，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原子核中重的部分的6种物质，另还有轻的部分的6种。

这些谈话内容，同毛泽东读坂田昌一的文章是有关系的。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便直接谈到“很欣赏”坂田昌一的文章，称坂田昌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还引用《庄子·天下篇》里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来阐述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观点。8月24日，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他的卧室，专门谈坂田昌一的文章，并且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对自然界辩证法的一些见解。讲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讲到细胞的起源；讲到地球和人类的未来；讲到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工具；讲到哲学就是认识论，等等。

当时，正在举行北京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会议。8月23日，毛泽东接见与会的各国科学家时，同坂田昌一握手，并说自己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昌一的惊讶和喜悦。后来游颐和园，于光远向坂田昌一说明了毛泽东从哪里读到他的哪篇文章，告诉他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非常重视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还告诉他，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昌一很感兴趣，说：可惜他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意见，如果早知道，他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坂田昌一回国以后，多次写文章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

由于毛泽东对坂田昌一文章这样重视，坂田昌一又对有关人士说过他那篇文章苏联译得不甚准确，负责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人便找人从日文重新译出这篇文章，把原来发表时的题目《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听说毛泽东对人说过，这样的文章，专门名词、专门知识一般读者不懂，应该作些注释。编者又组织人作了一批注释，替《红旗》编辑部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按语，连同译文、注释一起，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6期发表。

《红旗》杂志上的这篇按语，是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精神写的，许多是毛泽东的原话，为说明毛泽东为什么重视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我们不妨全文引出：

编者按：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一个事物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事物是不可分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自然界是如此，社会是如此，人类的认识也是如此。否认这一点，就是形而上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地证实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和认识论。

宇宙，从大的方面说，在太阳系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太阳，在银河系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它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小的方面说，也是无穷无尽的。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它们是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质子又有和反质子的对立的统一。中子又有和反中子的对立的统一。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等等，这些基本粒子还是可分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样是无穷无尽的。人类的认识总是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在人们追求物质结构的真理的过程中，每深入一步，都有人中途停顿下来，认为已经达到“物质的始原”，认为这种“物质的始原”再不可分了，再不包含内在的矛盾了，企图完成所谓最终的理论。自然科学的历史无情地嘲弄着这样的形而上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揭示出自然界固有的辩证法。

本刊这期刊登著名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这篇文章，遵循恩格斯关于分子、原子不过是物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各个“关节”的观点，遵循列宁的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观点，根据基本粒子领域的新事实，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发挥了自然科学理论的无限发展的思想，尖锐地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自然科学家能够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写出这样好的作品，还是少见的。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要在各项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我们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读一读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对于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会得到有益的启发。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志，读一读这样的文章，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也会有好处的。

因为这篇文章涉及许多专门知识，本刊同时发表一篇注释，供读者参考。

坂田昌一的文章在《红旗》上发表后，科学界和哲学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红旗》1965年第9期还发表了一个讨论专辑。

这些活动，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起了较好的影响。因为它着眼于引导，要求把哲学的探讨同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离开这种具体研究去谈玄。

当时我国有一群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这群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他们把这种粒子称为层子，建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在当时是站在前沿的工作。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

（本条解析主要依据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一文中“坂田文章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复刊”一节，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一文的材料）

24.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读自然科学著作）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摘自毛泽东1940年2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9、270页）

[解析]

毛泽东读自然科学论著，常常立足于哲学或政治方面进行发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已列专条论述。但这并不是说，他不曾想过熟悉这个领域的某些知识。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专业性较强的批注，但有些谈话可以表明他读过一些自然科学论著，力求深入进去。

1941年1月31日，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特别叮嘱：“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在为儿子指导人生方向时，毛泽东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在政治与科学两者之间，搞政治要以学科学为基础；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选择上，先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然后再学社会科学。

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在讨论会友个人的学习计划时，毛泽东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方设法补足。”反映出他对自然科学的渴求。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是28岁，离“三十以内”还有两年。现在很难说清那两年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时间。因为那是在革命创业阶段，他担负着紧张而繁重的工作，首先是建党工作，使得他不得不在读书方面继续作出“最痛苦的牺牲”。然而，毛泽东仍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纸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他曾对旧友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他抽空钻研过农业、机械、化学、水文、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都表示过兴趣。到了晚年，还雄心勃勃计划带队骑马去黄河源头考察。

1963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在我国翻译发表，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赞赏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不可分的观点，并引申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现在，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在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回顾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之后说：“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rn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1991年9月27日《书刊导报》记载了一段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学习自然科学的话：“他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曾在中南海瀛台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有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有一次他外出的时候，李烛尘陪着他，他就跟李烛尘学化学，谈起硫酸的分子式，当时我在旁边。毛主席记得很多的化学分子式。”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一天徐涛和毛泽东散步聊天，毛泽东边走边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徐涛说：“我正相反，自然科学的书读得多些，社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你说石油是怎么开采的？怎么提炼？都有哪些用途？”徐涛尽自己所知一一回答。毛泽东总是不满足，越问越细，终于问得徐涛张口结舌，喃喃地说：“哎呀，我也说不上来了，得去查查书。”毛泽东笑了。徐涛发现，每次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只要他被难住，毛泽东便流露出孩子气的天真与得意。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会不断提出新问题。煤炭、钢铁冶炼、化工、无线电，什么都问。徐涛答不上来，就回去查书。重新武装好，再找毛泽东聊。旧问题答了，更深一层的新问题便又提出来，有时还让徐涛写成文字交给毛泽东看。渐渐地，徐涛发现自己读的书，毛泽东也在看，所以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徐涛武装半天仍要被毛泽东难住。这一来，徐涛不得不更多更细地读书，终于，有一天徐涛忍不住说：“主席，您是有意考我吧？”毛泽东笑了，拍拍徐涛的后背：“哪是考你哟！你在帮助我读书，帮助我增长知识。现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搞第二个，第三个，不学点自然科学不行哩。”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孩子李林回忆说：“1964年2月6日中午，父亲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父亲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我父亲回来告诉我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又同李四光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也涉及到自然科学问题，李林回忆：“父亲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这短短的1个多小时，毛泽东和父亲谈了多少亿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我父亲说，他很想看看我父亲写的书，希望我父亲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我父亲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我父亲问。

“毛泽东用年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我父亲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上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父亲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和书。有一次，他指着一些大本大本的书对我说：‘这些书的内容太烦琐，还有一些是错误的，怎么好一殷脑儿都端给毛主席呢？’

“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我父亲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都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要写的资料基本上整理完了，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一本，父亲就让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

1973年夏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时，毛泽东又十分有兴趣地同他讨论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使杨振宁感到很惊讶。他回忆说：我觉得毛主席对物理学的兴趣确实是浓厚的。我估计他在哲学方面的兴趣同他对于我们想在实验室里弄清楚的东西的了解和好奇心有关系。我们的谈话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他告诉我，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曾推测过物质的结构，他还引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我很乐于了解这些著作，因为我原先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谈话间，毛主席问我：“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啊，我可未曾想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不得不想一想。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作了一个未能说清问题的答复。接着我们就讨论这两个词在日常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以便同它们在物理学学术方面的含义作比较。这两个词的含义的区别是细微的，这次讨论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还同我讨论了不同程度的概念问题，并非常仔细地把他要用的每一个词句都用得确切。

25.这几篇文章，已如凤毛麟角

（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原文］

东汉到隋唐，将近一千年的漫长时期，我们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看到，佛教虽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它自从传到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按照中国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社会的解释和需要来传播其宗教学说的。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隋唐时期在中国广泛流布的不是生搬硬套印度经院哲学的法相宗，而是经过中国自己引申发挥，甚至在印度佛教学说中很少有根据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

如果说这是规律，我们应该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体现。

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它是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的论证以达到信仰的目的。它中间的逻辑分析、辩证法观点也相当丰富。作为思想资料的仓库，还大有可以发掘之处。

佛教哲学不搞清楚，对于中国哲学史中间（魏、晋、南北朝、隋、唐）近八百年的思想斗争也会讲不清楚。而且佛教哲学对宋、明理学有直接的影响。

中国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经常并肩前进，它与唯心主义。宗教迷信思想作过长期斗争。为了正确地阐明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为它的对立面的佛教哲学思想也要摸透。

——摘自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皙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摘自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4—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佛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祥宗里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解析]

任继愈（1916—）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和宗教学家。1963年，他将自己于1955年到1962年发表的关于佛教思想的论文，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共7篇：《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962年）、《南朝晋宋间佛教的“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1955年，与汤用彤合著）、《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1960年）、《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1961年）、《禅宗哲学思想略论》（1953年）、《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1955年）、《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1962年），此外，还有几篇附录：关于《物不迁论》（附今译）、关于《般若无知论》（附今译）、关于《神灭论》（附今译），关于《杜阳杂编》（附今译），以及《汉—唐佛教简明年表》。这些文章，厘定出汉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各宗派的特征，特别是作者自觉的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从我们前面引述的几段原文，即可知道，它确实代表了当时佛教思想研究的水平。它们陆续发表时，毛泽东间或读过，1963年又结集出版，自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重视宗教思想特别是在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佛教思想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在毛泽东看来，首先就缺少可意的研究机构和刊物。在1963年12月30日的那个批示中，他还批评了当时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认为它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看来，毛泽东平时较注意阅读这个刊物。另据周谷城回忆，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西郊一个旧式别墅召见他时，他们谈到了哲学史研究，毛泽东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周谷城说：“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毛泽东又谈到：“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毛泽东肯定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文章，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注意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学史上的位置上来研究，在批示中，毛泽东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在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引申了这个观点，即唐代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认为这个影响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禅宗把佛教从“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从客观唯心论到主观唯心论；宋明理学借取禅宗的认识论，来倡明凌驾一切之上的“道”、“理”、“本”，与物质性的“人欲”等对立，这就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独宋明理学，唐以后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掸宗影响。这个观点，任继愈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禅宗哲学思想略论》一文中便有过阐述。他说：“经过了唐末五代，北宋时期的大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和王安石都是出入于佛老，利用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泛神论思想最后形成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也有一些唯心主义者，谨守禅宗的唯心主义观点，扬弃了禅宗的僧侣宗教生活，而吸取了它的僧侣主义，形成了直接为世俗地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理学，如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王守仁都是这一派人物的代表。还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禅宗所倡导的不信权威的口号，敢于正面攻击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相信自己的理性，如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就是从左的方面批判继承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看来，毛泽东对这段话的印象很深。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他还说过：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并由此上溯，称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重视佛教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接受了的观点。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写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讲堂录》里，青年毛泽东郑重写道：

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在这里，把隋唐佛教思想视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独立的“发达期”来肯定，而宋代开启的理学和心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才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三个“发达期”的。所谓“由佛而返于六经”（六经即儒家经典），与毛泽东后来说的“出入佛老”的意思非常接近。

任继愈研究汉唐佛教思想，同他主编《中国哲学史》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在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一年以后，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于196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册主要研究隋唐至明代的哲学思想，其中专辟两章论“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实际上是《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研究成果的又一种表达形式。毛泽东让人找来这本书读了，并在第五章第一节“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留下了批语和圈画。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对任继愈佛教研究成果的欣赏所在。

书中第62页说：“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他们所谓关系（缘）只能是把客观事物排除在外的关系，所以是唯心主义的。”这段话指出了佛教华严宗所说的“缘”（即人们常说的“缘分”）的唯心主义实质，在于它脱离个别的、客观的事物在发生联系的时候，所具有的这样或那样的逻辑因果性，从而把事物间的联系抽象化、绝对化了。这个分析，是有相当深度的。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何其正确”。同时，他还在文中“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下面画了曲线；在（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下面画了一道着重线；在“把联系绝对化”下面画了两道着重线。这些，便是毛泽东很欣赏的地方。

26.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读1965年第6期《哲学研究》“工农兵哲学论文持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期《哲学研究》（按：指1965年第6期），我看了三篇文章，看了广东一位木工黄华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讲他发明夯墙机的体会的，看了细纱挡车工解悦写的《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

[解析]

1965年11月25日出版的《哲学研究》第6期，是“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从各地报刊上发表的各行各业基层群众结合工作实践谈哲学问题的文章中，选载了20篇。另有该刊社论《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伟大意义》，说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哲学从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的号召”。

这期刊物上的文章，大多是谈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体会，诸如用什么哲学观点解决了工作中的什么难题，这从标题上便可看出来。如：《与庄稼打交道也得运用辩证唯物论》、《驾驶汽车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指导我革新技术的武器》、《炼钢炉前的辩证法》、《<实践论>指导我学会“管天”》等等。

毛泽东读了这期上的3篇文章。一篇是作为头条发表的山西太原纺织厂细纱挡车工解悦的《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概述她在实践中，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把原来的“单手解捻，从右向左平送”的接头法，改造为“对准须条正送向上轻抉”接头法的认识过程。这一创新，把原来的接头质量从60％提高到95％，速度提高到每分钟接19根。一篇是广东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木工黄华亭的《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力量的源泉——创造发明63—101型电动夯墙机的体会》。关锋参加了这期《哲学研究》的编辑工作，写了篇《试论解悦创造“新接头法”的认识过程》，着重从哲学上的分析与综合的角度，来总结解悦的创新在认识论上的意义。毛泽东也读了这篇文章。

阅读和重视通俗的哲学读物，并把它推荐给青年和群众阅读，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举两个例子。

1936年10月22日写给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毛泽东提出：“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信中提到了两本书。艾思奇当时是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的《大众哲学》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著作，原题为《哲学讲话》，1936年上海读书出版社印行第4版时改名《大众哲学》。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30年代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编委、主编。《街头讲话》是他写的一本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大众读物，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这两本书刚刚出版，毛泽东就读到了，并认为是“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书，特意指示批量买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并给他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史、哲方面的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

1960年，毛泽东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同志：

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

毛泽东

冯契（1915—）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的《怎样认识世界》是当时颇为通行的哲学普及读物。

哲学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并要为他们所掌握的，它必须“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而哲学，又是探讨最一般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因此又比较不易懂。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的重要任务。抓住思想方法论来学哲学，从社会发展史来学历史唯物论，就一个方面的意义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利于通俗宣传，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接触和掌握。文字表达和体裁形式的通俗化，也非常重要。

要哲学书为青年和群众所愿读，所爱读，单是文字表达的通俗易懂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学地、准确地（而不是简单地、庸俗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探讨和分析当前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去解决或有益于指导人们去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晚年思路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提出，哲学工作者只有到实际生活中去，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中，有许多丰富生动的哲学道理。

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光明日报》2月1日第5版上讲哲学，从黑旋风打不过浪里白条说起，其中有一句讲农民懂哲学，知识分子是形而上学。你们看了没有？”1959年2月1日《光明日报》“哲学”专栏，发表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同学下放农村普及哲学专页”，共3篇文章，毛泽东提到的是署名曹家铸的《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一文。

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还说：“不识字的农民是懂得推理的，也会判断。你们不要把哲学看难了，看得神秘了。哲学是可以学到的。《雷锋日记》，我看过一部分，这个人懂得点哲学。”

循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读到1965年第6期《哲学研究》的“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自然是赞成和欢迎的。他读了其中3篇后提出的想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二是必须到工厂、农村去接触实际，才能写出实际的哲学；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

也是在1965年12月21日子杭州的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南京大学学报》第9卷第1期上的两篇文章，来说明只要深入实际，就会在理论上有新的发现，否则就不行。他说：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四清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讲史学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劳动人民的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这期学报上还有一篇讲调查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讲到现象和本质，说：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有说过。可见，毛泽东对这篇讲调查研究的文章的观点评价是很好的。在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1965年内部讨论稿所写的批语中，也有“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句话。不知读《南京大学学报》上讲调查研究的这篇文章，和写这个批语的时间，谁先谁后。当然，用矛盾来解释事物的本质的思想，在毛泽东那里，并非是60年代才有的。

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现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应该说与毛泽东提倡“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是密切相关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2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人民日报》1966年3月29日发表的社论《提倡来自实践用于实践的活哲学》，以及《哲学研究》1966年第2期以整期篇幅登载的《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都是这次群众学哲学活动的重要总结。怎样评价，应一分为二。一方面，它有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毛病；另一方面，它对广大群众理论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7.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原文］

有必要读一下列宁的指示：

“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从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中可以看出，相对主义、唯心主义。诡辩论、不可知论是一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实地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存在、发展的真相，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着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否认这一真理，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而相对主义，恰恰把“相对”神秘化、神圣化，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他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也说成为相对的。

——摘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岂非自相矛盾。

——摘自毛泽东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99页）

[解析]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在这里分析批评了隋唐五代时期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它的创始人法藏被唐武则天赐号为“贤首大师”，又称“贤首宗”。华严宗在处理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上，持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理为性，事为相，一切事物都是本体“理”显现出来的幻象、假象。归根到底，各种事物互相包容，圆融无碍，没有差别和对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宗的思想中，有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了绝对与相对的联系，但又夸大了这种联系，以致抹杀它们的差别，陷入相对主义。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分析批评了华严宗的错误，引证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批判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论述。但作者在阐释和发挥列宁思想，分析华严宗的错误时却不十分严谨，不是从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中去说明问题，而是仅仅强调了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和规律的绝对性、客观存在性。这就显得不十分准确。毛泽东认为，应按照列宁的思路，从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中来说明客观辩证法。他认为，“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如果“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同多次引证的列宁的话是有矛盾之处的。实际上，作者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华严宗“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页）的错误，并不是作者不了解唯物辩证法关于绝对与相对的道理，只是在这里的分析不十分准确，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毛泽东的批注则补充了原书的论述。

28.不必抄斯大林（读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

[原文]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

第二、静止观点和发展观点的对立。

第三、否认矛盾的观点和承认矛盾的观点的对立。

——摘自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内部讨论稿）第一篇第三章“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等[此]类推。

不必抄斯大林。

──毛泽东1965年读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内部讨论稿）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的批语（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507页）

[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是李达在60年代主编的一部哲学教科书，是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材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并没有正式出版。1965年排印出上册（唯物辩证法），约50万字左右，作为内部讨论稿征求各方面意见，也送给了毛泽东一本。毛泽东收到后大致翻了一下，很注意书中对唯物辩证法基本特征的论述，于是在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处写了上面的批语。

长期以来，毛泽东除了发挥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以外，也是讲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三条规律的。他读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所写的批语，则表明他晚年的哲学思想有了发展，对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有了新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三条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不应是平行的，“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两条规律，以及辩证法的其他范畴（如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而且都要以对立统一去说明。应该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已经蕴藏了这一思想，这一批语是对《矛盾论》的重要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李达主编的这本书，仍然没有越出“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该书第四篇“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章节安排是：第一章“对立统一规律”、第二章“量变质变规律”，第三章“肯定否定规律”、第四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成对范畴”，这和过去的讲法差不多，确没有突出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

那么，这个体系从哪里来的呢？毛泽东批道：“不必抄斯大林”。如果我们联系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博古译的斯大林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本书上，批注少，疑问多，标出原文的要点多，自己的说明发挥几乎没有等情况来看，他对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评价确实不很高。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并不单是见诸读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文字批语。在此期间，他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中，他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注释不要搞得烦琐。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比如辩证法的规律，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个规律。三大规律，一直讲到现在。我的意见是，辩证法只有一个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

1966年1月12日，大概是写下上述那些批语之后，毛泽东同陶铸、陈郁等谈话时，说看到了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说：我翻了一下，还是言必称希腊，而且大纲内容基本上还是照斯大林那几条讲的，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对立统一来说明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29.骗子闹出大笑话（读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原文]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4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摘自陈伯达摘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个材料是陈伯这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摘自毛泽东1970年8月31日《我的一点意见》

[解析]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过伙同叶群于1970年8月23日庐山会议期间连夜选编的一个材料。这个《语录》共7条。关于“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收了1条，即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3版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关于“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收了5条，分别选自列宁写的《卡尔·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预言》、《怎么办？》等文章和著作。关于“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收了1条，即我们前面引述的《实践论》中的一句话。这个语录，散发给了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者。

我们知道，林彪、陈伯达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求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会前已多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林、陈等这样做，是为了把林彪捧上国家主席的位置。陈伯达编选称天才的《语录》，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制造的舆论，以攻击那些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人。例如，陈伯达在8月24日的华北组会议发言中说：“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当天在中南组的发言中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在他们看来，嚷一番“天才论”，推举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又一再表示过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便非林彪莫属了。这番舆论，确实蒙蔽了一些真心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与会者。

毛泽东读了这个称天才的《语录》，敏锐看出了编选者的真实用心，于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编选这个《语录》的唯心主义观点，讽刺这个“天才理论家”，连“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样一些常识都不懂，提醒人们不要上骗子的当。其中，毛泽东说这是他和林彪两人一致的意见，自然是从斗争策略上考虑，为了稳住林彪。在毛泽东看来，此前确实有人上了这个当，而上当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阅读马列著作。于是，在9月6日的闭幕会上，特别强调了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几本马列的书。还说：“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对于上“天才论”的当这个教训，毛泽东非常重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多次谈到。1971年3月15日在对一篇文章的批语中，毛泽东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1971年夏天在南巡期间的讲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讲得更透彻。他说：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按：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

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二、历史篇

1.五帝三皇神圣事，一篇读罢头飞雪

（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竞，

东方白。

——毛泽东1964年春《贺新郎·读吏》（见《毛泽东诗词选》第127—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亲，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

“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空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羌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原载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解析］

中国的历史书，是毛泽东读书的基本内容之一。《二十四史》，是最权威的“正史”。“正史”一说，始见于梁代阮孝绪《正史削繁》。后《隋书·经籍志》把以君主的传记为纲领的纪传休史书列为正史，历代大体沿用其说。清代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又确定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规定凡不经“宸断”（皇帝批准）的不得列入，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这二十四史的卷数、写作年代与修撰人员如下：元史210卷明·宋濂等

史记130卷西汉·司马迁

汉书120卷东汉·班固

后汉书130卷南朝宋·范晔

三国志65卷晋·陈寿

晋书130卷唐·房玄龄等

宋书100卷梁·沈约

南齐书59卷梁·萧子显

梁书56卷唐·姚思廉

陈书36卷唐·姚思廉

魏书130卷北齐·魏收

北齐书50卷唐·李百药

周书50卷唐·令狐德桑等

隋书85卷唐·魏征等

南史80卷唐·李延寿

北史100卷唐·李延寿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晌等

新唐书225卷宋·欧阳修等

旧五代史150卷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74卷宋·欧阳修

宋史496卷元·脱脱等

辽史116卷元·脱脱等

金史135卷元·脱脱等

明史332卷清·张廷玉等

一部《二十四史》，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风风雨雨。毛泽东读后，则以诗人的笔调说自己，“一篇读罢头飞雪”，他充分感受了其包含的“几千寒热”。

《二十四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读过其中的不少内容，但他完整的阅读，则是建国后的事情。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2249卷，约4000万字。从此，这成为他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数提要，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为了数目一卷之差，竟考核如此之细，在史家中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知毛泽东读史之细了。

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毛泽东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1958年2月10日，毛泽东为了查证贺知章当时是否带家眷一事，还查了《唐书·贺知章传》。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毛泽东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等。196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史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1969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期间，深夜里还不倦地再读《南史》中的“陈庆之传”，批注说“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是他还是认真细致地再一次阅读这部史书，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是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极其认真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二十四史》，还积极支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6年，标点的《资治通鉴》出版后，毛泽东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标点本，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曹写信给田家英说：“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现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成。后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力负责，组织全国四五十个专家和五个院校通力合作，完成了此项巨业。

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之间，先看哪一本，后查哪一本，毛泽东还有一定套路。这一点，从他1962年一段时期里向秘书要这几本中国历史书的先后顺序中可以看出个端倪来。

1962年9月20日，毛泽东要《宋史》，秘书们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

11月23日，毛泽东又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

11月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可能是在研读《宋史》。至于《元史》的读法，他明确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不是体现了他早年谈论“择书”时的读史方法呢？

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学习这部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地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来读。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这套史书毛泽东看得比较多的有们《旧唐书》、《新唐书》、《前汉书》、《后汉书》、《晋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等16种。特别是《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从中还可看出，有些章节，毛泽东至少看过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较多的这些书籍中，也不是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反复读，也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读，特别是“纪”、“传”部分，毛泽东看得多，批注文字也多。如果像出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那样，把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留下的勾画和批注汇集起来编辑刊印，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据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达17年之久的逢先知回忆，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读书有乐趣分享，有史识共长。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单单是一般性的了解中国的昨天，不光停留在知其然上面，而是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以利于今天改造中国的事业。有一次，他的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媳邵华期末考试《中国通史》得了好成绩，毛泽东便让她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他又说，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他还对人谈起：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毛泽东读史，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个观点始终是他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我们可以举早、中、晚三个例子来说明。

1926年5月1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当时学员的听课笔记，毛泽东是这样来分析中国历朝的兴衰发展的：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已，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宋代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农民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作“天子”字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递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故能贵为天子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陷，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旱表达。他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表征。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地主阶级分裂的结果。历史上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进步的历史力量，或某一地主阶级集团在某一时期具有进步性，根本上是因为代表着农民利益的，所以，总是归于失败。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而且更有理论深度。他说：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鲜明的表达。他以诗论史，思路清晰，把他读《二十四史》所引发的感受表达出来，意味深长地体现了他的基于被压迫者立场上的“阶级斗争——奴隶革命”的历史观。上半阔以“彼此弯弓月”一笔荡过“几千寒热”的历史风云，即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下半阀则以革命家的立场，鲜明提出，一部《二十四史》，毕竟必须从“盗跖庄”说起，必须从奴隶们“奋起挥黄钺”说起。

《二十四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毛泽东晚年，对帝王将相是越来越反感。但这并不影响他读这套史书的兴趣。1966年8月28日，在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时，谈到红卫乓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史已经成为毛泽东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须吏不可或缺。相对来说，尽管二十四史被人诟病为“帝王将相家谱”，毛泽东越读越有同感，但他对今人编的历史书的兴趣却远没有这么大，也可以说，毛泽东对“古人曰”的着迷程度，要远远超过“今人说”。现代人尽管眼界提高了，手段与工具发达了，但治史的本领似乎并没有超过古人。这部分他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愈斥其非却愈迷其书的缘故。

2.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除了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读《二十四史》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结合现实、立足现实实践的需要来读，借古喻今，借史明理。是读活《二十四史》的重要表现。毛泽东读史，向不为史累，平常常是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印证和评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路。详细情况，我们在以下条目中具体叙述·这里，我们仅举苦干例子，大致领略一下毛泽东借古喻今，借史明理的情况。

1938年，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内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同广大的主张抗日的各阶层民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这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他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当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用老老实实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批评有些人在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决策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毛泽东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的名义。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要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东，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对朱元璋起事过程中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策略，很是注重。1953年2月在南京游紫金山时，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朱元璋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高加固城墙，以增强防卫的措施。其后代也承其遗志，将长城的土墙加固成砖墙，并增设了许多峰火台。我们知道，在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成为当时全民备战的两个基本口号。这显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的。

毛泽东读史，也注意一些经济措施方面的内容，有时也用以比托今天的经济政策。

例如，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到：《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21岁到23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24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毛泽东大概要算二战以来各国领导人中最喜欢读史，也读得最多的一位。不仅中国历史他熟悉得如数家珍，就是外国历史他也十分喜欢读。但是毛泽东并非史学癖，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读史，除了个人口味上的倾向而外，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从古代汲取今日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或优势。他时常能从历史中获得灵感，从而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能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覆辙。但是，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由于过多了解传统，常有意无意之间会受到传统阴影的影响，对现实问题产生一些误解，从而影响了他对时局的正确评估，也影响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3.史学一家言（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毛泽东在《后汉书》，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二十一册封面上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颜师古注《前汉书》（引者按：即班固的《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颤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摘自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李贤好。

刘攽好。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读《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130页）

［解析］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于1000多年间逐步成书，且注家纷呈，虽休例大致相同，但作者个人的历史环境、个性素养、史识史笔却各不相同。这样，各书在史料的准确程度，史识的深刻程度，以及史笔的叙述风格上，自然参差不齐。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光注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身，也注意史家的叙述，从而给以史学上的评论。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便涉及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及唐朝颜师古的《汉书注》，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及唐朝李贤等的《后汉书注》，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及南朝宋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唐代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后晋刘的等的《旧唐书》，宋代欧阳修等的《新唐书》等。这几部史书，是毛泽东读得较多的。

此外，毛泽东还谈到刘攽，他是北宋时的史学家，曾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任编修汉代史部分。可能是毛泽东读《汉书》、《后汉书》时，参照着《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且刘攽也对《后汉书》作了按语，后附入《后汉书》中，故有所比较，而称道刘攽。

毛泽东称赞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表明了他的史学倾向，这二人编撰、注解史书的共同特点，是对原著充实了大量史料。颜师古是训诂学家，他注《汉书》，偏于考订文字，多所证明。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毛泽东更喜欢前者。

《二十四史》中，他特别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著。东晋以后，不断又有陈寿未用过的史料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了陈寿以后发现的新史料，以此注释《三国志》，使这本书内容更加充实。一般注释古书都以训诂为主，裴松之的注释重点则在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陈寿《三国志》原文20万字左右，而裴注则达55万字之多，引用魏晋人著作，有200多种，这些书现多佚失，所引材料大都首尾完整，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裴松之的注释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具体说来，裴松之概括自己注《三国志》的原则是：“寿其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皆并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纠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简言之，他的注释可分为补缺、备异、矫妄、论辩四类。南朝宋文帝读了裴注《三国志》后，曾称赞说：“裴世期（裴松之字世期）为不朽矣！”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中肯的：“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章太炎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称他有“英豪巨眼”。毛泽东与章大炎在裴注上看来也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评论。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第26页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西汉末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营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打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末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毛泽东批道：“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利、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事时，“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乓，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毛泽东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

《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记叙，刘备率兵攻吴，败于彝陵。孙权手下战将徐盛、潘璋等上表说，若再次进攻，必可生擒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等人意见，陆逊认为，此时曹丕正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故应退兵返回。接着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溯流仰攻本就很难，且刘备老于兵谋，得蜀已固，吴国若进军往西，又主客异势，必然是难以取胜，很可能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评有理”。

在《新唐书》的《窦参传》，《吴通玄传》两篇内，毛泽东分别批注道：“此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写得好”。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七《太祖本纪》叙后梁开国之主朱温之事，最后说，“友硅葬太祖于伊阙县，号宣陵。”毛泽东认为，从写法上讲，这是“不书死而书葬，盖阙文也”。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载：“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止，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毛泽东批注：“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毛泽东评史有才情，有诗韵。

毛泽东史识幽深致远，能思人所不敢思，道人所不及。

4.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变质（读刘向编《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

［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公触詟愿见太后。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温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摘自刘向《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篇文章（指《触詟说赵太后》——引者注），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摘自毛泽东1967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见张贻玖《毛泽东读中》第159—16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解析］

《战国策》，相传原系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所辑录，有《国策》、《国事》、《短长》等不同名称和本子。西汉学者刘向（前77—前6）进行了整理，按战国时期诸国次序，删去重复，编订为33篇，并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从周贞定王十七年（前452）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236年间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动态。

其中，《赵策》里《触詟说赵太后》一篇，写触詟劝说赵太后，爱自己的儿子不应当只从他目前的安危着眼，而应当从长远处着眼，使他得到培养锻炼；并且表明，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儿子，同时也符合国家的利益。这种见解是可取的。触詟从父母应该替子女作长久之计来说服赵太后，赵太后答应使长安君出质。这里也表现了说服人的方式方法。大臣们劝告赵太后，只从赵国的利益出发；而赵太后溺爱长安君，更重视长安君的利益，所以互相抵触。触詟看透了这一点，劝告赵太后专从父母应该为子女作长久之计着眼，把赵国的利益同长安君的利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能令赵太后醒悟过来。这是很今后人称道的。

毛泽东推荐读这篇文章，意义是深刻的。该文在分析众诸侯王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又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2000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及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对于今天的事业来说，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样是涉及到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毛泽东从来都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中央会议上讲述《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意在提醒人们，如果不重视、不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正当“文化革命”之际，毛泽东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来评论此事，自不乏他当时的思虑。

5.受到错误处理，可锻炼意志（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按，指《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借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温色。仆诚以著此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摘自司马迁《报任安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拾起头来。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817页）

［解析］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荣阳人。经大将军卫青推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因接受庚太子刘据的命令，起兵讨汉武帝信任的江充，失败后被判死刑。任安在狱中时致信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曾因为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对任安的要求十分为难，久未答复。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便写了这封信。信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郁积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同时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创说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史记》创作。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昭明文选》也收入。

司马迁在这封信中一连举了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纣王时的西伯侯）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他在羑里狱中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变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说的是孔子一生游说无所立足，穷困中回到鲁国，修删鲁国史书《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说的是屈原被楚怀王贬斥后，流放到汉北、江南，途中写了传世名作《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相传鲁国史官左丘明写《国语》时，已经双目失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说的是孙子因受过膑刑（剜去膝盖骨），在齐魏之战中，与田忌用“围魏救赵”之计，在马陵道大败魏军，由此天下显名，所著《孙膑兵法》传世。“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的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他曾广招门客，作有《吕氏春秋》一书，其中有“八览”，故又称《吕览》。史载秦王政亲政后，下令罢免吕不韦的丞相之职，并将其迁徙到蜀郡。“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说的是韩非到秦国后，遭陷害下狱，又被毒酒所害，身后留有《韩非子》一书，《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毛泽东很早就读过这篇文章。他1944年写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里引的，便是《报任安书》中的话。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这篇文章，做了颇有新意的发挥。司马迁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这样，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随之而来的磨难，如下降或调动工作。毛泽东认为，只要正确对待，不消极沉沦，这种逆境，恰恰可以锻炼意志，汲取许多新知识，所以“有很大益处”，还说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苏区时屡遭打击的那段经历。当然，正像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他并不是提倡“不分青红皂白”对任何人“作错误处理”，而是认为，受到错误处理的事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50年代后期，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确实是“错误处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曾称之为“出气会”，也是意在纠正中央的一些错误做法。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的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这段话，同《报任安书》里列举遭受磨难的人，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才有所创造，思路是一致的。

到晚年，毛泽东再次谈到自己的这个观点。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同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说，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死了。死之后，他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

“悲愤出诗人”。历史上的不少传世佳作均为有才干者处于逆境发愤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艰辛之厄，也就没有这些佳作。但是人们又不能因此而有意为人才“创造”这种条件，因为这又意味着当时政治的黑暗与不平。这在政治家眼中，看来真是难以两全。

6.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读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

［原文］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壁，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壁。共执张仪，掠答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优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秦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

——摘自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科。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呆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盛，企图以武力征服其余六国。这样，当时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策略，便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或者是肴殳山、函谷关以东六国采取合纵的办法共同抗拒秦国；或者是秦用连横的策略，打破六国的统一战线，以分而治之。于是，合纵、连横成为当时各国之间政治外交的主题。许多游说之士，大都分别用这两种主张来说服各国的统治者，这些游说者，被称为纵横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是洛阳人，字季子。起初，他曾劝秦惠王用战争征服六国，不被所用。后来他钻研兵法，分析时势，认为合纵之说更符合山东六国特别是紧挨秦国的三晋（韩、赵、魏）的利益。于是他游说诸国，献合纵之策，获得成功，赵国封他为武安君，曾约劝五国攻秦，迫使秦废帝号，归还一部分土地给韩、魏，直至身佩六国的相印。张仪是魏国贵族后代，主连横之说，秦惠文君十年（前328）任秦相，被封为武信君。执政时迫使魏献地给秦，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国的汉中。《战国策》中记载二人事迹不少，司马迁写《史记》，列有苏秦、张仪本传，多用其中材料。前面所引《史记·张仪列传》中的文字，很清楚地说明了苏秦、张仪二人的关系即张仪走向成功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张仪列传》还说，苏秦故意刺激张仪，并用计使他到秦国去，是有政治目的的，即：他深知张仪必有大成，到秦国必能受到重用而执掌国柄，凭他同张仪的关系和他有恩于张仪的做法，将来必有利于三晋之地，特引是赵国。毛泽东的一大段评过，更是生动地讲清了《张仪列传》中的有关内容。在此不用多说什么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1963年12月25日他67岁生日时，同部分亲属和工作人员聚餐时说的，参加的人有十几个。他的目的，显然是借这个故事来教育亲属和工作人员要自强自立，而且，在进步过程中，要认真、虚心地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要把别人的批评看成是对自己的促进和帮助；同时，相互之间．也要多作坦率的和善意的批评帮助，比如，苏秦了解张仪有贪财的弱点，所以“无因以进”，“恐其乐小利而不遂”平生之大志，才“召辱之以激其意”。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这个故事中引申中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从张仪发迹前的处境来看，他受到的压力，一是在楚国被嫌疑从而挨打受辱；二是投奔才具在自己之下的故友同学，本来就是件很尴尬的事；三是苏秦的怠慢轻视（他当然不知道苏秦对他的真实用心），这一点是最主要的。毛泽东从苏秦、张仪的关系中发挥出这个看法，无疑包含了他自己的丰富的人生体验。实际上，在这次谈话中，他就举了自己在中央苏区受打击的事情为例，来说明压力使人进步的道理。

7.陈胜有二误（读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原文］

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摘自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误

二误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2页）［解析］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体例，“世家”本是记侯国封建的创始人及其世代相承的事迹。陈涉的功业虽不及项羽，但他是首先起义的人。司马迁在该篇里说：“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又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夫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可见司马迁因为陈涉是首先领导农民起义的领袖，特别尊重他，把他和当时所谓圣人的汤王、武王、孔子并列，所以破例地把他列入世家，并列在汉初诸世家的前面，表示褒扬的意思。

毛泽东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作过不少圈画，说明这篇传记是他多次读过的。传记中说：“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陈涉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等处，毛泽东都在句旁画有着重线，说明他对陈胜、吴广团结士卒顽强战斗的作风，蔑视封建统治的反叛精神和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陈胜的失败是令人痛惜的。司马迁总结其教训，一是功成忘本。陈胜在耕田时，对另一衣民说：“苟富责，无相忘！”就是假如富贵了，你我不要相忘。这说明他并不嫌弃跟他同样穷困的人。后来他称了王，富贵了，那个农民特地赶去找他。那个农民住在陈胜的王宫里，跟人谈陈胜穷困时的情况，陈胜认为那是丢了他的脸，就把那个农民杀了。其次，他所信任的，既不是有才能的人，又不是正直的人。他用朱房做中正，就是管人事的；用胡武做司过，就是管监察的。文武官员的考绩升迁和黜退刑杀都掌握在这两个人手里。这两个人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任意加以罪名，不送法官处审理，擅自审判处置。这样，君王所以维系统治的用人和刑赏大权都乱了，陈胜派出去的将官就不敢再亲附他，自己有了地盘和实力就各自独立，陈胜的势力孤弱，

这是失败的又一个原因。在这两段原文中，毛泽东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上着重线，并分别在天头上批道：“一误”、“二误”，表明他是很注重司马迁的叙述的。事实正是这样，这两个失误使陈胜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望风披靡的情况转为失败，其政权仅仅维持了6个月便夭折了。

毛泽东是少有的能够居元首之位仍自觉且顽固地保存农民本色的伟人。真是：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

8.老粗出人物（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等）

［原文］

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

——摘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人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

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乎？”沛公骂曰：“竖儒！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纵横事。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

——摘自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软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821页）

［解析］

刘邦以一平民百姓，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夺得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个人。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他“起微细”，还对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作了铺叙。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对“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等。另一方面，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而又有不凡的意气抱负的“老粗”本色。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人物的出身和生平遭际，对刘邦这样的起于草泽的开国皇帝，尤其如此。所以，说刘邦能打败“贵族出身”的项羽，是因为他“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观，或有关。

在古代社会，出身与文化程度时常是一致的，高贵者文化高，平贱者文化低。由此，毛泽东谈到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时候，总是与他的另一个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即人们熟悉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谈到中国的历史，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毛泽东曾说过“老粗出人物”的话，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读史的感慨。他不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对干出大事的老粗们胜过知识分子的地方，却特别的感兴趣。《史记》所载刘邦的情况正是这样。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专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才能。《高祖本纪》说到刘邦等刚起事时，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他说：“天下方扰，诸候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这自然是谦虚之辞。司马迁接着叙述，一起起事的“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也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故总是推举刘邦。这里可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差别，相信毛泽东读《高祖本纪》对这段描述是感兴趣的。这样，知识分子们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以及郦食其等，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为其所用。后来他当了皇帝，也曾自我总结道：“运筹策惟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说的“用”，就是肯于纳谏，善于选择。这也是毛泽东特别称赞的地方，他说刘胜项败，“不是偶然的”，即指此。于是，毛泽东读《史记》很注意刘邦从谏如流的一些事例。一是见郦食其，采纳他攻取陈留之计，此事载《郧生陆贾列传》，前面已经引述。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其他有关刘邦纳谏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此事详载《留候世家》。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此事详载《项羽本纪》。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此事详载《刘敬列传》。有这么一大帮人为其出主意，且又善于采纳，刘邦这位老粗自然胜过刚愎自用的项羽了。于是，毛泽东认为：老粗出人物。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接着，毛泽东又引申说，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并不是毛泽东读史偶然思考的一个观点，这个话，他讲过多次，特别是晚年读史，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祷，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同年5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泽东在此道出了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就是统帅之才并非是读书人才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但如果就此得出知识分子没用的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历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个因素是在于他们善于利用读书人的才智，刘邦如此，刘备如此，李世民如此，朱元璋更是如此。老粗们在成大业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走向“儒化”。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忽视这一点的。

9.不要当楚霸王（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原文］

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佯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摘自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笔820821页）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摘自毛泽车1963年1月3日的一个批示

［解析］

《项羽本纪》是司马迁《史记》里最有声色的一篇。项羽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农民大起义中，以暴风骤雨的声势摧毁了强大的秦帝国。当时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已经覆灭了；楚军的主力已经被击破，主将项梁战死；赵国被围困，即将破灭；农民革命的形势在逆转，镇压起义军的暴秦统治者声势复振，起义军跟暴秦统治者的斗争已经进入生死存亡阶段。项羽在这时候，完成了陈胜、吴广所不能够完成的事业，以他过人的才气，激励士卒，抱着决死的意志，终于击溃了暴秦的主力军。司马迁也指出了这点，说他“遂将五诸侯灭秦”。灭秦以后，项羽为西楚霸王，刘邦被封为汉王，随即进行了长达8年的楚汉战争，结果项败刘胜。司马迁一方面写出了项羽的英勇，一方面也写出了他所以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末了的论赞里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这是说，项羽失败的原因：背弃关中怀念楚国，即放弃秦地，定都彭城（徐州），这是一；放逐义帝，自为霸王，这是二；凭着自己的私智不知师法古人，这是三；要以武力来统一天下，这是四。司马迁还在《高祖本纪》里引了汉朝初年人的话说明刘邦和项羽的胜败。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对有功的人给与应得的赏赐，项羽对有功的人猜忌，不给予应得赏赐，所以刘胜项败。刘邦说．张良善于用计，萧何善于安抚百姓，做好一切供应工作，韩信善于用兵，他能用这三人，所以取天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失天下。这就是说项羽赏罚不明，不识人，不能用人，这确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读史，很注意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1963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却认真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他建都徐州，位置没有选好。在毛泽东看来，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即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从而在鸿门宴不杀刘邦反而放跑了他，应该乘胜夺取汉甬道的时候，反而放弃了，这些，都是他手下谋士范增极力主张的。毛泽东当然不是就史论史。他讲项羽失败教训，是为了对那些缺乏民主作风、不“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的干部，“挖苦一点”，“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为此，他还特意把《项羽本纪》挑出来给一些同志读，以引起注意。从这以后，“西楚霸王”便成为中共党内批评不民主作风的代名词了。

10.不可沽名学霸王（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民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

——摘自毛译东1948年10月31日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见《毛译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1—262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摘自毛泽东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解析］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和刘邦逐鹿中原，项羽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优势状态，可最后终归失败。其失败原因，特别是毛泽东对其失败原因的看法，我们在上一个条目着重叙述了不肯纳谏，不善用人这个方面。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纳谏和用人呢？这便和他主观上的弱点自然有关。在毛泽东看来，“沽名”就是项羽主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对此．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也说项羽有“妇人之仁”，《史记·项羽本纪》多有记叙。我们还是以前一个条目中涉及到他不肯纳谏的几个事例来说明。

项羽率部经过苦战，击败秦军主力，比刘邦后入关，两军发生冲突。可项羽“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四十万对十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注释毛泽东“不可沽名学霸王”诗句者，多以这件事来说明项羽的“沽名”所在。

毛泽东认为尤不可学的是，应当还有项羽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姑息宽容的缺点。在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军在荥阳相持，本来，楚军已经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便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荣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竟同意了。后来，战事几经反复，楚军逐渐失去了优势，“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合约签订后，项羽就解除了戒备，引兵回到了东边，可刘邦却背约出击，打了过来，终于在垓下彻底击败了项羽。1949年4月毛泽东写“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便曾提出划江而治，维持类似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形势的谈判方案。了解这一背景，或许能增进对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含义的理解。

此外，《史记·项羽本纪》还记叙：“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所谓项羽“沽名”，大体也是指他不忍天下匈匈受苦，从而希望歇兵罢战的心理状态，这就不能不影响他的决策。一向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两种，并主张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的毛泽东，在读《项羽本纪》的时候，自然是不会赞成这种观点的。

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同的，但他并不特完全否定态度，觉得这悲剧结局中还多少体现了一些个性风采，所以借此来讽刺蒋介石在失败时连项羽身上具有的“羞耻心”也没有。

11.儒孝治国，乃衰国之君（读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原文］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宽饶等坐刺讥辞语力罪而诛，常待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日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问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上面引的吴冷西的一段话，说的是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和他到自己的卧室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他到《人民日报》做总编辑，并仍然兼任新华社社长。由于涉及到吴冷西去《人民日报》工作，故毛泽东重提他4月10日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4月10日的谈话，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的工作，说不是政治家办报，是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些评价，大体同6月13日对胡乔木，吴冷西说的差不多，并且还背出了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些原话。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班固的《汉书》，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的评价很高，对汉元帝则不以为然。

汉元帝刘奭（前76—前33），在位16年。爱好儒术，任用宦官。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而衰。毛泽东读《汉书》，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这除了西汉是从他手上衰败的原因外，对他改变“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任用儒生很不以为然。因此，他很同意《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的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以儒术治国，似乎就是西汉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0年后，毛泽东还曾淡起他这个观点。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当是从《后汉书》所记的内容而言，固西汉从高祖到武帝这段时期，建国立基，开疆拓土，文治武功，景象不凡。东汉光武刘秀，乃为“中兴之帝”，经历一番征杀，遂承续汉家基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喜式微败落而好蓬勃进取的读史兴趣。

欣赏雄才大略，胸中有丘壑之君，固惺惺惜惺惺之意也。

12.坚持真理，充分说理（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毛泽东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在一本《汉书》里，毛泽东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毛泽东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毛泽东颇有今古同况之慨。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我党认识毛泽东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毛泽东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结果，大败敌军。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对这些记叙，毛泽东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13.人贵有自知之明（读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李固传》）

［原文］

永建中，公卿多荐黄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逆遣之曰：“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谓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伦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漠，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

——摘自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送陈毅同志一阅。“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毛泽东1965年的一个批示（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5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赵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摘自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

［解析］

黄琼（86—164）、李固（94—147）都是东汉人，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初皆为避召不仕的“处士”。东汉时，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相专权。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举荐到朝廷做官，走到途中，却犹豫起来，于是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出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素来仰墓黄琼名声的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这就是我们前面引述的那段。后来黄琼做官后，经常上疏规劝顺帝，所提批评和建议，多被采纳。顺帝死后，黄琼不畏专权的外戚梁冀的势力，在众人附和桓帝拟褒崇梁冀的想法时，他坚决反对，举出前汉萧何、霍光等功臣为例，认为“赏必当功，爵不越位”，从而使桓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临死前，黄琼还上书直谏，指出桓帝“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这些人作威作福，使皇帝耳目闭塞，规劝桓帝须时时清醒明察。

据《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他多次上书顺帝，规劝他慎重选用官员，为天下树立榜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汉质帝时，李固被任为宰相。他任职期间，“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质帝死后，李固建议立清河王刘蒜为嗣，梁冀不同意，罢了李固的职，立了自己的妹夫蠡吾侯，是为汉桓帝。季固后来被梁冀杀掉。

毛泽东喜欢读《后汉书》里的《黄琼传》、《李固传》，首先是因为这两个主人公正直敢言的致仕之道。1965年，毛泽东把这两个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阅读，他们都在百忙中阅读了。许多高级干部听说后，也都找来阅读了。毛泽东推荐的用意，即或是为了在干部队伍中更好地树立正气。

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当然是李固写给黄琼的信，特别是其中“‘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几句话。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曾读了这几句话，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又写了这几句话，并解释说：“这后两句，正是指我。”看来，毛泽东是借这几句话来作自我剖析，这也是他给江青的信的一个基本内容。信中反复说到自己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说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等等，都使人从一个侧面体会到毛泽东在发动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内在心态。这里面是相当复杂的，微妙的。有对文化大革命最终会搞成什么样子的思虑，也有谦虚，有对自我的清醒认识，总之，“人责有自知之明”。这大概是他读李固给黄琼的信体会最深的一点。

1974年，毛泽东再次说到《黄琼传》里的李固给黄琼的信。

这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些批评和劝诫，显然是针对江青竭力弄权，缺少“自知之明”。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显然，这是伸手要官。

11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封短信：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七四，十一月二十日

这封信对“李固给黄琼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他劝江青阅读，即是劝她应该“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对这篇“好文章”的词句记得很熟。他读《新五代史》时，看到卷六《唐明宗本纪》里有一句话：“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随即批注：“后汉李固之言。”“李固与黄琼书”中的原文是：“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

14.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读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二《陈寔传》）

［原文］

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颠归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读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二《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只古籍批语集》第133页）

［解析］

陈寔（104—187）是东汉末名士，当过县吏一类的官。党锢之祸发生时被牵连，不少人都逃掉，他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请囚禁。党禁解后，他辟召不就。由此可见其为人。在乡里更是豁达公正。就像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中所说的那样，群众中发生争执，都愿求他判定是非曲直，无不心服，乃至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毛泽东很欣赏这个人。1965年他把《后汉书》里的《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至今流传的“梁上君子”这一成语，便出自《陈寔传》。毛泽东很赞成陈寔对待因饥荒到他家偷窃的人的分析：“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按：小偷）者是矣。”该传里还描述陈突鼓励这个请罪的小偷说：“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赠给他两匹绢。从此这个县没再发生盗窃的事。这说明，人在一定条件下变坏，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变好。毛泽东由此画龙点睛似地指出：“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乡里劝化之风，是传统道德文化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生于乡间，对此风颇为称道。陈寔故事，恰印合了他的这种心理。

15.要立这个志气（读《东观汉记·梁鸿》）

［原文］

（鸿）常独坐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

——摘自《东观汉记·梁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1959年6月3日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毛泽东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依靠他人，而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59页）

［解析］

《东观汉记》是东汉时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叙东汉史，自光武帝至灵帝，共143卷。尚未完稿。唐以后多有缺佚，清代以来有辑本。梁鸿是东汉初期的经学家、文学家。一生隐居。本为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人，曾因写《五噫歌》讽刺统治者的奢侈，汉章帝读后甚为不满，后改名换姓到南方，替人做工舂米。其本传列入《后汉书·逸民列传》，其中无“不因人热”的故事，当是《东观汉记》撰修者搜罗。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也是在《东观汉记》里读到这则故事的。

早在20年代，毛泽东便接触到这个故事。1958年在武昌曾和人说起黄梅的革命烈士雅声，毛泽东回忆道：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讲所做工作时，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谈革命和将来，谈诗词也很投机。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犯叔一寒何志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在这里，毛泽东把“梁鸿余热不因人”视为一种硬骨头精神的体现。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他说，东汉有个梁鸿，“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春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1959年3月，毛泽东又讲起这个故事，自有特殊背景。1958年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损害了农村中许多相对富裕的生产队和管理区的利益，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纠正这种“穷拉平”的“左”倾错误。在郑州会议上讲述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就是借以做思想说服工作，以便落实好退赔措施。毛泽东讲话的立场，明显是立足于穷者一方。他把不因人热，解释为“我们穷人，就是不要靠揩别人的油来过活”，这是很通俗而又恰当的。同时，他还说：我们中国穷，但是我们不要恩赐，我们同苏联是等价交换他们的设备，我们借了他们的款，我们按期偿还。国内有些穷省，我们无产阶级、贫下中衣，要有志气。毛泽东的意思，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不同的管理区、生产队之间，都要有这股子志气，不要沾别人的光。应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自己的做人原则和人格精神，所以他多次以梁鸿的故事来教育人们“立这个志气”。

16.不能贴魏武大字报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

［原文］

奉国威灵，仗锁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拓、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李安溪曰：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注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大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注文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8页）

［解析］

陈寿的《三国志》，除了裴松之有长篇巨注外，作了校勘、注解、旁证的，到清代有顾炎武、何焯、梁章钜等20多家。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注评，同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一样，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毛泽东读《三国志》，留下较多批语的，便是卢弼《三国志集解》。

曹操是史家们有争议的人物。曾有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好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里，圈画批注得较多，对曹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解引文，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奉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武帝纪》叙建安15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接着，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弼在注里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粥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卢弼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认为卢弼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自有政治策略的考虑，而卢弼先入为主视曹操为奸雄，也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曹操的这个自白。所以毛泽东不能同意他的注文。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鹦鹉洲，传说为黄祖杀名士祢衡之处，因祢衡的《鹦鹅赋》而得名。李白全诗为：“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起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寸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薰不忍生。”祢衡是东汉末年名士，又是狂士。孔融爱其才，多次称述于曹操。曹操想见他，他却称病不见。后来答应了，却坐在大营门口，“以杖捶地大骂”。曹操以其素有才名，不忍杀之，便把祢衡遣送到刘表处，后又辗转至黄祖处，结果因“言不逊顺”遇害，时年才26岁。“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按史家解释，“盖言魏武经营天下，而视之作蝼蚁观者，唯一祢衡也”。毛泽东说“此为近之”，可能是说卢弼之类的注文，与轻狂傲慢的祢衡骂曹操相近。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毛泽东也不讳言他的失误。1966年3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武帝纪》里记叙，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今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此认为，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

这里，毛泽东不因个人喜好评价历史人物，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客观气度。

17.袁绍多端寡要，得计迟（读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卷六《魏书·袁绍传》等）

［原文］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曹操，下同）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小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公将自东征（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攻备），遂东击备，破之，生擒其将夏侯博。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摘自毛泽东1959年3同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主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吉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簿”，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

［解析］

袁绍（？—202）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但时间不长，便在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他的失败，与他的见识、能力和胸怀有关。对此，《三国志》里的《袁绍传》、《郭嘉传》及《武帝纪》都有所描述和评论。毛泽东读《三国志》，也注意到作者对袁绍失败原因的描写。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周惠谈话，说到由陈云出来主管计委工作这个话题时，毛泽东讲：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已见前面引述的原文。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私下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奸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毛泽东很同意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并从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一是几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邮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知人、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给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同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全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久，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读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做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袖素质和领导能力及政治风格。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队伍中的领导干部出现袁绍这种短见而刚愎之人。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为了致用，历史也是教育干部的好教材。

18.刘表“虚有其表”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

［原文］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椽为北军中侯。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虚有其表

——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40页）

［解析］

刘表（1422—208）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曾占有湖北、湖南地方。对军阀混战，持观望态度。后为荆州牧。所据地区破坏较少，中原人前来避难者甚多，但无进取有为，以年天下之志，这是毛泽东对他不感兴趣的地方。刘表病死后，儿子刘琮投降了曹操。毛读《刘表传》的批语，都是贬语。

刘表初入荆州时，曾诱杀在当地作乱的刘姓宗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孟德，即曹操。

《刘表传》里说：李催、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于董卓旧部李催、郭汜，曹操，袁绍这三大势力之间。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羡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的话说：“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里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叛刘表，刘表围之连年不下。后张羡病死，其子张怿代立，刘表随即攻打张怿，胜了。于是刘表“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读至此，批道：“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都集中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方土地，无所作为，且总是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也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持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所以，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被迫投降了曹操。

曹操与刘表，实有凤鸭之别，这在后人看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可在当时却未必，刘表号称“八俊”之一，又是汉家宗室。坐拥荆襄，声名极隆，而曹操则为“身世不明”阉竖“遗丑”，纵有雄才大略，但在名声上却远不及刘表。

看来，人有虚名，不图进取，实为当时之累，亦落后人之讥。

19.五斗米道有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

［原文］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大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摘自毛泽东1958年12月7日于武昌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2—147页）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卢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未北方的黄中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渲。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凤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8—151页）

［解析］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集解》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张鲁传》，毛泽东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稍后，他把12E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从毛泽东的批语可以看出，他当时读《张鲁传》并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的想法，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他认为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所推行的五斗米道，同当时张角等创立太平道举行起义（即黄巾起义）一样，“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起义运动。这种“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停止过。由此，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他的历史观：“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是“一穷二白”。穷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张鲁“雄居巴汉，垂三十年”，即是一例。

关于历代农民起义斗争的性质，毛泽东在12月7日的那个批语里，作了明确和概括的说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产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这个论述中的观点，在毛泽东此前的有关论述中，尚未见过。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这只是他的“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这个补充，强调了农民起义“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属性，而这一属性与“最贫苦的群众”是有天然联系的。

（三）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读《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在毛泽东看来，汉未至今，尽管“情况如夭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理想追求，对我们今天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启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在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载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来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者“三原”（原谅教育三次）后才行刑等，同我们今天的一些做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对这点，毛泽东在12月7日写的批语里，说得更清楚，“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结论是：“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上推荐《张鲁传》，并不是偶然想到的。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9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这些谈话说明，在当时，毛泽东是经常想到张鲁五斗米道里的做法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历史来启发人们认识今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而更大胆地创造出新的办法。

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借鉴历史的做法是成问题的。以农民的乌托邦来比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都有离题之嫌。读史不光是能使人明智，有时也让人糊涂，关键是看读它的人处于什么状态。

20.郭嘉多谋善断，很值得学习（读陈寿《三国志》卷十四《魏书·郭嘉传》）

［原文］

郭嘉字奉孝，颖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或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九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而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庐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己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还、疾笃，太祖问疾者交错。及毙，临其丧，哀甚，谓苟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谥曰贞侯。子奕嗣。

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十四《魏书·郭嘉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该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毛泽东还说：）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198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解析］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会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170—207）了。他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4月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的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他说：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昌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恨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牲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毛泽东说出两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随即向他们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叙，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1959年为什么反复谈到郭嘉呢？这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3月2日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得很清楚：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智”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高的地位，古人言“智信仁勇”，“智”已经化为一种德行，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有智者方可谋大事，成大业，居于领导岗位更是这样。正是鉴于此，毛泽东才希望干部中多出几个郭嘉式的人物。

21.行伍出身的人，不可不读此传（读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

［原文］

《江表传》曰：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井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闲谈中，毛泽东说：“吕豪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摘自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见1983年12月12日《团结报》）

［解析］

吕蒙是东吴的大将。15岁就开始随姐夫出征。孙策很赏识他的勇敢。孙权继位后，他南征北战，多立奇功。但他“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于是孙权劝他读书。此后吕蒙见识日广，更加有勇有谋。周瑜死后，鲁肃接任东吴统帅，在如何对待关羽的问题上，吕蒙帮助鲁肃筹划了“五策”，使鲁肃十分惊异。后来吕蒙代鲁肃成了东吴领兵的统帅，为孙权出了许多好主意，指挥作战，几乎无不取胜。孙权评价吕蒙说：“子明（吕蒙字）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子公瑾。”《三国志》作者接着说：“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读《三国志》里的《吕蒙传》。闲谈中，毛泽东同他们说起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苦恼。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说到这里，毛泽东建议军队中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不可不读”《吕蒙传》。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吕蒙传》记叙，鲁肃死后，吕蒙代之统兵与关羽对峙。这时，关羽正在攻打曹魏占据的樊城，吕蒙上书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诡计”。这是指吕蒙的计谋而言。后来关羽果然中了吕蒙之计，抽调荆州后方大量兵力赶赴襄阳、樊城前线，吕蒙随即轻取荆州，关羽在回兵时，也遭擒杀。这是吕蒙“诡计”所建的一大奇功。

我们知道，毛泽东读史，常常对那些读书很多的人不以为然。这与他晚年多次表露过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的观念有联系。他欣赏吕蒙年长后好学，提倡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读《吕蒙传》，表明他晚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有另一面。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有关《三国志》的。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起赤壁之战：

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是《三国志》里记载的“赤壁之战”的事情。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搞得东吴孙权的阵营惶惶不安。孙权本人在和战之间犹豫不决，手下文武两班人马各持己见。以张昭为首的谋士文臣多为主和派，以周瑜为首的一班将领则主战。

鲁肃身为行政官员也是主战，当时还负责同刘备这方面的外交联系。文士主和，大多因他们的长处和兴趣不在大敌当前时克敌制胜，未必与读书多少有关。周瑜虽为拥兵大将，但也是读书人出身的，鲁肃办外交，有较多的实际政治才干，看问题较长远些，他主战也当在情理之中。毛泽东谈上面这段话，倒是从不满意光知道读书的知识分子引起的。既痛读书多之误，又慨不读书之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毛泽东总是乐于全面地看问题。

22.郭象无行（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原文］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

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椽，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未，病卒。著碑论十二篇。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郭象无行

——毛泽东读《晋书》卷五十《郭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7页）

［解析］

郭象（252—312），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清谈派人物。其《庄子注》是在向秀的《庄子注》基础上增改而成，在阐扬老、庄道家思想方面，有些见解。毛泽东认为“郭象无行”，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清高扬名，以清谈自娱，最后还是“任职当权”，势倾内外，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可见说的和做的不一。再就是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

23.封建时代，少数民族非乱不可（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原文］

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关中土沃物丰，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诩、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

、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恩，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摘自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摘自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

［解析］

江统是西晋人。初为山阴县令，后历任太子洗马、尚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西晋元康八年（298），孟观、沈毅率兵西讨作乱的齐万年，平息了经年在关、陇一带滋扰的少数民族氏、羌，捉住了氏族统帅齐万年。江统认为，“四夷乱华”，应该趁早杜绝其根源。于是他在元康九年（299）作《徙戎论》，向朝廷建议，把羌、氏等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往更西边的地方去，还其本上，以“释我华夏纤介之忧”。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不到10年，西边的少数民族果然兴起进攻中原。时人都佩服江统的深远见识。

毛泽东对江统的看法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封建时代，少数民族是不是同中原地带对立，不在于把他们迁不迁走。为什么，毛泽东的批注没有说明，但他说“千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大概是说我们今天少数民族拥护中央政府，同汉族和睦相处，关键在于我们的民族政策好。在封建时代，像江统《徙戎论》所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以这种认识来对待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自然“非乱不可”。

“迁亦乱，不迁亦乱”，关键是江统诸人看问题立场不对，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下的见识，总是错。纵可能一时奏效，但时间一长还是要出乱子。所以，毛泽东在党的民族工作中，总是强调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在前者。

24.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

［原文］

论曰：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惬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诅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解析］

梁武帝（464—549）萧衍，原为南北朝时期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朝的东昏侯萧宝卷凶狂暴虐，杀死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因而起兵攻陷齐都建康，迎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被封为梁王。后灭齐，建立梁朝。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南朝宋、齐、梁、陈几朝的频繁更替中，梁武帝执政48年，在位的时间最长。在位时，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比较有作为。

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有许多圈画和批注。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对梁武帝的评论总结。梁武帝登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精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典刑”，最后终因宗室子弟相互倾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导致梁室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候景的囚室。李延寿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诚乎。”徐偃是西周徐国国君，强大时有三十六国向他朝贡，被称为东方的霸主。毛泽东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忘情干戚”、“弛于刑典”两句旁画着密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在“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这几句旁，画着着重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毛泽东随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感慨。

早期的梁武帝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很有魄力，毛泽东对此多有圈画。《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当梁武帝的哥哥萧懿为齐所害，他起兵讨齐时，有人劝他把齐和帝接走，免得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被动。他不听，说：“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圆圈，每句加了旁圈。梁武帝还清醒地觉察到齐朝的政权被某些地方官员所把持的弊端，他说：这些地方官员“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而政出多门，乱其阶也”。毛泽东在前两句旁画着曲线，后两句旁画着密圈，在两处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流露出赏识。

梁武帝很有军事才能，在《南史·梁高祖本纪》及其他史书中，关于他善用兵的事例，多有记载。毛泽东在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圈画和批注，十分注意。

《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梁武帝在襄阳起兵时，齐派大军镇压。他派人离间齐军，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毛泽东在此处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梁“众军乘流齐进，鼓嗓攻之”，很快取胜。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打援”。齐在援救郢城的同时，派人镇守江州，为之助威。梁武帝对诸将说：“夫征讨，未必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为九江，传檄可定也。”毛泽东在这段旁加了曲线。后郢城求降，镇守江州的陈伯之“犹惧”，“乃束甲请罪”，证实了梁武帝用乓的预见性和善于决策。

《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军围困，梁武帝派曹景宗去解围，指令他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共同行动。曹景宗想自己邀功，竟单独前进，却不料遇到暴雨，淹死不少人，只得退回。梁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在天头上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对梁武帝的失误和衰亡，毛泽东也有图画和批注。梁武帝的晚年，听不进正直的忠告。《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在他去世前五年，大臣贺琛针对时弊给他写了一个奏折，提出：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上层统治阶层的生活穷奢极欲，浪费十分严重；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的罪过；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生养3。建议他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贺琛提出的这些情况本是实际存在的，建议也很中肯。但梁武帝对他秉公陈述的奏折却觉得忠言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口授敕书，一一反驳，痛加斥责。他说，我做皇帝40多年，一直能听取好的意见，最恨昏聩，你贺琛在朝为官，不应和地位低下、品格卑鄙的人一样讲话。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孙权是三国时美国的国君，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官至丞相。黄武五年（227），陆逊上书孙权，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不接受，一一反驳。梁武帝和孙权一样，听不进正确意见。他用自己的简朴、勤于政事批驳贺琛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加令不从。”又说：“我以身作则，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住处除一张床外，别无装饰摆设，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腰围都瘦了二尺，等等，这还不是起带头作用吗？”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还斥责贺琛说：你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向皇帝奏事，谋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呀！否则岂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吗？毛泽东在此处又批注：“‘专听生好，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批注大意是说：一个好皇帝，艰苦朴素、自善其身固然很难得，但若听不进好人的意见，不能兼听则明，那就会被小人所包围，导致失败，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武帝系明白人，但却自护其短，英雄末路，大抵如此，时运不济，并非全是天意，亦是自造。

25.臧质是“豪杰之士”（读李延寿《南史》卷十八《臧质传》）

［原文］

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厂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太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质报太武书云：“尔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狒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飨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负送都市。尔识智及众，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故耳。”太武大怒，乃作铁床，于上施铁鑱，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魏军书，写台格，购斩太武，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絙，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质夜以木桶盛人，悬出城外，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下不过数斗。魏军乃肉搏登城，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如此三旬，死者过半，太武乃解围而归。上嘉质功。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十八《臧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

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十八《臧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188页）

［解析］

臧质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时人。《南史·臧质传》称赞他“涉猎文史，尺牍便敏，有气干，好言兵”。曾任徐、兖二州刺史。南朝到了宋文帝时，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统一中国。北朝的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之后，有吞并江南的意图。宋元嘉二十七年（450）以后，南北两朝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臧质在和魏军作战中屡立战功。毛泽东读这篇传记的批语，说了臧质的三次战功。

“解汝南之围”。是指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围攻汝南，宋守将陈宪告急，宋文帝派臧质去援救，杀伤魏兵惨重，魏太武帝败退。

“胜盱眙之敌”。即前面引述的原文所说的事情。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八年（451）率10万大军攻盱眙，臧质为辅国将军与之抗击。这一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显示了藏质的军事才能。魏太武帝向臧质要酒，臧质为羞辱他，把人尿装进酒坛送去，魏太武帝大怒。毛泽东在“质封溲便与之”一句旁加了密圈，天头上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批注：“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臧质给魏太武帝写信，辱骂他是自己来“送死”；又给魏军写信，说谁能斩了魏太武帝，“封万户侯，赐布帛各万匹”。气得魏太武帝做了一个铁床，装上铁铲，发誓一旦攻下盱眙，捉到臧质，定要将他铲死，碎尸万段。这次攻坚战相持30多天，魏军屡攻不下，所施种种计谋都被臧质所破。最后魏军登城肉搏，“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太武乃解围而归”，损失超过一半人。臧质获胜。兵法曰：怒不可以兴师，魏太武帝自取其败。以怒兴师，野战尚无胜算，况攻城乎？

“克刘劭之逆”。刘劭是宋文帝的长子，他昏庸残暴，杀了文帝自立为帝。臧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了文帝的第三子刘骏（注：孝武帝）和江陵王刘义宣（注：宋武帝的第六子），并即日率5000人马去讨伐，生擒了刘劭，为孝武帝即位扫清了道路。臧质除掉无道昏君。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所惋惜的历史上的“梁山之战”，是指孝武帝即位后，臧质因孝武帝年轻，许多事情都不向他请示和报告。臧质傲慢自负，“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又以为刘义宣更容易受他控制，因而阴谋推翻孝武帝，立刘义宣为帝。孝武帝得知这一情况后，派王玄谟等屯兵梁山洲两岸拒守。臧质向刘义宣献计说：如今应该派兵去打南州，王玄漠在梁山“必不敢轻动”。我乘船去攻占南京，这是取胜的最佳策略。有人劝阻刘义宣不要采纳这个意见，担心臧质取胜后野心更大。臧质的计划因而未被采纳。兵败，臧质逃回家乡，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携带妻妾潜藏在一个湖中，追兵到，他用荷叶盖在头上用鼻孔出气，但最后终于被捕赐死。

毛泽东对臧质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褒中有眨，实事求是。毛泽东很欣赏臧质的军事才能，多所批注、圈画。对臧质向刘义宣的进计，逐字加了旁圈。对劝阻刘义宣反对臧质的话和臧质逃回家乡后的情况，也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毛泽东研究了梁山之战中臧质和刘义宣两人的作战部署，肯定臧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一仗致败的原因不是臧质的无识无能，而是臧质的意见未被采纳，并为此发出“惜哉”的感叹。同时，毛泽东对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处，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并批注：“此是妄想”。《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臧质传》后有段评论，说：“减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含文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含文”是臧质的字，“好乱”是指他不安分、有野心。毛泽东在“好乱之所致乎”旁，用红笔加了着重线，在着重线旁逐字画了六个大叉。毛泽东看重臧质在解汝南之围、胜盱眙之敌、克刘劭之逆等战役中表现的军事才能，因此他不能苟同史学家李延寿把梁山之战的失败，臧质被杀，归罪于臧质“好乱”这一论断。他以一个战略家的心态和感情，为臧质这一仗的失败表示惋惜，赞叹臧质为“豪杰之士”。

26.袁氏子弟，一个无能，一个死节（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觊无能

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笔191、192页）

［解析］

《南史》卷二十六《袁湛传》，同时列有袁湛的两个孙辈袁凯、袁粲的传记。袁氏是东晋的大族，与谢氏有通婚之好。袁凯和袁粲是堂兄弟。在刘宋朝均居高位。《袁觊传》说：袁觊“初为豫州主簿，累迁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领前军将军。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言之。觊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觊亦厉色而出”。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袁觊无能”。这大概是指袁觊不善进谏。后袁觊起兵叛宋明帝，但他自己却“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议而已，不能抚接诸将。”乃至“未一战而败”，被杀。南朝名士，大率如此。不止无能，而是士风之使然。

毛泽东在《袁粲传》开头批注说：“袁粲死节”。袁粲有名士风度，宋明帝死前，托袁粲为顾命大臣，拥立宋后废帝。萧道成杀后废帝，立宋明帝，又准备篡宋。当时袁粲任中书监，驻镇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决意不事二姓，密谋进攻萧道成，事泄兵败。但他镇定自如，说：“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遂被杀。

27.此种推论是错误的（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原文］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3页）

［解析］

孔琇之是南朝齐武帝时人。是宋武帝大臣扎靖的孙子。上面这段原文说他在当吴县县令时，不听人劝阻，把一个偷了邻家一捆稻子的10岁小孩送往衙狱治罪的事，其理由是：“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就这样，传记作者还称赞他“有吏能”呢，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史传作者的这个观点，他用红铅笔在“有吏能”几字下画了一条粗重线，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的那几句批语。

在毛泽东看来，孔琇之治小孩罪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人是随着环境、条件乃至年龄生长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条件、年龄改变了，就不能排除这个小孩可以改正自己的偷窃行为。这就是他在读《后汉书》《陈寔传》写的批语里说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如果像陈突那样，对这个小孩进行教育诱导，变好的可能性更大。好借古鉴今的毛泽东特别感叹和忧虑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推论”方法，在我们的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其表现就是：认为一个人犯了点小错误若不处理，大家就会效法他。毛泽东一贯主张：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应采取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目的还是为了使之改过自新。所以，他经常讲，我们不要学鲁迅《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更明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因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

毛泽东评点古人，联系实际，希望人们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要多点辩证法，少点形而上学。

28.曹景宗“亦豪杰哉”（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原文］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景宗亦豪杰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

［解析］

曹景宗（457—508）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他骁勇善战，立有战功，但在治军和个人品德上却又不为人称道。毛泽东说他“亦豪杰”，是指其骁勇洒脱的个性和率兵破敌的战功。

《曹景宗传》载：景宗幼善骑射，好打猎。有次随父亲出门，中途突然遇到数百个强盗围攻，他身上带有百余箭，百发百中射杀强盗，强盗吓得逃窜而去，“因以胆勇闻”。传里还说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穰苴即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死后有《司马穰苴兵法》传世。乐毅是战国时燕国名将。对这两处反映曹景宗的勇敢和抱负的记载，毛泽东较重视，逐字画有旁圈。

《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记载，天监五年（506），曹景宗率兵与韦睿合力攻魏，解救徐州刺史昌义之，打了胜仗。毛泽东批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韦、裴二人与曹景宗同时，都是梁朝名将。毛泽东时韦睿的军事才能有很高评价，说景宗仅次于他，评价也是不低。据曹景宗本传记载，曹在这次战斗中召募勇战兵士千余人，大败魏将杨大眼，配合韦睿力攻魏，“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

《曹景宗传》载，徐州解围后，曹景宗班师回朝，梁武帝于华光殿开庆功宴会，众臣连句作诗，偏曹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在梁武帝和众臣看来，曹景宗不过一介武夫而已，没有答应，梁武帝还说，你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在一首诗上争胜呢？曹景宗仍然请求。这时只剩下“竟”、“病”二韵了，便给了他，他持笔拈须，很快作了一首：“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众人读后，“惊嗟竟日”。毛泽东

对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其文采颇为赏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特意念了这首诗，称赞有加，用以说明文化不高的人也可以写出好诗。

对本传里所述曹景宗的劣处，毛泽东也有批注。本传载，曹景宗随梁武帝起兵初，攻破一个县城，“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中号令，然后稍息。”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曹孟德即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说曹操用了盗坟的无赖兵士，“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徐世勣，即唐初大将李勣，《新唐书》本传说他纵人抢掠。郭雀儿即后周太祖郭威，新、旧《五代史》均说他起兵入汴京时，纵兵大掠。

本传又载：“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这就从曹景宗的贪、诈中，看出梁武帝对部下养痈遗患的失误。

总起来看，毛泽东认为曹景宗不失为豪杰之人，特别是他追求金戈铁马铿锵有力的人生风格。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就表明了曹景宗粗犷、豪放的性格和气概。本传载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于是他说了一番他过去在乡里飞马拓弓，击鸱逐獐，饮血茹毛，从而“不觉老之将至”的人生作风。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许多地方密密地加了旁圈，由衷的赞赏和同情，因而禁不住批道“景宗亦豪杰哉”。

的确，曹景宗贵为公侯、刺史、将军，对标志权贵身份的繁文缛节和车马排场，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十分蔑视，强烈向往叱咤风云、自由自在的生活，是难得的。他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共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追求的人生方式，和他内在的豪迈狂放的性格。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毛泽东是个不愿束缚自己的个性去循规蹈矩的人。但是，建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因为没有警卫部门的批准，他出不了中南海，不能像一般人那样逛街、游园等等，出门也是汽车、火车、飞机。这对一个在金戈铁马中打出江山的领袖来说，不啻是一种违背个性的制约。这种感受，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会见他的外国老朋友斯诺时，便有过自白。他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坐汽车、飞机、火车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又说：简单一点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些。以毛泽东这种性格和处境去理解曹景宗的上述自白，很自然会产生特有的思想感情上的沟通。

29.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原文］

普通元年，迁侍中、车骑将军，未拜，卒于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武帝即日临哭甚恸，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睿，请曹景宗与睿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使曹景宗胜

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摘自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4页）

［解析］

韦睿（442—520）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齐末为上庸太守，从萧衍（梁武帝）起兵。梁初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506）率军破北魏军，取合肥。次年又与曹景宗救钟离，又大败魏军。他体弱不能骑马，乘板车督战，善抚士卒，而军法严明。魏人畏惧，称为“韦虎”。他“多建策，皆见用”，深受梁武帝器重，是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行为特点的概述。毛泽东很赞赏，提出“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作者还补叙了韦睿的轶事，以说明他深受世人推崇的为人风尚。在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批道：“使曹景宗胜”。本传又说，曹景宗等在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功劳，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毛泽东又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韦睿的肚量和谦虚朴实，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很爱读《韦睿传》。《南史》卷五十八包括韦睿、裴邃二人的传，毛泽东在这卷开始的天头上，用粗重的笔迹画了四个圈，标写道：“梁将韦睿、裴邃传”。在《韦睿传》文内，更是密加圈点，批注达25处之多，这大概是他读史书人物传记批得最多的一个人物了。有些批注中还加有旁圈、套圈。

那么，党的干部应该学习韦睿的那些方面的作风呢？从毛泽东的批注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一是他的仁厚的品格作风。

毛泽东对韦睿英勇善战的事迹的批注情况，本书“军事篇”《韦睿为将，有刘秀、周瑜之风》一条专述。本条只说几则毛泽东对其品格作风的推崇。

《韦睿传》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仁者必有勇”。

梁武帝天监四年，韦客率军攻北魏所占合肥。本传载：“睿素赢，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高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合肥既平”

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文句旁密加旁圈，写了不少批语。在说到韦睿每战“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和“魏军凿堤，睿亲与争”，毛泽东逐字旁圈，分别写了两处“将在前线”，推崇他身先士卒的领兵作风。在说到韦睿攻克合肥时，“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不贪财”。韦睿能团结部下，在胡景略和赵祖悦闹矛盾时，他亲自调解，晓以利害，避免了不利后果。毛泽东于此处批道：“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宜，设立法度那一段，毛泽东也是逐字旁圈，批道：“劳谦君子”。

这些批语，涉及领导干部所应有的垂范、廉洁、勤政、团结诸方面的作风素养，确实值得当今理政治军的干部学习。

《韦睿传》还说到韦睿的儿子韦放的事迹，毛泽东也批道：“韦放有父风”。

韦睿有古之儒将之风，有武人之胆略，有儒者之雅量。自古以来，但凡以文人掌兵者，莫不追求这种境界，但由于个人素质的差异，能近似者已稀，况如韦睿者乎？

30.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

［原文］

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东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贱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军，复欲击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杖节军门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众军乘胜前顿城文。武帝驾焉，手诏慰勉之。

——摘自李延寿《南吏》卷六十一《阵庆之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5页）

［解析］

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手下出身寒门的著名将领，为人忠正耿直，有胆识，建有赫赫战功。毛泽东在《南史》卷六十一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画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写了上面的批语。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画满了着重线，足见他阅读之专注和深情。

毛泽东一读再读的陈庆之，有什么事迹使他“神往”呢？《南史》本传记载：梁武帝普通元年（502），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派陈庆之去接应，又让他率军队护这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10万大军抗拒，都被陈庆之挫败了。后豫章王投奔了魏，陈庆之及时地“斩关夜退”，保全了军队的实力。

大通元年、魏国大乱，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陈庆之又屡挫魏军。魏军将领丘大千以精乓七万，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陈庆之从早到午仅半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三垒，魏兵退。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击败，晖业被擒。魏又派出大量援军，据守荥阳。陈庆之军中很恐慌，他对众人说：“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意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鼓动下，战士们勇敢地攻下城池，入城后，又被围，陈庆之率精兵3000人大破之，魏军逃散降服。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颢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故”。

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战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果敢机智和军事才能。《南史》作者李延寿用简洁生动的文笔刻画了陈庆之其人其事，再现了一场场威武壮观的战争场面。毛泽东对此用粗重的黑铅笔画着一条条着重线和曲线，流露出极大的关注。

陈庆之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武将，还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政治家。魏北海王元颢即帝位后，荒于酒色，不理政事，听信谗言，对陈庆之很不信任。陈庆之不计个人得失，及时敦促北海王元颢不要放松军事。有人劝他：“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陈庆之听后，严词拒绝、并将元颢有叛梁之意报告给梁武帝。在楚州击破侯景时，正值灾年，陈庆之开仓赈济灾民，八百多人上书为他树碑颂德。《陈庆之传》记载：“庆之性祗慎，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扎，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毛泽东在这些记载处，也都画着着重线，非常重视。

毛泽东是政治家，同时也是军事家。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20多年，万籁俱静，深夜读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自己的这种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古战场，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共鸣，这是毛泽东读史为一般人所难以产生的感受。

31.王建庸人，不知政治（读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

［原文］

破慕容主于参合，帝（魏道武帝）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为宝覆败于此，国内空虚，获而归之，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帝曰：“若从建言，非伐罪吊人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帝既而悔焉。

——摘自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毛泽东读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2页）

［解析］

王建是北魏初年魏道武帝拓跋珪手下将领。初为左大夫，后迁散骑常侍，为冀、青二州刺史，封真定公。东晋太元二十年（395），王建随拓跋珪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南）大破后燕慕容宝的军队。开始，拓跋珪想留下有用的人，遣返数万俘虏。王建则坚决反对，认为是纵敌养患，应全部杀掉。拓跋珪采纳了这个建议，全部坑死，可不久又后悔了。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一贯反对屠杀俘虏，因此，他认为王建的建议，是“不知政治”，王建是个庸人。后来，拓跋珪又在中山城打败慕容宝，慕容宝弃城逃跑了。待天明北魏军队准备进城时，仍受到后燕败军余部的反抗，拓跋珪令人招降，这些人都说：“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就是说，我们投降了，害怕你们像在参合之役中屠杀俘虏一样屠杀我们，因此，我们抵抗，或许还能保全一时的性命。“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这是怪罪当初王建坑杀俘虏的建议。

32.隋文帝的做法蕴藏大乱（读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原文］

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摘自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蕴藏大乱

──毛泽东读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解析］

隋高祖，即隋文帝杨坚（541—604），是隋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位23年，被其子杨广（即隋场帝）所杀。《隋书》卷二《高祖本纪》记叙杨坚死后，对他的性格和治国之道作了概括。前面引过的，便是其中的一段。毛泽东特别注意其中所过“好为小数，不过大体”及不学无术，执法苛峻等内容，认为这些做法“蕴藏大乱”。似乎觉得隋朝短命，不只是贩在昏庸的隋炀帝之手。算是一史家之言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读史很注重体会国家兴衰成废之道。

在一本李延寿的《北史》中，也留有毛泽东对隋文帝的一些做法的批语。该书卷十一《隋本纪》载，隋开皇十八年（598）春，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认为，吴越之人私造大船，是“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隋文帝下令把大船都收缴入官府，是“不可能”之事。隋文帝的这个做法，无疑是阻碍民间经济商贸发展的蠢事。

33.李渊遇事无断制（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原文］

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隋受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

史臣曰：然而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遇事无断制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7页）［解析］

唐高祖李渊（566—635），是唐王朝的开国之主。起兵于隋末乱世，倒也不失为一代雄主。毛泽东是在《高祖本纪》说他“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诸语旁批上“遇事无断制”的。这大概是从李渊“宽仁容众”的性格特点，想到他在整个起兵过程和平定诸雄的战争中，主要依赖他的儿子李世民等，包括起兵反隋这一重大决策，也是李世民的主意；乃至最后不能制衡诸子，导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其兄长，自己也被逼退位，去做清闲的大上皇。比较起来，开国之功，李渊确在其子李世民之下远甚。故《旧唐书》作者在《高祖本纪》里也发议论说：“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毛泽东对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是很称赞的。早在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就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俗有两句说李世民其词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2000宫女等。这个论述，也是把李世民的胸怀谋略，置于李渊之上的。

34.名将冤死（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九《盛彦师传》等）

［原文］

会徐圆朗反，彦师为安抚大使，因战，遂没于贼。圆朗礼厚之。令彦师作书报其弟，令举城降己。彦师为书曰：“吾奉使无状，被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圆朗初色动，而彦师自若，圆朗乃笑曰：“盛将军乃有壮节，不可杀也。”待之如旧。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九《盛彦师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盛彦师名将，冤死。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九《盛彦师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页）［解析］

盛彦师在隋末投入李世民的起义军，在征讨李密、王世充诸战役中，建有大功。李密先与李渊、李世民结盟，灭隋后互争天下。在别人不敢迎战李密时，盛彦师自告奋勇，率几千人在熊耳山南侧伏击李密，并斩杀之。遂以功封葛国公，拜武卫将军。所以，毛泽东说他是“名将”。后在讨伐叛乱的徐圆朗时，战败被擒，徐圆朗让他写信劝降其弟，他只字不提劝降之事，反而表达了“誓之以死”的气节，徐圆朗也不得不钦佩他，因而也没有杀他。待徐圆朗被讨平后，盛彦师竟被李世民赐死。所以，毛泽东说他是“冤死”。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盛彦师传》的开头部分。

《旧唐书》卷六十九还包括《刘世让传》、《李君羡传》。刘世让曾在隋朝任征仕郎，后投唐高祖李渊，拜为通议大夫。李渊问以备边之策，刘世让建议：可在一个叫崞城的地方置一勇将，多储些金帛，有来投降的人便重赏，然后出兵破坏马邑一带的农耕之业，不到一年，就可以拿下突厥进犯中土的要津马邑城，李渊说你去最合适。刘世让赴任后，突厥害怕他，就造谣说他与可汗通谋，将要叛乱。李渊把他杀了，并“籍没其家”。毛泽东读此批道：“刘世让冤死”。

李君羡初为王世充骠骑，后归降李世民，为武卫将军。贞观初年，太白星常在白天出现，有人占卦说将有一个女人出来称武王。恰巧李君羡是武安人，又任武卫将军，封邑又是“武连郡公”。一次作酒今，李世民让武官各言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有人就奏劾李君羡将谋乱，李世民便把他杀了。读至此，毛泽东批注：“李君羡冤死”。

35.李世民的工作方法（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原文］

陛下（李世民）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借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1页）［解析］

李百药，隋末唐初人，颇有才名。唐太宗贞观元年，召为中书会人，撰有《齐书》。上面引述的一段原文，便是他在贞观二年任礼部侍郎时，朝廷讨论封建诸侯，他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封建论》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概括了李世民临朝执政的四个特点，即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闲暇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认为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说明毛泽东读史，善于借鉴前人好的王作作风。

李百药称此为李世民之“四道”，其实具有处世哲学，为政特点的意思。毛泽东却将之称为“工作方法”，显见是降了一个层次。言外之意，即使是封建社会的“英主”，可借鉴者无非是工作方法而已。

36.笑里藏刀李义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原文］

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笑里藏刀李义府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3页）

［解析］

李义府（614—666）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先后任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中书令、右相。与许敬宗同执朝政，权倾一时。本传载，李义府借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百僚畏之，无敢言其过者。”加之为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颇为百官痛恨。后因罪流放巂州。毛泽东对这样的人，是极其鄙薄的。

毛泽东尤其不喜人搞两面派，搞阴谋，多次表示过对这种人的愤慨之情。但是党内还是出现了一些“笑里藏刀”的阴谋家，使党的事业大受损失。这不仅仅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失察，体制上的弊病，容易使机体出毛病。

37.朱敬则是政治寨、历史家（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

［原文］

朱敬则字少连，毫州永城人也。代以孝义称，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门标六阙，州党美之。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与二从兄同居，财产无异。又与左史江融、左仆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闻而召见，与语甚奇之，将加擢用，为中书舍人李敬玄所毁，乃授洹水尉。

长寿中，累除右补阙。敬则以则天初临朝称制，天下颇多流言异议。至是既渐宁晏，宜绝告密罗织之徒。上疏曰：“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6页）

［解析］

朱敬则（635—709）是毛泽东较为欣赏的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唐朝武则天称帝时，曾任正谏议大夫等职。毛泽东在《旧唐书·朱敬则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朱敬则”三字旁，毛泽东又用粗重的黑铅笔加了三条直线，批注：“年七五”。这是指朱敬则死时享年75岁。

朱敬则在武则天执掌朝政时，曾向她提出“宜绝告密罗织之徒”的建议。他上书武则天，举秦朝灭之为例，即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毛泽东在这段评述处，逐字都加了旁圈。由朱敬则这段关于历史的分析，毛泽东联想到汉朝贾谊的《过秦论》，在天头上批注：“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和朱敬则都认为，秦朝的灭亡，其值得后世汲取的深刻教训是对人民施行暴政，丧失了民心。贾谊和朱敬则都熟悉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都有视人民力量为国家兴衰、帝王成败的重要因素这一进步政治思想。所以毛泽东称赞他们都是“政治家、历史家”。

朱敬则在上书武则天时，又举汉朝初定之后，孙叔通杂采古礼和秦代制度，同儒生共立朝仪；陆贾著《新语》，为汉高祖论述秦及古代兴衰之国的经验教训，说明天下既定，“陈诗书，说礼乐，开王道，谋帝图”，乃是非常必要的。他建议武则天“览秦、汉之得失”，“改法制，立章程，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对朱敬则的这些意见，武则天认为，“甚善之”。以上引文都是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的重点内容，在天头上也多处画着三个大圈作标记。

朱敬则生性耿直。御史大夫魏之忠、凤阁会人张说被诬陷，将处死刑，“诸宰相无敢言者”。独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申述这两人无罪，并说，这两人“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这两人在他的帮助下，因而免死。奸臣张易之为武三思等18人画《高士图》，多次拉朱敬则“予其事，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如此”。朱敬则任职时，所推荐的人才，都很能干，“则天以为知人”。

《旧唐书·朱敬则传》记载：朱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尝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又以前代文士论废五等者，以秦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论》”。这也是毛泽东称他为“历史家”的根据。

朱敬则很清廉，神龙二年（706）他被诬陷，遭贬回到家乡，行囊中“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对这两段引文，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圈。

真正的政治家才懂得因时而变政。不知机变者“宽严皆误”。毛泽东读史真读到了骨头里。历史的精髓尽取。

38.刘幽求能伸不能屈（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

［原文］

刘幽求，冀州武强人也。圣历年应制举，拜阆中尉。刺史不礼焉，乃弃官而归。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范、敬晖等虽诛张易之兄弟，竟不杀武三思。幽求谓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恐噬脐无及。”桓、敬等不从其言，后果为三思诬构，死于岭外。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7页）［解析］

刘幽求是唐睿宗、唐玄宗时的大臣。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其本传的开篇之处。刘幽求早年初拜阆中尉时，仅以刺史没有礼貌待他，便“弃官而归”，也足见其能伸不能屈的致仕作风。这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宦海生涯中，突出表现为不甘人后的争权。

《刘幽求传》载，先天元年（712），唐玄宗初即位时，迁之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恰逢崔湜依附阴谋政变的太平公主（唐玄宗的姑姑），刘幽求向唐玄宗进言以羽林军诛之。事泄，被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流贬到封州，后来太平公主等被诛杀后才被重新起用。开元初年，刘幽求任尚书左丞相，不久改任闲职太子少保，又因“郁快于散职，兼有怨言”，先后削贬为几个地方的刺史，竟在路上“愤急而卒”。毛泽东说他“能伸而不能屈”，终“以恚死”，显是批评他心胸不宽阔，能上不能下，不善处逆境。

39.史识就是要善于辨别风向（读刘昫等《旧唐书·刘子玄传》）

［原文］

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宣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摘自刘昫等撰《旧唐书·刘子玄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提高嗅觉，辨别风向

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刘知几，识的极端重要性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恨迟钝的。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刘知几（661—721）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玄宗时官至散骑常侍。其所著《史通》内外共49篇，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影响很大。刘知几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任修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故提出才、学、识为史家必备的素质，其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从前面引述的《旧唐书》本传中的一段原文可知，刘知儿说的史识，主要是鉴识明晰，要“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以此影响时政，从而达到“善无可加”的境界。在《史通》内篇卷七《鉴识》中，刘知几又专门论及史识，说“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认识它，却由于“识有通塞，神有晦明”的区别，于是“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这样，“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史识就尤其显得重要了。

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而又好史，其史识自是别具一格，他对历史上许多人物的评价，多异于古人，显然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无关系，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历史篇其他条目的叙述中即可看出。至于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引用刘知几的史识之说，自有其特殊所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重在提高“识别”社会上各种政治风向的能力，使同志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就把刘知几说的“识”从历史的角度拉向现实的眼光。

40.唐太宗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

［原文］

郁林王格始王长沙，俄进封汉。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234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指出了唐太宗李世民在立皇储问题上的失误。李治、李恪是李世民的儿子，李世民生前很喜欢文武兼备、“英果类我”的李恪，并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教导，封为远地藩王。还常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足见倚重之深。李治则为人柔弱，思虑不精，少雄主才略。这一点，唐太宗是很清楚的，故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结果酿成李唐宗室的祸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封武则天为皇后。他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了国号，诛杀宗室大臣。其祸根，自在“朽物”李治。所以，毛泽东认为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恪强于李治，而没下决心改立太子，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41.马周的才德（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

［原文］

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常）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周上疏曰：“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恩，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而以德行才术攫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称善，耀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

赞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干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问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235、236页）

［解析］

据《新唐书·马周传》记载，马周少失父母，家境清贫，“嗜学，善《诗》、《春秋》。”唐太宗贞观五年（631），马周作为中郎将常何的家客，替常何向唐太宗写了一个奏折，“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被唐太宗发现了这一人才，委任为监察御史，以后步步擢升，成为唐太宗的肱股之臣。在《旧唐书·马周传》的天头上，毛泽东还用粗重的笔迹写着：“马周，年四十八”。在《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中，毛泽东有许多圈圈点点，又批又注，对马周极为赞赏。

《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评论说：马周由“一介草茅”，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提拔，一跃而为皇帝的得力助手，“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傅说，公元前1200多年前的商朝人。相传他本是奴隶，武丁王在傅岩这个地方发现他，提拔他为宰相，后来协助武丁王大治于天下。吕望，俗称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吕，名望。他年老隐居，经常垂钓于渭水之阳．文王出猎时发现他，立为师。他智勇双全，协助周武王灭纣，有殊功。欧阳修认为，马周虽自比为傅说和吕望，但才能不及他们，所以后世很少记述他的事迹。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对马周的这种评价。在欧阳修这段话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认为马周的才德，远比傅说、吕望高得多。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是贞观六年（632），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在《新唐书》这一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贾生是指西汉的贾谊，他写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的奏折是《治安策》后的“第一奇文”，这种评价是极高的，认为是宋代的一些洋洋大论所不可企及的，其“奇”之所在，就是切中时弊。

马周的奏折向唐太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是：

（一）建议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从历史上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总结经验教训说：“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旧唐书》、《新唐书》的这一部分密加圈点，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马周列举尧、禹、汉文帝、汉景帝节俭的事例，尖锐地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老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颇嗟怨”。他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都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他对马周从国家前途着想，敢于尖锐地反映政治中的敏感问题，不粉饰太平，很为赞赏。

（二）希望唐太宗注意到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他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举例说：隋虽有洛口贮仓米，东都织布帛，西京库金银，当李密（引按：隋末农民起义瓦岗军的领袖）、王世充（引按：本为隋将领，后反叛）起来造反，这些都成了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且，“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毛泽东对这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指出：而今百姓有怨言，“以为陛下不忧怜之”，这是由于“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若人既劳，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马周这种以“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难得的，很受毛泽东的重视。

（三）建议唐太宗分封诸王、功臣要得当，要加强郡县基层的人选。马周非常同意贾谊《治安策》中有关分封诸侯的意见。他认为对诸王和功臣，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还举曹操宠爱曹植，曹丕即位后，曹植备受猜忌，郁郁而死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不要“前车既覆，而后车不致辙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又加了旁四，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马周建议加强郡县的人选，强调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今耳。县个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从“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批评：“今独童年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唐朝的官制，地方设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马周这种加强基层政权的主张十分英明，也是毛泽东赏识之外。

贞观之治是唐朝的鼎盛时期，马周和贾谊一样居安思危，看到当时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和隐患，他在奏折中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说理透彻；提出的建议，具有清醒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家远见。特别是他不计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批评时政中重要问题的勇气。凡此，都被毛泽东称誉为才德高于傅说、吕望，他的奏折也被称誉为《治安策》后“第一奇文”。

《旧唐书》、《新唐书》记载：马周很有才能，“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在贞观之治中，有计多建树，“时誉归之”。有人说，“马君论事，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听之CC，令人忘倦。苏、张、终、贾正应此耳。”苏，指苏秦；张，指张仪；两人都是战国时的纵横家，有辩才。终，指终军，西汉人，18岁上书辩论国事，受到汉武帝的重视；贾，指贾谊。马周从“一个草茅”，以自己的才能和胆识，屡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历任监察御史（掌管军国政令）、中书舍人（专管进奉表章和草拟制策诏令）、给事中（专管驳正违失）等等重要职务。唐太宗说，“我暂不见周即思之。”马周患病，唐太宗“躬为调药，太子问疾”。

《旧唐书》、《新唐书》中对马周的记载并不多，但他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作用不容磨灭。毛泽东认为他的才德远比傅说、吕望为高，这种评价自非定于一尊，也算史学一家言吧。重要的是从这里看到毛泽东评价马周这位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

毛泽东对出身卑贱者、年轻人有偏爱，马周其一例也。

42.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传》）

［原文］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为人诬构，（徐）有功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劾之曰：“汉法，附下罔上者斩，面欺者亦斩；在古，析言破律者杀。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诸按之。”（武）后不许。犹坐免官。俄起为左肃政台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

赞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贰其心，惟一于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处猜后、酷吏之间，以恕自将，内挫虐焰，不使天下残于燎，可谓仁人也哉！——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解析］

毛泽东对《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都有很多图画，并写有一条较长的批注。在《新唐书》的封面上有毛泽东手书的目录，其中《徐有功传》四个字下，画着引起注意的曲线，这可能是他为了再次阅读或便于查找作出的标志。

据《旧唐书》、《新唐书》本传记载，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这两部史书都称赞徐有功“为政宽仁，不行杖罚”，“为政宽仁，不忍杖罚”。毛泽东在这两处都逐字加了旁圈，后者还在句末画了一个大圈套着一个小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套小圈。这种读书标记，在文内还有多外，有加重和特别强调的意思，是毛泽东在其他圈画批注中较少见到的。传记中有关徐有功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许多事迹，毛泽东多有圈点。十分重视。

武则天称帝后，惧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酷吏佞臣周兴、来俊臣等人。重赏鼓励告密者。一时冤狱遍起，人人震恐，莫敢正言。徐有功无所畏惧，“数犯颜争枉直，后厉语折抑，有功争益牢”。毛泽东在《新唐书》的这一段，逐字加旁圈，每句末都加了套圈。

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被诬陷判死。徐有功了解到庞氏无罪，为之申辩，而自己却被判庞氏死刑的人所弹劾，说他包庇罪人，应获死罪。有人哭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有功曰：“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耶？’安步去”。毛泽东在两篇传记的这段记载中，都逐字加了旁圈，每句末都加了套圈，还在其中一篇传记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新唐书》接着这一段，是武则天

质问徐有功，问他为什么最近断案多有差错。徐有功回答说：“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武则天听后默然，因而免去庞氏的死刑，同时也将徐有功免职为民。对徐有功的这段回答，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句末加了套圈。

博州刺史琅玡王李冲谋反，颜余庆被诬陷为同党，来俊臣等先判颜流放，后又判颜死刑，并经武则天批准。徐有功据理为颜余庆辩护，说他是支党，不是魁首，罪不该死。他批评武则天：“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窃谓朝廷不当尔。”武则天大怒，问：“何谓魁首？”徐有功答：“魁者，大帅；首者，元谋。”最后，武则天被他说服，“遂免死”。当徐有功和盛怒的武则天争辩时，“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而有功气定言详，截然不桡”。毛泽东对这一段，每句后加了套圈，有的逐字加以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套圈。

徐有功执法不徇私情。皇甫文备曾弹劾徐有功“纵逆党”，并将他逮捕入狱。后来，皇甫文备又被别人弹劾入了狱。徐有功为他往来奔走，澄清事实，营救其出狱。有人问徐有功，皇甫文备曾陷你于死地，为什么还要救他。徐有功回答说：“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毛泽东对此逐字加旁图，句末加套圈。

《新唐书》中赞扬徐有功说：“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辩，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优；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者甚众，酷吏为少衰”。毛泽东对“凡三坐大辟，后以此重之”几句，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也画了三个大国。

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作者们的笔下，徐有功耿直公正的品格，不计得失、不畏权贵、守法护法、为法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感人至深。毛泽东读这篇传记，十分动情。地图画批注时经常使用的那些标记，似乎已不足以表达这种深刻的感受，意未能尽，因而多处加上不常使用的套圈、三角、叉等标记。徐有功在一次被弹劾罢官又被启用时，他给武则天写了一份奏折，这就是前面引述的第一段原文。大意是说，生活在山林的鹿，很难逃脱被猎杀，成为人们厨房里俎头肉的不幸命运。徐有功以鹿自喻，预见到自己必然为守法护法而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多次蒙冤入狱的经验之谈，也是一个正直执法人员在封建社会里常有的下场。毛泽东在这些话旁，每字都画了三角标记，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

但毛泽东不同意徐有功“命系庖厨”的说法，认为为执法护法而死，以身殉志，是很伟大的。毛泽东为徐有功动情，他从徐有功谈死，联想到许多人。其中，岳飞，南宋时抗金民族英雄，为主和派秦桧诬陷杀害；文天祥，南宋时的文学家、政治家，在抗元战争中，为叛徒引兵击败，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曾静，清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国策动反清被杀害；戴名世，清史学家，因著有《南山集》、《子遗录》造成文字狱，被杀；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王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被国民党杀害；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秘密处死；杨虎城，西北军领导人和西安事变主要发动人之一，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闻一多，著名诗人、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这些人，有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有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还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止义、为真理、为信仰而壮烈牺牲，永垂青史，毛泽东很推崇这些人“以身殉志”的崇高气节。

在一些场合，毛泽东还经常借一些“以身殉志”的古人，对干部队伍进行教育。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工作总结大会上演讲时，毛泽东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这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捉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

43.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原文］

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

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复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王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净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亲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解析］

姚崇是唐玄宗“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旧唐书》、《新唐书》的《姚崇传》，毛泽东都读得非常认真仔细，有许多圈点批画。在《新唐书》这篇传记开篇的天头上，毛泽东用粗重的黑铅笔写了“姚崇”两个大字，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姚崇”两字之前，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在唐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时屡次出任宰相。史书记载：姚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下笔成章”。契丹扰边，许多大臣束手无策，而姚崇“奏决如流”。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同意不同意，能不能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愿接受这一任命。这10条意见说：（1）武则天执政以来，以严酷之法治天下，你能不能施行仁政？（2）朝廷往青海出兵，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不能不再贪图边功？（3）对你所宠爱的亲信，你能不能制裁他们的不法行为？（4）你能不能不让宦官参政？（5）你能不能除租赋外不收大臣公卿们的礼物？（6）你能不能禁止自己的亲朋出任公职？（7）你能不能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们？（8）你能不能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9）你能不能禁止营造佛寺道观？（10）你能不能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令”。

姚崇的这10条，虽然只有300多字，但却都是针对着武则天、中宗、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提出的。如他建议“政先仁恕”，即针对武则天滥用佞臣酷刑而言。他建议：“宦竖不与政”，即针对武则天、韦太后等重用宦官内宠而言。他建议“戚属不任台省”，“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应引为“鉴戒”，即针对武则天重用武三思，武承嗣，而其后的韦太后又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两家外戚互相勾结，图谋篡权的腐朽集团而言。唐玄宗采纳他的意见，对姚崇非常重用，委以大权。当姚崇生病时，凡是大臣提出的好意见，玄宗都认为是姚崇的谋策；凡是大臣提出的不恰当意见，玄宗都让去请教姚崇。“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大治”。毛泽东非常赏识姚崇这10条意见的“简单明了”，对这10条意见阐述的政治见解，他认为是治国的“纲领”，并赞叹它“古今少见”。

在“开元之治”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继姚崇之后还有宋璟。姚、宋在历史上齐名。《新唐书·姚崇传》的作者欧阳修评论说：“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毛泽东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批注：“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以上是体现姚崇的“大政治家”的一方面。此外，姚崇不信鬼、不信神，他相信“人定胜天”的真理。以下几处记载，毛泽东都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以示重视，有的写有批注。

（一）开元四年（716），山东一带发生蝗害，老百姓不敢捕杀，却拜祭天地祈福灭灾。姚崇命令捕杀蝗虫后用火烧焚，彻底消灭。他的这一措施不为当时的一些人所理解，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执行，姚崇写信给他说：你坐视蝗虫为害，无所作为，大灾之后老百姓无以为生，你还能做什么刺史？倪若水害怕了，只得遵命灭蝗，结果捕了10万担蝗虫，引起极大的震动。唐玄宗对灭蝗也有疑虑，姚崇对他说：“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毛泽东对这句话逐字加了旁圈。姚崇接着举例说：以前魏时，山东发生蝗害不敢灭，最后草木皆尽，人相食，牛马互相啃毛。我们现在如不灭蝗，任其繁殖，其后果必将是老百姓“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退一步看，即使蝗未灭尽，也比纵容它造成大灾好。黄门监庐怀慎害怕灭蝗，劝阻姚崇说：天灾怎能用人力制服，杀蝗多，会伤害老天和气的，请你三思。姚崇说：“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姚崇为了贯彻灭蝗措施，与上下左右展开艰苦的说理斗争，没有“人定胜天”的信念是做不到的。

（二）唐玄宗准备东巡祭太庙，正当其时，太庙的房子忽然坍塌了。许多大臣劝玄宗说：这是上天暗示你不宜东巡。姚崇却说：这座太庙是魏时苻坚所造，距今300多年了。山都会因朽坏而崩陷，何况土木建筑的太庙呢？这与你的东行并无关系。你东巡是为抚恤老百姓，“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现在，行前的各种准备都已就绪，不宜改变。太庙坏了，可以盖新的。唐玄宗听后很高兴，说：“卿言正契朕意。”姚崇不信鬼神的清醒头脑，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三）姚崇遗嘱他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岂烦奢葬。”并列举翻译佛经的姚兴，出过家的梁武帝，入过道的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渡人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他们都未能长寿，而“王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注：传说故事中的人物，生于夏代，据说活了800余岁）、老聃（注：相传即老子，春秋时人，据说活了160—200余岁）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耶？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对“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逐字加了旁圈。对这一段，毛泽东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是唐朝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他在姚崇之后八九十年写了《论佛骨表》，上书唐宪宗，猛烈攻击佛教。盖源于此。

姚崇生活在1000多年前佛教盛行的唐朝，特别是最高统治阶层的王公贵戚等笃信佛教，大造佛寺，劳民伤财，超度老百姓为僧尼，影响国计民生。姚崇清醒地看到这一切，他不仅自己不信佛，以佛不能挽救人的生命这一观点教育自己的子弟，还上书唐玄宗，要求他不再营造寺观，阐述“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观点。唐玄宗接纳他的意见，使12000多僧尼还了俗。所以，毛泽东在批注中称赞他是“唯物论者”。

44.两个好将军（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正传》、《王承元传》）

［原文］

弘正幼通兵法，善骑射，承嗣爱之，以为必兴吾宗，名之曰兴。季安时，为衙内兵马使，同节度副使，封沂国公。季安侈汰，锐杀罚，弘正从容规切，军中赖之，翕然归重。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正传》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谋。年十六，劝承宗亟引兵共讨李师道。承宗少之，不用，然军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发丧，大将谋取帅它姓。参谋崔燧与诸校计，以祖母凉国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诸将牢请，承元曰：“上使中贵人监军，益先请？”监军至，又如命，乃谢曰：“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从我乎？”众曰：“惟所命。”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八《王承元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田弘正，好将军。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正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245页）

青年将军王承元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八《王承元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6页）

［解析］

田弘正、王承元，是唐宪宗、唐穆宗时的将领，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但他们都拥护唐王朝中央政府。田弘正先后出兵帮助朝廷讨伐吴元济的反叛，逼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王承元之兄）归唐，又讨平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战功卓著，故毛泽东说他是“好将军”。王承元十几岁继任指挥其兄节度的军队，调制有方，诸将皆能听命。后在风翔一带领兵抗击吐蕃少数民族的入侵，使境内居民，“人乃告安”。死时才33岁。所以毛泽东称他是“青年将军”。

45.大历十才子只有一个进士（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三《卢纶传》）

［原文］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宝乱，客鄱阳。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元载取纶文以进，补阌乡尉。累迁监察御史，辄称疾去。坐与王缙善，久不调。浑瑊镇河中，辟元帅判官，累迁检校户部郎中。尝朝京师。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在河中。”驿召之，会卒。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三《卢纶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历十子

十子中只钱起为进士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十三《卢纶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藉批语集》第248页）

［解析］

大历十才子，是指唐代宗大历年间的10个诗人，最早明确把这10个诗人称为“大历十才子”的，便是《新唐书·卢纶传》。他们的作品，多为唱和、应制之作。歌舞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艺术上有一定修养，擅长五言律诗。其中成就较高的，是钱起和卢纶。《新唐书》记大历十才子，只有卢纶有本传，其余人的生平均附在《卢纶传》里顺便提了一下。毛泽东读《卢纶传》，很注意十子在科举上的功名。于是发现只有钱起一人中过进士，特意随手批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学历的蔑视。

46.朱温狡猾（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本纪》）

［原文］

八月己丑，帝遣丁会急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其壁。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丁末，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饶，举郡来降。是月，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自是徐军不振。十二月，兖州朱瑾领军三万寇单父，帝遣丁会领大军袭败之于金乡界，杀二万余众，瑾单马遁去。景福元年正月，遣丁会于兖州界徙其民数千户于许州。二月戊寅，帝亲征郓，先遣失友裕屯军于斗门。

——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4页）

［解析］

唐代末年，社会动乱，至唐僖宗已达顶点。特别是在王仙之、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唐王朝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之途。曾为黄巢部将的朱温（852—912），于唐中和二年（882）叛变投降唐王朝，赐名全忠。次年，为宣武节度使。这时，藩镇割据之势已完全不可控制，同东汉末的情况很相似，军阀们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朱温到宣武镇任节度使时，只有所部数百人，在四面都是强藩割据的环境里，所以，毛泽东说“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朱温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成强大，先后攻破秦宗权、时溥、朱瑄、朱瑾、刘仁恭、王师范等军阀，并把势力最大的军阀李克用压制在河东一带。列唐天佑2年，拥有关中和关东广大地区，成为唯一强大的军阀，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907年建立了梁朝，史称后梁。在整个开国战争中，朱温采用了一些成功的谋略，并且还像曹操一样，把唐昭宗劫到自己的辖地洛阳，搞“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一套，同时对不同的军阀采取不同的方针。故毛泽东说他的狡猾甚至过于曹操。但他用“狡猾”二字评价，见得有贬意，朱温是不能与文武全才的曹操相比的。

47.习水能泳是好事情（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

［原文］

雷满，武陵洞蛮也。又尝于府署浚一深潭，构大亭于其上。每邻道使车经由，必召筵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龙，奇怪万态，惟余能游焉。”或酒酣对客，即取筵中宝器乱掷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跃入水底，偏取所掷宝器，戏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复整衣就座，其诡诞如此。

──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人习水是好事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此人能泳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雷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1页，

［解析］

雷满是湖南武陵少数民族，时逢唐末乱世，雷满在当地建立土团军，先是投入荆南节度使高骈麾下，后自己占领朗州，被唐昭宗封为朗州节度使。其为人勇悍。《旧唐书》和《新唐书》皆列有本传。毛泽东对这两种书上的《雷满传》都有圈画，特别注意到他潜水取物，好泳作乐的事情，批注说能习水是好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本人一生爱好游泳的兴趣。

《旧五代史》卷六十《李袭吉传》，说李袭吉有一次随李克用征战，在一个叫夏阳渡的地方过浮桥时，“笮断航破，武皇（后唐李克用）仅免，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上，救之获免。”读至此，毛泽东不相信李袭吉只是靠一块浮冰才没淹死，遂批道，“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华温琪传》记载，后来曾当过后梁、后唐的节度使的华温琪，早年曾参加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义军攻陷长安后，为供秦官都知。黄巢起义失败后，他逃往滑州，担心自己状貌魁伟，长相特殊，被官军认出，于是，“投白马河，流数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人必略知水性”。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论辨类”收了苏明允的《谏论》，其中有一段议论．说有三个人，一个勇敢，一个既勇敢又怯弱，一个怯弱。如果他们三人同时站在一个“渊谷”傍，有人对他们说：你们谁跳过去，便是勇敢，谁

跳不过去，便是胆小。那么，后两个人肯定跳不过去。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谁跳过去。就能得千金，那么，那个半勇敢的人为利驱使，也会跳过去。如果，这时有一只猛虎向他们扑过来，即使没有人对他们许诺什么，那个胆怯的人也会和前两个人一样跳过去。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小，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48.叙事有法，写得好（读司马光等《资治通鉴》）

［原文］

呜呼！幽、厉夫德，周道日衰，然文，武之把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土，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文公于是惧而下敢违。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下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夭予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存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摘自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衷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译东1954年冬同吴晗的谈话（摘自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译东读书的生活》第208贡。原载《吴晗纪念文集》第34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解析］

除《二十四史》外，《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晚年，他曾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说过，这部书他读了17遍。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1956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这个平装本正是毛泽东提议标点整理的。这两种《资治通鉴》里，都有他圈点批画的手迹。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初年进士，后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知谏院。宋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全力编纂。宋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辞枢密院副使之职，退居洛阳15载，六任冗官，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编写，于元丰七年（1084）告竣。该书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1362年之事迹，成294卷，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共300余万字。除宗于正史以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墓志、谱录诸种书籍300余种，是现存的最大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在该书的《进表》中，说其宗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所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毛泽东看来，这部巨制，“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末毕具，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其实，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认真读过以其他形式编印的《资治通鉴》。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他们认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的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参加编修《资治通鉴》的刘恕的《通鉴外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1300多年，据朱嘉的《资治通鉴纲目》，宋以后则依据后人著述，如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鉴易知录》等。这部简明的中国通史读本，是过去私塾中常用的教本。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类纂》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本地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省立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就是《四库全书》里的《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资治通鉴》上经乾隆皇帝朱笔批了的800多条汇集起来，就成了这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这部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资治通鉴》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叙事有法”，除了指它“历代兴衰治扎本末毕具”外，更主要的是认为它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治国就是治吏”、“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此，毛泽东很欣赏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始点开写。他晚年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曾评论司马光从这一年写起的想法。他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作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看来，问题常常是出在上面。但是，最要害的是，在封建社会不可能有一种机制保证“上梁”不歪。这才是其痼疾所在。在1975年同孟锦云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点，他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毛泽东又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割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历代兴衰治乱的重要道理。似乎就在这里。

49.观人要论大节（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

［原文］

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眶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大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时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1页）

［解析］

法正（176—220）是三国时蜀汉的重要谋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璋，为刘备献策攻取蜀地。后任蜀郡太守、尚书令等。由于他利用权势，报个人之恩，泄个人之怨，于是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加以节制。诸葛亮则从当时刘备所处不利环境这一大局出发，指出法正正像羽翼一样辅佐刘备，使他能自由翱翔，不能因为小的过失就限制他的权力和自由。毛泽东读此的批语，表明他是同意诸葛亮的看法的，从而提出：评价人、使用人都要“观大节，略小故”。

50.“善人少，恶人多”是谬论（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

［原文］

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道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书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古人一贯谬论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3页）［解析］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记载，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急于进攻南方的齐朝。当时，获罪谪戍边疆的人，多有逃亡，孝文帝因此制定一条制度，一人逃亡，全家都要服劳役。时任光州刺史的崔挺上书进谏，孝文帝采纳了，遂即取消了这个制度。崔挺进谏中提到的司马牛、桓魋，柳下惠、盗跖，都是春秋时的人物。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哥哥桓魋本为宋国的大夫．后叛乱。柳下惠是鲁国大夫，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他的弟弟盗跖却被贵族们视为“天下大盗”。崔挺引用这两对兄弟善恶各异的事例，是为了说明一人犯法累及全家是不对的。毛泽东是同意崔挺的主张的。可崔挺进谏的前提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这是毛泽东不同意的。他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画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了“此古人一贯谬论”的批注。

51.策略分析很重要（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原文］

二月，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渭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苔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俊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佗已了之，吾夏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薄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297页）

［解析］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初年，试礼部词赋第一，后累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知江陵府。其《通鉴纪事本未》一书，给史籍著述开创了一种新规格。北宋以前，我国史书体例，不外编年、纪传两种，皆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读者如果要集中了解“一半之木未，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因此很不方便。于是，袁枢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材料，“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干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几二百二十九目。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盖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义例极为精密，非《通鉴总类》诸书割裂扯挦者可比”。这就使每个历史事件的“前后始末，一目了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上，融编年与纪传的特征为一体，给读者带来较大方便。

《通鉴纪事本末》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总括1360余年的史绩，分类编为239个题目，凡42卷。毛泽东读的，是光绪戊戍年出的湖南思贤书局校刊的版本，在上面留下了不少图画和批语。

《石勒寇河朔》这一节目中、记载了西晋时石勒杀王浚的有关情节。王浚字彭祖，晋惠帝时任安北将军，后任幽州都督。他生活奢侈，不亲躬政事，任用苛刻小人，滥杀无辜，更加上连年蝗旱灾害，民不聊生，处境不稳。这时，后赵的石勒强大起来了，想攻讨王浚却又心中无底，于是他先派人假装投降，给王浚送去许多礼物，以探听虚实，但仍十分犹豫，迟迟下不了出兵的决心。谋士张宾说：“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你下不了出乓的决心，是不是怕刘琨和乌桓在后面袭击你呢？刘琨是西晋的并州刺史，幽州和并州是西晋当时在北方仅存的两个重镇。石勒回答张宾说：“是啊，我该怎么办呢？”张宾献策，这就是前面引述的原文。张宾对石勒与王浚、刘琨的力量对比，作了分析，指出：王浚和刘琨虽然都是晋臣，但相互间实为仇寇，我们可假装和刘琨修好，以讨伐王浚来报效他，然后轻军奇袭，打完王浚就回来，那时刘琨想来攻我也来不及了。毛泽东对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写下了“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批注。

石勒接受了张宾的决策意见，遣使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王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称己与猗庐方议讨勒，勒走伏无地，求拔幽都以赎罪”。毛泽东对这一段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其后，石勒进攻王浚，王浚不听左右抗击石勒的劝告，反误认为石勒是来投降的，直到被石勒捉住才恍然大悟，终被石勒所杀。4年以后，石勒又攻败刘琨，消灭了西晋在北方最后的军事力量。事态的发展，完全和张宾的分析一致。

52.有令不行，今犹存此弊（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九本纪《宣宗》）

［原文］

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摘自张廷玉等《明史》卷九本纪《宣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吏》卷九本纪《宣宗》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藉批语集》第284页）

［解析］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未高炽的长子，在位十四年。在明朝还算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历史上有“仁宣之治”的称谓。在位期间倡节俭之风，亲贤臣，远小人，着力整顿朝纲。宣德七年（1432）三月下诏行宽恤之政。上面引的一段话，便是他诏谕礼部的一个命令。其中指出户部曾经截断皇帝诏令，从而出现“泽不下究”的情况。毛泽东的抽语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引出的感慨。这里看出他联系现实读史的一贯特点，特别是注意体恤下情的政策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这个批语当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以后作的。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毛泽东多次讲过这类问题。例如，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胃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

53.我喜欢左派海瑞（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原文］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

“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趋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闻其上疏时，自知触件当死，市一棺、决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懑不乐，召阁臣徐阶议内禅，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署耶？”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寻移刑部，论死。狱上，仍留中。越二月，帝崩，穆宗立，两人并获释。

──摘自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友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友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6页，309页）

［解析］

海瑞（1514—1587）是明代名臣，以直言敢谏著称。嘉靖年间举人，初任南平县教谕，后历任知县、户部主事、应天巡抚、南京右佥都御史等。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户部主事时，上疏批评明世宗迷信道教，不理朝政等，被逮入狱，世宗死后获释。上面所引原文，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海瑞在各级任上，也做了不少好事，如均徭、清丈，推行一条鞭法，平反冤狱等，故在民间颇享盛名，誉为海青天。

毛泽东历来主张下级要敢于批评上级的缺点错误，提倡党内各级干部反映情况、提出看法，都要讲真话，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内容。他曾提出一个“五不怕”的说法，因此，他希望党内干部向海瑞学习，倡导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以及把《明史》里的《海瑞传》推荐给干部们看，都不是偶然的。

早在1957年6月，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就对吴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要敢于说真话，向上级提意见时，又说了一大段话，认为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又说历史上讲直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怕封为机会主义，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离婚，怕坐班房，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

在此期间，毛泽东曾看过一出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1959年4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宣传海瑞，就把他提倡的“五不怕”精神和海瑞的直言敢谏联系在一起。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又讲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毛泽东讲话中说他推荐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卷《明史》，有半月时间，常置案头。

毛泽东在1959年宣传海瑞，有特殊的心理背景。在反思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什么会那样一哄而起，为什么自己当时没有听到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反映，或偶尔听到真话也没引起注意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党内迫切需要民主气氛，需要海瑞那种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这个心理，事实上他在1959年4月5日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就明白讲了出来。在说完海瑞的故事后，他紧接着说：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还有一个材料，可以作为体现毛泽东这时讲海瑞的心理的一个注脚。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曾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

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样，我有顾虑。

这里说的．或许就是毛泽东后来在8月16日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上把海瑞分成左派和右派的心理伏线吧。他喜欢“左派海瑞”。因为：“左派海瑞”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的。言下之意，“右派海瑞”则元疑是指他当初赠送《明史·海瑞传》的彭德怀了。这种左右派的分法，无疑是他庐山会议前后矛盾做法的一种解释。

54.吾疑赵风子、刘七并非败死（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

［原文］

赵风子走德安，知事不成，行至应山县东化山坡下，遇僧真安，因削剃须发，藏度牒，令贼党邢本道等各散。遂同真安欲渡江从江西贼，再图大举。赵成、赵宗等行至黄陂县九十三里坡遇燧过，见燧状貌异常，思与颁示合，心疑之。追至武昌江夏县管家套，燧入军人唐虎店饭，成等进擒之，搜获真安度牒，槛车入京伏诛。

刘七等既泊狼山，其党以失地利相尤，多溃去。贼坠崖死者无算。其余先具舴艋山下，以备逃窜。至是，觅婴谷厂山，争船不得入。刘晖立崖下，百矢齐发。刘七势迫，遂赴水死。

——摘自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

──毛泽东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334页）

［解析］

《明史纪事本末》凡80卷，清初谷应泰（1620—1690）等撰。谷应泰是河北丰润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做过户部主事、员外郎。后调任提督浙江学政。《明史纪事本末》就是在这个任上组织撰写的，全书始于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缘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作者把这300年间他们认为的重要史事，列成80个专题，每题一卷，记述这些事件的始未。

该书第45卷《平河北盗》一节，记述了明朝中叶明武宗年间发生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始末。河北霸州文安县农民刘六、刘七率众起义，推著名的“响马”杨虎为首领。以秀才出身，人称“赵风子”，“素骁健”、“有智计”的赵燧为谋士，并采用他的主张，严明纪律，以运动战取胜，由此横行中原。起义军转战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又出没湖广、江西、安徽、江苏，或分或合，所向无故。一度会师霸州，震动京师。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赵逐率所部在湖北应山县与明军激战，失利。赵燧化装成和尚，潜渡长江，准备到江西再图大举，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六、刘七一路转战南下到湖北，在长江一带活动，屡败明军，后在通州（今江苏南通）战败牺牲。

毛泽东在这册《明史纪事本末》的封面上，手书“刘六、刘七、赵风子”三个人名，用红铅笔在右上角画了一个圈。在《平河北盗》一文最后一页的空白上，写了前面那段批语。

黄巢是唐末农民大起义的著名领袖，他转战南北，众至百万，并曾攻下洛阳，即皇帝位，后战败自杀。黄巢起义声成之大，彪炳史册。毛泽东在批语中引述的“天津桥上无人识”两句，传说为黄巢失败后所写的《自题像》一诗中的诗句。宋代陶谷《五代乱纪》一书中说：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栏看落晖。”南宋王明清在《挥度后录》中，相信黄巢起义失败后当和尚的说法，并引用了陶谷所记述的这首诗。

在1926年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曾专门谈起黄巢，说：黄巢，山东人，当时科举不第，气愤而起，由山东至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西，这是农民暴动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其所以失败者，以始终暴动所致也。这对黄巢起义的性质的评价，是很高的。

毛泽东晚年读《明史纪事木未·平河北盗》，借传为黄巢《自题像》诗句，对书中记述刘七、赵风子起义败死提出怀疑，认为他们的下落可能很像黄巢。这其中是不是体现了毛泽东对这几位农民起义领袖失败后的命运的深情追怀呢？

55.我很想学徐霞客（读徐霞客《徐霞客游记》、郦道元《水经注》）

［原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蟑，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问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摘自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

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予以登，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趆其右，则雾出于左。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矩，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

——摘自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游黄山日记后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的生活》第27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水经位》和《徐霞客游记》，是古代两部有名的既有地理科学性，又有散文艺术性的名著。前者为北魏郦道元（？一527）所著。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曾任尚书主客郎、鲁阳太守、御史中尉等，因为政严猛，在赴关右大使任途中，被地方官吏刺杀。其《水经注》是6世纪前我国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也是散文作品。系作者为旧题汉桑钦（或谓晋郭璞）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地理专著《水经》所作的注释。注文部分约为原书的20倍，实际自成专著。

原书乃借此书得以流传。《注》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所经地域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名胜古迹、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风土景物，内容丰富。引用书籍多达437种，详加考求，文笔生动绚烂，富于情趣，行文骈散结合。以写景文字最为人所传诵，被推崇为游记文的开创之作，具有很高文学价值。

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今江苏江阴）人，他幼年好学，博览史籍、图经地志和游记、探险记等书籍，受其感染，激起了对地理山河的兴趣。不满当时宦官魏忠贤的统治，应试不第，遂绝功名之念，立志游历名山大川。万历三十五年（1607），毅然背起行囊，开始了他毕生所从事的旅行事业。从22岁起到56岁病逝前半年，几乎年年外出游历，足迹遍及祖国16个省区。早年主要是登名山，游古迹，搜奇览胜，晚年进入有计划有系统地对自然奥秘的考察和研究。他旅行中将每日所得，及时记录，可惜原稿大部散佚了，后人将保存下来的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一书。这部书被世人称之为“千古奇书”，它不但是卓越的地理学著作，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是用日记体写的游记散文，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多采，文字清新奇丽。

毛泽东称道这两部书，说它们“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这个评价是妥帖的。同时，毛泽东更称道郦道元和徐霞客这两位作者。因为他们的文章之所以写得好，并且能有新的发现，敢于否定书本上已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主要是因为他们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的结果。如徐霞客，他对金沙江是长江的源流的发现，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推倒了陈陈相因的旧说。毛泽东推崇的，就是这种“读无字之书”的实践精神。

毛泽东不止一次推荐过《徐霞客游记》，还说过“我想学徐霞客”的话。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他说，如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以为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发生变化，这件事以后虽然没有实现，却证明了毛泽东壮游天下之志，调查求实之心，愈老弥笃。

56.黄老、申韩、孔孟的治术（读工夫之《读通鉴论》）

［原文］

拓跋宏（弘）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宏（弘）好黄老，而得老氏之木。其欲逊位于予推也，老氏欲取固与之术也。其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兑之术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诡道行之，巧笼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岂君人之道哉？虽然，其以传位笼子推而制之，犹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以安其养子远矣！黄老之术，所由贤于申韩也。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则一也。故曰，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未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

──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

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拭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于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因异端之所不屑者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师鄙夫而学鄙夫，非放豚也，乃押虎也，驱之而已矣，又何受焉？

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珍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

——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粱武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申帏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

——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页）

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

——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粱武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344页）［解析］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其晚年写的一部著名的史学著作。全书凡三十卷，附叙论四篇，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事，评论了上自秦始皇，下至五代的许多历史人物，阐释历代法制沿革，评论各代政治上的得失，主张因时制宜，反对厚古薄今；主张宽简之政，反对刑名之术。对古代各家政治思想多有评述。对后来思想界影响颇大。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上海中华书局据船山遗书本出版的校刊本上。

上面所引《读通鉴论》的几段话，比较明显地反映出王夫之对黄老（道家）、申韩（法家）、孔孟（儒家）诸家治术的看法。孔子、盂子的政治思想以“仁治”为主要内容。黄老之学，是战国、汉初的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皇帝和老子相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的治术。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贵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的刑名法术之学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有一定的联系。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记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刚5岁，因为年纪太小，于是就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拓跋子推沉雅仁厚，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可群臣和宗室都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有的说今后要以死奉戴太子，不知有他。最后，拓跋弘表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自然就把皇位传给了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自己则去当太上皇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还说，明帝自己没有儿子，就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妥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若生了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然后他收为养子，当时还年幼。明帝害怕自己的弟弟们篡权，就把他们一一诛杀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豫元年》又记载，宋明帝在自己病重时，“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越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便派人把他毒死了。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豫章太守刘愔谋反。”醒来后他就派人把刘愔杀了。

王夫之把北魏献文帝和宋明帝传位于子的方式放在一起评论，这就是前面“原文”引述的第一段。他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身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江山不稳，故用黄老的诡道诈术，欲取之而先子之，同时也试出群臣是真心拥戴年幼的太子的。在王夫之看来，北魏文献帝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就是说，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接着，王夫之提出，“黄老”之术的末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其残忍的例子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毛泽东大概是不同意这个论点，认为“申韩未必皆贼杀”，他学的例子，是三国时的曹操、刘备、诸葛亮，一般来说，曹操、诸葛亮是推崇申、韩法术的，可划入法家之列。

《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所记萧衍篡齐，又别有一番景象。当时。萧衍已有受祥之意，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猜到他的意思，先后劝进。沈约说得很白；“今与古异，不可以淳民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然后，萧衍让范云带沈约第二天再来。临别，沈约嘱范云第二天一定等他，结果第二天沈约自己先到萧衍处去了，萧让他起草自己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进来，还在那里等沈约呢，看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才知他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便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当尚书左仆射，范云于是笑了，说：这才和我希望的一样。王夫之对这样的“干禄”“教利学利”的“俗儒”颇为痛恨，称“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毛泽东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在批语中进而发挥说，万午个“俗儒”中没有一个“贤者”，“俗儒”不是真儒，乃是“伪者”；相反，他认为：倒是“过去法家之犹讲些真话”，这是俗儒、伪儒所不能比的。

梁武帝萧衍还以骂信佛教而出名。他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他早晚到寺庙拜谒，讲演佛经，吃素，还三次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亿才把他赎回。政治上怂恿宗亲权臣乱来，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忿疾，由于善于阿謀，得到萧衍的信任，重用达三十五年之久。反复无常的候景叛乱，一个借口就是要清除朱异，其实，两个都是残暴之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及梁武帝的有关史事时，提出佛老之学同申韩之术的联系，“犹鼙鼓之相应”，因为，佛老“虚寂之甚”，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一切靠“法”来“督责天下”，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超脱“自逸”。结论是：“其

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至此，认为，不光信佛老要靠中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

57.采通识之最多者（读地理书籍及地方志）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官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乡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2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读地理书，从青年时代起就这样。这反映了读书了解知识的方法，表现了他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的胸怀，也与他一生喜好游历山川的个性有关。

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的时间里，他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各种新书，也可以阅览北京、上海、长沙出版的各种报纸。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对他阅读报纸有很大的便利，看到中外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名，他可以从地图上去找寻，知道这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系地图来读书看报，后来也成了他的习惯。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详谈各种学科的学习方法，便特意强调：“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很明显，地理书被他当做治学的根本。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爱读的地理书，是清代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百万言的大书。此书偏重于军事地理，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据历史事迹以推断得失成败的原因。这些对他后来的戎马生涯是大有益处的。

建国后，为了读《二十四史》时查找方便，毛泽东还提出编辑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资治通鉴》标点本一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身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吴晗向毛泽东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子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在1982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究中国史书提供

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把历史、风俗、传说同地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书种，便是地方志。

“盛世修志”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的传世志书约8700余种，11万余卷，占古籍的百分之十左右。方志可谓是“一方之总览”，一方之“百科全书”，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地方志详细记载了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之类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书籍。知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了情势，就能打胜仗。因此，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年代，他都非常重视地方志书的搜集、阅读，并且能够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浏览了不少地方志书。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县图书馆一住下，就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泽东拿到了清代续修的一部八卷集的《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却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饥困劳苦，战斗频繁，毛泽东也不放弃阅读地方志书。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机要秘书黄友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主席进来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把前方则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主席说不是这个，这下秘书不解了。主席看着他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才明白，主席指的战利品是地方志书。在延安时，他常考核警卫人员，当得悉有人是河南沁阳人时，他说：“你们那里有一条沁水吧。”警卫人员不得不为他的知识而叹服。

因为毛泽东喜欢这些书，所以每到一处，身边人都为他去寻找历史、地方志一类的书籍。以后走的地方多了，地方志搜集得越来越多，为了减轻挑夫的负担，他只得利用战争的间隙抓紧时间阅读，读完就忍痛扔掉。直到解放后仍不忘被扔掉的地方志书，经常提及它。

建国后，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他多次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在汕头市，索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就问有汕头，是否有汕尾？到无锡，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了如指掌，原来他到无锡的当晚就刻览了《无锡县志》。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志》、《华阳国志》认真阅读。以后又要《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者。

也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陶鲁笳《我记忆中的毛泽东》，《缅怀毛泽东》下册）

毛泽东说的汉武帝时有人建议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入海，在《汉书》里确有记载。原文是：“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元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在和毛泽东谈话中，陶鲁笳还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缉之便。”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鲁笳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毛泽东说的闻喜县的来历，《汉书》里也有记载。原文是：“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越南破，以为闻喜县。”

这两处谈话，说明毛泽东读史之细，对历史地理的记载记忆之深。

1959年6月30日清晨，毛泽东上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稍事休息后就要借《庐山志》读。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看完后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成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千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转身对周小舟等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接着，他又讲了一个典故。说是历史上朱嘉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毛泽东读志书如此认真仔细，以至有时他了解的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还多。他曾问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记载的一字不差。

毛泽东读地理书，读其他书籍也结合地理的习惯，其实就是把地理与人文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从而对学得的知识，记得牢，用得活，常常有漫天挥洒的气象。这里举三个例子。

从建国到1965年，毛泽东七到徐州，平均每两年一次。徐州古称彭城，“其山嵯峨，其士颖多”．为楚汉相争之场，南北场屯戍之所。后来也是遗台故垒，掩翳棒莽，风物犹昔。熟续经史的毛泽东对其风物人情，无疑有着深刻了解和浓厚兴趣。在徐州他曾问及“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并提议去沛县看看。他还饶有兴趣他讲述过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

燕子楼等历史故事和景观的来历。对燕子楼的来龙去脉讲得尤为详细。燕子楼是唐代开元年间礼部尚书、节度使张建封之子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名歌伎关盼盼。关盼盼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焙收她为妄。张死后归葬洛阳，关独居小楼不出。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来徐州，为关写了一首诗：“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一路发挥：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一本写妙庄五女儿的小册子的开头两句。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不想《白门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是零陵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来熹就是这个系统，是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柳宗元从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即今零陵），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辩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怀素也是永州人，唐朝的狂草书法家，与张旭齐名这番谈话，从三国时东吴将领黄盖是零陵人，引出一大堆文、史、哲著名人物在零陵的事情。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书，很注意人物的籍贯和事件的地点。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薄一波、谷牧、余秋里等谈到三线工程建设时，偶尔提到白帝城，接着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白帝城吗？公孙述称帝，死于成都，葬在白帝城。为什么叫白帝城？因为西方称白。

58.用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读李健侯《永昌演义》）

［原文］

李自成本一走卒耳，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虽其运祚不长，兴亡转瞬，而其雄才大略，殊足以远继汉、明，以视魏、晋、六朝之窃弄权炳、要挟国君、狐媚以取天下者，其贤不肖之相去为何如哉？况其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风，（余）检集正杂各史、稗官笔记以及各州县志乘、私家抄本，旁采乡里间巷父老之传闻，存其可证之事，弃其不经之谈，从事编辑，凡四易寒暑而稿成，名曰《永昌演义》。出以质于人，客有谓余者曰：“自成，流寇也，君何故而表扬之？”余曰：“每当更姓易代之时，必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当此之时，孰为圣明？孰为盗贼？虽有智者不能辩也。一旦胜负既分，河山统一，其败者则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其成者则创业垂统，子孙帝王，虽有残暴不仁之行，史不敢书，人不敢言，数传之后，谁复知之？故自其成者而论之，则盗贼亦圣明矣；自其败者而观之，虽圣明亦盗贼矣！此千古英雄所为同声一哭者也。

——摘自李健侯《永昌演义·自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故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超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大安！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1944年4月29日致李鼎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O—231页）［解析］

《永昌演义》是描写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事迹的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作者李健侯，陕北米脂县人，和李自成是同乡。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和绥德做过州官，李健侯自幼长期随父衙侍读，父死后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来脂在县志局（又称文献委员会）供职，同李鼎铭是同事。在此期间，“窃叹吾乡有此不世出之伟人，而竟听其事湮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永昌演义·自序》）于是潜心收集各种材料，于1926年着手写作《永昌演义》。稿成后又示之于杜斌丞等人，听取意见，其后又六易其稿，于1930年12月定稿，但一直没有出版。小说共40回，34．8万字，作者对李自成的崇敬之情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但小说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来描写和颂扬，而从语言、结构到主题，却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历史小说的窠臼。譬如，第一回的回目便叫做“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城”。开篇起笔，仍然是，“话说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久复合。方其治也，则有圣明君相，应景运而生；及其乱世，则有草泽英雄，应劫运而出——此皆天地气数之所推移。”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一些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但在其铺叙、描写和议论过程中，仍难超出旧的历史观的局限，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只得以“成则为王败则寇”来叹惜李自成的命运。

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也是米脂人）将《永昌演义》转呈给毛泽东阅评，毛泽东很重视这部小说，特意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并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上引那封信谈了自己的观点。

李自成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早在1926年6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毛泽东便明确指出“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因此，在读了《永昌演义》后，毛泽东不同意作者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却贬抑其整个农民起义运动的观点，建议作者用“新历史观点”修改此书。这里所说的“新历史观点”，就是“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个人品德与起义事件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把李自成单单写成品德方面的英雄。《永昌演义》所缺乏的，就是没有挖掘出李自成起义事件所蕴含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

毛泽东的信由李鼎铭转给李健侯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奖励给他200元边币，还当了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建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同时修改《永昌演义》。李尚未完成修改工作，便于1950年病故。后来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时，曾带人到来脂抄《永昌演义》，这对他的创作无疑有所帮助。姚雪垠说他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69页，1979年版）该书于1963年出版第1卷，作者即给毛泽东寄呈了一部。毛泽东读了这部小说。在1966年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对列席参加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1973年作者写完了第2卷，为能够尽快出版，他于1975年10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进程，特别谈到，“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毛泽东收阅此信后，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文化革命”那样的年代，毛泽东再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无疑是同意并倡导作者表达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主题内容，或者说，从中看出了他1944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

1984年，《永昌演义》在作了必要的点注后，也由新华出版社印行出版，与广大读者见了面。

59.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原文］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问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时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

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问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

——摘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沫菲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

［解析］

《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是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三百周年而写的、连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副刊上面，约1．9万字。该文勾勒了明末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着重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的过程和原因。《甲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3O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新史家，还只偏于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怎样科学地估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唯物史观中极端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并未解决。到40年代初，在研究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便显得越发重要了。两种历史观的争论，焦点便集中在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当时重庆进步史学家零星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龟甲申》。它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甲申》的另一特色，是叙述了义军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阐明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同时也指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即使成功，“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的历史必然性。

《甲申》因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一问世，便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新华日报》连载的第一天，便配合发表了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说明：“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紧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又相继发表一些文章，介绍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动，以为呼应。3月24日，《甲申》连载完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便发表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说“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表示“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的思想，听其谬种流传”。同时继续歪曲明末历史说：以李自成为首领的“流寇”，“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260年的亡国局面”。4月21日，托派叶青发表《郭沫若（甲申三百牟祭）平议》长文，径直攻击道：“因为郭沫若底文章及随之而有的文章，皆刊于《新华日报》。这个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其刊出许多文章，绝非偶然。它是由于共产党底宣传政策而来。共产党是反对政府，夺取政权的。”这样，对待《甲申》的不同态度，事实上演变为一场政治思想斗争，正如郭沫若在1947年将《甲申》收入论文集《历史人物》交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序言中所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

在延安，对《甲申》的评价却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从《新华日报》上读到该文，立即看出它关于李自成功败垂成教训的叙述，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共全党的教育意义。4月18、19两天，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并在编者按语中称它“科学地解说了历史”，指出国民党御用文人对《甲申》的“围剿”，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甲申》单行本。5月20日，即《甲申》发表后两个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中，明确把《甲申》列为学习材料。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8月下旬，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给重庆的郭沫若带去《甲申》和《屈原》（郭著历史剧）的单行本。郭沫若收到后当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上引毛泽东论及《甲申》的信便是对郭沫若的回复。

毛泽东高度评价《甲申》，具有强烈的现实考虑，《甲申》发表的1944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胜利的前夕，在《学习与时局》中，毛泽东便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在即将来到的胜利面前，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考验。而经过7年抗战，确实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和厌战情绪。

《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忘记潜在的危险等等，对将面临进城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敲起了警钟，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当时时局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措置稍一失当，就会影响全局，所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自己的心情是：“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正基子此，他说郭沫若的史论、史剧（如《屈原》）“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同时又提议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而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在攻入南京建立天朝后，几乎是犯了和李自成同样的错误：生活腐化、内部不和、脱离群众。

如何避免一胜利即骄傲从而吃亏的错误，并非是毛泽东偶尔考虑的问题，而是他一贯的思想。1949年3月5日，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囱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时候，毛泽东头脑中的镜鉴，便是李自成。1949年3月6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60.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读郭沫若《十批判书》）

［原文］

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墨子》）者一共七项。

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纽带。

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如更具体一点说，他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这种由内及外，由已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就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

——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过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

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而他又加上了未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

自春秋中叶以还奴隶逐渐得到自由，向来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的优越地位，零落了下来，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因此，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

——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奏王政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摘自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郁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摘自毛译东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千年》第363页，中共党吏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专著。“孔墨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分别是其中的第2篇和第10篇。首篇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其余7篇依次为关于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荀子、名辩思潮、前期法家、韩非子的“批判”。所谓批判，当是哲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之意。

该书写于1943年至1943年初，作者时在重庆。初版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1954年人民出版社又改排出版；1959年科学出版社印行新一版；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人民出版社改排本，编入《沫若文集》第15卷；197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本书时，作者作了若干文字订正。毛泽东读的，当是1959年以前的版本。1959年10月23日，他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籍中，便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晚年，由于视力下降，他又指示有关部门把《十批判书》印成大字本给他读。

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主要分歧，是重礼治还是重法制，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是求王道还是求霸道，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法家思想的奠基者是战国时一批诸侯国的改革家，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几千年来，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总免不了要谈论儒、法问题，免不了要作出扬此抑彼的评价。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倾向是扬儒抑法、褒孔贬秦，这从上面的引文中即可看出。关于法家的思想，他在“后记”中说：“韩非的文章如《五囊》、《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的理论，读起来很不愉快。”此外，该书对“五四”以来受到重视的墨家思想的批判也很严厉，这些看法，正如“后记”所说，“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于是有人认为作者“袒护儒家”，担心“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对此，作者在1954年出改排本之前写的《改版书后》中有一个说明，他说：“我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懦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骨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有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新儒家’的迷执，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蜥蜴之伦的残梦。”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在表达他对古代政治思想的看法的时候，也时常对儒法作出评价。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便是1912年6月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称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五四”时期，他具有明显的反孔倾向，其出发点是为了破除“思想界的强权”，具体内容尚须分析。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孔孟有部分真理。（见本书《哲学篇·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值得补述的是，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他通俗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里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看来是兼容并收（当然，革命的路线和纪律同儒法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50年代末期以后，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逐渐鲜明。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破除迷信”的报告时，他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4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展开，毛泽东的这一倾向越来越强烈，多次谈到他的反孔扬秦的观点。

这年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同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同年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他又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候，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的这个倾向，自然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的观点是对立的。

毛泽东至晚在1954年就读过《十批判书》。这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这指的就是《十批判书》中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谈话中，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牛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并鲜明表示不同意该书的观点，特别是1973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从前面的引述中即可看出。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论的材料，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曾谈到这个过程：“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后来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又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诗中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判峻切。不过毛泽东对他仍是尊重的，称之为“郭老”，这倒并非诗句字数限制所致。郭不是党内当权派，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批判他。

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思。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十批判书》的尊儒反法问题。除了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以外，还有两个材料值得一说。

一个是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一个是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以上叙述说明：

（一）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是在晚年才明显和强烈起来的，这是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持否定态度的认识基础。

（二）从学术上讲，毛泽东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儒家是向后看，搞历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强调现实发展；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无可抹杀的政治实绩。这与《十批判书》从人道主义角度的理解思路是不同的。

（三）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并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孟言论的材料，是导致毛泽东把批林与批孔联在一起，并认为凡是反动的阶级都是尊孔反法的现实原因。

（四）在发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再次阅读《十批判书》，并说是为了批判，但并无从政治上把郭沫若划入反动阶级来批判的意向，而是认为郭沫若是学术思想上尊孔反法的重要代表。他认为郭沫若的观点不如柳宗元《封建论》，又说赞成郭沫若关于历史分期的观点，这都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江青一伙则在1974年1月25目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耻辱。从郭沫若自身角度讲，他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感和崇拜心理从未减过，批孔又涉及到自身，于是，在1974年2月7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其中有“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之句，算是从学术上对批孔运动的一个表态。而后，当江青于2月10日要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意在把矛头指向同王明在长江局共过事的周恩来时，郭沫若表示了庄严的沉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虽然称道秦始皇，但对他也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评价的。“评法批儒”时，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1975年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芦荻请教过这个问题：对秦始皇到底怎样看？毛泽东认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61.商纣王是很有本事的人（读郭沫若《青铜时代》）

［原文］

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胡适《说儒》），这也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

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未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殷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下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前徒倒

戈”。那并不是殷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摘自郭沫苦《青铜时代·驳〈说儒〉》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杆”，这是夸张的说洁。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局信书，不如无书。”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

毛主席：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芝圃：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于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徽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盂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于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徽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徽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解析］

郭沫若的《驳〈说儒〉》一文，最初发表于钱介磐主编的《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年7月）上面，后收入作者子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印行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1954年和1957年，该书又先后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再版。毛泽东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这本书他在50年代便读过了。稍后，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中，又列有郭沫若的三本书：《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提出殷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剪伯赞等史学家也沿用其说。毛泽东显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就纣王个人而言，诚如郭沫若所说，周朝以降的史书，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其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如后者说：“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记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这本是为了师出有名的政治宣传。故郭沫若在《驳（说儒）》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商纣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这个看法也是有依据的。《荀子·非相篇》便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些，都是很寻常的材料，毛泽东无疑是熟悉的。

对纣王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总结的是，征伐东南，所得“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于是在周武王打来时，倒戈起来。据《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伐纣，与商朝的军队“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即杀人太多，血流把捣东西的棒槌都漂了起来。毛泽东总结的另一个原因，是商朝内部出了“反对派”、“汉奸”，代表人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人，“而微子最坏，到周朝请兵。”

纣王亡国自杀，在郭沫若看来，仍不失是位英雄。在《驳（说儒）》里，郭沫若引《左传》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诸句，说“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相信毛泽东读到这里，会是心有同感的。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所以，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如纣王、秦始皇、项羽、曹操等，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毛泽东本人也从看问题的方法论角度，表达过他的这个观点。1958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段话，是个性化的，有要做翻案文章的味道，但毛泽东视之为“教训”，让人们“想一想”，重点确实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问题上面。

62.彭和尚的下落（读吴晗《朱元璋传》）

［原文］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摘自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修改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指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修改稿——引者注）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1948年11月24日致吴晗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页）

［解析］

《朱元璋传》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的力作之一。原名《明太祖传》，1944年出版。1948年，作者着手修改时改名为《朱元璋传》。书中描写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红中军的事迹。这支义军以身着短衣草履，头裹红巾，手举鲜红大旗而得名。他们杀官吏，占城邑，开仓济贫，破牢放囚，声势浩大，极大的动摇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权。西系红中军组织者彭莹玉，是袁州慈代寺的和尚。元顺帝至正四年，彭和尚在袁州率领农民起义失败后，逃到淮西一带，隐名埋姓，在农民中做了14年的秘密宣传鼓动工作，并继续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起义。彭和尚有魄力，有口才，善于组织，反元决心大。他经常在农民群众中活动，斥责元朝的腐败，鼓动农民起来造反，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势力遍及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他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纪律严明，不抢掠百姓，很得人民的拥护。书中对彭和尚这些方面的描写是很精彩的。对这一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结局，作者因未见到他在起义成功后的史实材料，便断定他功成身退，“回到人民中间去了”。

1948年11月，在国统区无法工作下去的吴晗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村。他把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特地约请吴晗谈了两次。他称赞《朱元璋传》这部书写得好，但表示，对书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有疑问。毛泽东的意思是：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由此建议吴晗对他在修改稿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再作考虑。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我们在前面引的那封信。在信的后面，毛泽东又写道：“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作者“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具体是说书稿中的哪些论述，已无法确知。或者，同吴晗于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的“自序”中所作的自我批评的几点内容有些联系。在这篇序中，吴晗除了检查自己当时以“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彭莹玉和尚“功成身退”外，还谈到两点，一是“那时候不懂得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错误地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比喻为封建皇权的两个轮子”。一是“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关于彭莹玉和尚的下落，吴晗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当他回到解放后的北京，便着手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他感到毛泽东的意见使自己“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他“重新发愤读书”，果然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柯绍忞《新元史》、赵汸《山东存稿》、江西《瑞州府志》等一些史籍中发现了彭莹玉和尚在杭州战死的重要史科，时间是元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他感叹道：“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于是，吴晗把彭和尚的结局改为他在杭州，遭到元军的意外袭击而战死，从而得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对彭莹玉和尚下落的判断是正确的。使吴晗进一步理解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更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得出正确的判断。吴晗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对明史虽然作了30年的研究，却由于用“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所以得出违反历史真实的结论，这和自己有“革命者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清高思想是不可分的。从此，吴晗用严肃的态度，更加认真地学习有关理论，用以指导写作研究。从1954年开始，他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改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l00多份，又送给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着“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16开油印书稿，上面多处留下了毛泽东用铅笔画着的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显然毛泽东又认真地通读了一遍，而且对吴晗的新修改和研究成果是满意的。同时又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

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作了修改，1965年正式出版。在该版序言中，吴晗对自己写这本书前后20年，四易其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了说明。

63.我看了很高兴（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原文］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像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专谈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贼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诛代？第二，史记。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说他薄今么？第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看书名就知道他写书的目的是为朝廷讲封建政治学，书中的“臣光曰”，哪一条不是谈政治的？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第二必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史研究上取得真正的成绩。

——摘自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316—3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同时发表在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第6期《历史教学》上面。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二、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三、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四、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正值开展大跃进之时，范文澜的文章本身也是从大跃进说起的，包括其文章小标题所用的“试验田”之语，便明显带有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运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个大超越，就是一场厚令薄古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实践运动。所以，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起，他就反复讲不要妄自菲薄，要敢于超越前人，要破除迷信，要敢想敢干敢说。在谈到范文澜文章的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就写有上述的一些话，看来，在他当时的想法中，厚今薄古，不光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思路，也是当代社会实践所应有的基本观点。

第二，厚今薄古，是毛泽东一贯的观点，范文澜文章谈厚今薄古，重在两条，一是要多研究今史，一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这两条，也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而且在他看来，即使从古代史的研究来说，由今而古也是一种好方法。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就说：“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范文澜的文章说，研究现代史、近代史“最有现实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最有现实意义就是有“用”。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来主张“古为今用”，研究历史应该为现实服务。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还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

此外，从中国的史学传统来看，确是贯穿了一条“厚今薄古”的线索。写史，从来是为了借古鉴今，范文澜在文章中所举，为其要者。毛泽东熟悉历史，对范的文章所谈到的司马迁等几个史学家，自是欣然共鸣的。同时，他还提到了秦始皇，这大概不是从史学角度立论了，而是从政治家对待古今关系的态度所作的发挥了。

64.这个案要翻（读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原文］

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着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摘自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还谈到翦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1959年，文学、史学界曾在报刊上展开一场影响很大的关于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证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的真正作者，从而谈到是曹操把蔡文姬拯救出来的，进而评价曹操的“伟大”之处，说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所以，“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该文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关于曹操的评价也是议论纷纷。2月1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位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希望对曹操感到兴趣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为此，《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还专门印上“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的刊头。《人民日报》和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刊也发表讨论文章。讨论中，多数人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建国后和当时讨论中基本上是否定曹操的观点，主要是他参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残忍嗜杀等等。全盘否定的人甚至提出，曹操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之一”，“对黄巾起义军多次镇压”，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镇压和屠杀人民的反动性”。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形象的定位，确实与《三国演义》的描绘和有关戏曲的流传有关，政治上，他被描绘成奸相汉贼，特别是在人品道德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更使人们难以接受。所以，主张为曹操翻案的论者，大都要提到《三国演义》。除前面引了的翦伯赞的文章中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外，郭沫若的文章也说到：“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相，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曹操一向是毛泽东评价较高的少数几个封建帝王之一。他读《三国志》中涉及曹操的史实写的批注，所持的大多也是肯定观点，并且很同意鲁迅说的曹操至少是个英雄的提法。因此，他关注1959年的这场讨论，并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的确，感情的、道德的评价，当然不能代替历史的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多有贬词的商纣王、秦始皇、朱元璋等，他多是看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50年代在北戴河，他还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61页）。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都很高。1975年，他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那么，曹操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为什么会被人们贬斥成反面人物了。郭沫若和翦伯赞都注意到宋以后的封建正统的历史观，以及根据这一历史观写成的《三国演义》对人们的影响。对这个思路，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我们知道，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辨，是古代文人难以逾越的历史道统观。描写汉末至西晋从乱到治的这一历史过程的《三国演义》，必不可免地遇到和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所以，作者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抑曹扬刘。那么，除了继承传统观点以外，有没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呢？毛泽东把南宋力倡封建道统的朱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继承朱熹观点的罗贯中所处的明代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了两个时代在异族边患问题上相同之处，这个看法，便进了一步。

65.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读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郭沫若《<驳议>的商讨》等）

［原文］

顷见《光明日报》连载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文章的内容，画为七大段，郭先生的立论要旨：在其文（三）“由墓志说到书法”。大抵概括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与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年代是相与上下的。由于墓石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于是《兰亭序》的可靠性的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了。又其文（五）到（六）揭题以《兰亭序》为依托，郭先生更斩钉截铁的批判了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惟兹事体大；而问题又相当的繁复。今日而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倒真是使人们能够“惊心动魄”的。二适无似。谨以浅陋之资；怀战栗之思。俾掇芜言，创为驳议如左：

——摘自商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特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4页）

［解析］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临河序》、《禊序》，《禊帖》，是我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书法帖。相传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3月3日，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时名士41人聚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由王羲之作序。序中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者的欢娱之情。法帖相传之本，曾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真迹、后世历代帝王重臣都大力宣传。但也不断有人提出疑议，谈其真伪。因此，《兰亭序帖》的真伪，始终是书法史上的一桩公案。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2万余字，写于1965年3月。文章据当时在南京附近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以及《颜刘氏墓志》提出：“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5年，后于颜刘氏之死仅8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再加上其他论据，郭沫若认为，《兰亭序》这一著名书帖并不出自王羲之之手。文章还进而考辨了《兰亭序》这篇文章的真伪，提出：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收入《兰亭序》这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就令人怀疑当时是不是有这篇文章。又据清朝末年广东顺德人李文田的考证，说明王羲之也没有写过《兰亭序》一文，目前传世的《兰亭序》是在王羲之作的《临河序》基础上加以修改、移易、扩大而成。这样，郭沫若的结论便是：世传王关之《兰亭序》的书帖和文章，都是后人伪托的。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的《光明日报》和同年第六期《文物》杂志上面。发表后，反响较大。当时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高二适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写了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也举出若干论据和考证，认为郭沫若提出的“《兰亭序》伪托说”是“站不住脚的”。全文1万余字，作者是位老先生，用字造句也是半文半白。

或许是郭沫若的名声太大，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并没有立刻发表出来。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红旗》杂志社总编陈伯达，也都看到了高二适文章的原稿。高二适乃章士钊文友，其文章写成后，曾寄给章士钊看过。经章士钊指点，又加修改，又于7月14日寄给章氏。高二适还寄给章士钊一信，说：“窃吾国书法自东晋迄今，端在正草诸体。帖学如废，后生将如何取法耶（元明人工书，清代无佳翰札，可信帖学不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

7月16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介绍高二适情况，并推荐高的文章，希望能发表。据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披露，章士钊在信中说：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重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矣，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昔，此于章革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志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

敢冒严威，遂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

感逾身受。耑此藉叩

政绥

章士钊

七月十六日

章士钊把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认真读了的，并概括了高的重要观点。在1965年7月6日致章士钊的信中表示，“争论应该是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一天，又致信郭沫若，劝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同时还把高二适的文章及他答复章士钊的信，一并寄给了郭沫若。

郭沫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同时还找当时的《光明日报》负责人穆欣等前去商谈，建议该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报上组织这场讨论。

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很快发表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面。据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的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中记载：8月12日，郭沫若又写了与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队干部时，又向康生问起郭沫若和高二适的讨论情况。康生当天写信给郭沫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了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郭沫若读这封信后，当天把自己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八月十七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的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临川王是该书作者刘义庆的封号，在清样上，后面有一处出现“王义庆”的字句，毛泽东读至此，在一旁批注：“《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一九六二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毛泽东信中说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就是指这段批注。

8月21日，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展开，持续达六七个月。文物出版社编辑部于1973年，曾将这次讨论中郭沫若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连同与郭沫若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为《兰亭论辩》一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通过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这次争论的梗概及其实，“这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将会有所启发。”

应该说，这场讨论在“文化革命”前夕浓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背景下，保持了较好的学术气氛，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恐怕一般人，包括参加讨论的一些人，都不会想到，这场讨论虽起因于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上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端于高二适的《<兰亭>的真伪驳议》，却成就于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的两封信。这当中，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自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毛泽东阅读和建议发表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阅读乃至批注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一文的过程中，不仅看出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也说明他在提倡学术争鸣这个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66.地主阶级对农民有让步政策吗（读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原文］

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

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摘自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役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役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56—2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史学界所谓的“让步政策”论，最旱是剪伯赞在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写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翦伯赞的文章，意在对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即：农民战争之后，是怎样使生产力向前发展起来的，他论述的角度，就是统治者的让步。1961年，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说：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他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史纲要》也有相近的论述。对他的观点，史学界有不少人是赞同的。有的甚至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

到六十年代中期，一些人认为，用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能概括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的孙达人，在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这是不同意翦伯赞观点的一个代表，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样，1965年下半年，史学界就发生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讨论文章大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面。起初，讨论还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到12月初，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便不点名他说翦伯赞的观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翦伯赞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这样，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就带有了政治批判的味道。

一向爱看《光明日报》的毛泽东，自然注意到这场讨论。上面引述的就是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的谈话。谈话中不仅涉及孙达人的文章，也说到成本禹的文章。从上面引用的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讲孙达人的文章，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其中有三点很重要。一是他赞成孙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反动阶级不仅不会让步，而且常常是“反攻倒算的”，这是符合他在“文化革命”前的思想基调的。一是怎样看“让步政策”论的重要论据——“轻摇薄赋”，在毛泽东看来，新王朝往往是在一场大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时候，社会生产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艰苦，统治者无法从人民身上刮取更多的东西，是不得不“轻徭薄赋”，这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这不能算是“让步”。再一点，他对孙的文章也有不满足的地方，即没有从近代史的角度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于是，他举了近代史上义和团的例子。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57页）这样，成本禹对翦伯赞的批判就更来劲了。1966年，他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与人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说翦伯赞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三、文学篇

1.心里没气，他写诗（读《诗经》）

［原文］

坎坎伐檀兮，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悬貆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摘自《诗经·魏风·伐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解析］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时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始称《诗经》。其作品来源一是朝廷派“行人”到民间“采诗”得来，二是公卿士大夫的“献诗”。通过上述途径得来的作品经周王朝乐师删削、整理、加工，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定。相传曾由孔子编选删定。《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后只剩下歌词，即成为现在所见的一部诗集。其作者绝大部分不可考。《诗经》中的作品按音乐上的不同特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又分为15“国风”，共160篇，大多数是民歌，是《诗经》中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部分。“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又分“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

《诗经》特别是《国风》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周初到春秋中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其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有反映人民劳动生活和当时农业生产的作品，如《苤苢》、《十亩之间》，《七月》、《大田》、《良耜》等；有表达人民反抗剥削压迫情绪的作品，如《伐檀》、《硕鼠》等；有反映繁重的兵役谣役给人民造成沉重痛苦的作品，如《东山》、《击鼓》、《鸨羽》、《伯兮》、《君子于役》等；有揭露统治者无耻丑行的讽刺作品，如《相鼠》、《新台》、《墙有茨》、《南山》、《株林》等。而其中反映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也最富于精彩。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和相思的痛苦，如《静女》、《漆洧》、《采葛》、《蒹葭》等；有的表现受礼教束缚的痛苦和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如《将仲子》、《柏舟》等；有的表现妇女被遗弃的痛苦，如《氓》、《谷风》等。

《诗经》作为儒家传统的“五经”之一，也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的启蒙读物。后来到长沙就学，《诗经》也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写的《讲堂录》笔记里，便有这样的句子：“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幽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幽风》即《诗经·国风》之一，包括《七月》，《鸱鸮》等七篇。

1915年秋天，毛泽东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余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

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中说：“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

到晚年，《诗经》仍是毛泽东喜欢阅读的作品之一。1965年9月15日，他便批示工作人员替他找一本《诗经》，并说明要大字本的。同年夏天去北戴河开会时，毛泽东听说在专列上当服务员的姚淑贤，来不及同自己的男朋友道别便赶来了，就用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了《诗经·邶风·静女》中的四句诗送给她，这四句诗是：“静女其妹，俟我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又对姚说：你把我写的这个东西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这个手迹，现在还珍藏在姚淑贤那里。

毛泽东不仅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训解分析。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那封谈形象思维的信中，信首引用的：赋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便分别出自朱熹《诗集传》里对《周南》中《葛覃》、《螽斯》、《关雎》这三篇作品所作的注。

毛泽东对《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部分，评价是很高的。前面所引述的一段话出自毛泽东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从中可看出三点：

（一）毛泽东很看重《诗经》里反映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作品，并一再强调这些是“老百姓”的民歌。

（二）关于诗歌作者的创作动因和思想倾向。孔子评诗三百，说“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认为这些诗作“怨而不怒”，温柔敦厚，既有美刺之效，又合圣教礼仪。这大概是孔子编辑并推崇《诗经》的初衷和标准。司马迁则不作如是观。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故“《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明显赞同司马迁的说法，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来发挥司马迁的“发愤”说。这就把“诗言志”的含义引向怨天泄愤，把“思无邪”的怨而不怒引向“反对统治者”。

（三）《诗经》中有不少男女欢爱之作，毛泽东试图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力求从大量比兴形象中切入其实质内容：借男女写君臣。至于《诗经》中的男女之作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特殊指意，在批评史上的看法并不一致。朱熹便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立场，视为淫奔之词，评价不高。他在《诗集传·序》里还说：“国风”15章中只有“周南”、“召南”两章，“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故“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其余13章，则使“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关于历代注家对《诗经》的解释，毛泽东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就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2.我们也会感动上帝（读《列子·汤问》）

［原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匿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摘自《列子·汤问》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摘自毛泽东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2页）

［解析］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撰。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比庄子早些。在《庄子》中多次称道列子，还专有《列御寇》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的使用来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这八篇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共计134则。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大部分属于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愚公移山”即为《汤问》中的一则。该书中的“儿童辨日”、“歧路亡羊”、“纪昌学射”等寓言，都颇有教育意义。

对《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非常熟悉。仅据有文字可查的记录来看，1938年、1939年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毛泽东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对革命事业应抱有必胜信念。例如，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清凉山“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的讲演中，毛泽东说：我们是长期抗战，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个道理是古时候一个老头儿发明的，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因此，在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会上，他以“愚公移山”为题发表演讲，并非偶然。

1945年，中国的历史面临一次伟大的转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治路线。为了更鲜明生动地解释和理解这一路线，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全文讲述“愚公移山”，以之阐明我党实行民主革命直到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借此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引述这一寓言时，绝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在解释中，发挥了它的积极因素，补充了不足之处，改造了消极成分，特别赋予了全新的革命内容。他把愚公精神从人们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领域推进到社会阶级斗争的范围。毛泽东的论述中，“愚公移山”的象征指称是相当明显的。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九旬老人及其家人挖山不止——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帝及神话传说中夸娥氏两个有巨力的儿子——人民大众。从斗争对象、历史任务到革命者的意志、信念和力量来源，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恰当的对应结构。这是对这则寓言故事的相当成功的理解和引申。

毛泽东不信上帝，但他却不时谈论上帝。他特别喜欢把人民大众喻为上帝。即使到晚年，也是这样。如1975年10月8日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就径直说：“人民就是上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个“上帝”，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不胜；只要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我们就会感动这个“上帝”，就会团结这个“上帝”，并依靠“上帝”去搬掉各式各样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

1964年3月24日，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说到要多读书时，毛泽东又提到：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3.骚体有民主色彩（读《楚辞》及枚乘《七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译东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的谈话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

［解析］

《楚辞》，是从战国屈原到西汉刘向，运用楚地文学形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创作的辞赋作品总集。“楚辞”这名词在汉初就有。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还有他本人的作品汇编成集，定名《楚辞》，共16卷。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诸篇皆承袭屈赋形式。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或“骚体”。研究《楚辞》，在东汉以后成为了一门专门学问，注解版本甚多。著名的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等。篇目不断有些增删。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便删掉原本四篇，增入贾谊的《吊屈原》、《鵩鸟赋》等。

《楚辞》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的文学作品。湖南是楚国旧地，毛泽东自小承受其充满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在1918年春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毛泽东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在延安的时候，《楚辞》是他常读的作品之一。建国后，有关毛泽东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就更多了。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中南海划船，江青也在。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谈起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暇于屈，即为屈服，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卫士让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坚持不去，随即让卫士把蜡烛点燃，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

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到了合肥，毛泽东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

张治中回答：“未读过。”

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当时，还有曾希圣、罗瑞卿在座。谈到朱熹时，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与会代表。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目中，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初次访华时，从毛泽东手中得到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谈《楚辞》。他在《关于枚乘（七发）》中说得很明确：“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其民主性，表现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其浪漫性表现在对理想的追求，以及那想象奇幻的作品风格。这两点，在屈原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骚体由屈原创发，在他之后，毛泽东还谈到了宋玉、景差、贾谊、枚乘。其中，枚乘的代表作是《七发》。对这篇作品及作者枚乘，毛泽东是很熟悉的，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谈“骚体”的文字，就是读枚乘《七发》的批语。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刘濞企图谋反，他上书劝阻，不被采纳，后投梁孝王门下。吴楚七国反叛，他又上书劝刘濞罢兵。枚乘由此知名。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其入京，死于途中。《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本文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指出种种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其得病之根源，此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然后用七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感兴趣；再说以田猎、观涛，目的是由静而动，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患病的楚太子，诱导他改变淫奢无度的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力于田猎、观涛的铺陈，认为此二事有驱散懒惰，“发蒙解惑”之效。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但根本方法尚不在此，还须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志趣。故末段提出要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最后，太子即已“涣然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认为，安逸享乐的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而须用转移志趣，从思想上来化解，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全文规模宏大，辞汇丰富，描写事物，铺张细腻。《七发》开辟了汉代大赋的道路，但各段均有变化，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么平板，后人沿袭这种形式写作，称为“七体”。

为体会枚乘这种“七体”文风，我们不妨引出《七发》中的几段文字。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住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备，谨谢客。”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客曰：“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飞鸟闻之，合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此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芻牛之腴，菜以笋蒲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钟、岱之牡，齿至之车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州，北望汝海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之乎？”太子日：“仆病未能也。”客曰：“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此梭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然而有起色焉。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诚奋厥式，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险险戏戏，崩坏陂池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日：“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从《昭明文选》里读过《七发》。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以同志”，其所感所赠，便是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作品评论。他先是把《七发》印发给与会者阅读，接着又在大会上讲解，然后又印发了《关于枚来（七发）》。看来，很是认真地对待枚乘这篇一般干部很难读懂的大赋，使它发挥切实的“古为今用”的效应。其用意自与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有关。

关于枚乘和《七发》，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4.有所领会，心中喜悦（读屈原《离骚》）

［原文］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脩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羡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摘自屈原《离骚》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译东1958年1月12日致江青信

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楚国宗室贵族。学识渊博，明于治乱，长于辞令。任楚怀王左徒，颇受信任，对内与怀王商议国事，制定政策，发布号令；对外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欲辅佐怀王改革楚国政治，富国强兵，遭旧贵族集团强烈反对，因上官大夫谗毁而被怀王贬黜。后被长期流放于江南地区。在流放中，他始终不忘国事，但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眼见楚国日趋危亡，抑郁悲愤，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终投汩罗江而死。

《离骚》是屈原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长的抒情诗。全诗370多句，2400多字。基本内容是表现诗人对以“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为内容的“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斗争。全书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已往历史的回溯，叙述自己的世系、品质、修养、抱负以及辅佐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和受馋被疏的遭遇，表明决不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和“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后半部分是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从历史上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中肯定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而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结果欲见天帝而不得，欲求美女而无获，决定听从灵氛劝告，去国远游，但在乘龙西游之中看见楚国故土，终不忍离去，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前半部分重在叙写现实，后半部分重在驰骋想象。全诗无情地揭露斥责了楚国的腐败政治和黑暗势力，充分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热爱国家、疾恶如仇的伟大精神和修身洁行、坚贞不屈的高尚人格。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读《离骚》，且评价很高。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他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装订成册，题为《讲堂录》。全册42页，前面十几页都是手抄屈原两部代表作——《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又写有自己对各节内容的概括。

1915年5月，毛泽东写《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会见，谈了足约二三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得更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他们对于《离骚》很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归后，罗章龙还写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曰：“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共欣赏，同证此时情。”“策喜”一句，指贾谊的《治安策》，“骚怀”一句，便是说的屈原的《离骚》。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说学楚辞，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的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在一本明代陈第撰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密密的圈画。如：“汩余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军肌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赛朝谇而夕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之善淫。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以上每句末都有圈断。

毛泽东喜读《离骚》，首先是看重它的思想价值。1958年8月，他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便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

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是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这际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评价的。毛泽东很同意这一点，认为自古以来的好诗，都是如司马迁说的那样，处于逆境的人的”发愤之所为作也”。故他说，《离骚》正是由屈原被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写出来的，从而反映了社会生活。

屈原的崇高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更是毛泽东所深深敬佩的。1954年10月26日，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毛泽东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分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又向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17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儿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棕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屈原那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他的作品所展示的龙凤图腾、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菱荷芙蓉、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湘君山鬼、流沙毒水等既鲜明又深层的扑朔迷离的缤纷世界，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并说读后“有所领会”，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是颇耐人寻味的。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但也未必没有其他深意。因为那是最富于幻想的火热的“大跃进”的年代，他所“领会”的，恐怕不只是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

5.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读宋玉《风赋》）

［原文］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王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然后倘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摘自宋玉《风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玉写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说有两种风，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风赋》何曾让景差”，宋玉、景差和屈原一样都是楚国人。宋玉的这篇《风赋》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这篇《风赋》在《昭明文选》，我前天翻了一下，你们再看看。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3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解析］

宋玉，战国末期楚国人，稍后于屈原的辞赋家。其生平后人知道得很少，在楚怀王，楚襄王时担任过文学侍从一类的官职。在创作上颇受屈原的影响，后世所传宋玉的作品有13篇，主要有《九辩》及《昭明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楚辞作家中，屈原以下，便是宋玉，故文学史上常常是屈宋连称。毛泽东好《楚辞》，重屈原，自然兼及宋玉。除上面所举的相传为宋玉作品的代表作外，毛泽东还读过相传为宋玉的其他作品，如收入《古文苑》的《大言赋》，他是读过的，并且还较喜欢。中央档案馆编选，文物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1984年联合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头两幅便是《大言赋》里的句子：“方地为舆，国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处。”两幅笔体差异明显，显是在不同时期书写的。

《风赋》是一篇以风为描写、议论对象的小赋，全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着意铺叙风的一般的发生过程，和雄风雌风的区分。把风分为大王雄风与庶人雌风两种，确实反映了作者的社会立场和思想倾向，从而使自然界的描写对象具有了社会内涵。毛泽东从中看出阶级对立的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意义，也算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的一种引申吧！毛泽东还说，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萍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意思是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处于初始状态还不太显眼的事情，提高识别社会风向的能力。

6.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诡辩（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等）

［原文］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手，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摘自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主席教导我两件事：一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主席给我们讲解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幽默地指出，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是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他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摘自赵超构《殷切教诲从头习》（见《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解析］

《登徒子好色赋》开篇有段序言性的文字，说：“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王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接着宋玉便说了前面引的那段扬己贬登徒子的话。说得楚王“称善”，一侧的章华大夫也感慨：“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宋玉）矣。”从而获得了信任，从而也使登徒子成为千古流传的好色的代名词。

毛泽东读《登徒予好色赋》，则认为宋玉辩解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把它同我们看待问题，考察干部的方法联系起来，指出是不值得效法的，要用全面的观点评价人和事。

上面引的是毛泽东1958年1月6日在杭州同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的谈话。1月12日，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讲了这篇赋的内容，也是从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说起。毛泽东说，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不能使用宋玉攻击登徒子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宋玉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击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典型，至今不得翻身。（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毛泽东为登徒子“翻案”，是要用这篇赋告诉人们，要学会掌握和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克服和少犯片面性的错误，不要陷于诡辩术的泥淖。同时，对领导干部来说，更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的诡辩之辞所迷惑。这时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顺便一提，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批示印发《登徒子好色赋》，给与会者读。

此外，1958年3月3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过长江三峡时，特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看了神女峰，接着对在场的吴冷西、田家英等讲起宋玉的《神女赋》，他背了一段，说：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7.有很大的说服力（读李斯《谏逐客书》）

［原文］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资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摘自李斯《谏逐客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季斯（？—前208）投奔秦国。他原为荀子的学生，入秦后被任为客卿。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利用建造灌渠离间在秦国做事的客卿，秦国宗室大臣上言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说一切入秦做事的外国人都心存不轨，向着他们本国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赶走，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逐客。于是李斯作《谏逐客书》劝阻，文中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强而成霸业，足见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土。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才相比；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指明下令逐客无异于“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这篇散文，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辞说余风；而文辞修整，音节流畅，又与汉初散文和汉赋相近。承上启下，为散文史上的名篇，终于打动秦王，收回了逐客令。这篇文章收在《昭明文选》卷三十九，改题为《上书秦始皇》。

毛泽东高度评价这篇作品，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它“有很大的说服力”，进而指出那时各诸侯国内部统一程度很低的情况，大概是为了肯定李斯所主张的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由此可知，毛泽东称道李斯进而及子荀子，是与他晚年扬法抑儒、批孔扬秦的思想倾向有关联的。稍后他还说过，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

这是很有意思的评断。毛泽东从哲学观、阶级立场对苟子和孔孟思想作了区分，荀子的学生李斯从儒家的左派而变为法家，便合乎逻辑了。秦始皇用李斯，而法家是办实事的，这是毛推崇李斯的一个重要原因。

8.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读贾谊《治安策》）

［原文］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以疏举。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摘自贾谊《治妄策》，载班固《汉书·贾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解析］

毛泽东在许多次讲话中，说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例如，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破除迷信”的讲话，一口气讲了几十个年轻有为的例子，其中也谈到贾谊。他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才只有33岁。

读文史著作的一些批语中，毛泽东也提到贾谊。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写的批语里，便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是“英俊天才”。此外，毛泽东对他由于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死去，深表惋惜，感叹地批注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由于十分喜爱贾谊这个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把班固《汉书·贾谊传》，特别是该传所收的贾谊的《治安策》，先后推荐给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读。

据《汉书》记载，贾谊（前200—前168）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称名于世。汉文帝时，被召为博士，皇帝诏下议论问题，年轻的贾谊则对答如流，才华出众。不到一年，被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可为少年得志。由于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遭到当朝保守派权贵们的谤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汉文帝又召他回来，当梁怀王的太傅。后向文帝进《治安策》，即毛泽东所说“南放归来著此”。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为民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办法。西汉王朝历经40年的统治，经济有较大发展，政治也较稳定，贾谊却居安思危，清醒看到实际上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治安策》里说的“痛哭者一”，是指诸侯王割据一方，相继发生淮南王、济北王企图夺取中央政权的叛乱，进而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和权力的措施。这应该说是切中当时诸侯坐大的根本要害。此外，贾谊还指出了匈奴侵扰、抗外不力、世风侈靡、仁义不施等等弊端。所提措施，有的放矢；分析时势，有理有据。所以毛泽东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作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这种教育方法，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年轻一代要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必须到斗争实践中，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观点，大有不同。所以，他认为贾谊的主张“近于迂腐”。

9.此深于情（读汉乐府民歌《上邪》、《盘中诗》）

［原文］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上邪》

山树多，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心中悲。北上堂，西入阶。急机梭，抒声催。长叹息，当语谁。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还无期。结中带，长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苏，字伯玉，人才多，知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今时人，知四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

──汉乐府《盘中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上邪》一篇，要多读。

——摘自毛泽东1962年6月3日致邵华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65页）

熟读

——毛泽东在一本《古诗源》中《盘中诗》的天头上的批语

［解析］

乐府，原意是两汉时的音乐机构，乐即音乐，府即官府，其职能之一是采集民歌。到魏晋六朝，把汉乐府里唱的“歌诗”也称作“乐府”，于是，乐府便由机构名称变为带有音乐性的诗休的名称。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东汉乐府民歌现存的有30至40首。“感于衷乐，缘事而发”，是汉代乐府民歌的重要特征，风格颇类似于《诗经》中的“国风”，作者多为下层社会的人，很能真切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描写质朴、诚挚的爱情生活的作品，在汉乐府民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上邪》和《盘中诗》是有代表性的两篇。

《上邪》中的“上”，指天；“邪”，通“耶”，为语气词。上邪，即指天为誓的意思。“山无陵”以下连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强烈表现了女子呼天为誓、生死不渝的爱。毛泽东把这首诗推荐给邵华（毛泽东的儿媳，毛岸青之妻）读，他自己也读得非常仔细。在一本《古诗源》中的这首诗的标题前，他连画三个圈；标题旁，画有着重线；开头和结尾的几句旁，画着曲线；全诗每句都画了圈。在“山无陵”以下五句旁边，毛泽东又分别标着“1，2、3、4、5”的数字，明确作者是用了五种违反自然的现象，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决心，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这首诗的细细体会之情。

《盘中诗》为下级小吏苏伯玉的妻子所作，用十分质朴的语言和生活化的细微感受，表达对久出未归的丈夫的思念之情。毛泽东在一本《古诗源》里，对这首诗全部加了圈点。对诗末编老沈德潜的评注也加了圈点；在其中“使伯玉感悔，全在柔婉，不在怨怒，此深于情”处画了曲线；又在其中“用意忠厚，千秋绝调”两句下画了曲线，句末还连画三个圆圈。天头上批注：“熟读”，推荐给别人看。在另一本《古诗源》里，作者“苏伯玉妻”旁，画着红、蓝两色的着重线，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盘中诗”三字标题旁画着曲线，天头上也画着一个大圈。全诗都用蓝色铅笔画着曲线。在“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四句旁边，除蓝色铅笔画的曲线外，又用红色铅笔加了直线。诗末编者的评注中“使伯玉感悔，全在柔婉，不在怨怒，此深于情”四句旁，也用红色铅笔画了着重线。对这位不知名的民间女子的诗，从图画上看，毛泽东读过好几遍。

10.是真男子，大手笔（读曹操《观沧海》）

［原文］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摘自毛泽东1954年7月23日致李敏、李讷的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50页）

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摘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盼望》1983年第12期）

［解析］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年二十举孝廉，征拜为议郎。先后起兵镇压黄巾军和讨伐董卓，建安元年迎汉献帝建都许昌。后消灭袁绍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208）进位丞相，后封魏王。死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尊为魏武帝。现存其创作的乐府诗20余首，较完整的散文40多篇。其诗内容深沉，气魄宏伟，慷慨悲壮，开启并代表了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的特色。

在古代帝王中，兼有文采武功的人也有一些，但像曹操这样在政治、军事，文学诸方面皆为一流则为仅见。所以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轻轻几笔，便把历史上的马上天子荡过去了。南唐李后主算是有艺术气质和创作才能的一代词家，但严格说来算不上政治家，既无开疆拓土的寸功，连守住父业也不能。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他，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数来数去，毛泽东对曹操是格外看重的。

1927年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到鲁迅此文中的上述评论时，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表示对鲁迅关于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这篇文章还说曹操的文词风格是“清峻”、“通脱”。清峻，就是“简约严明”；通脱，就是“随便之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这个说法，显然被毛泽东吸收进“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的评价之中。

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很爱读曹操的诗。在毛泽东故居藏书里四种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中，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薤露》、《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诗，毛泽东都多次图画过。大多数诗的标题前画着圈，诗中密密圈画。在一本《古诗源》中的“武帝”旁，毛泽东用红铅笔画着两条粗线，“武帝”下编者评注曹操的诗风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毛泽东对此圈点断句，足见其重视这个评价。曹操的《短歌行》是很有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些句旁，毛泽东都加了密圈。这首诗既有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又有收揽人才以完成统一事业的宏伟怀抱，在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很是本色、通脱。毛泽东在该诗标题前，用红、蓝两种笔色作了圈记。

《观沧海》，是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率军平定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乌桓，又称乌丸，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后，班师途中经渤海之滨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附近）时所作。全诗通过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象征着诗人叱咤风云的气概和艰苦征战获得胜利的豪迈喜悦心情，被古代诗评家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毛泽东在好几部诗集里都图画过这首诗，还用他那龙飞凤舞的草体手书了全诗，作为练习书法的内容。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低声吟诵这首诗。他还找来地图查证，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乓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前面所引的1954年7月23日致李敏、李讷的信，专门谈曹操的“碣石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酝酿创作了他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词触景生情，壮歌抒怀，缅怀千古雄杰，追步雄豪诗风而又超越之。其中，“萧瑟秋风”一句是由曹操《观沧海》中“秋风萧瑟”点化而来。

汉高祖刘邦，算不得什么诗人。但一次衣锦还乡，酒酣耳热之际，禁不住击筑自歌，唱出一首不同凡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直朴的几句，活脱脱展露出一代雄主的豪阔胸际。诗风同曹操的《观沧海》相似。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认为，“这首诗写得很好，很有气魄”，并认为刘邦没有读过几天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很不容易。诗风出于本色，刘邦为诗的气魄同他立业的气魄是一体的。毛泽东显然是把二者糅在一起来体验和推崇，如同他推崇曹操的功业和诗词文章一样。

11.讲养生之道的，很好（读曹操《龟虽寿》）

［原文］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曹操《龟虽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

——摘自毛泽东1961年8用25日致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

［解析］

《龟虽寿》是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的班师途中写的。起因大概是他的重要谋士郭嘉在这次班师途中病死了，年仅38岁，从而引发他时不我待的感慨，全诗12句恰分三层意思。一是人终究是要死的，这是对生命的达观态度；一是要在有生之年积极进取；一是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清代沈德潜在自己编选的《古诗源》中该诗的末尾所注评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言己可造命也。”

对这首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而又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作品，毛泽东是很欣赏的。他不仅自己书写这首诗，还经常把它写下来寄赠给别的同志。除前面引的1961年8月25日致胡乔木信以外，在1963年12月14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还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南史》卷22“僧虔传”叙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曾得过一场大病，家人皆以为定死无疑，已置棺材，不料不久病情转好，最后活到90多岁。史家由此而写道：“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毛泽东读《南史》至此，随即以曹操的《龟虽寿》批注道：“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意即并非是“天道”不可知，全在人们自己的“养怡”而已。实乃“己可造命也”。

所谓“己可造命”，就是达观的生命意识。毛泽东还认为，这里面有唯物的因素。他曾对自己的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罗。你们搞医学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又说，曹操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

12.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发端（读曹丕《典论·论文》、萧统《文选·序》、陆机《文赋》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魏文帝开始的吧？有《典论·论文》。以后有《文心雕龙》。《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沉思”，这是思想性；“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人士的谈话

陆机、陆云，都是晋代的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摘自余湛邦《鲜花一束》（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4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从以上两段谈话可知，毛泽东读过魏晋六朝的一些文学批评论著，肯定魏文帝曹丕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特殊地位。

曹丕（187—226）的《典论》是一部学术著作，共5卷20篇，《论文》为其中一篇。《典论》亡佚于北宋，《论文》由于萧统选编入《昭明文选》而得以保存。《论文》高度强调了文章的作用与意义，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概括了作品与创作主体的关系；进一步划分了文体，指出了不同文体的特征；探讨了文学批评的方法原则；具体分析了“建安七子”的创作风格。在曹丕以前，虽不乏人撰文谈到诗歌文学，但多是就一部分、一篇文章或某种文体立论，而《典论·论文》则是把整个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肯定了文学的独立价值。由此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论。所以，毛泽东说中国文学批评是从曹丕开始的。

《文心雕龙》，南朝刘勰（466？—520？）著。刘勰与梁昭明太子萧统大致同世。其《文心雕龙》是古代文学批评史最重要也是最系统的专著之一，共50篇。《文心雕龙》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从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文体论、因革论、批评论、修辞学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艺观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其论述问题之广，体系之严整而言，不但是前无古人，甚至可以说后乏来者。

萧统的《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诗文总集。他在“序”里从理论上说明了他的取舍标准。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经籍子史，在于“以能文为本”，而“能文”的特征，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意即描写任何题材，须有意义可寻；而这意义的表现，又不同于一般的哲学论文、历史书籍和其他应用文字，必须是通过深沉的艺术构思，见出语言词藻之美。故毛泽东说，《文选》里也有批评，它既讲思想性，也讲艺术性。

前面引的毛泽东评陆机《文赋》的话，是1958年9月在安徽同张治中讲的。《文赋》是毛泽东仔细读过的一篇文学论文。作者陆机（261—303），西晋著名文学家，字士衡。出身名门，祖陆逊，父陆抗皆三国吴名将。西晋太康末年，陆机与弟陆云同至洛阳，名动一时，时谓“二陆”。擅诗赋。其《文赋》较早地把文学创作的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重要问题提高到文学批评的范畴来专门研究。其头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动因时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这就明确把玄览感物，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触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它具有原始唯物主义观点。

1959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第293期里发表晏震亚的《如何评价〈文赋〉》一文，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较充分的肯定。该文不同意《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在278期上的一篇题为《关于〈文赋〉一些问题的商榷》的文章的观点。那篇文章说：“《文赋》讲的主要是结构修辞的作文方法，甚至于是汉赋的铺张方法。”因此，陆机“是六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开先人”。而晏震亚的这篇文章则认为，“这个结论仍然站不住脚”。《文赋》所涉及的内容范围中，“尤其”包括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等等。”毛泽东读后，将此文批示给一些同志阅读，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13.故土之思，感情很深（读王粲《登楼赋》）

［原文］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之异心？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爪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摘自王粲《登楼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解析］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出身名门，祖上为汉朝三公，但幼年丧父，13岁时又值董卓之乱，汉末动荡的社会对其影响很大。17岁时避居荆州，历15年无所建树。后曹操大军南下，粲劝刘表之子刘琮归曹，以此功受曹操重视，后迁军谋祭酒，参与政务。魏国既建，拜为侍中。建安二十一年（216）随曹操征吴，次年病卒道中。据《三国志·王粲传》云，“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但大多散佚，今有辑佚本《王粲集》流传。王粲为文，俊远真挚，为“建安七子”之一，且创作成就最高。《登楼赋》为其代表作，被梁朝萧统选入《昭明文选》。该赋写于建安十二年（208）归附曹操之前，正值避难荆州，久无建树的时候，故作品风格沉郁悲凉，本想登楼望景以解愁闷，结果反使愁闷更浓，接着抒发其愁的内容：一为长年流离，思念故乡；一为国乱未息，雄才不展。归乡无路，报国无门，而时光却在流逝，使作者思绪万千，不能自拔。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便熟读《昭明文选》，对《登楼赋》也是很熟悉的，晚年因视力不好，调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到他身边为他读书。那是1975年夏天，毛泽东让芦荻给他读了王粲的《登楼赋》后，便谈了上面所引的那段谈话，准确地指出了该赋主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因登搂望见异乡风物之美而引起思乡怀土的深切情感，一个是身处乱世壮志未酬的感慨，并渴望河山统一的积极进取心情。但毛泽东随后的发挥，则在前一方面，这与他迟暮之年重病缠身的心境有关。特别是他说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自己的童年、故乡、朋侣，更是借文纵情、由人及己的评论了，因为王粲写《登楼赋》的时候，才30岁左右，谈不上是“老年”。

说完《登楼赋》后，他紧接着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写《七律·到韶山》的时候，就深切地想起了32年前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后，毛泽东还让工作人员找出《昭明文选》中庾信的《枯树赋》读给他听，据工作人员回忆，他先是静静地听着，接着，他猛然间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粮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神志的极度清醒，脑细胞的极度活跃，与躯体的衰老形成了极大的矛盾，造成悲凉情感。庾信的《枯树赋》抒发的是英雄暮年的心境，反映的是一种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

14.古诗词里的地圆说（读张华《励志诗》、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原文］

大仪斡运，天回地游。

四气鳞次，寒暑环周。

星火既夕，忽焉素秋。

凉风振落，熠耀宵流。

——摘自张华《励志诗》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

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

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

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摘自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到：“大仪斡运，无回地游”。

——摘自逢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张华（232—300），出身寒微，在西晋初年官至显位，是个较正直的官僚。其《励志诗》是73句的四言古诗，顾名思义，乃自我勉励之作，表现了较好的志向情趣。前面引述的，是这首诗中的前面几句，直观地感到四季变化与“天回地游”有关。

毛泽东是从《古诗源》里读到这首诗的。在1964年8月的这次谈话中，他便指出：这首诗收在《古诗源》。

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前面有一小序：“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这首词写送月，且用屈原《天问》的形式来写，是很新颖的。作者经过详细的观察，发挥丰富的想象，看到月亮由东升起，自西落下，猜测到地球是圆的和月亮绕地球旋转。这在天文学史上是个佳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讲到这首词时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毛泽东很喜欢这首词，在一本《稼轩长短句》中这首词的标题前连画三个大圈；对小序中的每句话加了圈点；对词中每个疑问句后，都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1964年又同周培源、于光远谈到这首诗包含的地圆说想法。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首词的着意圈画，除艺术上的欣赏外，还十分赞赏词人辩证思维的深刻性。

15.此人一辈子矛盾着（读谢灵运《登池上楼》等）

［原文］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摘自谢灵运《登池上楼》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

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毛泽东读谢灵运《登池上楼》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页）

［解析］

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有一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古诗源》。毛泽东在谢灵运《登池上楼》这首诗中，几乎每句诗旁都画着曲线，句末加着圈。在“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下面连画两个圈后，在天头、行间写了上面这段批语。这100多字的批语，远远超出作品本身，是对谢灵运一生政治态度和内心世界的评价。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是历史上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赫赫名将谢玄的孙子，谢氏家族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贵族、大官僚地主。谢灵运袭封康乐公，一生崇尚奢侈，纵情山水，博览群书，工诗善文。由晋入宋后，降爵为侯。在政治上，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而宋武帝、文帝始终未委以军国要职，因此他“常怀愤惋”，并数次遭贬，曾被逐出京城任永嘉太守。在职期间，他不问政事，“肆意邀游”，不久就托病辞职。武帝死后，文帝即位，再次起用他。他“自以名辈应参时政”，而文帝“唯以文义见接”，因此他还是不得志，经常“称病不朝”。不久又被免官，出任临川内史，有人在文帝面前告他“谋反”，“遂有逆志”。后被杀，年48岁。毛泽东在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南史》列传九中，仔细阅读圈点了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历史资料。他对谢灵运的生平事迹是了解的，由此才通过他的作品挖掘其内心世界。这大概便是古人说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吧！

池上楼在永嘉境内，《登池上楼》一诗是他任永嘉太守时所作。“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反映他当时郁郁不得志的心情，所以毛泽东说他“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被毛泽东称为“造反檄文”的“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一诗，是谢灵运谋反时写的一首诗，见于《宋书·谢灵运传》，《古诗源》未收该诗，看来毛泽东是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读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直接称颂造反的张良（子房）和不事二君的鲁连的作品，在谢诗中并不多见。当然，谢灵运的“造反”，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引起的铤而走险。毛泽东的批注，说他的矛盾是想做大官而不能，对他的政治作为并非持同情态度。但对谢灵运的诗，毛泽东却颇为重视。在他写有批注的这本《古诗源》中，收进谢的诗有24首，毛泽东作了图画的有22首。编者注释中，评论谢灵运的诗“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等处，毛泽东都画着曲线和圆圈。《昭明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谢灵运的诗，毛泽东也圈画了不少。

《岁暮》是谢灵运通过自然景物表达自己的情怀，抒情与写景紧密结合的一首诗，毛泽东每句都加了圈，有的还加了三个圈。另一首《斋中读书》是言忘记怀的，毛泽东也是逐句圈画。如“怀抱观今古，寝食展戏谑”这两句旁每字都加了密圈；“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每句末都画了三个圈。对于这些诗句，毛泽东可能既欣赏其艺术性，又了解了诗人的思想矛盾。

谢灵运以描绘自然美的山水诗见长，给东晋以来枯燥乏味的玄言诗中注入了清新活泼的生机，使诗风一转，受到诗坛的重视，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定位置。对谢灵运那些刻画自然风物的清丽诗句，如《邻里相送至方山》中的：“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过始宁墅》中的：“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垒，洲萦渚连绵”等等，毛泽东都在句旁画着直线、曲线、曲线加直线；句子下面也都连画两个圈、三个圈。在《古诗源》里《邻里相送至方山》的编者注解：“别绪低徊”、“触景自得”两句旁画着曲线，说明毛泽东对这种评价的重视。

16.好文宜读（读萧统编《昭明文选》）

［原文］

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如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耳。

——摘自萧统《文选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好文宜读

——毛泽东在李善注释本《昭明文选》封面上的批语

［解析］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编选的，故称《昭明文选》。萧统，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是个很渊博的学者。著作多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其主持的《昭明文选》，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著作。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是有相当贡献的。后世注本主要有两种：一是唐显庆年间李善注本，改分原书30卷为60卷；一是唐开元六年（718）吕延祚进表呈上的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本。

由于《昭明文选》是有代表性的诗文总集，收录了很多辞藻华美的文章，故后人学习前代作品都要经过《昭明文选》阶段，它对唐以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之世的学者，几乎人手一编，甚至流传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时，除《韩昌黎诗文全集》外，在古代诗文集中，读得最熟的便是《昭明文选》了。许多篇章，他都可以背诵。据罗章龙在他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说，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衡山，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归途中，曾给罗章龙写了封信，主要记述景观名胜的见闻。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接着对南岳的风光描绘了一番，文风

与木玄虚的《海赋》格调相仿。《海赋》便收在《昭明文选》李善注本（下同）卷十二。建国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毛泽东都多次要过《昭明文选》来读。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中，也有《昭明文选》。

毛泽东批注过的版本，现存的便有三种。在一部李善注解本的封面上，他用刚劲的笔触写了“好文宜读”四个大字。对其中的诗、赋部分，做了很多圈画。在毛泽东生前，卧室里有两本用大字排印的江淹的《恨赋》、《别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以及庾信的《枯树赋》，封面上都有红铅笔画的大圈。这是他晚年嘱咐印制的，病重时经常读，有时还背诵。

下面，我们选几篇毛泽东谈到过的《昭明文选》中的文章，来介绍他阅读的情况。

1939年7月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三个法宝》的讲演中，毛泽东颇为欣赏地谈到：南朝梁代的文学家江淹（444—505），做了很多好文章，有篇叫《别赋》，里面有很好的话，但尽是伤感流泪的话。最为人们所熟记的有“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文笔很好。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写，改一下，作为“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这篇《别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六。毛泽东评改的四句，乃赋中名句。以美好的春色衬托别离的愁绪。毛泽东把“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改为“送君延安，快如之何”，去掉了古代文人低沉的离愁别绪，转为快乐地送别同志们从后方到前方去工作。《别赋》开头两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也是很有名的。毛泽东在其他场合也引用过。

西晋平蜀后，征蜀中名士李密（224—287）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紧逼。李密便上《陈情表》以达辞因。该表感情诚挚，语言质朴而精美。如：“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该表收入《昭明文选》卷三十七。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引用《陈情表》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话，形象地写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尴尬处境，说：“没有人去理他，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1960年5月2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他与舒同讨论先秦齐国的历史和曹植封东阿王、陈王的事情，为了印证他的观点，便随口背起谢庄（421—466）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乃清兰路，肃桂苑。腾吹寒山，弭盖秋阪”接着评价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谢庄的《月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三。

《昭明文选》卷五十三收有三国时魏国李康的《运命论》，其中有这样一段：“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递志而成名也。”毛泽东比较欣赏这段话，时常引用。1974年10月，在他的建议下，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此后的整顿工作，对遏止“四人帮”的例行逆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5年夏，毛泽东找邓小平淡了一次话，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明确表示：没有多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说：反对的人总是有的。毛泽东随即引用李康《运命论》中的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个借喻是很恰当的。1975年6月7日接见外宾时，毛泽东说起，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林彪骂我是秦始皇、B—52。接着，他又引用《运命论》的话解释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是人必骂之，人不被别人骂不好。这个解释，很反映毛泽东的个性。外宾对《运命论》中的这几句话很感兴趣，毛泽东又随手用铅笔把这句话写了出来。

《昭明文选》卷十六还收了江淹另一篇有名的《恨赋》。1975年夏，毛泽东让芦荻为他读这篇赋。当读到“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时，为解释其中的“溢”字，毛泽东又将《西厢记》中的一段有“溢”字的原文背了出来。

《昭明文选》里的文章，光昌华丽，也有不少骈文。清代许梿（字叔夏，生卒年不详）于道光年间选了一本《六朝文絜》，凡12卷，收赋、诏、策、书、论等18类体裁的骈文作品72篇；作者35人，绝大多数是南北朝的骈文大家的名篇。许梿认为，六朝骈文的缺点是繁冗。于是，他选文的标准是“析词尚简”，注重构思精炼和修辞简洁的骈文精品。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要过这部书来读。如1957年10月2日给林克的信里，便请他“找一部《六朝文絜》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1957年10月23日赴苏联前要带走的书目中，也有《六朝文絜》。

庾信（513—581）是有名的辞赋家。早年是南朝梁时的东宫讲读，侯景之乱时任建康令。后奉命出使西魏，便滞留北朝，后又仕北周。他的《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都是六朝骈文的代表作。毛泽东对他的作品读得很熟。

1949年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章士钊、刘斐、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时，大概他知道语言学家符定一有一句口头禅：“你认得几个字？”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时，毛泽东把庾信《谢滕王赉马启》中的一段顺口念了出来：“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接着风趣地问道：“他（庾信）总能认几个字吧？”

毛泽东称道韩柳古文运动，但从他乐读《昭明文选》、《六朝文絜》的情况来看，显然也不是认为骈文一无是处。事实上，他的某些文章书信，便有骈文的风格气势，读来琅琅上口，可作为他推崇的“新骈”、“活骈”来读。如l935年12月5日致杨虎城将军的信，因知者不多，我们不妨引上一段：

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万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这可看出毛泽东含光吐华的骈文功底。

17.“迷途知返”，可以一阅（读丘迟《与陈伯之书》）

［原文］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宜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暇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摘自丘迟《与陈伯之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送周小舟同志：

“迷塗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看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毛泽东

八月一日夜十时

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1959年8月1日致周小舟信

［解析］

丘迟（464—508）字希范，浙江吴兴人，以文才知名，在南朝梁代官至司空从事中郎。曾有集，已佚，明人辑有《丘司空集》。其《与陈伯之书》为文学史上的骈文名篇。陈伯之在齐末为江州刺史，曾抗击过梁武帝萧衍，后降梁为江州刺史。502年率部投魏。505年萧宏北征伐魏，陈伯之率军相拒。萧宏让丘迟写信给陈伯之劝降，次年陈伯之降梁。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先是指责陈忘恩负义投降敌人，继而申明梁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从正面相劝。最后指出敌我双方形势，说明陈伯之的处境危险。中间，又以江南故国的美景和一些典故来打动他。全信写得委曲婉转，淋漓尽致。

毛泽东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推荐周小舟、黄克诚读《与陈伯之书》的。当时，由于对大跃进的不同看法，黄克诚、周小舟已同彭德怀、张闻天等被认为是犯了“错误”，从而受到党内的不正确的批判。从毛泽东写给周小舟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还附上了原文或原文中的一部分。该信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即希望周小舟等犯了“错误”的同志“迷塗知反”，这也是他做思想工作的一种方式吧。他在信中引用的《与陈伯之书》里的“迷塗知反”四句，在原文里的意思是：迷途不远而知复返，这是以往的圣贤和过去的经典都赞同、嘉许的。这四句用来表达他当时的想法倒也合适。接下来引用原文中的两个典故，说的是东汉初年，朱鲔曾劝更始帝刘玄杀了刘秀的哥哥刘縯，后来，刘秀又诚心招降了朱鲔，使其官至少府。再就是三国时，董卓部下张绣投降曹操，不久又反水，让曹操的长子曹昂战死，后来，张绣再次归降，在官渡之战中为曹营立了功，曹操仍旧信任他。丘迟在文中用这两个典故，意在说明，只要陈伯之归梁，萧梁会“不以为疑”、“待之若旧”，毛泽东在信中引用，其意也自明。

丘迟《与陈伯之书》，叙事写景，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描绘，已成名句，流传甚广。故毛泽东说，“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

18.体会山水闲适诗（读谢灵运、孟浩然、王维、苏轼等山水名句）

［原文］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

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

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略好。——毛译东读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的批语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1949年5月5日书赠柳亚子

［解析］

孟浩然（689—740）和王维（701—761），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代表。孟浩然一生基本上都过着隐居生活。王维早年得志，累迁至监察御史、给事中等官职。中年以后，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二人诗作艺术成就较高。孟浩然的《早寒江上有怀》，把旅途思归的心情和初冬江上凄寒的景色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是其代表作之一。毛泽东读后写的“略好”批语，写在一本蘅塘退士编的、由中华书局印行的《注释唐诗三百首》中该诗旁边。

1949年5月，进北京不久，柳亚子应约到毛泽东住所晤谈。两位现代旧体诗人在一起，其兴会所在，不言而喻。临别，柳亚子请毛泽东在他的《羿楼纪念册》上题词，毛泽东就写了前面引述的那几句诗。看来，他们当天晤谈时，谈了不少古人祷作。毛泽东写下的几句，分别出自谢灵运、薛道衡和苏轼笔下，看似在联句。谢灵运《登池上搂》中“池塘生春草”一句，说起来历，还有一段佳话常为人们所道及。谢灵运很喜爱他的族弟谢惠连，说每看到他便觉神智俊爽，“辄得佳句”。一天他梦见谢惠连，醒来得“池塘生春草”的诗句，自己说是“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以后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所说的“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即援引这一故事。金人元好问在他的《论诗绝句》中曾有“池塘春草谢家春”之句，也是拿“若有神助”的这句诗和宋代诗人陈师道的“闭门觅句”相对比，强调作诗应该是自然流露而不是苦觅硬造。薛道衡则因在《昔昔盐》一诗中写出“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的诗句而受到隋炀帝杨广的嫉妒，杨广后来借故把他杀掉了，杀他时还悻悻地说：“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苏东坡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见于他的《惠崇春江晚景》其二，写冬去春来的季节变化，十分贴切，生意盎然。毛泽东与柳亚子“论及”这些名句，想必也涉及背后的佳话，文人雅淡之情趣，不难想见。

19.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原文］

上元二载，高旻八月。人多汴北，地实淮南。海气近而苍山阴，天光秋而白云晚。川涂所亘，郢路极于崤潼；风壤所交，荆门泊于吴越。凭胜地，列雄州，城池当要害之冲，寮寀尽鹓鸾之选。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穷愁；山曲淹留，属群公之宴喜。披鹤雾，陆龙门。故人握手，新知满目。钦崔公之盛德，果遇攀轮；慕郝氏之高风，还逢解榻。接衣簪于座右，驻旌棨于城隅。临风云而解带，眄江山以挥涕。岩楹左峙，俯映元潭；野径斜开，傍连翠渚。青苹布叶，乱荷芰而动秋风；朱草垂荣，杂

芝兰而涵晚液。舣仙舟于石岸，荐绮席于沙场。宾友盛而芳樽满，林塘清而上筵肃。琴歌迭起，俎豆骈罗。烟霞充耳目之玩，鱼鸟尽江湖之赏。情盘乐极，日暮途遥。思染翰以凌云，愿麾戈以留景。嗟乎！此欢难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见何期，惆怅南溟之路。

——摘自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二十八，《新唐书》说二十九，在淮南、南昌作序时，成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据他作过沛王李贤的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曹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

——摘自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10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共有1000多字，写在一本清代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中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的旁边。毛泽东还在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表示熟读和重视。从批语中的其他内容来看，大约写于1958年之后，60年代之前。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硕儒王通之孙。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逐出王府。任虢州参军时，因擅杀官奴，犯死罪。遇赦后渡海省亲，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才华出众，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号“初唐四杰”。著作甚丰，原有集散佚。明人张燮辑有《王子安集》16卷。

对王勃的生平遭际，毛泽东是很熟悉的。他读过《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的《王勃传》。《新唐书·王勃传》中写到：“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毛泽东读这篇传记时，在这段记载下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批语，可分两个部分，前者为考证，后者为评价。就行文而看，无疑是凭记忆兴之所至写的，足见其惊人的记忆和平时博读的功底。一番叙述，对王勃的行年踪迹和创作历程作了基本概括，透露出近于职业的研究精神。

毛泽东的考证，论证了王勃在淮南写《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在南昌写《滕王阁序》的年龄。关于王勃在南昌作序的时间，旧有二说。王定保《唐摭言》卷五以为是王勃14岁时作。蒋清翊《王子安集注》卷八本文注引申其说，谓当时王勃之父王福畤在六合当县令，王勃路过洪州，便是前往六合。辛文房《唐才子传》及《名胜志》据新、旧《唐书》中《王勃传》，说是王福畤谪贬海南时，王勃前往省亲途中所作。毛泽东以后说为是，进一步指出王勃时年当在“二十四、五、六”。毛泽东花力气弄清王勃写这两篇序文时的年龄，是因为它们是王勃骈文的代表作。

在文学创作上，王勃论诗不满人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诗风，常常“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做诗能突破当时文坛盛行的宫体诗束缚，风格较为清新明朗。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意境开阔，气象高爽，一扫前人送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亦长于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户晓；其中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尤为时人赞赏。

毛泽东在批语中高度评价了王勃的文学成就。他引用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首，来肯定王勃等人致力于改变齐梁以来浮华绮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对唐朝文学发展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推动作用。毛泽东特别指出了王勃虽“为文尚骈”，但写的是“新骈、活骈”，与六朝之“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其差别所在，既在于文风（“光昌流丽”），又在于内容（“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毛泽东更同情王勃的命运遭际，并把它同作者的为文气质联系起来。王勃才华出众，有建功立业的壮志，但“一生倒霉，到处受惩”，于是，“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这个观点，确是独到的知人之谈。

毛泽东特别喜爱的《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便集中体现了王勃为文风格，即光昌流丽与牢骚满腹的结合。全文用严谨的对仗，和谐的声律，精炼的语言，细致优美地描绘了湖光山色：“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雾，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是光昌流丽一面。接下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怀才不遇，遭际危艰的牢骚，跃然纸上。毛泽东读后，在“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警策的句子后面画着臼。尤其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优美的句子表示了由衷的喜爱。60年代初，他在和子女们的一次谈话中，一边背诵这篇诗序中的佳句，一边评论，谈兴正浓时，坐到桌前，悬时挥毫，为他们书写下这一具有诗情画意的千古名句。

毛泽东批注过王勃的其他诗文。如《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这首诗的天头的上面，简洁而有力地批注了一个字“好”。在凝聚着真挚友情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诗句下，连画三个大圈。他还把全诗当作书法练习的内容，其手迹收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面。

20.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摘自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10—13页）

［解析］

毛泽东这段批语，无疑是由此及彼的借题发挥了。

毛泽东由青年文学家王勃的创作成就而联想到的其他“英俊天才”中，贾谊、李贺，我们有专条叙述。

批语中提到的王弼（226一249），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大族后代。王弼幼年聪慧，十几岁就爱好《老子》，通辩能言，对答如流。官至尚书郎，但事功非他所长，得病而亡，年仅24岁。他的著作现在流传下来的较多，除《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以及《老子指略》的佚文外，还有《论语释疑》一书的片断，保存在梁人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正义注疏》中。王弼是魏晋玄学开风气的哲学家。

批语中提到的夏完淳（1631—1647），明末诗人，抗清将领。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脊）。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夏允彝是江南名士，老师陈子龙在当时文坛上声望很高，他们二人创立“几社”。夏完淳从小受到他们的学识、文章和气节的熏陶，加之天资过人，聪明早熟，5岁知书史，7岁能诗文，受到前辈赏识。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江南抗清义师蜂起，他仅14岁，便随父亲及老师在太湖起兵抗清复明。上书南明鲁王，鲁王授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兵败，只身流离。顺治四年（1647）在家乡被捕，押解南京。当面痛骂洪承畴，被杀时，年仅17岁。他一生虽然十分短暂，但却生得可歌，死得可泣，著作也很有成就。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作品风格高亢激越，慷慨悲歌。特别是被捕后写的诗《南冠草》、文《狱中上母书》等，皆为血泪浇成的正气篇。后人编刻有《夏节愍集》。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感叹过一些早天的英俊天才。1916年12月4日致黎锦熙信中，为说明强身健休的重要性，毛泽东说：“颜子则早天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再次抒发一大堆感慨，确实反映了他一生的一个重要主张：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朝气，最有创造力，他们是事业的希望所在。基于这个认识，他一生都反对压制青年人，反对瞧不起低贱的人。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说的，他在1958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曾吐了一次”，是指他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破除迷信”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举了古今中外29个年轻有为和有发明创造的例子。其中也谈到：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27岁；作《滕王阁序》的王勃，初唐四杰之一，也是一个年轻人；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18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24岁。毛泽东又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1958年的讲话和批示，自然具有大跃进的热情想象成分。但在大跃进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主张。在他看来，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创造力，因此我们要不遗余力地鼓励他们，这不仅是政策问题，也是认识问题，并且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问题。这样，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中，他又说：“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

青年人、贫贱的人为什么有充沛的创造力？毛泽东的批语里包含了明显的政治伦理哲学。他十分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赋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

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蕴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揭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21.不足证明古代官吏禁带眷属（读贺知章《回乡偶书》）

［原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回乡偶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毛泽东1958年2月10日致刘少奇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5—536页）

［解析］

贺知章（约659—约744），唐代诗人，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武后证圣初（695）进士及第，授国子四门博士，累迁至太子宾客、秘书监。天宝初年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唐玄宗曾赋诗赠行。贺知章少时以文辞知名，性格旷达，晚年尤放诞，不拘礼度，常邀嬉里巷，经常醉后属词，文不加点，又擅长草隶。在长安时与李白一见如故，而为忘年之交，称李白为“谪仙人”。诗作以七绝为佳，《回乡偶书》（二首）为其代表作，乃晚年回归故里时所作。该诗由于生动自然地反映了久客回乡的老人的感遇而脍炙人口。

1957年，刘少奇到南方巡视工作的时候，曾多次与当地领导干部谈到如何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些职工夫妇分居两地，存在具体困难，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又有许多难处，家属宿舍和城市设施问题短时期内解决不了。于是，刘少奇在当时比较强调发扬革命精神，号召广大职工帮助国家一起来解决这样的困难。有一次，他在讲这个问题时，便引用了贺知章的这首《回乡偶书》，他认为，这首诗说明了唐朝像贺知章这样的人物进京做官都不带眷属，自古以来就是那样的，我们把家属都接进城里来不容易马上办到。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将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根据贺诗断定古代官吏在外居官不带眷属的论据不大充分，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翻阅了一些有关贺知章的笔记小说和诗话，特别是比较权威的《全唐诗话》和《唐书·文苑·贺知章传》，都没有关于贺知章不带眷属的记载。于是1958年2月10日特地给刘少奇写了上面这封信，层层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儿童”与贺的关系问题，历代注家之间有分歧。刘少奇把“儿童”断为贺的儿女，这在过去的唐诗选注本中是占主流的说法。关于把此诗解释为贺知章为官未带眷属，则是刘少奇的见解，这是一种“唐诗别解”，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但这种解释是牵强了一点。毛泽东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他的两点考证倒是很有说服力的：（1）“儿童相见不相识”中的“儿童”不是贺自己的儿女；（2）贺知章身边不会没有眷属。首先，以贺知章“老大回”——老年辞官返归故里的年龄为大前提，以他儿子的官职为佐证，推断了“儿童”不是贺自己的儿女。一种可能性是他的孙辈或第四代，另一种可能是邻人家的孩子。这个推理最有说服力。古代的回乡诗中也有这样的诗句“邻人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方来。”第二层是从贺得唐王知遇，在长安为官数十年，推出不会没有眷属。这里省略去的大前提应为“贺不能几十年没有眷属”。第三层是进一步的论证，这里包含两个理由，一是高龄人生活不能自理，二是贺的性情决定他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这后一个理由恰好是第二层推论——也是整个结论的大前提。最后历史文献方面的否证——没听说过有官吏禁带眷属这么回事。信尾附言，是作具体史证的。虽说毛泽东的理由是充分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还提出了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如贺知章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再有贺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所以毛泽东在信尾写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

毛泽东的这封信，所论证的虽是理解一处诗句的小事，但可窥见其批评态度之严谨和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也体现了党内领导同志之间平等地探讨理论学术问题的民主空气。

在毛泽东故居收藏的一本《全唐诗话》中，在第一卷有关贺知章年86岁，老病还乡一段，有毛泽东画的曲线，加的圈点，天头上画的大圈。这部《全唐诗话》可能就是信中所说的那部了。工作如此繁忙，却挤出有限的工余时间，为搞清1000多年前，一位诗人、一首诗中的一个情节去翻阅古籍，查找资料，一丝不苟。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没有对诗的极大热忧是不可能做到的。

22.这里有意志（读王昌龄《从军行》之四）

［原文］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

——摘自王昌龄《从军行》之四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尝尝如此。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

——毛泽东1958年2月3日致李讷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55—56页）

［解析］

王昌龄（约698—757），字少伯，盛唐边塞诗人。开元十五年（727）进士，授汜水尉。后官校书郎，出为江宁令。晚年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尉。安史乱后，弃官居江夏，为刺史闾丘晓所杀。他擅长五言古诗和五七言绝句，尤以绝句成就最高。作品句奇格俊，雄浑自然。其《从军行》共七首，向来推为边塞名作。《从军行》是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旧题，内容叙述军旅战争之事。上面这首诗借雪山孤域作背景，有力地显示出身经百战、金甲磨穿的战士们以身许国的决心。“不斩楼兰”中的“斩”字，有的版本作“破”字。楼兰为汉时西域的鄯善国（今新疆境内），其国王与匈奴勾通，多次截杀汉朝使者，屡犯汉境。据《汉书·傅介子传》载，汉昭帝时，傅介子自请往击楼兰，说不斩楼兰王誓不回来，后果然带了楼兰王的首级回到汉朝。王昌龄在诗中借用这个典故，表述一种扫净边尘的壮志。

对意气勃发、豪情满怀的唐边塞诗，毛泽东向来爱读。他着重从中体会一种强健意志的人生风格。早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反复描绘“任金苹死而不厌”的强劲人生风貌。他说：“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见，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把王昌龄的《从军行》当作体现人生意志风貌的作品来体会。

1958年初，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当时住院连续做了两个外科手术，手术后伤口感染，引起发烧。2月3日，正在参加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毛泽东给李讷写了上面这封信，为鼓励她以坚强的意志看待病情，特地抄寄上王昌龄的这首诗，明确提出“这里有意志”。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又在这两句话下面加了着重号。60年代，毛泽东又常凭记忆用毛笔书写王昌龄的边塞诗。选入1984年中央档案馆编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的作品，除这首诗外，还有《从军行》中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一首；还有被称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作品，都突现出坚定不移的意志信念和昂扬奋发的人生壮境。

23.我喜欢李白，有脱俗之气（读李白《梁甫吟》等）

［原文］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禄水，逢时吐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

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傍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

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

以额扣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

杞国无事忧天倾。

——摘自李白《梁甫吟》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摘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见《时代的报告》1978年第2期）

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摘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瞭望》1983年第12期）

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党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其先代在隋末流寓于西域，他出生于安西都护府所属的碎叶（今吉尔吉斯境内）。5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少有逸才，10岁观百家之书。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20岁左右，周游蜀中。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希望实现“愿为辅弼”的愿望。此后10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名人，并在湖北安陆成家。天宝元年（742），为道士吴筠推荐，应诏入长安，供奉翰林。贺知章见其文，赞叹为“天上谪仙人”。因秉性刚直，得罪了权贵，深惑政治抱负无法施展，遂上书请还，于天宝三年，被“赐金还山”。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曾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后李璘谋乱兵败，他连坐当诛，郭子仪救之，改流放夜郎。幸而途中遇赦，才得以东归，时已59岁。晚年虽困苦飘泊，然壮心未已，还欲参加李光弼军为国效力，因病未果。卒于其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李白的思想比较复杂，他既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观念，希望“济苍生”、“安黎民”；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处事态度，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同时，还深受游侠“不爱其驱”、“羞伐其德”思想的影响。这三者相互作用，结合为“功成身退”这样一个支配他一生的指导思想。他关心国事，希望建功立业。从年轻时起，就立志要“奋其智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渴求有姜尚遇文王那样的机运，直到晚年，在倍受挫折的情况下，仍自信地写下了“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在水军宴》）的诗句，表现了积极用世之心。他的诗作今存900余首，内容非常丰富，既表现了他一生的思想和经历，也反映了盛唐时代的社会风貌，其作品有南宋杨齐贤注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明代胡震亨的《李诗通》二十一卷，清代王琦注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王琦注本，是李白诗文集中最完善的本子。建国后，出版了好几部李白诗歌选。

毛泽东喜欢李白的诗歌，从不讳言自己的这个偏好。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约见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交换文艺工作意见时，有人问他：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是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1957年3月7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学校课程的设置时，毛泽东提出：文学课各地就可以讲些本地作家的作品，四川就可以讲李白、杜甫的东西。

毛泽东喜欢李白诗歌，首先是推崇他那洒脱的艺术气质。而在这种艺术气质背后，事实上传达出一种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各种世俗规范的人生价值观。在李白笔下，总是充满着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的浓烈情感。毛泽东说李白有道士气，又说其作品“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大体就是指这种精神状态。龚自珍曾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庄指庄子，屈指屈原。就是说李白艺术精神融合了道家的飘逸和屈原骚体的瑰丽。这种精神与儒家精神相反，它把目光从窒息僵化的现实投向广袤无垠的自然宇宙，对视为宗法社会秩序和思想规范的楷模的尧、舜、禹、汤提出非议，向传统的观念提出挑战。庄、屈的思想成为历代反礼教、反权威、反专制的重要的思想武器，李白在诗歌中融合二者，最有其突出的思想价值。作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作为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最伟大的挑战者，毛泽东在李白诗歌中获得的思想和感情共鸣是可想而知的。

李白又是一个多色彩的人。他还有强烈的入世济世的抱负。他的悲剧则在于，他的才华，他的追求，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逞意实现。于是他转而为悲愤之鸣。这样，他的诗歌又往往从洒脱飘逸遁入忧愁烦恼。

李白诗歌被历代唐诗选家所重视，不少被纳入集中。其中最有影响并为毛泽东熟读的是《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前者为清代沈德潜选编，选录唐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诗作1828首，分体编排，并有简单评位。其中选李白诗150首之多。《唐诗三百首》为清代乾隆年间孙洙选编，自序上题为“蘅塘退士”编选。由于编选简要，多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便于诵读，故广为流传。以后又有好几种注释本，其中以陈婉俊的注本为佳。其中也有不少李白诗作。毛泽东比较喜欢这个本子。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便有李白诗作15首。

《梁甫吟》这首诗，是李白被唐玄宗召进长安，过了三年布衣翰林的客卿生活，满怀“济苍生”、“安黎民”的远大政治抱负，未受重视，反被统治阶级排挤出长安后所作。诗中大量引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中有为之士遭受的挫折，比拟自己的怀才不遇，控诉权奸当道的黑暗政治。诗人用“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壶多玉女，”暗示皇帝身边被小人包围，使他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但是诗人并不绝望，从全诗一开头的“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到最后“《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屼当安之。”看得出他寄希望于未来，相信有才能的人，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抱负，不应因受挫折而气馁。这是李白用世之心的积极方面。这首诗，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极富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毛泽东喜爱这首诗，早在60年代，他就曾在五页红格信纸上，凭记忆手书过这首诗。毛泽东晚年对李白这首政治上失意后的悲愤之作，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表露出特殊的倾心。毛泽东故居藏书里，有一份李白《梁甫吟》的手抄本。它是用一寸大小楷休的毛笔字，抄录在16开毛边纸上的，共七页。右上角，有毛泽东用铅笔画着读过两遍的圈记。了解情况的同志说：这是毛泽东晚年，由于眼疾视力减退，为了读这首诗，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出来的。在另一本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里，他在“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两句旁，用红铅笔画着直线，在函套上也画着读过两遍的大圈。

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伦，泾县桃花潭人，常酿美酒招待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年胡虏，良人罢远征？”等诗，毛泽东也多次圈画。这些诗的语言明快爽朗、形象生动、感情真切，琅琅上口，具有“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的民歌乐府风韵，毛泽东很爱读。

24.好诗（读李白《将进酒》等）

［原文］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摘自李白《将进酒》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好诗

——毛泽东读李白《将进酒》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页）

［解析］

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李白《将进酒》的标题前，毛泽东画着一个大圈，标题后连着画了三个小圈，天头上又批注：“好诗”。这首诗虽有人生短促之感慨，但情感豪迈、奔放、自信，事实上是从一个侧面（或以洒脱的方式）反映了对当时社会压抑人才的不满。对李白那些强烈追求个性解放、不畏权贵、不崇拜偶像的诗，毛泽东都很欣赏。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等等诗句，毛泽东在句旁画了着重线。好几本诗集中，这些诗的标题前都画着两个、三个圈；有的书中，标题前画圈，标题后连画三个小圈。足见重视之深。

25.主要是艺术性高（读李白《蜀道难》）

［原文］

噫吁戏，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摘自李白《蜀道难》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篇有些意思

——毛泽东读李白《蜀道难》的批语（见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7页，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摘自杨建业《在毛译东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解析］

在一本中华书局印行、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的《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蜀道难》这首诗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并批注说：“此篇有些意思”。全诗极意夸张蜀道的险峻壮丽，当现实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和比喻奇情壮美的景观时，便以神奇莫测之笔，全凭渺茫虚幻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传说，来烘托气氛。于是，从传说中的蚕丛、鱼凫这两位“尔来四万八千岁”的古蜀国开国君王起笔，又写到秦国入蜀、五丁开山的神话。传说，秦惠王许嫁五位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个力士去迎接。回到梓潼，见一大蛇钻入山穴中，五力士共扯蛇尾，把山拉倒，于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诗人还发出这样的想象，羲和驾着六条龙拉的车子载着太阳在空中运行，走到蜀地剑阁山时也被挡住，不得不回车。那里至今还竖立着使“六龙回日之高标”。这样的想象，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景观描绘得极富感染力。此外，诗中还借用其他事物来衬托蜀道之难。如“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等。诗的开头、结尾和中间三处赞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部作品，实在是把山高道难写到了极境。所以毛泽东说“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毛泽东在同芦荻的谈话中，为什么说不必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呢？这是因为古今注家对这首诗的内在意义有不同说法。如萧士贇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说，这首诗是安史之乱后，讽刺玄宗逃难入蜀之作。初版于1963年，由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在该诗前面的“题解”中说：“唐时，蜀中商业经济极为发达，入蜀的人们乐不思返，而没有意识到这一地区，形势险要，自古为封建割据之地，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诗中强调‘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就是指此而言的。”毛泽东不同意这些内容分析，认为主要是艺术性高。

26.赠庐山常委诸同志（读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原文］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摘自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娃：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六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八月六日

——毛泽东1959年8月6日致刘松林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57页）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四句。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

——毛泽东1961年9月16日在庐山的一封信（见《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

［解析］

李白这首七言古风，乃登山有感以寄友人之作。在诗中，李白强烈地表达了他“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漫游旨趣。在诗的结尾处，李白甚至表示：“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唐诗别裁集》编选者沈德潜在该诗末尾说：“先写庐山形势，后言寻幽不如学仙，与卢敖同游太清，此素愿也。笔下殊有仙气。”所评当是。毛泽东两次手书诗中的四句，一赠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一赠儿媳孩辈。其所重者，在于这四句所写浩阔雄浑之境，概与他自身的浩阔胸际相吻合。书以赠人，当是劝导他人开阔胸际之意。此外，游历名山大川，也是毛泽东一生之好。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在《讲堂录》里写道：“汗漫九垓，遍游四宇”，“游之为益大矣哉！”“益”在何处？“陶写胸襟，可以养气。”

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还收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全诗。书法风格与1961年9月在庐山所写四句相异，用纸为红线竖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稿纸，可知书写时间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间或有几个别字，当是凭记忆而写。看来，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首诗。

27.秦始皇作为，远胜书生意气（读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

［原文］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摘自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衣。”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摘自毛泽东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解析］

李白有59首五言古风，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多是借史咏怀。毛泽东一直很推崇秦始皇，读到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自然就很注意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在毛泽东看来，以秦始皇之赫赫功业，而文人笔下赞颂者委实太少。故对“李白讲秦始皇”，很有兴趣，并赞成他在诗中开头几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对秦始皇的正面颂扬，且有气势。由于该诗后头部分写了秦始皇太兴土木，寻求长生之药等事，便引出毛泽东一段对李白很不客气的议论。

毛泽东似乎不赞成李白超越时代、超越客观的历史事实及其影响来感叹秦始皇的最终结局（“金棺葬寒灰”）。李白的感叹是把诗人有关抽象的人生价值和超脱的历史观念加在政治家头上，以道家的玄辩来褒贬法家的务实；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家就应该牢牢地把握和创造现实，更何况秦始皇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历史上了不起的非凡人物，其轰轰烈烈的功业、成就和影响也是千古相传的。毛泽东不无挑剔地指出李白在自己诗歌中抒发的傲视一切的勃勃雄心，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处境（想当官而不得）之间的深刻矛盾。可以说是点出了古代大多数有成就的诗人们的普遍命运。这虽然反映出封建社会不合理制度压抑人才的痈疾，但从诗人角度看，也是书生式的空好议论的必然结果。（李白虽志向远大，但并无实际才干，再加上他为人放荡不羁，这就必然导致四处碰壁，可惜他至死未悟。）从这个角度一比较，纯粹诗人与政治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天平上自然发生倾斜。

毛泽东随口引出李白在《梁甫吟》中的诗句用典来指出李白的弱点。李白在《梁甫吟》里引用了刘邦谋士、嗜酒如命的高阳人郦食其的事迹。郦以一介书生游说楚汉之间而受重用，季白对此很有点推崇神往，故说“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随口说出几句打油诗，用史实指出郦食其的悲剧下场。据《史记》载：刘邦手下大将军韩信引兵东向，欲攻齐国时，为刘邦所用的郦食其枪先说降了齐王，意在争功。不料韩信仍率兵攻齐，连下72城，齐王以为是郦食其以缓兵之计欺骗了自己，便把他抛入油锅烹死了。从毛泽东富有情趣的调侃打油诗中，不难看出他对纯粹诗人心态的超越，对自视过高的书生意气的轻视。

28.政治诗，然也有比、兴（读杜甫《北征》等）

［原文］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

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

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

——摘自杜甫《北征》［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解析］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青年时代南游吴越，北游齐越，过着“丧马颇清狂”的生活。天宝三年（744），与李白、高适等人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天宝六年，到长安应试，因李林甫作梗，应举的人全部落第，遂在长安潦倒10年左右。天宝十四年，出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安史之乱爆发，当时他正在奉先探亲。次年，肃宗在灵武即位，他移家鄜州，只身奔灵武，不料途中为叛军所俘。至德二年（757），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因上书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关中大旱，为饥饿所迫，弃官入蜀，筑草堂于成都，安家定居。后入西川节度使严武幕，被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武卒，乃携家至夔州，代宗大历三年（768），乘舟出三峡，经今湖北入湖南，贫病交加，死于湘江舟中。诗作甚丰，原有集60卷，早佚。北宋王沫编集20卷，补遗1卷，题为《杜工部集》。后世杜集及注本，皆以此为基础。

毛泽东亦喜读杜诗，但评价似不太高。1942年4月，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1957年同臧克家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径直说他不喜欢杜甫的诗，“哭哭啼啼”。又说，杜诗是“政治诗”。

杜甫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他一生抱着忠君爱国，积极用世的心情，时刻忧国忧民。对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回纥、吐蕃等族统治者的掠夺侵扰，都力加反对，客观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动乱时代，加之仕途坎坷，流离漂泊，历经祸乱，因而能够体念和同情广大人民的疾苦。其诗在抒写个人情怀时，往往能紧密结合时事，内容深厚，意境广阔，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面貌，后世誉之为“诗史”。毛泽东说杜诗是“政治诗”，大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特别是其创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用世动机。

从创作角度讲，杜甫诗作，特别是一些咏史叙事之作，赋多于比兴。这也是毛泽东对杜诗评价不是很高的原国。此外，毛泽东晚年有扬李抑杜想法，是因为他感到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却相差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艺术价值又不在杜诗之下。

不庸讳言，毛泽东的扬李抑杜，是包含了他个人的欣赏偏好的。

毛泽东也时常读杜诗。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游览了杜甫草堂，在“工部词”的“诗史堂”，称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还借阅了杜甫草堂的各种版本的“杜诗”12部，108本。在《杜诗选》（明·杨慎选）这个版本上，他用铅笔圈了两首诗：《白帝城登高》、《至后》。毛泽东还阅读了唐、宋、明三朝的一些杰出诗人的作品，专门圈阅选出了“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共17位诗人的诗词64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共12位诗人的诗19首）。其中陆游8首，李白6首，杜甫的诗最多，25首（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这些诗词编辑成册，约请刘开扬加注释，用《诗词若干首》的题名出版发行）。当时，毛泽东还为到会的同志挑选了一部分有关四川的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印发给大家。其中有《都江堰资料》、《司马错论伐蜀》、《成都由来》和《武候祠、杜甫草堂全部对联》等。

从毛泽东故居藏书中看，他读过杜甫不少诗，仅圈画过的就有67首。对杜甫的诗，毛泽东圈画三四遍的有《梦李白二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阁夜》、《春望》、《佳人》等等。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些诗标题前，都画着大圈，标题后连画三个小圈。这说明毛泽东对杜甫的诗虽然“不甚喜爱”，但仍然大量地认真地阅读其作品，重视其精华，能背诵他的很多诗。

例如，1964年毛泽东由湖南返京，火车经过岳阳地段时，索笔手书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一手书墨迹，现由两位退休老工人刻制，装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上。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写过季攀龙的一首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有人曾问过周世钊，“侍臣”指的是谁？周世钊说，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周世钊还说，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

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的“明妃”二字戏改为“林彪”后，则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四句诗便变成对林彪讥嘲的诗了。

对杜甫的《北征》这首诗，毛泽东是肯定的。他把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中谈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曾举这首诗为例。他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北征》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杜甫从长安逃至唐肃宗所在地凤翔，其时家在鄜州。这首长达700多字的五言长诗是杜甫由凤翔至解州探亲时写的，即诗人在小注中所说：“归至凤翔，墨制放经鄜州作。”鄜州在凤翔东北，所以诗名《北征》。诗中分别叙述诗人回家探亲时忧国忧民的情怀，旅途见到的战争创伤；久别还家时家人的凄惨境况；切望以官兵为主力收复两京，对借兵回纥怀有的隐忧；最后叙述了对唐朝中兴寄予希望。杜甫在诗中采取“敷陈其事”的叙述所见、所闻、所思，但在形容旅途中见到的“山果”“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即用比喻；“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即用兴的手法。所以毛泽东说：“其中亦有比、兴”。

杜甫写过一首五言古风《前出塞》，主要是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其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毛泽东读过这首诗，六十年代末，毛泽东曾借用这首诗来表达过他的外交战略。据吴旭君回忆：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时，毛泽东曾预测过尼克松可能当选，还说准备请他到北京来。吴旭君说，尼克松是反共老手，同他会谈会有舆论压力。毛泽东接着让吴旭君背杜甫的《前出塞》，然后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了。

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无疑是对杜甫《前出塞》要旨的政治化运用。

29.对韩愈一分为二为宜（读韩愈《韩昌黎全集》）

［原文］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解析］

韩愈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他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盛唐、中唐以来逐步兴起的佛、道二教，以整饬社会风气。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他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便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黎民百姓的人性视为下品，认为这是不可变更的天理自然。他以维护道统自居，他的“道”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绝对原则的概括。

对韩愈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基于此，他扬柳抑韩，称赞柳宗元反对韩愈的文章，也称赞文史家们扬柳抑韩的论著。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解析毛泽东读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条目，即有叙述。此外，《韩昌黎全集》里有一篇《伯夷颂》，称道伯夷兄弟不作新朝臣民，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以保持作为商朝遗民气节的举动，这反映了韩愈维护“正统”的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中便批评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关于韩愈提倡古文运动的文学思想，毛泽东赞同他反对骈文、革新文体、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等形式方面的思想。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时，毛泽东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但对韩愈搞形式革新是为了“载道”、“传道”及“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的思想，毛泽东则持否定态度。

除形式之外，毛泽东对韩愈文章评价较好的，便是跳出道统古意说话的篇章。他之所以推崇《师说》，是因为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1940年秋，在延安的时候，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曾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宋人以才学、议论、散文为诗，有时理胜于情，缺少唐诗的含蕴耐读。这种风气在韩愈那里已开其端。作为诗文大家，他以文为诗的特点常使他的作品“如散文那样直说”，成为押韵的散文。这一直为历代诗评家所诟病。毛泽东也颇不欣赏。1959年4月15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余地时，毛泽东说：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究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的那首《南山》诗。这首《南山》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51个，叠字诗句14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歌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

但毛泽东也反对说韩愈完全不知诗的观点。他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所列举的“还是可以的”《山石》一诗，便是记游写景的名作，风格清新，语言平易。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等，颇为耐读。

1973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的确，韩愈思想也有另一面，诸如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生疾苦，他排斥佛老，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以“法家”来概括其思想的进步性方面，却是当时的时代痕迹。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外。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毛泽东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乐于引用的。

30.劳动者中贤人多（读韩愈《与崔群书》）

［原文］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引自韩愈《与崔群书》，见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韩愈《与崔群书》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9页）

［解析］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文学家姚鼐编选的一部文章总集。共75卷，选录历代散文辞赋700余篇，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占了主要部分。全书依文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类冠以小序，具述文体源流。该书选文甚严，考核细致，是代表桐城派文学观点的一部古文选本，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特别喜欢读《古文辞类纂》，关于这一点，本书“早期篇”已有叙述。建国后，毛泽东再次读这本书，并在一部清朝同治己已年间江苏书局刊印的版本上做了一些批语。

关于毛泽东批注该书收录的宋代散文家的作品的情况，我们在后面将作介绍。

书中收录的韩愈的《与崔群书》，把人划分为贤与不贤两类，进而感叹贤者不得相遇的艰难处境。这倒是古代知识分子历久不衰的经常性话题。毛泽东的批语似乎觉得，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划分贤与不贤多少的杠杠太抽象宽泛了些。推崇劳动人民，认为卑贱者比所谓高贵者贤明，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大抵主要是就历代谋求致仕的知识分子来说的，在毛泽东看来，就广大的劳动者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是“贤者多，不肖者少”。

31.这些话前人大多说过（读韩愈《谏佛骨表》）

［原文］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异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鬼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若此，将谓真心事佛。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身脔，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摘自韩愈《谏佛骨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韩愈《谏佛骨表》一引者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愿逆》也是如此。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摘自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谏佛骨表》是一篇改变韩愈政治命运的文章。唐代，佛风大倡，到其中叶，迎送瞻仰佛骨舍利之风愈演愈烈。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降旨令宦官杜英奇率宫人一行到法门寺迎佛骨至宫内，他们百余人抬着置放佛骨的金珠宝刹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开远门，数以万计的金幡、华盖、旅旗夹街迎候，绵延10余里。佛骨到宫内后，唐宪宗亲自供奉，几天不理朝政，京城内外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为亲观佛骨而争相布施，穷者典家，富者倾囊，有的甚至戕体残身，以求佛的庇护。韩愈此时任刑部侍郎，随即上《谏佛骨表》，痛陈其弊。唐宪宗阅后，大为震怒，斥责韩愈呵祖骂佛，轻浮狂妄，要处以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才免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是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谷城的谈话。之所以谈到韩愈的《谏佛骨表》，是因为刘大杰告诉毛泽东，他正在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从刘大杰的回忆来看，主要是该文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要求禁佛，用韩愈的话来说这种“诡异之观”是“伤风败俗”，其中虽有“弃其业次”之语，但只是偶然提及而已，没有谈到狂信佛教对发展生产力的消极影响。同时，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排佛，前人已多有论述。对此，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的批语，或可作一例证。姚崇在其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作佛事，接着对信佛之风作了一大段批判，大意是当过和尚的梁武帝，入过道的北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超度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都不仅没有长寿，而且结局大多不好。相反，远古、先秦时期，没有佛教，国运不错，而且还有不少长寿的人。究其因，乃“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是不相干的。毛泽东随即批道：“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写《谏佛骨表》，是在姚崇之后89年。

32.要有这种气概（读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

［原文］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毛泽东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语

［解析］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22岁登进士第，又登鸿辞科。后做过淮南节度史杜佑幕府中掌书记、渭南县主簿和监察御史。永贞革新期间，任屯田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以后担任过一些州的刺史。57岁回长安，一度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后又贬为地方刺史。晚年任太子宾客，故人称刘宾客。著有《刘宾客文集》。

刘禹锡是中唐诗坛巨匠，白居易称他为“诗豪”、“国手”。他有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反对当时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政治弊端。唐顺宗时，与柳宗元等在王叔文领导下进行政治革新，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一生两次被贬，长期过着流放的生活，但他坚持革新的政治主张始终不悔。他同时又是一位有着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家，写过《天论》等文章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读过刘禹锡不少诗，很多诗都圈画过五六遍。

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毛泽东在诗人刘禹锡这个名字上面、用红铅笔画着一个大的圈记；旁边，用黑铅笔画着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用红、黑两种笔迹作了圈画批注。毛泽东用红铅笔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圈；在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又用黑铅笔在这首诗的第一句前画着圈，每句诗后加了圈。《唐诗别裁集》的编者还写了这样一个注解：“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注解。在“造化亦无如之何”下画着着重线，批注：“此种解释是错误的”。为什么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呢？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刘禹锡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从和州刺史被证还京，和白居易在扬州相逢时所写，虽自比为“沉舟”、“病树”，但从全诗以及刘禹锡一贯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来看，作者在这两句中所表达的，总体上认为历史是要向前发展的，其中包含了刘禹锡本人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编者把它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人生哲学，很难说不是脱离作者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的一种误解。所以，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解释。指出它是“错误的”。他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中。引“沉舟”二句，也是注重它积极进取的大无畏“气概”。

从刘禹锡的经历来看，他长期处于政治逆境之中。他第一次被贬时，只有23岁，10年后被召回长安，写了一首著名的《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恰恰因为这首诗对新贵有讽刺，再度被贬。14年后又被召回，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不顾政治上一再遭受的打击，仍用嘲讽的口吻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现了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很喜爱这两首诗，曾经挥毫手书过。这两首诗，与“沉舟”、“病树”二句，精神是一致的，可互为印证。

毛泽东也很爱读刘禹锡的一些味史诗。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刘禹锡的《蜀先主庙》一诗旁，毛泽东批注：“略好”。这首诗为：“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诗人赞扬刘先主刘备，贬讥刘后主刘禅，全诗写得含蓄凝练，具有史论性质。《乌衣巷》一诗，毛泽东圈画过六次。这首诗为：“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人从感叹东晋豪门贵族王导、谢安的兴衰，借古讽今。诗的意味深长，发人思索。

1975年春天，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当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芦获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为他读书。初次见面，问过姓名之后，问她：“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接着自己铿锵有力地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芦获的姓名恰好镶嵌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里，因此毛泽东很快联想到这首他所熟悉的诗。西塞山在今湖北武昌附近。晋武帝时大举伐吴，王濬统领水军自蜀出击，占领武昌，修巨型战舰，破吴于水中所设铁锁等障碍，顺流而下，直取吴都建业，吴降。诗人刘禹锡通过缅怀历史，抒发他对国家兴亡的关注之情，指出割据分裂局面不能持久，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对这首诗先后圈画过六遍。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首诗标题前，他画着一个大圈，标题后又连画三个小圈。在另一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标题前，他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编者在诗后注释：“时梦得与元微之、韦楚客、白乐天各赋金陵怀古，梦得诗成，乐天览之曰：‘四人探骊龙，子已获珠，余皆鳞爪矣’。遂罢唱。”“梦得”是刘禹锡的字。毛泽东对这段注解，逐句加了圈点断句。

长期流落在巴山蜀水一带的刘禹锡，一方面有机会广泛接触民间疾苦，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从那些地方的民间歌谣中汲取了艺术的营养，因而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新的风格。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都具有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与响亮和谐的音韵节奏，表露的情感真挚、细腻、含蓄。毛泽东对这类诗都有圈画。

33.白诗高处，在有平等心情（读白居易《琵琶行》）

［原文］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2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摘自白居易《琵琶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毛泽东读白居易《琵琶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页）

［解析］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少有诗名，29岁中进士，36岁授翰林学士，先后任校书郎、周至县尉、府试官、江州司马、忠州刺史、中书舍人、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在宦海辗转升沉，晚年退居香山，过了18年的隐居生活。生前曾将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名《白氏文集》，共75卷，收诗文3800多篇。后有散快，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刻本。与元稹等倡导新乐府运动，多讽喻。代表作有《卖炭翁》、《新丰折臂翁》、《长恨歌》、《琵琶行》等。

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白居易的《琵琶行》这首诗的天头上，写了上面所引的那段批语。他还在这首诗的标题上连画三个大圈，在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句旁，一路密圈。白居易是唐朝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倡导者和突出代表。他生活在唐朝的中后期，出身于小官僚家庭，早年生活穷困，在战乱中度过长期的流浪生活，目睹了人民中的种种苦难，体验到政治上的黑暗和弊端，因此有比较进步的文艺理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文学要反映现实；主张诗、文应“救济人病，稗补时阙”（《与元九书》），“张直气，扶壮心”（《和答诗十首序》），即文学要有战斗性。他做谏官时，因触犯了皇帝，被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就是他政治上遭受迫害、“谪居卧病浔阳城”时所作。诗中借一个沦落天涯弹琵琶女子的一生遭遇，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坎坷身世，及与之共鸣的思想感情。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使白居易的这首诗散发着异样的光彩，“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饱浸着诗人血和泪的传世诗句。这首诗在写琵琶演奏的音乐效果上也是非常成功的。毛泽东说白居易与弹琵琶女子“有平等的心情”，并称赞这是“白诗高处”，可谓一语点破这首诗的精髓！诗人白居易是弹琵琶女子的知音，毛泽东是诗人白居易的知音！此外，毛泽东还用八页红线竖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稿纸，书写了《琵琶行》，从个别相异的字词来看，他是把全诗背下来以后书写的。

毛泽东在读清代吴景旭的《历代诗话》时，也很注意古人对《琵琶行》中的一些字词和地名的疏解。如《琵琶行》中的“枫叶获花秋瑟瑟”一句，有人解释“瑟瑟”是形容秋天的萧瑟。《历代诗话》的《瑟瑟》（《历代诗话》庚集）一文中说：“杨升庵曰：枫叶红，获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宝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作者列举对“瑟瑟”的各种注解：”《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阳杂编》，有瑟瑟幕，其色轻明虚薄，无与为比。《唐语林》，卢昂有瑟瑟枕，宪宗估其价曰：至宝无价。《水经注》，水木明瑟。”又举韦庄等人的诗加以论证。毛泽东对此，逐句加了圈点。白居易《琵琶行》中“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历代诗话》中有《虾蟆陵》（《历代诗话》庚集）一文。其中说：杨升庵考证，虾蟆陵在长安。作者认为：“《国史补》谓董仲舒墓门，人过要下马，以故号下马陵，而语讹为虾蟆陵。白公诗亦循俗之过。”并举苏东坡的诗论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也是逐句加了圈点。由此可见他不是一般地阅读和了解《琵琶行》。

白居易也有一些闲适诗写得较好。毛泽东也很喜欢其16岁时写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对这首诗，毛泽东在四五本诗集中都作了图画。白居易的这些诗，语言通俗，富于哲理性，毛泽东是很爱读的。

34.盖棺才能论定（读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

［原文］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盲日，玉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摘自毛泽东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1页）

［解析］

毛泽东不止一次谈到白居易的这首诗。1972年，在批判林彪阳奉阴违，最终自我暴露的反革命罪行时，毛泽东引这首诗的后四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定过程的。毛泽东故居里还有一本平装的《白香山集》，其中《放言五首并序》的第三首，毛泽东对全诗都用红笔画满了着重线。毛泽东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道出了识别一个人的真伪的哲理。

35.一个很好的教训（读柳宗元《黔之驴》）

［原文］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柳宗元《黔之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摘自毛泽东1942年9月7日《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3页）

［解析］

《黔之驴》是柳宗元写的《三戒》中的一篇，另外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均为讽刺性寓言小品文。作者在《三戒》序言中说：“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

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强怒，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黔之驴》所讽刺的，便是“出技以强怒”。后人对它的解释，是认为没有真本领的人，常常捉襟见时，陷入滥竽充数的尴尬。黔驴技穷，遂成为有名的成语。

毛泽东谈《黔之驴》的发挥，自是另有一格。他从大与小的角度来说明，小的只要“更加扎实些”，便能战胜“庞然大物”，犹如小老虎能吃掉没有实际本领的大驴子一样。

1942年5月30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不久，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讲话。他号召鲁艺师生到“大鲁艺”去开展工作。据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里记载，毛泽东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干净。”“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接着，毛泽东又讲了《黔之驴》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贵州没有驴勾子（驴勾子是陕北农村对毛驴子的称呼。毛泽东讲话常用人民口头的语言），有人运了一匹驴勾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勾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勾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勾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勾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勾子。”在这里，毛泽东又是借柳宗元这篇文章，来说明外来的有知识的洋包子，不要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土包子。

驴之被小老虎吃掉，自然是个“很好的教训”。

36.英俊天才，搞点幻想（读李贺《李长吉集》等）

［原文］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李贺《梦天》，摘自《李长吉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

［解析］

李贺（790—816），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家居昌谷。宜阳境内）。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至贺家世已衰，生活困顿。自幼聪明，少有诗名，作诗极为刻苦，曾深得韩愈赏识，还与皇甫湜、沈子明等人友善。因避父讳，被迫不能应进士试，韩愈曾作《讳辩》为之鸣不平，然终未能登第，仕途不得意，一生只做了三年奉礼郎便郁郁而死，年仅27岁。李贺一生，以祷为业。所作多古诗、乐府，极少近体律诗。内容上多批判现实，慨叹身世之作，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悲愤的感情。有不少描写神仙鬼魅的作品，宋人钱易、宋祁据此称其为“鬼才”。艺术上，贺诗上承楚辞、九歌和南朝乐府的传统，下继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并直接受韩愈的影响，形成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意境迷离，语言瑰丽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并对后世产生一定影响。不足之处在于有的诗过于求新求奇、流于晦涩荒诞。曾自编诗集，共四编，收诗223首。由于其作品比较难读，从宋至清便有十数种注木。南宋吴正子《李长吉歌诗笺注》最古，此后有姚文受《昌谷集注》、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等。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王琦《汇解》本为主，附录姚文燮的《集注本》、方扶南的《批注》本，加以断句，名为《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还出版了叶葱奇的《李贺诗集》，该书以王琦《汇解》本为主，参照其他诸家做了订正、增补和注解。

李贺是毛泽东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称李贺为“英俊天才”。在1958年1月16日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在他的心目中，李贺是浪漫主义幻想的代表诗人之一，而浪漫主义，恰是毛泽东的重要的性格内容。注重想象，是大胆创造、跳出圈圈想问题的心理条件之一。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要大胆创造，不要迷信时，说：中国的儒学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写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夫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总之，在毛泽东看来，“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藏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等。翻开这些书，每本都有毛泽东的圈画。在一本《李长吉歌诗集》杜牧所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多处画着曲线和圈。李贺流传于世的诗约有240首，毛泽东圈画过的有83首。有些诗圈画过四五次。

此外，在一本毛泽东读过的《新唐书》第230卷《李贺传》中，他在天头上标写着“李贺”两个醒目的大字，在记载李贺写诗“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等处，逐句加了旁圈。

毛泽东圈画得较多的是李贺的《南国十三首》和《马诗二十三首》。这两组诗是诗人托物、托景、托事寄情，抒发自己对政治、对人生的抱负、见解和感慨的。毛泽东除了在几部李贺的专集中圈画了这些诗外，在《唐诗别裁集》中也作了圈画。而以《南园》中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和“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两首圈画得最多。这两首诗是抒发诗人要求参加削藩平叛的战斗豪情，嘲讽那些死读经书、庸懦无为的书生的。这类诗还有《浩歌》：“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诗人用神话传说，描绘自然界的变化，感叹人生易老，从而怀念历史上知人善任的平原君：“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使英雄得以施展才能。这首发愤抒情之作，表达了诗人渴望在少壮时期奋发图进的强烈心愿。《致酒行》一诗中，诗人以汉朝的主父偃、唐太宗时的马周先遭厄运，后被重用的历史人物自勉自励，不以遭际“零落栖迟”、“幽寒”而气馁。诗的最后四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表达了诗人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壮志得以实现的愿望。“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诗句，音韵高亢，意境开阔，是诗人积极进取、胸怀蓬勃朝气凝铸的心声。毛泽东在写《淀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时，点化运用“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一诗句，形容全国解放后，由黑暗走向光明的中国。

毛泽东还多次圈画过李贺的《秦王饮酒》、《金铜仙人辞汉歌》、《苦昼短》、《昆仑使者》、《官街鼓》等诗。诗人在这些诗里借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或讽喻帝王求仙访道、谋取长生之术的愚妄；或指斥帝王纵情声色，导致国家衰亡的昏骑。它是诗人不满现实的呼声。诗的语言警策精辟，发人深省；意境、词句都充分体现诗人俏丽哀艳的艺术风格。毛泽东是很欣赏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通过魏明帝搬迁汉武帝所铸金铜仙人这一段历史（“茂林刘郎秋风客忆君清泪如铅水”），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赋予金铜仙人以真挚深沉的思想感情，着力刻画了仙人离开京都长安时的哀伤、愤慨和对汉武帝的眷恋。其中“天苦有情天亦老”一句，更是写仙人离京时的感叹，诗意是深邃的。毛泽东在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时，引用这一诗句并赋以新意。

杜牧盛赞李贺的诗为“骚之苗裔”。他的《巫山高》、《湘妃》、《神弦》、《雁门太守行》等诗，都被誉为“胎息《楚词》”，也是毛泽东图画得比较多的。毛泽东多次圈画过《雁门太守行》这首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土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首诗写元和年间在易水一带进行的平叛战争，全诗色彩浓重，气势悲壮，意境苍凉，是一幅有声有色的战斗画卷，反映诗人要求削平藩镇、统一国家的思想，风格很像《九歌》中的《国殇》。毛泽东对李贺的这类诗流露出喜爱。

李贺以他奔放的激情，瑰丽多彩的语汇，奇峭独特的构思，驰骋丰富的想象力于神话世界，写下一些游仙诗，如《天上谣》、《梦天》等等。《梦天》中写诗人梦游太空，看到奇丽变幻的天光月色；俯视人间，沧海桑田，千年如瞬息。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九州和海洋，渺小得像九点烟、一杯水。这首诗美丽而富哲理，感染力很强。毛泽东在一本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中，对“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两句未画着圈；在天头编者的评语：“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九州二句，妙有千古”处，每句都圈点断句，很重视这一评论。

1960年5月初，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便专门同省委的一些负责同志谈到《梦天》，解释了诗中“三山”、“齐州”、“九点烟”的意思，接着说，这是唐朝李贺的诗，这个诗人27岁就死了。他专门作古怪的诗，人们说他写的是鬼怪，不是人诗，但有些还是容易懂的。

毛泽东对李贺诗歌的偏爱和熟悉，还可从这样一个例子中得到说明。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其中有一首《湘灵歌》，是鲁迅于1931年3月5日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鲁迅借用这个神话典故来表达对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死难者的哀思。全诗为：“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秋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琴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毛泽东在该诗未句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贺在《自昌谷到洛后门》一诗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之句。足见毛泽东读季贺诗之精细。

37.做事要干到底（读杜牧《题乌江亭》）

［原文］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题乌江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摘自毛泽东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的演讲词

［解析］

毛泽东在上面这个讲话中说的“从前有一个人在他（项羽）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是指晚唐诗人杜牧（803—852）写的一首《题乌江亭》。杜牧出身高门世族，是宰相杜佑之孙，又是少年科第。本可飞黄腾达，但由于为人刚直不阿，不屑逢迎权责，最后仅官至中书会人。在诗歌散文方面，与李商隐齐名，人称“小李杜”。有诗文集《樊川文集》。建国后，毛泽东曾特意批示工作人员为他找一本《樊川文集》，可见他对杜牧的作品是注意阅读的。

《题乌江亭》是杜牧的咏史诗。毛泽东很早就读过。1939年4月8日的讲话，借它来说明“要干到底”的意思，当是抓住了该诗的主要旨意。这个观点，毛泽东在建国后也有所表达。杜牧另有一首咏史诗题为《赤壁》：“折栽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历代诗话》的《二乔》（《历代诗话》庚集）一文，引用许彦周诗话对这首诗的理解。许彦周认为“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历代诗话》辑录了另一种理解，认为：杜牧的诗，常“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东风、春深数字，较为含蓄深窈矣”。并举杜牧《题乌江亭》佐证，说“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毛泽东在“翻案法”等处画了着重线，但对有关项羽的论断则批注“此说亦迂”四个字，不同意这种观点。“迂”在何处？《历代诗话》的作者没有超出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局限，并以个人的“面子”问题来揣摩江东父老对暂时失败的英雄的态度，由此把一场声势浩大的楚汉相争的成败完全归之于个人的声誉。在毛泽东看来，彻底的反抗者和挑战者，除了善于把握历史趋势，分析社会时事外，还必须具有韧性的战

斗精神，一切都事在人为。何况在反抗暴秦阶段，刘、项同属于推动历史进步的阵营，灭秦后的楚汉之争，双方所代表的集团力量，也没有进步还是倒退这种历史意义的高下之分，所异者只是刘、项的年龄、个性、才智和领导经验。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一魄力风范的项羽，如果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回到江东，为什么不可以卷土重来呢？

毛泽东读杜牧《题乌江亭》有深深的共鸣。他称项羽为“英雄”，肯定他宁肯自杀也不屈降的“气节”，惋惜他放弃卷土重来的机会，提出“要干到底”的命题，鄙薄政治上“开小差”或屈降事敌的汪精卫、张国焘之流，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个人的性格本色呢？

38.不要一概而论，存疑可也（读李商隐《李义山诗集》）

［原文］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摘自《李义山诗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与论，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解析］

李商隐（约813—约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自幼丧父，后与弟从堂叔研习经书文章。16岁著《才论》、《圣论》，即以古文名于世。后深为牛党的今狐楚赏识，被召为幕僚。开成二年（837）得中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具尉等职。不久，因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陷入党争的漩涡中。政治上屡受排挤，郁郁寡欢，颠沛流离，潦倒终生。后充任幕僚，病死荥阳。李商隐工诗善文，尤以近体诗和律诗的成就为高，与杜牧齐名，人称“小李杜”；是晚唐重要诗人之一。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揭露宦官专权，批判藩镇割据，反映政治腐败的，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有感二首》、《重有感》等。有借咏史以暗讽时政的，如《隋宫》、《贾生》等。有抒情写景托物言志的，如《高松》、《蝉》等。但最受后人重视的还是表现爱情的无题诗，如《无题》、《锦瑟》等。这类诗感情浓郁，情思委婉，语言精丽，音调和美，读来今人回肠荡气，最能体现其诗歌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艺术特色。其诗艺术成就甚高。无论感时、吊古、咏物、言情，无不蕴含着诗人的深厚感情。十分善于通过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传达感情，极少直抒胸臆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语言上凝重而又不失流畅，古朴而又不失清新。然少数作品用典过多，过分讲究辞藻，不免流于艰涩，后人有“獭祭鱼”之讥。其诗尤其是爱情诗，对后世影响很大，从晚唐的吴融、韩偓，直到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等，都深受其不同的影响。此外，唐宋婉约派词人、元明清戏曲作家也曾受其影响。其诗今存600余首，有明汲古阁本《李义山诗集》三卷等。注本甚多，以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较好。

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同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两次谈过对李商隐和韩愈的评价。毛泽东非常喜欢李商隐的诗，尤其是他的“无题诗”。对韩愈的诗毛泽东也非常熟悉，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

刘大杰所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毛泽东翻阅过这本书，直到逝世，还摆放在书架上。在“评法批儒”的政治形势下，刘大杰决定再次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1975年8月2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如何评价韩愈和李商隐的诗，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谈到：“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如果能得到主席的指教，解此疑难，那真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于是，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中，发表了“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的意见。这个意见是遵循学术研究规律的。其实，早在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刘大杰时，谈到李商隐的《无题》诗，毛泽东就说过：“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孙琴安《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1991年12月28日《文艺报》）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在病魔缠身和右眼患严重白内障的情况下，他还仔细阅读了刘大杰的来信和作品，还在思考古典文学研究问题，并复了信，这实在令人起敬。这是毛泽东的最后一篇论文艺的文稿。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前的有关内部材料中，把毛泽东这封复信的时间确定为（1975年）“八月十二日”。经有关同志鉴定手迹，时间应为“二月十二日”。从手迹上看，尽管毛泽东重病在身，“二月”之“二”写得不标准，但绝对不是“八”，另外．刘大杰的信是1975年8月写的，如果毛泽东是在该月12日复的信，那么，毛泽东说“奉复久羁，深以为歉”就不合乎情理了。据此判定，这封信的时间为1976年2月12日。

毛泽东对李商隐诗歌的熟悉，可从下面这个例子中知其一二。据史学家周谷城回忆，1965年他在上海见到毛泽东，“谈话的范围真够广了。谈到哲学史，他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我说：“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他又谈到‘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毛泽东学问渊博，对古今中外文、史、哲等都有兴趣，关于旧体诗，我们谈到了李商隐，我当即忘乎所以，随便把李商隐的一首七言律诗，用湖南腔调哼起来，曰：

海外徒闻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

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

当时七夕笑牵牛。

把五六两句哼了几遍，七八两句居然哼不出来。他知我已忘记了，便笑着，自己代我念出，曰：‘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毛泽东读李商隐的诗，特别喜欢两类作品，一是他的咏史诗，一是他的无题诗。上面同周谷城一道背出的，便是叫《马嵬》的咏史诗。它写安禄山之乱，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咏史诗。从故居藏书中看，这首诗毛泽东有三处圈画。李商隐写咏史诗也是卓然成家的，毛泽东圈画过一些李商隐的咏史诗。如《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说汉文帝召见贾谊这样有才能的人，不向他征询国家大事，却问鬼神之道。笔触合蓄，语意却辛辣。这首诗，毛泽东有六处圈画。1965年6月28日在上海同刘大杰谈话时，毛泽东还特意问刘：“《贾生》一诗能背得出来吗？”刘背后，毛泽东喟然叹道：“写得好哇！写得好！”（《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李商隐的《北齐二首》写北周大军出征灭齐，齐后主高伟仍在醉生梦死地过着腐朽享乐的生活；《隋宫》写隋场帝荒淫无度，不听谏言，等等，这些诗和七言古诗《韩碑》，毛泽东都分别图画三至五遍之多。

李商隐的无题诗，大部分是写爱情的，也有一部分咏史的内容。李商隐的爱情诗，辞藻朴实而自然，情致缠绵而不庸俗，有感人的艺术魁力。《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上连画三个圈，圈画过五遍。对含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著名诗句的无题诗，毛泽东画着大圈、小圈，流露出极为赞赏的心情。另外如《夜雨寄北》、《嫦娥》等诗，毛泽东都多次圈画。

唐王朝的国势，到李商隐生活的这个时期，已经是江河日下，皇帝昏庸，宦官专擅，朋党倾轧，藩镇割据，土地兼并日益激烈，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人民生活在痛苦的深渊。李商隐怀有拯救晚唐于危亡、报效国家的远大政治抱负，但一生蹭蹬，郁郁不得志。他写的一些政治诗，鲜明而大胆地针迁时政，抒发己见，有独到之处，他的《有感二首》和《重有感》是写“甘露之变”的，前者被清朝何悼称誉为“唐人论甘露事，当以此诗为最，笔力亦全。”毛泽东多次圈画过这些诗。太和九年，唐文宗与李训、郑注等策划剪除宦官，失败后，李、郑被杀，文宗被宦官胁持，下语杀死他明知无罪的宰相王涯，史称“甘露之变”。当时宦官气焰嚣张，朝官人人自危，李商隐的诗中却敢于痛斥宦官为“凶徒”，为无辜被杀者喊冤：“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王涯曾受命定《云韶乐》，诗中“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就是指文宗杀了无辜的王涯之后，在宴会上仍然演奏王涯定的《咸》、《英》乐曲而无动于衷。这两句诗，把这位无权、无能而贪于享乐的文宗皇帝，刻画得入木三分。

李商隐的“无题诗”，因其大多无所确指，成为后世文人评论的一个热点。毛泽东读李商隐的诗，是很精细的。他很注意古人对其一些难懂的作品的解释。《锦瑟》一诗中：“锦瑟无端五十弦。”对这首诗和“五十弦”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历代诗话》中的《锦瑟》一文，记叙了苏东坡的解释：“此出《古今乐志》。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按李诗：‘庄生晓梦述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作者在按语中还辑录了另外几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上述四句诗，说的是锦瑟的四种曲子；有的说锦瑟是令狐楚家的婢女名字；也有的认为对这首诗“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作者还从《汉书》、《史记》等史籍中考证了瑟弦的数目。毛泽东对这些解释和考证，一路密加圈画。正因为他了解历史对李商隐这类诗众说纷纭，故强调“存疑可也”，不要下“断语”。

毛泽东还注意了解李商隐的生平事迹。譬如，他曾给田家英写过这样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苏雪林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请去坊间找一下，看是否可以买到，或者商务印书馆有此书？毛泽东七月二十七日

这封信年代不详，当是在50—60年代，“文革”以前。

此外，毛泽东还时常以李商隐的诗作为书法练习的内容。《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便收有李商隐的《锦瑟》，《筹笔驿》、《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马嵬》、《嫦娥》、《贾生》，这几首恰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作品。

39.值得同情的诗人（读罗隐《罗昭谏集》，《甲乙集》）

［原文］

湖州刺史高彦闻难，遣其子渭将兵入援，至灵隐山，绾伏兵击杀之。初，鏐筑杭州罗城，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余杭罗隐曰：“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九《钱氏据吴越》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罗隐《偶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昭谏亦有军谋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九《钱氏据吴越》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06页）

十上不中第

──毛译东读罗隐《偶题》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7页）

［解析］

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有罗隐的两本诗集——《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毛泽东对其中很多首诗都画着浓圈密点，粗略地统计约有91首。毛泽东喜读罗隐的诗，与罗隐的才气与生平遭际有关。

罗隐（833—909），原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杭州新城（今浙江桐庐）人。生子官宦之家，天资聪明，少负诗名。因常讥讽权贵，曾十举进士不第，于是改名为隐。唐咸通十一年（870）入湖南幕府，次年任衡阳主簿。不久，遭权贵打击，愤而辞归。后游大梁、淮、润等地。晚年入镇海节度使钱鏐幕府，曾任钱塘令、节度使判官、司勋郎中等职。唐亡，后梁以谏议大夫征隐入朝，不就。一生坎坷，又适逢乱世，笔下多愤世嫉俗，不满时政，关注民情之作。其诗文俱洼，以杂文小品成就为高。诗作收入《甲乙集》、《罗昭谏集》。

作为有才气而又不得志的文人，罗隐在他的小品文中充分表达了他的不平之情。收在《谗书》里的讽刺小品文都是他的“情感不平之言，不遇于当时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他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表达这种情绪的。毛泽东图画较多的，就是这类诗，其中常是借史咏怀。

《筹笔驿》全诗为：“抛郑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筹笔驿在四川境内，诸葛亮出师时，曾驻军筹策于此。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三个大圈，每句诗未都画着圈，在第一句旁画着曲线，从第三句开始，一路密圈到底。《王濬墓》：“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即命通，若使吴都犹王气，将军何处立殊功。”王濬是西晋大将，大练水师，破吴有功。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两个大圈，头两句诗旁画有密圈。罗隐在这些诗里，名为咏史，实则是对自己一生怀才不遇的酸楚感叹。

前面引述的《嘲钟陵妓云英》那首诗，毛泽东特别注重。据说罗隐首次应考的时候，在钟陵酒宴上遇见歌妓云英。十二年后，罗隐还没有考中，又与云英相见。云英笑他仍是一个酸秀才，罗隐就写了这首诗回答她。诗题一作《偶题》。在《罗昭谏集》中的这首诗最后两句，字字都画了密圈。在《甲乙集》的这首诗中，除圈点外，还批注：“十上不中第”。罗隐的这首诗，名为嘲笑妓女云英，实则是和妓女云英“同病相怜”。“可能俱是不如人”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苦笑，毛泽东对这首诗的圈画和批注，是对诗人身世遭际的深刻理解。

罗隐满腔怀才难展的悲愤，流露在作品中，既有比较清醒的揭露现实的一面，也有愤世嫉俗、消极和低沉的一面。如已成为广泛流传成语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他《自遣》诗中的一句。这首诗是：“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毛泽东对这首诗一路密圈到底。“自遣”是自己排解宽慰的意思。诗人生活在政治极端腐败黑暗的晚唐时期，面对着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不能无动于衷，却又无能为力，只落得个以酒浇愁。又如《偶兴》：“逐队随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车尘。如今赢得将衰老，闲看人间得意人。”毛泽东对这首诗最后一句加了密圈。《东归别常修》：“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归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鲙忆松江两筋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惭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毛泽东对全诗每句都加了圈，天头上画着大的圈记。罗隐在这些诗中流露的情绪是消极的，但这种消极不是醉生梦死、沉溺于声色酒肉的颓废；不是超脱尘世、遁入空门的虚无；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受压抑的血泪呻吟，是他对世事浮沉客观冷静的观察。从毛泽东对这些诗的圈画，可以隐约地感到他对诗人的同情。

毛泽东之所以同情罗隐，还因为他并不是没有实际才干的空头书生。毛泽东读过的一本《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九记载：唐未藩镇割据，江东纷扰，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与黄巢所属孙儒旧部作战时，在杭州修筑城垒，“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罗隐曰：‘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毛泽东对罗隐的话，逐字加了旁圈，批注：“昭谏亦有军谋”。

毛泽东还图画了罗隐的一些有独到见解的咏史诗。如《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越人何苦进西施。西施若解倾美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两个大圈，全诗都密圈。在古典诗词中，有不少著名诗人咏叹西施的作品，罗隐的这首诗，不把国家兴亡之责归于个人的作用，不认为封建王朝是天命不亡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这样超凡脱俗的清醒见解，确属难得。这类咏史诗，毛泽东还圈画过《焚书坑》：“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祖龙算事浑乖解，将为读书活得人。”罗隐从另一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有新意，毛泽东对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加了密圈。《秦帝》：“长策东鞭极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这首诗是讽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的，毛泽东对前两句加了曲线，后两句加了密圈。《董仲舒》：“灾变书生不合闻，漫将刀笔指乾坤。偶然留得阴阳术，闭却南门又北门。”这首诗，对一代大儒董仲舒的评价，在封建社会里是颇为大胆的。毛泽东对此一路密圈到底。

罗隐的写景诗，毛泽东也圈画了不少。如《七夕》：“月帐星房次第开，两情唯恐曙光催。时人不用穿针线，没得心思送巧来。”毛泽东对最后两句不仅一路密圈到底，最后还画上一个大圈套两个小圈。诗人对神话中牛郎织女久别重逢的心情是多么体贴入微，构思又是多么别致新颖，毛泽东是很欣赏这首诗和诗人显露的才华的。《浮云》：“溶溶曳曳自舒张，不问苍梧即帝乡，莫道无心便无事，也曾愁杀楚襄王。”《京中正月七日立春》：“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涯是今日。远大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这两首诗，毛泽东全诗都加了圈点，标题前分别画着两个大圈。《中秋夜不见月》：“阴云薄暮上空虚（句末加双圈），此夕清光已破除（句未加双圈）。只恐异时开霖后，玉轮依旧养蟾蜍（句旁加密圈）。”仔细品味罗隐的这些写景诗，自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风致，诗的意境别具一格。毛泽东这些密密麻麻的图画，流露出他的欣赏所至。

40.光靠秀才造反不行（读章碣《焚书坑》）

［原文］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章碣《焚书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1959年12月11日致林克信

［解析］

章碣，生卒年不佯，原籍桐庐（今浙江桐庐县），后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在唐未咸通、乾符年间，累试不第，后竟流落不知所终。与晚唐著名诗文家罗隐友善。诗作以《焚书坑》知名，该诗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的评论，是相当深刻的。故多为后人称道。

毛泽东很喜欢这首诗，读其诗便想知其人，为了弄清章碣的生平以及该诗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是花了功夫的。在此之前，他让康生查过，12月8日，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蝎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或许是康生送上的材料不能最终回答毛泽东的询问，故他又请林克再查。前面引述的给林克的信，便是写在康生送的报告上面的。

毛泽东经常谈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也关注前人的评价。《历代诗话》中《焚书》一文，说的是章碣《焚书坑》这首诗。作者对“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中的“焚书坑”作了考证，指出是在骊山下，即“坑儒谷”。文中辑录了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持不同看法的两首诗：“万历中，陈眉公诗：‘雪满前山酒满觚，一编常对老潜夫。尔曹空恨咸阳火，焚后残书读尽无。’天启中，叶圣野诗：‘黄鸟歌残恨未央，可怜一夕葬三良。坑儒旧是秦家事，何独伤心怨始皇。’一诘责后人，一追咎前人。各妙！”接着作者例举历史史实，阐述自己的观点。即：“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点。

对这件事，毛泽东有自己的评价。他多次谈过，秦始皇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坑了460个儒，其实主要是反对他的人，而我们搞掉几十万反革命，比他多好多倍。这基本上是为秦始皇辩护的。

在毛泽东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失误，在于他以为搞掉秀才就万事大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赞同章碣《焚书坑》的观点。

41.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读范仲淹《苏幕遮》、《渔家傲》，辛弃疾《稼轩长短句》等）

［原文］

碧云天，黄叶地，彩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意。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蟑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自发征夫泪。

——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导》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树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往。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引自《稼轩长短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指《苏幕遮·碧云天》和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引者注），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

──摘自毛泽东1957年8月1日对范仲淹两首诗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28页）

［解析］

词的创作，自晚唐五代以降，逐步形成椅靡婉约的作风，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北宋柳永、李清照为此种词风的代表。同朝苏拭翘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于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后人论宋词，遂有婉约、豪放之别。毛泽东本性近于豪放，最重苏拭、辛弃疾、张孝祥等豪放词家，而前面引述的他说自己不废婉约，偏于豪放那段话，说明他读宋词时对作品风格的选择，有两个角度，一是由阅读节奏引起的自然调节，它对风格的选择有时间的阶段性；一是从个性情趣出发的主观需要，它对风格的选择不受时间阶段性的限制，反映接受主体与作品风格的较为稳定的对应关系。

在1957年8月1日的批语中，毛泽东先是抄写了范仲淹的两首词，即《苏幕遮》与《渔家傲》，接着引发出前面引的那段关于婉约与豪放两派的评论。这段评论，集中表达了毛泽东欣赏和阅读宋词的情况。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并不以词知名。毛泽东书写、推荐、评论的这两首，确是范仲淹流传的五六首词中的精品。《苏幕遮》上片写秋色，下片写乡愁，是向来词家多次重复过的内容，却依然给读者比较新鲜的感受。这是由于作者胸襟开朗、感情真挚，而没有一些婉约派词家的扭捏作态。范仲淹曹任陕西经略副使，负责沿边军事行政，抑制西夏侵略，这是他写《渔家傲》的生活基础。其词意上承唐代边塞神韵，通过边塞的凄清景象表现边防将士的忧国深心，从而将文人词扩大到边塞的广阔天地，意境雄阔，具大家气象。从词史上说，这首词是五代以来婉约的柔靡词风转变的开端，当然，还不像后来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那样豪迈宏伟的气势和韵味，也没有稼轩词那样的豪爽和意气，但已明显区别于缠缠绵绵的柔靡词风了。

作为词史上承先后后的作品，必然兼有前者和后者的特点。毛泽东认为，《苏幕遮》与《渔家傲》是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的“中间派”，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宋词中，豪放派的代表词人是苏轼和辛弃疾。毛泽东说他的欣赏阅读，是“偏于豪放”。这一点，反映在对辛词的阅读上。

据臧克家先生在《毛泽东与诗》（《红旗》1984年第2期）一文中说：在毛泽乐阅读《词综》时，曾经把自己喜爱的作品，用三种颜色的笔在题目上画大圈，在字句上浓圈密点。这个本子曾经复制过。我从友人处得悉详况，也照样标志在自己的《词综》上。他圈得较多的是辛弃疾、张元干这样一些爱国主义的词人的豪放作品。田家英曾在电话中告诉我：毛泽东的某首词的起头，是有意仿照稼轩《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

从毛泽东故居藏书中，可以知道，在历代词人作品中，毛泽东圈画得最多的，是辛弃疾的词，约98首。一部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稼轩长短句》，共有四册，每册的封面上。他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读过的圈记。书中有60多首词的标题，也画了圈记，书中用黑、红两色铅笔画着圈、点、曲线。从图画用的不同笔迹估计，这部书可能是他在不同时期内断续读完的。在他经常翻阅的几部《词综》里，对辛弃疾的词也是反复多次圈画。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属山东）人。出生时宋室南渡已13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22岁时，聚众2000人，起事抗金。后加入农民耿京起义队伍。任为掌书记，共图恢复。次年，奉耿京之命，赴建康（今南京）奏归附事。归途中闻京被降金的张安国所杀，毅然率50骑突袭济州，擒张安国，押回行在斩首示众。此壮举盛传一时。南归后，历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安抚使等职。其间写成《美芹十论》、《九议》，进奏朝廷，提出抗金恢复的大政方略，以讲和方定，不被采纳，亦不授要职。在地方官任上惩贪吏豪强，赈济饥民，创雄镇一方的飞虎军，种种政绩，引来权臣的忌恨，淳熙八年（1181）被弹勤落职。退居江西上饶带湖，后迁至铅山瓢泉。自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以“稼”名轩，自号“稼轩”。此后20余年间，除短期赴福建、镇江、浙东任职外，主要闪居乡间。嘉泰三年（1203）被起用，先后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知镇江府。终因言官弹劾罢职，不久病卒于铅山。

辛弃疾豪爽尚气节，文才武略，矢志收复中原山河，终未展其宏愿。满腔忠愤，都寄之于词，悲歌慷慨，唱出了时代最强音。词风以豪迈奔放为主，亦不拘一格，兼有苍凉、婉转、明丽、俊秀等多种风貌。善于用典，亦长白描，刚柔相济，灵活多样。与苏轼并称为“苏辛”。有《稼轩长短句》（12卷）与《稼轩词》（4卷）两种刊本。存词600余首，数量、质量都堪称两宋词人之冠。

毛泽东说他自己的欣赏趣味是“不废婉约，偏于豪放”，辛弃疾便是词坛豪放派词风的典型代表。他有两首“京口北固亭怀古”，一首是我们前面引述的《永遇乐》，另一首曲牌名是《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多次圈画过这两首词，非常喜爱。熟悉他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某首诗的起头，是有意仿照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一首，从已公开发表的52首毛泽东诗词里，尚难确认是哪一首，或另有词稿存焉。1957年3月22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毛泽东由南京飞往上海的途中，当飞机飞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书写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享有怀》，并向同行工作人员解释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典故。京口北固亭在今江苏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早年也是在京口起兵，率军北伐，战胜侵扰中原的鲜卑人。后来推翻东晋做了皇帝。这两首怀古词是辛弃疾66岁任镇江知府时的佳作。他借古喻今，通过对刘裕、孙权等历史人物的歌颂，说明作者南归43年来，一直不忘金戈铁马，征战疆场的抗金斗争，并讽喻南宋统治集团投降主义的怯懦无能，并以廉颇自喻，表示为实现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理想，老骥伏枥、雄心不已的壮志。两首诗的风格虽不一致，表达的是同一的思想感情，一向被认为是辛弃疾爱国主义诗篇的代表作。毛泽东圈阅的这类词比较多。

辛弃疾南归后，长期落职闲居，不被重用。他的词，有相当数量是抒发对往昔战斗生活的怀念和壮志难酬的苦闷。毛泽东对这类词也圈画了不少。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乓。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毛泽东对这首词，至少圈画两遍以上。在一本《词综》中，他在这首词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国，还在中间加了一点。《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桔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平候。”对这首词，毛泽东也最少图画过两遍。标题的天头上，画着大的圈记。他还细心地在一本《词综》里把“列舰耸层楼”中印错的“槛”字改为“舰”字。

辛弃疾耿耿难忘“金戈铁马”的战斗岁月，毛泽东细心披阅，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呢？

毛泽东说他“不废婉约”，在他的阅读圈画中，也有反映。

婉约派的代表词人是柳永。他是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勤奋读书，吟课诗词，精通音律，多才多艺，他本来想沿着仕进道路攫升，但因为“多游狭邪”。“好为淫冶讴歌之曲”，被宋仁宗斥责为“薄于操行”，致使他屡试不第，50多岁才中进士，一生只作过屯田员外郎等小官，创作多从都市生活汲取素材，主要表现男女的离情别绪和悲叹个人的沦落江湖。有《乐章集》行世。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有一木柳永的《乐章集》，在这本专集和《词综》里，毛泽东圈画过柳永的35首词，有的词是反复圈画的。

柳永在政治上遭受的沉重打击，反映在他写的《鹤冲天》这首词里：“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怕。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毛泽东在这首词的天头上画着大圈；词内每句都加了圈点。柳永在这首词里，傲然以“白衣卿相”自居，视“功名”为“浮名”，看得还不及“浅斟低唱”有意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是词人宦途失意后，玩世不恭的自我解嘲。毛泽东密密圈画了这两句词，说明对它的重视，柳永还写下了描述杭州市井富庶、风光壮丽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也写下了抒发别恨离愁，景、事，情浑然一体，极富艺术感染力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还写下了触景生情，把他一生奔波飘泊的“游宦”经历及厌倦功名利禄的心情委婉表达出来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等等。对这些被称为柳永代表作的词，毛泽东都圈画过。但圈点得比较多的，是《乐章集》中的三首《满江红·桐川》。这三首词情景交融，真切动人。

柳永在任屯田员外郎这个小小官职时，天上出现老人星，宫廷以为祥瑞，赋诗庆贺。柳永被荐应制，作了一首《醉蓬莱》。宋仁宗看过后，认为与自己为真宗所写的挽词暗合而大怒，柳永又一次受到斥责。从此“流落不偶”，直至悲惨地死去。这首惹怒了宋仁宗的《醉蓬莱》，毛泽东读后却加了不少圈点：“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雾。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除柳永的婉约词作外，毛泽东还读其他人的婉约词作。

毛泽东读了不少南唐后主李煜的婉约纤绵之词。李煜的两首名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毛泽东都作为书法练习的内容书写过，两词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千古名句。

毛泽东是豪放诗人，但他并不乏婉约情调。除读婉约作品外，他还把这一情调形于笔端。1923年填的那首《贺新郎》，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个朝霜重、半天残月、凄清如许的景色描绘，那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情态勾勒，那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内心感受，深切表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缝缕缠绵的柔情蜜意，透射出毛泽东并不常露的“重感慨”这一方面的内心底色。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代初，毛泽东还写过一首《虞美人》，也是写给杨开慧的：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显然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分明的婉约派。1957年，早年从杨开慧处得知该词的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想请他写出来，被毛泽东婉拒。但是，1961年，毛泽东又将该词书写给卫士张仙明，并叮嘱：“这个由你保存。”

42.君王听言用人之难（读欧阳修《为君难论》）

［原文］

呜乎！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矣。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谏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请试举其一二：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

——摘自欧阳修《为君难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欧阳修《为君唯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97页）

［解析］

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着力论述了君王在面临臣下进言时的诸多两难选择。从主观上说，对臣下的进言，有的愿意听，有的不愿意听，该听的不一定中听，中听的不一定该听。最难的还是，听或不听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欧阳修在文中学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战国后期的秦赵长平之战。本来赵将廉颇守长平三年，赵王改用喜好纸上谈乓的赵括为将，结果赵括盲目出击招至大败，赵乓降秦者四十万，被坑子长平。这对赵王来说，是“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再一个例子是秦始皇打算伐荆，问年轻将领李信带多少兵去合适，李信回答带二十万足矣，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又问老将王翦应带多少兵去，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听后不满意地说：“将军老矣，何其怯也。”结果李信领兵二十万前往，大败而归。改由王翦领兵六十万前往、就胜利了。对秦始皇来说，王翦之言是“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说到这里，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赵王和秦始皇之失，不光是不善选择臣下进言，主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不注重有经验的老成的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秦国的白起、王翦和赵国的廉颇、李牧这些用兵老道的将领，也是从“新进”之辈成长起来的，再说，即使是“新进”的人物，如三国时代孙权手下的周瑜，刘备手下的诸葛亮，曹操手下的郭嘉、贾诩，都是公认的智谋非常之士。因此，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乐用新进”，而在于用“什么新进”。

关于听言用人，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还提出一个问题：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成事；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败事。前者的例子如齐桓公专任管仲，蜀先主刘备专任诸葛亮，都搞得很好，因为“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没有什么人反对。后者的例子，欧阳修举了两个。一个是南北朝时期曾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君主苻坚，打算征伐东晋。许多老臣、亲属都反对，他听不进。只有一个将领慕容垂劝他不必听朝臣们的意见，苻坚大喜：“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大举九斗多万兵马南侵，结果被谢玄率领八万东晋军队打得大败，这就是有名的淝水之战，再一个例子是，五代后唐未帝担心河东节度使石敬塘镇守太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打算把他迁到郸州。但举朝之士都以为不可，唯独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对未帝说：此事不必向群臣征求意见。未帝听后说：“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结果调任石敬瑭的诏令下达的第六天，石敬瑭就发出了反叛的文告。

毛泽东读到这两个例子，在批语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符坚之败，不在于他是不是听信一人之言是否南伐东晋，主要是“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上，未必不可为。”至于后唐亡在未帝手上，不只是因为听信了某人的话，或因为有人反叛，“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43.傀儡皇帝、权臣与朋党（读欧阳修《朋党论》）

［原文］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中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入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摘自欧阳修《朋党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汉献帝以前。

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欧阳修《朋党论》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3页）

［解析］

欧阳修的《朋党论》，是古代政论文中的名篇。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政治上大力赞助范仲淹等人推进庆历新政，晚年则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曾和宋祁同修《新唐书》，文学上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有不少散文名篇传世。其《朋党论》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宋仁宗时，范种淹是朝廷上有革新要求的开明派领袖，常议论时政得失，抨击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执政过失，于是被加以“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的罪名。欧阳修即写《朋党论》予以反击。文章的中心是劝“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文中举了汉献帝“禁绝善人为朋”，唐昭宗“诛戮清流之朋”，而终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毛泽东认为，禁绝朋党在汉献帝以前就有了，指出了欧阳修在引用事实上的不严谨之处。的确。东汉未年有名的“党锢之祸”，起子汉桓帝之时。当时宦官集团专权，李膺、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结果反受诬告，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被捕。唐朝晚期，曾出现长达四十年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到唐昭宗天佑二年，权臣朱全忠在白马驿杀死三十多名朝士和贬官，又把尸首抛入黄河。看来，欧阳修是随手拈来这两个例子，告诫“为人君者”应善待君子朋党，而忽略了毛泽东指出的，这些都是“权臣”所为，并非“傀儡皇帝之罪”。

44.书生空话（读苏洵《谏论》）

［原文］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谏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彼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干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

——摘自苏询《谏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空话连篇。

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无由剑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毛泽东读姚鼎《古文辞类纂》“论辨类”苏询《谏沦》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101—102页）

［解析］

苏沟的《谏论》，主要论述臣下谏君之道。上面所引的第一段，即开篇之论，读来有些拗口，意思是一定会使君王采纳自己意见的才是能沫之臣，一定会使臣下进谏的君王才是能纳谏之君。语意似乎比较生涩，道理有点空，又有点硬。故毛泽东认为是“空话连篇”。接下来，苏洵着重论述君王怎样使臣下“必谏”。他说，君王有天神之尊威，如果没有赏赐和刑罚的规定，一般臣下犯不着如同抗天、触神那样去向君王进谏的。只有那些不悦赏、不畏罪，性本忠义的“勇者”才敢“必谏”，可是这样的人不可常得。于是先王们“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苏沟举了三个人面临渊谷如何让他们跳过去的例子，这就是上面引用的第二段话，因为“君之难犯，优渊谷之难越也”。毛泽东对他举的这个例子不以为然。往实处说，再有赏刑相加相逼，能否跳过渊谷，要取决于两个条件，客观上看渊谷有多宽，主观上看跳者水性如何。没有这些条件规定，便是“书生欺人之谈”。或许，毛泽东的这个评论不单是指这个实例，隐含臣“必谏”君的主客观条件。

45.临终索要之书（读洪迈《容斋随笔》）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觉哉同志：

《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1944年7月28日致谢觉哉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5页）

［解析］

除反复阅读《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名著外，毛泽东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恨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

1937年1月31日，他专门给李克农一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是指近人蔡东藩所著的流传甚广的历代通俗演义小说。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随信寄了一批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其中有《精忠说岳》、《子不语正续》、《小五义》、《续小五义》、《薛刚反唐》、《何典》、《侠义江湖》等演义、传奇和笔记小说，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告诉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谈到学习安排时，毛泽东又特地叮嘱：“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批注过的笔记小说就有沈廷松的《明人百家小说》，冯梦龙的《智囊》等。

《容斋随笔》是有较大参考价值的一部笔记小说。作者洪迈（1123—1202），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绍兴年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凡有所得，随笔记之，前后近40年，乃成《容斋随笔》，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5篇74卷。主要是关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笔记，其中考证了宋以前的一些史实、政治经济制度；记述了不少词章典故；对宋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也间加评论。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颇有可读性。

1976年8月26日．离毛泽东去世只有半个月时间了。可是，他还向秘

书索要书籍，要的就是《容斋随笔》。不好说这本书是毛泽东临终阅读的最后一本书，因为他身边还放有其他书籍。但《容斋随笔》确在他身边伴到他离开人世。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逢先知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里介绍说。逢先知从1950年冬天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在毛泽东身边历时17年之久，这一点上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他了。

毛泽东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容斋随笔》的，一下还不好断定。但从前面引述的他1944年7月28日给谢觉哉的信里可以知道，他当时手中已经有一本《容斋随笔》了。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里，也有《容斋随笔》。

46.愚公尽招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读陆游《示儿》）

［原文］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示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摘自毛译东1958年12月21日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写的说明

［解析］

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南宋初年著名的爱国诗人。生当北宋灭亡前夕，早年颠沛流离，深受父辈师友爱国精神的熏陶。绍兴二十三年应礼部试，名列前茅，因“喜论恢复”，被秦桧取消。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历官镇江、隆兴、变州通判，后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曾亲临南郑抗金前线。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影响很大。后去蜀东归，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任地方官，又在朝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等，后被动去职，归隐山阴故里。雪国耻、复中原，是陆游平生理想，又屡遭主和派的打击，仕途不顺，其情其志，多在诗词中抒发。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剑南词》等。

毛泽东爱读南宋词，陆游是一个重点。有一次，毛泽东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邵华谈起宋代诗人诗作，毛泽东问邵华最喜欢谁的作品，她说陆游。毛泽东问为什么，她说陆游的作品，充满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激情，具有雄浑豪效的战斗风格，常常表现出“一自报国有万死”（陆游《夜泊水树》）的牺牲精神。毛泽东又问她最喜欢陆游的哪几首诗词，邵华说了《关山月》、《书愤》、《诉衷情》、《夜游宫》、《示儿》等篇，并将其中的几首背给毛泽东听。背诵中，邵华略微停顿想下句时，毛泽东就提示她一下。邵华背诵《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背诵到“睡觉寒灯里”时，毛泽东指出她读错了一个字，“睡觉寒灯里”的这个“觉”，这里不能读jiao（教），应该读jue（决），并叫她回校去问问老师这样念对不对，邵华乘机请毛泽东把这首词写出来给她。毛泽东谈兴正浓，立刻站起身来，走到桌前，铺开宣纸，饱蘸墨汁，挥笔写下了《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雪晓清前乱起，梦游处、不知河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这首词，毛泽东在60年代还写下来送给卫士张仙朋。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还有一首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的这两首词，表达的依然是壮志未酬，身已迟暮，而雄心依旧的情怀。

这些忧患、沉雄、悲愤的情绪，典型地体现了南宋爱国主义诗词作品的风格。它们唤起毛泽东的共鸣，乃在情理之中。

陆游的作品，人们最熟悉的，大概要算七绝《示儿》了。这是他八十五岁临死前写的，实际上是他的遗嘱，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爱国诗人竟是抱着死前恨不几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的，但又没有完全失望，一点也不甘心，畅想着恢复中原的境况，勉励子孙进取，即使他在阴间，也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在我们前面引用的毛泽东改写《示儿》那段话中，似乎表达了同陆游一样的胸怀和感情。

由于婚姻不幸，陆游对自己的爱情悲剧耿耿难忘，为此，他写过一些内容深婉，真挚感人的言情之作，其《钗头凤（红酥手）》就是代表。据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陈鸽的《考旧续闻》等书记载：陆游初娶表妹唐婉，夫妇感情很好，但他的母亲不喜欢这个媳妇，被迫分离，后来陆游另娶，唐婉也改嫁赵士程。有一次陆游春日出游，在绍兴禹迹寺南的沈园和唐婉相遇。唐婉以酒饵殷勤款待。陆游非常伤感，在园壁上题了《钗头凤》。相传唐婉看了以后，和了一首词，不久即抑郁而死。四十年后，陆游旧地重游，不能胜情，又写了两首著名的《沈园》诗，其中有“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一联。

毛泽东很喜欢《钗头凤》这首词，也读过周密的《齐东野语》，对该词的背景很熟，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他曾对保健医生徐涛说：陆游与唐婉离异后，又相遇于沈园，那是他们情意缠绵之地，陆游的那首《钗头凤》，就题在沈园的墙壁上。说着还把这首词写了下来。写完后又问徐涛知不知道唐婉回赠的那首词，徐涛说没有读过，毛泽东便脱口念了起来：“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慢，慢，慢！”念完，又说：这首词回赠没有多久，唐婉就因疾愁而死去，当初是陆游的母亲与唐婉不和。陆游这一对夫妻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这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47.击节沉吟南宋词（读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张孝祥《于湖词》、陈亮《龙川词》等）

［原文］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

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

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

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

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见《归来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找南宋张元于的《归来集》。找南宋张孝祥的《于湖集》。找南宋洪皓的诗文集。

——毛译东1961年写给工作人员的一个批示

［解析］

南宋初年，有的词人积极投身于恢复北方疆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他们的词作突破了北宋未年平庸浮靡的风气，上承苏拭的豪放传统，形成一代沉雄刚健、慷慨悲歌的爱国词派。代表词人有洪皓（1088—1155），著有《郝阳集》：张元干（1091—1175？），著有《芦川归来集卜岳飞（1103—1141），有《岳武穆集》：张孝祥（1132？—1169？），有《于湖集》、《于湖词》；陈亮（1143—1194），有《龙川词》。他们的作品基调，是抚时感事，抒发昂扬的北伐斗志，描绘恢复中原的理想，展露不得其伸的壮志情怀，毛泽东喜读这类词作，从上面引述的那个批示即可知道。

据臧克家讲，毛泽东在阅读《词综》时，圈得较多的是辛稼轩、张元干这样一些爱国主义词人的豪放作品，也圈了岳飞。文天祥，以及一些思想内容并不现实而艺术表现却颇动人、名字颇为陌生的词人的作品，如王石间等。

特别是在“文革”后期那多事之秋，党和国家濒临危机，年老、多病，体衰的毛泽东常常用慷慨悲歌的南宋词来表达自己的忧患情怀。1973年，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请来上海昆曲演员岳美缇等，灌制了一批唐宋诗词唱片，其中大量的便是南宋词。毛泽东经常听诵这些南宋词曲。

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毛泽东很难过，那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也不说话，整整效了一天宋人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词的唱片，这首词是主张抗金的胡栓上书请斩秦栓，反被除名编管新州时，张元干写来送他的，表示对胡的同情与支持。毛泽东时而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神情严肃悲痛，借这首词中的某些句子寄托自己对董必武的沉痛哀悼。过了不几天，他又把词的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说是原来的两句太伤感了，1975年7月，一天，在将要给毛泽东做眼睛的白内障摘除手术时，毛泽东问唐由之：“准备音乐了吗？”于是工作人员拿来《满江红》弹词录音带，毛泽东特别喜欢这首词，手术是在音乐声中进行的。

8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慷慨悲歌地吟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词后，又让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念了这首词：“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对。”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喜欢这些沉雄悲凉的南宋词呢？

这类作品中“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上，八千里路云和月”，“危楼还望，叹此意，古今几人曾会”，“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等等，反复表达的，都是英雄们那种“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济世壮志。

昔日那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战斗岁月已不能再现。无人会，悲难诉，既是英雄超越现实群体心态的孤独，也是面对不可企及的“天意”（历史理想？）所发出困惑难问的悲怅，这些爱国词人词作固然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和主题：山河分离——河山统一。但对毛泽东咀嚼南宋词味所产生的共鸣心态，也不必过于坐实地解释为毛泽东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未能统一的悲患。70年代的中国政局，许多事情是违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的，眼看来日不多，“天意”难违，业未竟，鬓已秋，特别是这类作品中描绘的那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岁旌旗拥万夫”激动人心的、他也确曾亲历过的场面，更唤起这位历史巨人比眼看祖国最终没有完全统一深层广阔得多的忧患。我们不难体会，1976年春节，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看到共和国诞生之前那遥远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看到解放军入城时受到人民群众的无比热烈的欢迎时，他为什么会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散开来讲，充满诗情的历史巨人，是无法填平那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过去与未来的鸿沟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偏好南宋的悲雄之词，折射出他的内心世界陷入了一种永恒的无法解脱的遗憾。

48.年轻的小人物见义勇为（读王实甫《西厢记》）

［原文］

［洁（普救寺长老）云］张秀才着你寄书去蒲关，你敢去么？［惠（明）唱］［倘秀才］你那里问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这里启大师用咱也不用咱，你道是飞虎将声名播斗南，那厮能淫欲，会贪婪，诚何以堪！

［未（张珙）云］你是出家人，却怎不看经礼忏，只厮打为何？

［惠唱］［滚绣球］我经文也不会谈，逃禅也懒去参；戒刀头近新来钢蘸，铁棒上无半星儿土渍尘缄。则为那善文能武人千里，凭着这济困扶危书一缄，有勇无惭。

［末云］他倘不放你过去如何？

［惠云］他不放我呵，你放心！［白鹤子］着几个小沙弥把幢幡宝盖擎，壮行者将杆棒镶又担。你排阵脚将众僧安，我撞钉子把贼兵来探。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不甘，你休只因亲事胡扑掩。若是杜将军不把干戈退，张解元干将风月担，我将不志诚的言词赚。倘或纸缨，倒大羞惭。

［惠云］将书来，你等回音者。［收尾］你与我助威风擂几声鼓，仗佛力呐一声喊。绣旗下遥见英雄俺，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

——摘自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楔子”

［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

［红（娘）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

［夫人云］这贱人倒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

［红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撋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

［夫人云］这小贱人也道得是，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罢。

——摘自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但无人送信，于是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胆大勇敢，是坚定之人。希望中国多出惠明。

——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著名元杂剧剧本。作者王实甫，生平事迹很难找到材料。元人钟嗣成编的《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其创作活动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西厢记》共5本21折。故事源于唐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又称《会真记》），原作写张生游于普救寺，爱上暂居此地的崔氏女莺莺，两人私订终身。后张生入京赶考，抛弃莺莺。作者肯定张生的“善于补过”、“始乱终弃”。宋赵令畸据此写成《商调·蝶恋花》鼓子词12首，对张生的无情无义有所谴责，给予莺莺更多同情。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则从主题思想、人物性格、情节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王实甫《西厢记》即直接受“量西厢”的影响。剧中写相国小姐崔莺莺与书生张生在普救寺偶然相遇，一见钟情。适遇孙飞虎为夺娶莺莺而兵围普救寺，崔母宣称有退乓之策者即以莺莺许之为妻。张生挺身而出，计退贼军。事后崔母弃约赖婚。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莺莺逐渐战胜自己的犹豫、怯懦、顾虑，与张生私下结合。崔母得知，又强迫张生入京赶考。后莺莺原所许配的郑尚书之子郑恒谎称张生已被尚书招赘为婿，崔母乘机翻悔，张生及时赶到，两人终成眷属。

在古代戏曲剧本中，毛泽东最喜欢读的，恐怕就是《西厢记》了。他青年时代是否读过，尚不可察；但最晚从延安时期开始，他便时常阅读，而且很注意清初批评家金圣叹对这部剧作的评点。在1941年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这篇长文中，毛泽东就顺笔提到：金圣叹不愿意抹杀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偶然写出的几句好话。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他让工作人员给他找来一木《西厢记》阅读，22日，又给田家英一信说：“请着人再找一部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金批本与此本有些不同。”可见他阅读之细致，兼及不同版本。正是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关于惠明见义勇为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起《西厢记》。这一次，他说的是红娘，他说：红娘是个有名的人，她是奴婢，但她很公正、勇敢，帮助张生做了那样的事，当时是违反“婚姻法”的，被打了四十大板，可是，她不屈服，反过来把老夫人责备了一顿。你们说，是红娘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

同年7月1日，他批示有关工作人员为他找几本古典文学著作，其中也有《西厢记》。1961年12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特意从《西厢记》里选出一段，批示道：“印发各同志《西厢记》第二折。”印发与会者的“第二折”，即该剧第四本第二折，前面所引崔母斥责红娘反被红娘教训的一段，便出自这一折。京剧里有一出戏叫“拷红”，老夫人打红娘的板子，说的也是这段情节，在这里，《西厢记》成了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政策思想和开展政治工作的工具。

1962年8月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举《西厢记》为例来说明“冲突”在戏剧艺术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西厢记》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势力，是对立面，有了老夫人，才有戏，不然光有莺莺、红娘、张生三个人打成一片，没有对立面还有什么戏呀！”

1975年，当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获为毛泽东读了一段时间的书。一次，读江淹的《恨赋》，为了解释其中的“溢”字，毛泽东就将《西厢记》中的原文背了一大段（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据查，江淹《恨赋》中只有一个“溢”字，那段原文是：“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毛泽东背《西厢记》中的原文，当是有“溢”字的又非常精采的一段，那就是第四本中第三折《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一段，其中有这样几句词：“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在《西厢记》的人物中，毛泽东最喜欢惠明和红娘，都是底层的小人物，一个是寺庙的杂役僧，一个是小姐的丫鬟。他们在剧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便是见义勇为。惠明为解他人燃眉之急，自告奋勇杀出重围去送信；红娘则以自己的智慧善辩，战胜了高高在上的老夫人，帮助了张生和崔莺莺这对有情人。毛泽东在1958年党的会议上分别谈起《西厢记》里的这两个人物，与他当时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背景，和年轻人胜过老年人，小人物胜过大人物，贫贱低微的人最有创造力的主张，是有关系的。1961年他又把其中的第四本第二折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更是别有一番深意。

49.把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按：根据《水浒传》所述林冲上梁山经过改编的京剧《逼上梁山》）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六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合，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圃，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毛译东1944年1月9日致扬绍萱、齐燕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

[解析]

在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对《水浒传》等旧小说的认识深化了。1925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合作推进的大革命洪流中，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面，他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和“关键”，希望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改变现实的社食秩序，进而改变他小时候深切感受到的“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的不平等的文化处境。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及《水浒传》这样的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便成为毛泽东传播自己观点的材料。

毛泽东不是一般地看待农民问题，他是用唯物史观来剖析的。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为了说明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反复斗争及其失败，是中国社会演变和滞止的原因，他作了大段论述，秦朝未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是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秦，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夫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憾，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早表述。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水浒传》描写的内容也说明这一情况，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就举例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中国皇帝崩溃，就是农民起来了，有领袖出来组织造反。

与此相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特征反映在文化上，也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所以，在1926年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告诉学生：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水浒》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在衣讲所的讲课中还举了《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的描写，他说：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量也没有。可古代小说的描写却不是这样，完全不反映民众的力量。其实，《水浒传》也是这种情况，里面108位头领中，除那位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以及打猎为生的解珍、解宝兄弟外，没有一个是靠种田为生的穷苦人家。毛泽东的这个看法，显然是他早年感受的延续和发展。不同的是，他不只是感到“不平”，他用阶级论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1927年大革命的农民运动开始，毛泽东看到了改变这种被颠倒了的文化现象的希望，并为一切新的文化现象叫好。在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衣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1944年1月看了《逼上梁山》以后，连夜写信祝贺，认为是在《水讲传》这部小说题村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还说，“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

事实上，《逼上梁山》也并非以劳动人民为主角，它的创新，主要是着重地、合理地处理了林冲思想的转化过程，正确表现了群众和英雄的关系。在当时突出的现实意义，是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一个基本道理，即周恩来后来在1956年5月17日的一次谈话中所总结的：“革命是逼出来的，从统治阶级营垒中背叛出来的人更是逼出来的”。毛泽东特别赞赏该剧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着眼点不是坐实于林冲这一形象的阶级属性，而在于他从忍受走向反抗的过程所体现的普遍意义，在于编导者在挖掘《水浒传》题材含义时表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观念。编导者之一刘芝明在《解放日报》1945年2月26日、27日上发表的《从<逼上梁山>的出版谈到平剧改造问题》文章中谈及该剧的创作经过时说：“中心的问题，则是这个剧的主题，主要的不应该是林冲的遭遇，个人英雄的慷慨和悲歌，君临于群众之上；而是在林冲遭遇的背后，写出广大群众的斗争和反抗，一个轰轰烈烈的创造历史的群众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林冲被推动走向革命，而且林冲只有与群众结合才有出路。因此就必须明确地、对比地写出统治与被统治的两方面的阶级斗争，群众怎样团结了自己，怎样争取了朋友，并联合起来战胜了敌人。”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编导者在《水浒传》本来的情节基础上，增加和充实了一些内容，如“借粮”、“草料场”、“动乱”等戏，从而“把农民表现得有力些”。在“结盟”一场中让李小二提出奔梁山，来启发林冲，在火烧草料场时，又写群众与林冲并肩作战，至仁至义地保卫了他，于是林冲感激他说：“想俺林冲，到处被好贼陷害，又到处遇父老兄弟搭救，今后咱只有与群众同心协力推翻无道昏君，杀尽奸邪，打开生路。”这就从旧题材中引中出新的主题：人民与革命的必然联系。

总之，让劳动人民成为文艺描写的主人公进而展示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后所表达的期望，也是对这些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一个不满意的评价。后来，他多次谈到这个观点。

例如，1947年，在转战陕北那段极紧张的军事斗争高于一切的日子里，毛泽东还于11月21日在米脂县给中国平剧院（即京剧院）做了一次题为《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报告，并特别提到：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比如旧戏中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然而，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的手盖的，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在毛泽东看来，劳动大众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从而也是整个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创造了各种文化活动的前提，因而在文化活动中理应占据突出的位置，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颠倒历史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的创造者不能享有文化，不能在文艺作品中获得歌颂和肯定；相反，劳动大众接受的文化艺术，却是让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打旗跑龙套的喽罗，听人驱使。

50.没有法子，才上梁山（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未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粱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指起义者。一引者注）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摘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难忘的三次会谈》（见于俊道、李捷绢《毛泽东交往录》第413—41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解析］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小说的阅读和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谈起过《水浒》和宋江的造反。在江西苏区的艰苦斗争环境里，《水浒》是他爱读的作品之一。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是他急于要找来一读的书，以致警卫员匆忙地给他抱来一个“水壶”。1938年他对人说《水浒》是中国人必读的三部古典小说之一。他在延安时期丰富的著述中，《水浒》故事是他经常引用的例子。建国后，《水浒》是他的书架上的必备之书。即使是1974年后在身体和视力大减的情况下，《水浒》仍是他爱读的书，并几次同人谈论他的看法。

在1927年1月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回湖南对农民运动做了33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一些类似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的现象，并为之高呼“好得很”：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乱来”，向土豪劣绅罚款，打轿子；凡是反对农会的上豪劣绅，农会的人就拥进他们的家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捆绑了许多劣绅，给他们戴了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在毛泽东看来是“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如果把它说成是“糟得很”，则“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在这里，毛泽东无疑是把现实的农民运动视为几千年来农民反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他一生同《水浒》发生联系的潜在的逻辑起点。

《水浒传》描绘了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官逼民反”。在众多英雄走上梁山泊的道路上，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深刻的社会动因和历史必然性。应该说，这是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也是毛泽东看重这部小说的一个方面。为此，1944年1月9日看了延安平剧院所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封热情赞誉的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村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事实上一直是毛泽东解释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在大革命高潮中，他说农民们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上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在建国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前面引述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段话所表达的主要意思，也是一个“逼”字。他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包括北宋未年梁山起义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发展过程，无例外的是起于草野乡村、啸聚山林，安寨屯兵，武装割据。其势力的壮大过程，总是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组合，再由不同群体汇集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然后去攻城占府。这可以说是传统农民造反运动的一个普遍规律。《水浒传》的描写，集中反映了这一规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井冈山，由此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不能说是从什么书上学来的，而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论。但换一个角度讲，毛泽东的探索又无疑始终伴随着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伴随着对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规律的把握，伴随着对历史上农民武装斗争道路的经验总结。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至关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特别谈到“土匪”问题，说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这个时候，翟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那时还不知道有井冈山这个名字），建立根据地。他在分析向山区发展的可能性时，曾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他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显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拘于传统目的和方式的造反者并不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也不像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感兴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特别批评了“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并暗示毛泽东领导的“农军”便有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妨碍土地革命的深入、妨碍发动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错误。相反，毛泽东领导队伍上山以后，他既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强调割据，认为“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争取的”；又反对单纯游击的流寇主义，认为“历史上黄巢、车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在革命道路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

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话：“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51.干革命要学拼命三郎（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杨雄被张保并两个军汉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气，解拆不开。

正闹中间，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看见众人逼住杨雄动掸不得。那大汉看了，路见不平，便放下柴担，分开众人，前来劝道：“你们因甚打这节级？”那张保睁起眼来喝道：“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敢来多管！”那大汉大怒，急躁起来，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跤攧翻在地。

三人饮过数杯。戴宗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汉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一生执意，路见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唤小弟作拼命三郎。”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44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笑801页）

［解析］

《水浒传》写了不少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石秀就是其中的一个。石秀在书中的出场，是第44回，即我们上面引的那段。其绰号为“拼命三郎”，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义气，这在他出场时帮助杨雄的行为中即可知道；一是拼着性命做事的勇敢果断，这一点，在第62回“劫法场石秀跳搂”中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石秀只身进入北京，打探卢俊义被捕后的情况，不料正遇梁中书下令当天在十字路口斩杀卢俊义，书中接着写道：“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注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押到楼前跪下。人丛里一声叫道：‘午时三刻到了！”说话就要开刀问斩。这时石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救卢俊义的性命，“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铜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杀死七八十人。石秀终国寡不敌众，复同卢俊义一起被捕。

毛泽东的《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是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两次讲话都紧扣一个主题，革命胜利后，党员干部仍要保持过去战争时代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列举了一些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消退的现象，如争名夺利，讲吃讲穿等等。于是引了石秀的例子，意在用石秀把个人性命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革命精神”），来对照现实中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让人警策。

52.武松打虎和人民民主专政（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梢棒，尽平身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却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早没了气力。被武松尽气力纳定，哪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招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摘自毛泽东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3页）

［解析］

武松打虎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水浒传》里的精彩段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些人材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你们太刺激了”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专政”手段确实是“刺激”的，但它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接着，便写了我们上面引用的那段话。本来，在人们对武松打虎的一般体会中，主要是赞叹武松不畏强敌的勇气和胆量。毛泽东的引用，则更多地发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之与敌对阶级，就像武松与老虎的关系一样，是你死我活的，在这样的冲突关系中，老虎要吃人，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这种本性不会因为武松的退让、怯懦或仁慈，而有所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武松凭力打死老虎，就像人民政权对敌对阶级实行不留情的专政一样，是无所谓是不是在“刺激”对方的。

53.梁山好汉的政策（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城市工作要捉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8页）

［解析］

毛泽东从《水浒传》里获得的启发，是多方面的。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在江西，毛泽东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传》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适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反对本本主义》）后来，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又谈到李逵的缺点，说他不注意政策，在打破扈家庄时，杀了扈三娘家里不少人。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108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拿了回来。

毛泽东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客人，搞孤家寡人，他说：“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对《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他的引用与评论，总是与他要谈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诸如军事战略（林冲）、侦察保卫（朱责）、城市工作（戴宗），以及敢于斗争（武松）、拼命精神（石秀）等等，反面的教训则是要团结干部（王伦）、讲究政策（李逵）等等，这就使他对《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的个性和梁山义军的组织、政策的评论，常常是富于个性的。

54.解决矛盾的方法论事例（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人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3页）

［解析］

《水浒传》第47回到50回，围绕梁山义军同祝家庄豪强势力间的矛盾斗争，展开了绘声绘色的叙述。“三打祝家庄”成为这部小说最著名的故事情节之一。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多次评论和发挥它的含义。几次评论，都着重谈到它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1937年在《矛盾论》里的评论，主要是立足于哲学角度，以说明要解决矛盾，首先要“从调查情形入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让该院根据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剧本。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剧本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120回本的《水浒传》，构思中又得到齐燕铭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再次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1945年2月22日，该剧在延安公演，毛泽东写信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很明显，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教育意义”，已不单是在方法论方面，重点在各种力量在解决同一矛盾时的相互配合。编导者之一李伦在1945年10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便谈到其创作构思：“我们认为这样两个观点是首先要确定的：第一，梁山与祝家庄的斗争应该是一个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里面应该表现出群众的力量；而《水浒传》却强调了梁山的‘好汉集团’的性质，在具体斗争中也忽视了广大群众，只强调了英雄好汉个人的作用。第二，《三打祝家庄》这一段是以农民战争的史实来表现一个运用政策的范例，在这里面应该写出运用政策的主动性及其重大的效果，应该写出一些可做范例的地方供人思考。而《水浒传》上却把政策写成是太偶然的，有时又写成是毫不自觉的。”根据这两点，编导者仔细研究了原有的素材和类似的农民战争的实例，写出了提纲和草稿。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多次的座谈和讨论，进一步弄清了这样几个问题：梁山的政策是从实际的战斗经验和对于敌情的调查研究后产生的，还是由宋江、吴用等主观想象所产生的；梁山运用政策是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去驱使敌人，还是顺应敌人的发展规律来进行自己的工作；里应外合的胜利，主要是依靠粱山的人马，还是主要依靠庄内起义的农民等等。对此，时任中央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彭真谈的观后感或许是有代表性的：《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3幕对于抗日斗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对《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故事的意义的这种引申，显然与当时面临的主要斗争任务有关。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再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借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合法的斗争和秘密的斗争必须结合起来，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孙新、孙立等假装投降祝家庄，里应外合，最后破了这个庄子，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1959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又一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背景是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弊端。他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提醒全党要善于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55.拦路打劫有义与不义之分（读施耐庵《水游传》）

［原文］

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松树旁边，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倒也，倒也！”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那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儿，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却装在车子内，叫声：“聒噪！”一直望黄泥冈下推了去。杨志口里只是叫苦，软了身体，扎挣不起。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的。

我且问你：这七人端的是谁？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这七个。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至于“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生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反映在经济愿望和行为模式上，便是反反复复的“均贫富”、“劫富济贫”。《水浒传》上的这类描写很多，最典型的，便是第15、16回描写的晁盖、吴用等的“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了。

这段故事说的是大名府的梁中书每年都要搜刮大笔钱财，送往京都给太师蔡京贺寿，叫“生辰纲”。这年，他又搜刮了十万贯金珠宝贝，派武艺高强的杨志押送。公孙胜、刘唐探得消息后，报与晁盖，经吴用设计，在黄泥冈劫取了生辰纲。此前，公孙胜便对晁盖说过，“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话。

毛泽东读《水浒传》有多方面评论，而在1959年则多次谈到小说中的拦路打劫、杀富济贫问题，这与当时的政策背景有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部分地区刮“共产风”，在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为搞重点项目，无偿调拨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经济核算上，盲目由公社一级统一核算，抹平了不同生产队的收入差异；更明显的是搞公共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等等，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就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纠正的思路，除了让干部们读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外，便是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风”的道理。

前面引述的是毛泽东1959牟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在此之前，3月5日在郑州，毛泽东就讲过取生辰纲的故事，也是从人民公社如何处理同生产队社员的关系问题说起的。

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

的区分。在封建社会，“对付超经济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如梁中书为蔡大师祝寿的财礼，拦路打劫，取之元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也称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在新社会，情况根本不同，对人民劳动得来的财物，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应该说，这个比喻是生动的，这个观点在50年代末期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56.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困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

［解析］

这段评论表明，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着某些联系。这样，他让人们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关于宋江投降的描写，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其实，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大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上面所引的他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传》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毛泽东评<水浒>真相》）几次谈话，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不用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方腊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唬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奠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泽东看来“是好的”；并认为金圣叹砍掉《水浒》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实”，掩盖了宋江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事实，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支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在江青、姚文元等搞的评《水浒》运动中，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休所起不到的作用，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路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问题；等等。（参见：《红旗》1975年第9期《重视<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8月31日《评<水浒>》；《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的这些话，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荒唐。但这在那个年代却是搞阴谋政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使毛泽东也无法接受了。他批评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闹剧才逐渐收场。

57.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胜利（读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日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8页）

［解析］

群雄逐鹿，义军造反，总要形成以某个领袖人物为核心的相应的集团。出谋划策的智爱人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即知识分子，自是这个集团的必备人物。如楚汉之争时刘邦集团的张良，三国时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宋时宋江集团的吴用，元末朱元璋集团的刘伯温，明末李自成集团的牛金星、宋献策。最有意思的是隋末瓦岗寨集团的徐茂公，其原型徐懋功本为善战的将领，在演义小说中则定型为摇鹅毛扇的人。无论正史，还是小说、演义，都是注重这类人物形象的铺叙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等，是塑造得比较好的典型。毛泽东读这两部小说，印象自然较深。他的评论，却不是就小说谈小说。他用阶级分析法来说明这一现象，提出：“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鉴于诸葛亮、吴用等在小说描写的军事和政治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提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翻身，也必然如此。

无论是读史，还是读小说，体会到并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那里是不多见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郑重地发表上述讲话，是有特殊背景的。这就是：“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诸葛亮、吴用便合乎逻辑地成了说明这个道理的例子。

促进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实现同工农兵群众的结合，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也是在1945年4月24日的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说：延安整风前，有“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克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民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几位“韩荆州”，都是当时边区的英雄模范。毛泽东还说：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这自然是整风带来的成果。但为防止看低知识分子的偏向，确有必要申明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由此，毛泽东说了前面那一大段话。

58.看战争，看组织（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解析］

东汉末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统一于晋，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祸连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人才辈出的时代。唐代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诗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说明唐代已可能有三国故事由艺人演述。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

罗贯中（约1330—约1400），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相传为施耐庵的学生，曾参与《水浒传》的修订加工。胸有大志，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府，明朝建立后不得志，转而从事小说戏曲的创作。其《三国演义》的内容是描写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之间的历史事件，重点描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及其兴衰过程。全书120回，第1回到第33回写黄中起义、军阀混战和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及战后天下三分，第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蜀汉的建立、巩固及与魏、吴的斗争，最后5回写三国归晋。它以三国历史为骨架，其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以及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与历史记载相去不远，但具体内容。血肉部分则出于虚构创作。故有“七实三虚”之说。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借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显圣、空城计等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它最长于描写战争，善于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把描写重点放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战争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上，无论大的战役或小的战斗，都写得各具特色、摇曳多姿、毫不雷同。在人物塑造上，它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思想性格，运用略貌取种的手法，通过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已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的书。这点，在他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便有回忆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对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中，说他在井冈山时，有一天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一个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这件事虽然是说明有的农民认为打上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读《三国演义》一类古书的兴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三国志》书中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借鉴之处。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中载：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蒋瑞藻《小说史考证拾遗》中，引阙名《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200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清刘銮《五石抓》中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它学习到了战争的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动乱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对此，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他多次说过，在井冈山时期，他没有读到《孙子兵法》，但读了《三国演义》。事实上，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事例。

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候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老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30回、第49回、第84回。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中，毛泽东推崇的是诸葛亮和曹操。他俩在军事战略上都是一流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期间，一天晚上，毛泽东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也有议论。他说：我们论三国，替古人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

李越然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

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

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

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最后，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至少要读它三遍。

60年代初，毛泽东的案头有一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册。毛泽东是认真读了的。他对卫士说：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眩，道理也一目了然。他还给尹荆山讲赤壁大战，讲夷陵之战，说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了一个三国鼎立。还说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形势。

毛泽东注意《三国演义》中关于战争的描写，也体现了他的战争观。一方面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对人口，对经济的破坏；另一方面认为，防止和反对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怕它。

毛泽东提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举的例子是刘备集团取西川、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道建立蜀国的事例。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此外，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还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其他事例来说明正确处理干部人事关系的道理。

1957年，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在小说里，诸葛亮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毛即以此为例，说明即使是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有其局限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里也用诸葛亮作过比喻。他以为，应该是诸葛亮似的有才能的人组织政府，算是人民的公仆；而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大众，却不是比做刘备，而是比做平庸无能、听凭诸葛亮摆布的阿斗。一个把群众看作孔明，一个则把群众看作阿斗，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差异。

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李锐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出现的问题时，毛泽东讲，有些问题不能全怪下面，怪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那样抱怨，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蒋干是曹操的一个谋士，与东吴水军都督周瑜曾是同窗学友。在赤壁大战前夕，过江到周瑜军营中打探虚实，周瑜利用反间计，假造书信让蒋干窃得，使曹操误杀两员得力的水军大将。蒋干还以为给曹操陈去心腹之患，正欲讨功请赏，却被曹操大骂一顿。所以他说：“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

59.罗贯中为什么以蜀汉为正统（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甫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林克《忆毛主席学英语》（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三国鼎立，以谁为正统，即尊曹还是尊刘，是评论三国历史必然遇到的问题。陈寿的《三国志》，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重笔在曹魏。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基本思想则是“拥刘抑曹”，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全书120回，其中自桃园结义至诸葛亮死于五丈原这51年间的事，就占了104回，以后46物的故事的。这是从篇幅上看。从形象塑造来看，书中曹、刘对比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备以宽仁待民，曹操以残暴害民；刘备待士以诚心和义气，曹操则全用权术和机诈；刘备忠心扶汉，不得已而自立，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剪除异己等等。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罗贯中的这个倾向。在1957年4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就说过，小说上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他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是代表进步一方的，而刘备所要扶持后来又继承了的汉则是没落的。显然，毛泽东对曹、刘的评价不同于罗贯中。

1959年3月，报刊上开始讨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前面引的那段话，是他这个时候对工作人员林克讲的。他说到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所谓司马迁的传统，是指司马迁把“嵇其成败兴亡之理”作为他写《史记》的原则，在历史发展中，比较注意下层人民的作用，因而敢于为秦未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立传，并置于“世家”休例中，放在《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这实际上就承认了陈胜、吴广的历史地位。同时，书中还写了不少侠客、商贾之流。到“独尊儒术”之后，皇权神授的观念牢固起来。就三国史本身的史学传统来看，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到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仍尊蜀汉为正统。清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由

此看来，拥刘反曹思想之流行，确有为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地位的历史思想背景。所以，毛泽东说罗贯中是继承朱嘉的传统，进而指出，罗贯中所处的明代，北方边患很重，这是他尊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背景。这也算是知人论世吧。

就在报上讨论为曹操翻案的时候，吴祖缃于1959年4月9日、15日、23日、5月13日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关于〈三国演义〉》，毛泽东读到4月23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关于〈三国演义〉（三），便写信告诉秘书林克：“请你替我找《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二）两节，我想看一看。”该文主要就《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和文艺的关系。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基本倾向，不能表面地认为只是反映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这只是小说的历史方面的内容。从文艺角度来讲，它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的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要把这两方面区别开来，不能因为它“拥刘反曹”的正统的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毛泽东关注这篇文章，自与他当时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正统的历史观的认识有关。

毛泽东尊曹，是因为曹操的历史功业。因此，他经常劝人不要相信小说演义上对曹操的形象的描写。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这篇文章时，在这段文字下面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表明他对鲁迅的观点是赞同的。

60.共青团员为什么不能挂帅（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

——摘自毛泽东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解析］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个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毛早年就爱读《三国演义》，是基于该书“事态百变，人才辈出”。

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极力渲染的故事。《三国志》记载得非常简略，而小说则用了长达8回的篇幅，写了孙刘联盟的形成，周瑜和曹操隔江斗智，周瑜和诸葛亮逞才比高下，以及火烧连船等等。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特别注意其中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才干。其中关于程普不服周瑜挂帅之事，在《三国志》“周瑜传”里，只有“普颇以年长，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几句。在《三国演义》第44回里，着墨也不太多。只说周瑜受印挂帅的第二天，坐帐派令，“程普年长于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乐，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去把周瑜调兵遣将的办法一说，“普大惊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为将；今能如此，真将才也！我如何不服！”

放手任用新人，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除上面引述的1953年的那次谈话以外，他时常举周瑜的例子来说明在选拔干部时，不能论资排辈，要看能力，要充分相信青年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会胜任的。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提拔党龄短、年龄轻但有能力的干部时，毛泽东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

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举周瑜为例，说程普是老将，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36岁。

61.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读高启《梅花》）

［原文］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高启《梅花》九首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田家英同志：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毛泽东十一月六日上午六时

田家英同志：

有一首七官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毛泽东十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半

家英同志：

又记起来，足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毛泽东六日八（九）时

——毛译东1961年11月6日上午致田家英三封信（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08—1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为了查找和印证高启的这首《梅花》诗，毛泽东在两三个小时内接连给田家英写了三封信，可见他当时阅读这首诗和了解其作者的心情是多么急迫。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号槎轩，元末隐居吴松青丘，自号青丘子。自幼聪明有才华，青年时代他的诗作就负有盛名。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合称“美中四杰”。明洪武元年（1368年）应召撰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因才高学博，很受朱元璋赏识，复命教授诸王。为人耿直孤傲，不羡功名。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拟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固辞不受，赐百金放还故里，以教书治田为生。常赋诗，其诗往往含有讽刺之意，太祖心中不悦。当时苏州知府魏观复修府治旧基，他为此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魏观获罪被诛，太祖见到《上梁文》后发怒，将高启腰斩于市，时年39岁。他的文学主张是效法汉魏晋唐各代，先学古人，然后成家。他的诗作，体制不一，风格多样，虽因死于壮年，未能熔铸前人，自成一家，但才华横溢，清新超拔，不愧为明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1961年11月6日上午，毛泽东可能是想集中阅读古人咏梅的一些诗作，而且首先想到的便是高启的这首《梅花》。他先以为是林逋所作，但从林逋诗文集中未查到，然后，他对这首诗的记忆也逐渐明确起来了。待弄清是高启所作后，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用人们熟悉的草体书写了全诗。在右起，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又写道：“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毛泽东一直推崇高启之诗。1957年1月同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高启的《梅花》大概就是给毛泽东留下好印象的作品。那么，1961年他为什么仿佛记得是宋初林逋作的呢？这与林逋的诗风有关。林逋隐居西湖，终身不仕，以赏梅养鹤为娱，人称“梅妻鹤子”。其诗大都反映其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尤以咏梅著称，风格幽静淡远，艺术性很高。其《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最为人称诵。《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中便有这两句。上述高启之诗，便明显化用了林诗的意境，且都是咏梅。

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还收有毛泽东书写的高启的《吊岳王墓》，全诗为：“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

62.主和的幕后是宋高宗（读文徵明《满江红·拂拭残碑》）

［原文］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

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

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疆析蹙；

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文徵明《满江红·拂拭残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徽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肤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徽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摘自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译东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解析］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徽仲，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明正德末年以贡生为翰林院待诏。有诗文集《甫田集》。其《满江红·拂拭残碑》，是他看到宋高宗赵构信托褒奖岳飞时所赐的手诏石刻后写的。该词是关于岳飞冤死风波亭的有名的翻案文字，认为其咎在宋高宗，宋高宗贪恋帝位，力主和议，故杀岳飞。而区区秦桧，只不过是投其贪恋帝位之“欲”而已，1957年6月，毛泽东约见冒广生和舒湮，冒广生向毛泽东说到舒湮在抗战时于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用秦桧影射汪精卫。由此引发毛泽东说了上面所引的这段话，对宋室南渡后的和战问题进行了评说，并引诗证史，念起文徽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诗史结合，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评论，指出了宋高宗自白的“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的历史真实性，进而肯定了文徵明不“为圣君讳”，在词里大胆而准确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真实性。

63.幻想的同一性（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垄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0—331页）

［解析］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约1500—约1582）在民间故事传说基础上创作的长篇神话小说。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以文名著于乡里，但困于科场，中年后始补岁贡生。曾任长兴县丞，因“耻折腰”拂袖而归，放浪诗酒，贫老以终。有《射阳先生存稿》。《西游记》由三部分组成：前7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故事；第8回至第12回写唐僧身世、魏徵斩老龙、太宗游地府故事，交代取经缘由；后88回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作品改变了早期取经故事以唐僧为主的布局及其宗教主题，把孙悟空作为中心人物来塑造。

《西游记》这类地道的神话作品所展示的，则基本上是远离现实生活的虚幻世界了。如果仅凭直觉体验，则很难从中读出现实内容。鲁迅在1924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谈过这样的阅读体验：“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五四”以前，关于读书的宗旨，虽议论纷纷，大体也不过是“劝学”、“谈禅”、“讲道”之类，由于作者笔调幽默、滑稽，对这些宗旨读者也是“无所容心”的。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中，对《西游记》的主题作了较多阐释的是胡适。他经过大量考证，确认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鲁迅也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显然，他们都没有发掘出其积极的历史内涵。

如果用反映论的观点，来分析《西游记》这样的神话作品，结论就不同了。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幻想的同一性”，“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可以视为毛泽东评论《西游记》的一个指导线索。

毛泽东在不少地方谈到过《西游记》，大多是对孙悟空等形象做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如何理解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他也是有自己的倾向的。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作者“借神佛妖魔讽刺椰榆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在日理万机之余，详读一本地方文艺刊物所载关于古代神话小说的评论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毛泽东还特别欣赏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并根据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提出：不读第7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这便强调了神话与现实的“同一性”联系。该文认为，《西游记》之前关于唐僧取经的故事所写的，一边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自天界，下至地府，无不要俯首听命；一边是魔，偏偏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直立起来，甚至要造反，天兵天将去收伏，魔头们便同他们恶斗起来。“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的了。”因为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老百姓已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描写、取舍和加工了。那么，《西游记》为什么写魔头孙悟空闹了一阵天宫后又失败了，并归顺而修成“正果”了呢？该文解释说：究竟闹出怎样一个局面，起先连孙悟空也糊里糊涂，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即使孙悟空成功了，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那是当时的作者们所见到的历史现实，只能如此。于是，在前七回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们就只看见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腊他们那样，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或者像《水浒》里所写的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

张天翼这篇文章，这一观点，在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西游记》研究领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即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正好《西游记》又描写了神魔之间叛逆与收伏之间的斗争，人们就十分自然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来比附。这样的解释，恰恰吻合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故引起他的兴趣。还有一个材料也可说明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一次在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来宾们感慨万千。毛泽东接着提出一连串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继而又发挥说：按照中国道教的看法，天国还有一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国也不会安宁，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在这充满想象力而又机趣含蓄的谈话中，体现出沟通人间与天国、现实与幻想的思路，说明五花八门的神仙和上帝，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世界各种矛盾的延伸而已。

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到《西游记》里一些故事所蕴含的哲学问题。

《西游记》第50回“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动遇魔头”、第51回“心猿空用于般计，水火无功难炼魔”、第52回“悟空大闹金洞，如来暗示主人公”这三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僧师徒四人途经金山时，金洞独角兕大王趁孙悟空外出化斋之机，把唐僧等掠回洞里。孙悟空寻上门去与他交战，不仅不能取胜，金箍棒也被套了去。孙悟空奔上界请玉皇大帝查一下，是哪路神仙下凡作怪，结果“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玉帝只好让孙悟空挑几员天将下界捉魔。哪吒、火德星君、水德星君、李天王前去降魔，也先后败回。只好去找如来佛。如来佛派众罗汉特金丹砂去降魔，结果也不顶事，金丹砂也被收了去。最后按如来佛的暗示，又翻到三十三天之外的离恨天兜率宫找太上老君，才知道那作怪的独角兕大王是从这里逃走的一条青牛。最后太上老君亲自出面才降了这魔。

这个故事，在《西游记》里，并不是特别出色的，但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从中引申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1959年9月，他在一个会上讲了这个故事，并让领导干部们回去找这个故事来看一看。他认为，人们搞不清楚独角兕大王的来历，只看到他的现象，搞不清本质，而搞不清本质，就无法降妖。所以，解决问题，先要搞清本质，才能对症下药。这就有了方法论的意义。这个发挥，确实别具一格。毛泽东当时是给参加座谈会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报庐山会议情况时讲这番话的。

63.孙悟空是反官僚主义的英雄（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太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反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太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摘自毛泽东1957年5月12日会见外宾的谈话

［解析］

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西游记》里，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照。作者特意塑造了“作反”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故事中，孙悟空是一个大无畏的叛逆者、反抗者，他蔑视和打破了森严的天庭统治秩序，追求不受任何人统治管辖的绝对自由。取经故事中对孙悟空的描写与大闹天宫存在明显的差异和矛盾，他在反抗天庭失败后屈服于神权，但他仍然是一位积极乐观、勇敢刚毅的战斗者。他为保护唐僧，也为民除害而积极地扫荡妖魔，嫉恶如仇，除恶务尽，具有高度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并且依然对神佛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态度。在作品中，取经的目的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孙悟空降妖除怪的活动则成为主要内容，使小说不再是以表现宗教内容为主的作品，而成为大无畏战斗英雄的颂歌。

毛泽东读《西游记》，最注重大闹天宫的故事，最喜欢孙悟空这一形象。在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有时从正面来引用，有时从反面来引用。

在50年代中期以前，他对孙悟空的引用，可以说是“中性”的，主要根据小说的情节和孙悟空的特点，来说明和比喻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里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为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者压倒在底下，形成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丝毫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这里说的是《西游记》第7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玉皇大帝请来如来佛镇压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故事。

《西游记》第59至61回中孙行者借芭蕉扇的故事，《毛泽东选集》中曾引用过两次。1942年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

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这里毛泽东说的“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这一次借的是一柄假扇，扇不灭火焰山的火。这以后孙行者费了许多心思力气，化作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的形象去骗取扇子，也没有成功；最后是出动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才降服了铁扇公主，借得了宝扇。毛泽东不是要讲这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借题发挥，讲钻进敌人肚子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还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比，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

1957年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7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引用了《西游记》第6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他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

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识破了的：“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竿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在1953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竿，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随着心境的变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越来越有突出的积极革命的价值，特别是这位大圣在前7回里的洒脱表现。于是，“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忻中《毛泽东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在他的讲话里，孙悟空只是具有了正面意义，特别是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勇敢造反的意义。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说他的性格中“有些猴气”，不知道是不是从孙悟空性格中得到的启发。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的话，应该说是有些联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由此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在晚年，当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地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做的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1957年3月8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他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1957年4月5日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双百”方针时，说：孙悟空到龙王那里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来。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1961年底，毛泽东又激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使其成为自己的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样的壮观激越的乐观景象。其内在的意蕴在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的成了所谓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不过，从《西游记》的描写来看，孙悟空的反抗性及不受拘束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前七回的描写中。后来，他被如来佛降伏后，为成佛，就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沿途降妖捉怪，前后判若两人。他似乎也是不得已，因为头上有顶紧箍咒。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开玩笑说，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紧箍咒，就剩下一半了。

65.行善即除恶，除恶即行善（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大圣看了，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

那大圣上了山巅看处，只见那南半边，冬冬鼓响，锣鸣，闪上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大圣见那些人布上他的山来，心中大怒。手里捻诀，口内念念有词，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嘑的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将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余人马，一个个尸骸轻粉卧山场人亡马死怎归家大圣按下云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真有此话！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大圣道：“你们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猎户衣服，剥得来家，洗净血迹，穿了遮寒把死倒的马，拖将来，剥了皮，做靴穿，将肉腌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枪刀，与你们操演武艺”

那大圣把旗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子，将旗挂于洞处，逐日招魔聚兽，积草屯粮，于题“和尚”二字。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后种松柟，桃李枣梅，无所不备，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题。

——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

［解析］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语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第27回是著名的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之后，孙悟空被唐僧逐回花果山，接着便生出孙悟空作法打死千余来花果山掠杀众猴的猎人的事情。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快活”之语所作的批语，反映了他的善恶观。

就《西游记》的具体描写来看，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愆”，获得佛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空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唐僧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的“乡愿”思想。《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域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妖魔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且除恶务尽，不相信忍让和一味求善就能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迈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他从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的反叛，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于是为这个“大圣”“欢呼”，把他的实践概括为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这种行善除恶一体论，是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种辩证认识。他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多次说过。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迦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基调。

66.唐僧师徒的“个性”（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7页）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无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在抗大第三期学员会议上的演讲（见牛克伦《熔炉》，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解析］

《西游记》这部小说，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把神性、人性和动物特征结合起来，是很成功的。孙悟空、猪八戒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典型。唐僧师徒4人在取经途中，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以克服重重困难方面，各有不同的方法，各有不同的心理活动，也各有不同的贡献。他们的个性，也由此展现出来。同时，不同个性的差异，导致这个团体的矛盾，经常发生争吵，但最终还是同心同德地向西迈进。毛泽东读《西游记》，很注意这方面的描写，时常立足于现实进行评论和发挥。核心的一点，就是认为这个团体既有共同遵守的“党性”，又有各不相同的“个性”。

除了前面引述的1945年的评论外，1938年4月，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学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着，他笑谈《西游记》的人物，比喻这三句话的重要：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马，他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67.《红楼梦》的老祖宗（读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们看过《全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全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摘自毛泽东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金瓶梅》，长篇白话小说，共100回，成书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兰陵笑笑生作。兰陵今属山东苍山县，书中又多用山东方言，故其作者大约是山东人。对具体撰写人曾有王世贞、李开先等多种推测，但均无确据。《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引子，详细描写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史，充分暴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毛泽东如此看重《金瓶梅》，与该书对生活的反映方式和效果，及其同《红楼梦》的联系有关。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细致”。《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故事和现实普通人的生活内容有明显距离。而《金瓶梅》则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完全是细腻的写实，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作出来。”这种对家庭生活的刻意描摹，确实是此前的中国小说从来没有的。唯其细致，才更真实地广泛地反映了历史生活。写的是宋代，实际是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所以历史学家吴晗能够通过作品展示的具体事件和细节判断出它的成书年代。就其内容而言，小说以西门庆为主角，一方面安排和描写了他那个以金钱财富为轴心，以主从贵贱为秩序的家庭结构，使其成为社会图式的浓缩；另一方面，又通过西门庆的种种社会经济活动，把读者引向时代生活的大千世界。西门庆是坐贾兼行商，开解当铺，又放高利贷，也不放过贿赂官府兴贩盐引和充当官府买办觅钱取利的机会。小说对其致富的过程，资金、商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晚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以及伦理观念。《金瓶梅》通过对人物的衣食住行和两性关系的细腻刻画，极力铺陈了这一新的时代风尚，其特点是去朴尚华，穷奢极欲。总之，《金瓶梅》通过广镜头的传神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晚明历史的本质风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金瓶梅》作出了3点重要评价：（一）把它同《红楼梦》、《聊斋志异》并列，称为“写社会历史”、表现“明朝真正的历史”的小说。（二）把它同《水浒传》并列，称为“不可不看”的书。1956年他曾说过：《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小说。（三）在写法（重细节真实）和结构（以小见大，以家庭衬社会）上，称它是写出“很细致很精细的历史”的《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这些评价，在50至6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范围内，是很别具一格的。

由于《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同妻妾间的大量性生活，其中把妇女写成男人发泄性欲的玩物，故毛泽东认为它“不尊重女性”。

68.旧的民歌里有许多极好的东西（读《汴省时曲·锁南枝》等）

[原文]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

捏一个你，捏一个我，

捏得来一似活托；捏得来同床歇卧。

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

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

——《汴省时曲·锁南枝》，摘自陈所闻编《南宫词记》卷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

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

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

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

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一方面表现为肯定。

——摘自毛译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苏联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文第3版）的批语（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4页）

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语，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5页）

［解析］

《汴省时曲·锁南枝》这首民间散曲，见于散曲选本《南宫词记》。编者陈所闻，名荩卿，江苏南京人，生年不详，卒于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左右。大概是潦倒的文人，依靠大书商安徽汪廷讷生活。其《南宫词记》专录明人的作品，在所有南曲套数、小今的选本中，可说是刊行最早的一部，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序。共6卷，保存了一些以前从未有人注意收集的明人散曲，值得称道的是，编者敢于承认民歌是文学作品，与文人散曲并列一书。当然，民间散曲本来就属于民歌。

《锁南枝》是曲牌名。该书所收的这首《锁南杖》，是表现爱情生活的，但显是民间化的改作。其构思乃至词句，在此前即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有件艳事：他有位贤良的妻子，叫管道升，善画墨竹、兰、梅，亦工山水、佛像，诗词歌赋也造诣很深，本来是女子中魁首。但赵孟頫却异想天开，要纳妾，又不便开口，便填了首曲，给管夫人看，其中有：“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还安慰她：“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知道后，自然很不高兴，可又不便发作。为了劝阻丈夫，也填了一首《我侬词》：

我侬两个，忒煞情多！譬如将一块泥儿，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忽然欢喜啊，将它来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其间啊那其间，我身子里也有了你，你身子里也有了我。

把《南宫词记》所收的这首《锁南枝》同管夫人的《我侬词》对照一读，显是一脉相承。

毛泽东很喜欢这首民间曲子，并多次引用。至晚在1937年以前，他就读过。1936年11月至翌年4月，毛泽东在阅读李达等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时，随手在其中“否定同时是肯定，‘死灭’同时是保存”诸语旁，批上了“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进而以这首曲子说明：“一刀两断不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否定观，既是扬弃，又是肯定、保存和融合。可见他对这首曲子记忆之熟，运用之活。1957年，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其间各个党在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统一，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又引用这首曲子说：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中国有几句古话，“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意即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大同，存小异，互相支援，结为整体，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挑战。同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时，两人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谈到哲学、佛学，毛泽东又引用了这支曲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喜欢民歌，同他的文化创造和发展观念有关。民歌大多是底层人们的创作并反映他们的生活内容的。基于此，他特别看重历史上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根本不识字的人的诗歌创作，时常津津乐道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如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同人讲起：梁武帝时的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还有梁朝大将军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竟；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

毛泽东不仅喜欢古代民歌，而且还很注意搜集和运用现代社会中流行的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民歌。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休养了大半年。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农民运动，以普及平民教育为由，依靠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利用原来的族校设备，开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夜校用当地的民歌民谣编写识字课本。湖南韶山陈列馆至今保存着这样两首诗：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金花好，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要翻身，

世道才像话。

今日望，明日望，

只望老天出太阳，

太阳一出照四方，

大家喜洋洋。

看来，毛泽东对民歌的注重，一开始便是同农民运动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在1926年主持广州农讲所的工作期间，毛泽东便发动学生们收集和记录各地的民歌，并读了其中大量的作品。这次活动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加深了他对民歌的赏识，后来多次谈到收集民歌的事情。

前面引的毛泽东第二段评论，说的便是1926年主持广州农讲所的事情。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这事，说从这些民歌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些民歌后来丢失了，非常可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起这件事，还说从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

毛泽东重视挖掘和运用现代社会中的民歌的社会价值，还有以下几件事情值得一说。

1930年5月，毛泽东随红四军到达寻乌县时，他着手进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为了说明贫苦人家受地租剥削没有饭吃的情况，他在《寻乌调查》一文中全文引用了一首较长的民歌，并对一些方言做了注释。我们不妨引在下面：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着也毛好着。

年年项起做，

总住烂屋壳。

暗精女子毛钱讨，

害埃穷人样得老。

暗好学堂埃毛份，

有眼当个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

吗个都唔问，

问谷曾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

句句讲恶话，

伊然税户头。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

穷姊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

注：“埃”，我。“毛”，没有。“项起做”，继续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样得老”，怎样得老。“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割也就”，刚割完。“做贼头”，很恶之意，如贼头一样恶。“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过街溜”，洋伞。“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放出下马头”，打官腔。“税户头”，大地主。“阿嗬”，没有了之意。“爱同心”，要同心。

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时候，美国记者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去毛泽东那里坐坐；毛泽东也经常邀请斯诺去他那里吃饭。毛泽东的饮食非常简单，常常是一盘辣椒，一盘青菜，偶尔有少许肉，主食是小米或馒头。即使斯诺这样的客人去了，也不过额外加一份贺子珍用野果子自制的甜食。斯诺觉得，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于简朴了。毛泽东本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有辣椒就满足了。他非常能吃辣子甚至用馒头夹着辣子吃。一次，毛泽东向斯诺说：“吃辣椒多少能反映一个人的斗争精神，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曾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我们家乡湖南出辣椒，爱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不少，如黄兴，陈天华以及红军中的彭德怀、罗荣桓、王震、贺龙等。而在世界上爱吃辛辣食物的国家，往往盛产革命者，如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国等等。”他说到这里，哈哈大笑，并情不自禁地唱起一首他最喜爱的《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个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可不能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烧，样样味道好。没有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1953年3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南京，在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下榻。他听取了华东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对江苏的工作表示满意，尤其对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高兴。22日下午，毛泽东游玄武湖时，兴致勃勃地对陈毅说：陈老总啊，我倒听得这么一首诗来：

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

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

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

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毛泽东抑扬顿挫地把这首刚听来的民谣念得特别有韵味。陈毅显得几分潇洒地说：“这是群众的心声嘛。南京是六朝古都，老百姓的体会也许更深刻一些。”

69.要教人改过（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旦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缓，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缓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博为左冯翊，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析，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伏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博因敕禁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三《上智部·通简·朱博》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使人改过自效。

——毛译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三《上智部·通简·朱博》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53—54页）

［解析］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别号子犹等。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少有才气，博学多识，行为不羁。屡试不第，以教书为生。在文学创作和编纂上成果丰富。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颇称名于世。他在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改编、整理的同时，还纂集了几部颇有价值的笔记小品，《智囊》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该书编集明代以往的经史子传、野史丛谈、演义传说中的有关智慧的故事近两千则，部类分别，按以评语。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旁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他的搜罗选取之中。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且寓意丰富，发人深思。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在上面的批注较其他文学作品都多。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回忆，1963年元月初，章士钊托她带一本线装《智囊》给毛泽东。

《智囊》里“朱博”一条，叙述了汉代武官出身的朱博做冀州刺史时的两件事。一件是说，朱博在巡视部属时，数百个官吏和老百姓聚众拦道，说要告状。一个从事将情况告诉朱博，请他滞留该县处理。朱博心中明白他是要试探自己的本事，便让从事明文告知：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自己郡里去告，刺史不直接监察这一级官吏；想告郡守、邑宰一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视回到治所再来告；其他那些属于打官司举盗贼的事情，则到各个管辖部门找从事处理。这些安排，使四五百人顷刻散去，都没有想到来博应变能力这样强。后来朱博慢慢打听，果然是这位老从事教唆百姓聚众拦道，于是“博杀此吏”。

再一件事是说，长陵大姓中有个叫尚方禁的，年轻时盗人妻被砍伤面颊。官府的功曹受了贿赂，没革除尚方禁，反调他作守尉。朱博听到此事，找借口召见尚方禁，避开左右，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怎样来的，尚方禁自知朱博已知实情，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着说：“我想为你洗耻辱，你能自己效力吗？”尚惊喜道：“万死不辞。”朱博让他有机会便记录别人言论，将他视为亲信耳目。这样，尚方禁经常破获盗贼等犯罪活动，很见成效，后升至县令。很久以后，朱博又召见那位功曹，一一列举尚方禁等人的事，痛加斥责，令他将自己受贿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功曹惶恐万状，详记所有为好为贪为贼之事。朱博也要他改过自新，然后拔刀将他所写罪状裁成纸屑。这功曹后来战战兢兢，尽心尽意，办事没有差错，朱博也就重用他了。

这两件事，都属于怎样对待犯了错误的部下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朱博杀掉那个有意为难他的老从事，认为把他“调改他职”就可以了；对朱博起用尚方禁和那位功曹，则表示肯定，认为这是“使人改过”的成效。两个批语，表明毛泽东很重视“教人改过”的处理方法。

《智囊》里“朱博”一条后面，有一条“韩裒”，说北朝周文帝时，北雍州刺史韩裒为平息境内盗贼，通过暗访，具列盗贼姓于簿，然后张榜告示：“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裒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毛泽东读至此，又批道：“使人改过。”

70.史家之严细（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王右军幼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逆节事，都忘右军在帐中。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半，方悟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由是得全。

——冯梦龙《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王羲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事似误，待查。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王羲之》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1页）

［解析］

《智囊》多叙历史人物的一些趣闻轶事，有的材料难免采自稗官野史。毛泽东在阅读时，常常信手批注，以正史对照。

《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描写“书圣”王羲之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他很受大将军王敦喜爱，常与他同床共眠。一日王敦先起，钱凤进屋，王敦屏去左右，两人商量逆节谋反之事，都忘了还有个小孩在床上睡觉。此时王羲之已醒，知道若被他们发现他听到了这一机密，必无活理。于是把唾沫抹在脸上和被褥上，假装熟睡。二人议事至半，才想起王羲之还未起床，便大惊曰：“不得不除之。”乃撩开床帐，见王吐唾纵横，才相信他确实熟睡，王的性命寸由此保全。毛读至此，批注道：“此事似误，待查。”

冯梦龙所叙此事，源自《世说新语·假谲》，刘孝标注云：“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而《晋书·王允之传》记载着这件事。看来，毛批“似误”，也是本此。

《智囊》卷四《上智部·迎刃》里有一条“朱胜非”，说：“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朝廷幸其速去。”前后文未说明此人此事出于何朝何代。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南宋事”。足见其对史事记得多么熟。

《智囊》卷十六《术智部·委蛇》有一条“杨一清张永”，说：“杨文襄（一清）与内臣张永同提乓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谨事，因以危言动永。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前后文也是未交待朝代。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武宗时事”。

《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有一条“周亚夫”，说汉景帝时，吴、楚谋反，景帝拜周亚夫为太尉，前往击之。“太尉会兵荥阳，坚壁不出，吴方攻梁急，梁请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委吴，不肯往。”毛泽东读至此批道：“非荥阳，乃定陶。”

71.小知识分子有用（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令。时征交趾大军过。

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

——摘自《智囊》卷十四《捷智部·应卒·张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小知识分子有用。

——毛泽东读《智囊》卷十四《捷智部·应卒·张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62页）

［解析］

“张恺”一条叙述鄞县人张恺，在明宣宗宣德三年以监生身分作了江陵县令。有大军从江陵经过，军队总督要张恺当天下午送几百个人炉和炉架到军中。张恺马上让木匠把方桌的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个洞。安上铁锅送了去。不久，军队又来领取1000多个马槽，他就叫来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糟填撑开，等马喂过后，又可收卷起来，不管军队前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大家都效此法。后来，周文襄荐了张恺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毛泽东读后的体会是：“小知识分子有用。”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这样肯定“小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多见的。这确实是有感于张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及时完成了紧迫的军事任务。

《智囊》卷十五《捷智部·敏悟》有一条“尹见心”，说：“尹见心为知县。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有年矣，屡屡坏人舟。见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见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为一杉木大桶，较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抄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人入而锯之，木遂断。”毛泽东读后批道：“此即造桥柱新法。”毛泽东是很注意这类显示聪明才智的技术创造的。

72.儒术伪耳（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十九《语智部·辩才·子贡》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十九《语智部·辩才·子贡》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页）

［解析］

《智囊》中《语智部·辩才）“子贡”一条，详叙了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的一次外交活动。具体过程是：田常想在齐国作乱，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便调部队去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家乡，他派子贡去齐国说服田常。子贡见田常后说了一番攻打弱小的鲁国不利于加强田常的势力，只有去攻打强盛的吴国又不能取胜时，才能孤立齐国国君，使自己独拿大权的道理。于是田常答应子贡攻鲁部队按兵不动，等子贡去说服吴国救鲁伐齐，然后去迎战吴国。子贡去南方见吴王，利用吴王称霸的野心，又说了番救鲁伐齐有大利大名可图的道理；又说，胜了齐国后来势攻打晋国，吴国便没有对手了。吴王心动，但表示先讨伐完了有图强报复之心的越国之后才动手。子贡又自告奋勇表示去说服越国派兵随吴王一同去打齐国，吴王答应了。子贡去见越王，告诉他吴王担心越王报复要来讨伐越国，现在越国力量还小，为消除吴王的怀疑必须派兵随吴王攻齐。如果攻齐失败，折损吴兵，有利越国；如果胜了，再让晋国会同诸侯攻打驻齐的吴国精锐，越军也趁机攻打美国本上，必胜无疑。越王赞赏不已。这样，吴国发动九郡兵力去讨伐齐国了。子贡又到晋国，告诉晋国国君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吴军在打败了齐军后，果然又移兵攻打晋国军队，结果吴国军队大败。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渡江袭击吴国，杀了吴王夫差，三年后越国在东方称霸。冯梦龙在叙述了这个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成功的外交故事后，感慨道：子贡所为，“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毛泽东接着发挥：“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这个批语，表明了毛泽东对儒家提倡的圣贤作风的评价。所谓“儒术伪耳”，大概是指作为孔门高足的子贡，为了鲁国的利益，四处游说。挑拨，这本身就违反了乐道修身以维系周礼的儒家宗旨。孟轲被称为“亚圣”，他游说于列国诸侯之间；韩非是荀子的学生，毛泽东曾说荀子是“儒家的左派”，韩非后来跑到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那里出谋划策去了。叔孙通是秦末汉初的大儒，先为项羽部属，后归附刘邦，汉朝建立，他与儒生们共立朝仪。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的所为，其实也是纵横家。可见，真正要做点事情，靠“儒术”一套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晚年，对儒家的圣贤之说，很不感兴趣。《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王羲之任右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和，殷浩率军北伐失败，又不听众人劝阻，复图再举北伐。王羲之写信给他，说道：“《传》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疑乎？”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

73.写了很多国内和国际斗争的故事（读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东周列国志》是长篇小说。内容为演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争斗的历史。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撰成《列国志传》8卷226节，起子苏姐己驿堂被魁，终于秦并天下，较全面地演述了列国故事。明末冯梦龙将其改编为《新列国志》108回，改为起自西周世末、平王东迁，对余邵鱼疏漏之处都据史书加以订正，删除了其中明显不符合史实的部分，增添了不少重要内容，使篇幅大为扩展，艺术上也有显著提高，大大改变了原作简朴粗陋的面貌。清代乾隆时蔡元放又对《新列国志》进行了修改润色，并加以评注，改名为《东周列国志》刊行于世。此书是除《三国演义》外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历史演义小说。全书起于西周末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止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盛衰兴亡、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内容极为丰富。它善于编排组织材料，把500多年间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从头到尾贯串下来，把史书中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冶为一炉，叙述得有条有理。有一些人物如齐桓公、管仲、重耳、伍子青等刻画得比较生动。故事性较强，有不少故事如“卫懿公好鹤亡国”、“伍子胥微服过昭关”等叙述得有声有色。语言朴实生动、简洁流畅。但过分依傍史书，对其文学价值有影响。

毛泽东不止一次读过《东周列国志》这部小说，而且还读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全套连环画册。1960年，有人送给毛泽东一套《东周列国志》的连环画。此前，他是不读小人书的，这次读了，并由此引起，又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的小说。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头，说：《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准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一个作家。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可以一看，我对照了《左传》，完全准确。他还说：《东周列国志》那上边的颠覆活动可多啦。从中我们可看出他读这部小说的四个特点。

（一）他是把它当历史来读的。于是，他对照《左传》的有关记载来读，认为《东周列国志》基本上“准确的”反映了《左传》上的史实。把小说当历史读，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何况是历史演义小说。

（二）毛泽东很欣赏《东周列国志》对各国内部政治斗争和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以及外交诸方面斗争的描写，这恰恰也是这部小说的历史认识价值所在。毛泽东对小说中描绘的斗争策略很是注重，他说的“很厉害”的郑庄公，便是“懂得策略”的代表人物之一。郑国是一个不大的国家，但却是春秋初年首先在中原地区称霸的诸侯国，这与郑庄公的斗争策略有关。拿他处理国内矛盾的方法来说，他的母亲不喜欢他而喜欢他的弟弟段。庄公登位后不久，根据他母亲的要求，将段分封到京地，称为京城太叔。大臣祭仲觉得太叔段占据京这个很大的都城，将来势力一大，会威胁到国君的安全，因而进行了劝阻。郑庄公却假意他说：这是母亲姜氏的意见，自己不敢反对。祭仲劝他不要让姜氏和段的势力发展起来，庄公也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太叔段到了京以后，首先使郑国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在接受郑庄公统治时，也同时接受他的统治。他看到郑庄公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便进一步把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变成自己的私邑，力量愈益扩大。公子吕把这件事告诉了庄公，劝他快采取行动。庄公又坦然地说：“他们这样做是自取灭亡！”太叔段看到郑庄公对他不闻不问，就积聚粮草，准备武器，训练军队，并勾结姜氏作内应，计划偷袭郑国的都城。郑庄公早就有了准备，听到这个消息，就对大臣们说：“是时候了！”他命令公子吕统率兵车两百乘讨伐京城，京城的人民起来反对太叔段。太叔段逃到鄢，庄公亲自带兵伐鄢。大叔段又逃到共，他的势力被彻底击溃。郑庄公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在《东周列国志》里被着重描写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在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方面，毛泽东称道的晋楚城澈之战，以弱军打败强军而闻名，其中胜者晋文公所采用的便是“退避三舍”以诱敌深入的斗争策略。

（三）毛泽东认为这部小说主要反映了当时的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其中包含一个明确的批评思路：上层建筑的尖锐斗争是由经济剧烈变化引起的。

（四）毛泽东在评论这部小说时，使用了“颠覆敌对国家”来说明各诸侯国间的一种斗争方式，还说研究“颠覆”问题是他再次阅读这部小说的一个动因。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阅读《东周列国志》，正是“庐山会议”以后，他更多地从理论上反思和总结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中苏观点的分歧开始考虑修正主义的问题，那么，就不难体会，他作为政治家和国际战略家的视野，对他领悟和评价这部小说有多么明显的影响。所谓“颠覆”一说，纯属个性化的术语。

74.评“学”与“仕”（读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

[原文]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摘自方大镇《田居乙记·记学》（见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无所谓

——毛泽东读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所收方大镇《田居乙记·记学》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8页）

［解析］

《明人百家小说》，是明代沈廷松编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内容多采自典籍，录写各种掌故。毛泽东读的，是明了历元年刊行的版本，全20册。在其中收录的方大镇《田居乙记》里“记学”与“记仕”的部分，毛泽东时有精练的批语。我们举几例来看看。

关于“记学”的批语。

一则说：“马实曰：‘幸生圣明之世，免砖瓦之资。托为丈夫。当建名千载，不可为空生徒死之物，秽天地之间。’”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劣语。”

一则说：“枚皋文章疾敏，长卿制作淹通，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杨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庙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其实二者都无用。”

一则说：“有人问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法好。然苏是个唯心主义者。”苏东坡提出的“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是很有名的。毛泽东早在1941年9月13日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曾说道，“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以上批语，表达出毛泽东对古代有关治学和为文的观点的评价。他不同意所谓生逢圣明之世，文人当建功立名的说法，对孔子片面强调以治学来闻达于诸侯的观点，也不以为然。枚皋和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一个写文章很快捷，一个写文章很博雅，毛泽东认为他们的创作并没有什么用处。这大概是针对汉赋的形式主义风气而说的。对苏拭提出的“八面受敌”的有名的读书方法，毛泽东是很欣赏的，但他对苏轼思想的评价则是“唯心主义”。

关于“记仕”的批语。

一则说：“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有理。”

一则说：“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有唯物论思想。”

一则说：“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子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很难做到。”

以上三段原文，属于古代修身致仕之谈。其中，魏公子牟说的由官位到权势，由权势到财富，由财富到华贵，由华贵到骄横，由骄横到犯罪，由犯罪到丧身的转化，对为官者很有警策作用，所以毛泽东认为有理。第二则关于耳闻、目见、足践、手辨的议论，大致是说初入官场的人，对许多事情都不了解，即或有所了解，也是“耳闻目见”的表面现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足践手辨”的具体而深入的实践之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才能明了起来，治政理事就会自如了。这确如毛泽东所说，“有唯物论思想”。至于孙叔敖说的爵高志下、官大心小，禄厚施碎的致仕修身原则，正是为了避免魏公子牟说的那种转化现象所带来的祸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好想法。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在古代社会体制内，似乎是有点唱高调，所以“很难做到”。

75.借鬼狐说教（读蒲松龄《聊斋志异》）

［原文］

席方平，东安人。其父名廉，性憨拙。因与里中羊富室有郤，羊先死；数年，廉病垂危，谓人曰：“羊某今贿嘱冥使榜我矣。”俄而身赤肿，号呼遂死。席惨怛不食，曰：“我父朴讷，今见凌于强鬼；我将赴冥，代伸冤气矣。”至狱门，遥见父卧檐下，似甚狼狈；举目见子，潸然流涕。曰：“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榜掠，胫股摧残甚矣！”席怒，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那！”遂出，写状。趁城隍早衙，喊冤投之。羊惧，内外贿通冥王立拘质对。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许以千金。席不听。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笞二十。席厉声问：“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闻。席受笞，喊曰：“受笞允当，谁教我无钱也！”冥王益怒，命置火床。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曰：“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忍，顾亦忍而不号。闻鬼曰：“壮哉此汉！”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

——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席方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合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

——摘自毛泽东1939年5月5日在延安同萧三的谈话（见萧三《窑洞城》，《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3期）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毛泽东1942年4月在延安同何其芳等的谈话，摘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席方平——引者注）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楚，冤案终能昭雪。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3—5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白莲教》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1页）

资本主义荫芽。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细侯》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丈古籍批语集》第85页）

［解析］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早年热衷功名，刻苦为学，屡试不第。长期设帐教学为生，一生清寒，对社会腐败、百姓疾苦深有所感。以满腔义愤作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共16卷，400余篇。内容分三大类。揭露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罪恶；讽刺八股是取士的科举制度；通过花妖狐鬼与人的恋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人情的束缚。

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把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幻想事物组织到社会生活中来，又极力把花妖狐鬼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同时，又充分利用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以惩恶扬善，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赞这部书“写得好”，“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并认为鲁迅把它归于“怪异小说”之列，“是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聊斋志异》：“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魁故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强，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花狐魁，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妄为异类，而又偶见鹊突，知复非人。”）

关于《聊斋》的社会现实性价值，毛泽东进一步认为可以把它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并举出其中的一篇《席方平》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席方平》写诚朴的席廉得罪富豪羊某，为羊某死后买通冥间的狱吏揉掠而死。席方平代父伸冤，魂赴冥司告状，可是从城冥到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羊某的贿赂，不仅冤屈未伸，反遭种种毒刑。显然，这是直接影射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在延安同“鲁艺”学员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赞赏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使行刑的两个鬼大加钦佩，故意锯偏才没有伤他那颗心的细节，还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岳瑟《鲁艺漫忆》，《中国作家》1990年第6期）

关于《聊斋》同现实生活的关联方式及其思想价值，毛泽东提出：《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便借鬼狐说教。这就把神鬼故事的社会性主题倾向，进一步还原到处于特定历史环境的创作者自身的现实思想的基础上来加以分析，触及到神鬼故事的艺术“幻想性”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特征——借鬼狐说教。同时，还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具有民主性思想的作家身上带有普遍性的创作心理矛盾。这种矛盾艺术化地表现在作者的创作构思上，同时也反映在具体的情节和形象当中。

毛泽东在读《聊斋》写的批语中提到的《白莲教》，说的是白莲教首脑徐鸿儒，“得左道之书，能役鬼神”。他以迷信方法，封官许愿，聚集党徒达万人，与官兵作战，战中派两个女子骑木马，挥木刀与官军将领周旋，竟将该将领累死。行文中作者对白莲教多有眨意，称为“贼党”，故毛泽东认为表现了“封建主义”，但作者也描绘白莲教义军的勇敢机智，所以说“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认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细侯》，说的是教书先生满生同妓女细侯相爱，为筹钱为细侯赎身，满生吃了官司。被迫远走他乡。一有钱的商人为得到细侯，假造满生的绝命书寄给细侯，遂从鸨母那里把细侯买了过来。后满生归来，才同细侯破镜重圆。

毛泽东认为，鬼魁志怪之作，也是来源于生活的。他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广采素材来源进行加工，也是有依据的。《聊斋》故事，一部分是亲身见闻，如《地震》、《跳神》等篇；一部分是承袭过去的怪异小说题材而发挥之，如《续黄粱》、《莲花公主》等；更多的则是取材于当时民间的传说。关于后者，作者在《聊斋自志》中说得很清楚：“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另据邹弢《三借庐笔谈》载，蒲松龄在写此书时，常设茶烟子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由此可见，毛泽东除了读《聊斋》外，还读了一些与这部小说有关的笔记书籍。

此外，在1942年4月同何其芳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蒲松龄写《聊斋》的其他优点，特别对其描写生活细节的真实和细致十分赞赏。为此，还举出一篇题目叫作《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他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了，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毛泽东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76.际关系应该这样（读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

［原文］

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傥，好狎妓，酒阑辄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内不拒，而实终夜无所沾染。常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坚拒不乱，部郎以是契重之。

（秋容、小谢）与（陶）生竞读，常至终夜。小谢又引其弟三郎来，拜生门下。生令与秋容执一经，满堂咿晤。生于此设鬼帐焉。部郎闻之喜，以时给其薪水。积数月，秋容与三郎皆能诗，时相酬唱。

——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泽东读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2—83页）

［解析］

《小谢》，写倜傥正直的书生陶某，身处鬼魁惑人的宅第，不受女鬼小谢、秋容的诱惑，并教她们读书写字，通事明理，从而使这两个女鬼由敬慕而爱恋上陶生。后来陶生因事入狱，小谢、秋容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词黑判抢去，也得陶生搭救。女鬼的善良、勇敢、多情，和她们同陶生的和睦互助、真心相爱的关系，感动了曾道士，称赞“此鬼大好，不宜负他”，施展法术，帮助小谢、秋容还阳复生，促成陶生和她们的结合。毛泽东读后的批语，从人鬼恋的故事中挖掘出强烈的积极的社会价值，也表现了他的平等、民主的社会理想。毛泽东的批语，写在1955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聊斋志异》第526页上面。

77.歌颂李克用父子（读严遂成《三垂冈》）

［原文］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严遂成《三垂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田家英同志：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1964年12月29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三垂冈之战，是后唐庄宗李存勋在其父李克用病死后嗣位晋王之初发生的一场战役。唐天祐五年（908年），李存勋率军埋伏在山西上党附近的三垂冈下，乘天有大雾，攻破后梁拥占的夹城，斩万余人，俘获对方将领数百人。们日五代史·庄宗纪》接着叙述道：“梁祖闻其败也，既惧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猪犬耳。’初，唐龙纪元年，帝（李存勋）才五岁，从武皇（李克用）校猎子三垂冈，冈上有玄宗原庙在焉。武皇于祠前置酒，乐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陈其衰老之状，声调凄苦。武皇引满，搏须指帝曰：‘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毛泽东很可能就是读到这段叙述，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严遂成的《三垂冈》一诗，从而写信给田家英让他查一下，并凭记忆写下了这首诗。

严遂成（1694—？），字崧瞻，又字海珊，浙江乌程（今吴兴）人。雍正年间进士，善作咏史诗。有《海珊诗钞》留世。其《三垂冈》所写的，便

是我们前面说的那段史迹。根据现存的《海珊诗抄》查对，毛泽东凭记忆写下的《三垂冈》与《海珊诗钞》中的《三垂冈》有两字不同；即第四句“连城犹拥晋山河”中的“犹”字在《海珊诗钞》中为“且”字；第七句“萧瑟三垂冈下路”中的“下”字在《海珊诗钞》中为“畔”字。但是，在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卷2第62则中，袁枚所引的这首《三垂冈》诗，恰好与毛泽东记忆中的一样，即将“且”字写作“犹”字，将“畔”字写作“下”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毛泽东是从《随园诗话》中读到并记下这首《三垂冈》的；另一种可能是，毛泽东和袁枚所见到的是同一种版本的《海珊诗钞》或收录了严遂成《三垂冈》诗的某种书。

不管是哪种可能，都说明毛泽东对这首诗是很喜欢的，读后几十年尚能全记得。该诗题旨，也诚如毛所说的，是“歌颂李克用父子”的。李克用、李存勋父子，开始是一意扶持唐朝江山，朱全忠篡唐，另立后梁王朝，他们与之连年奋战，终于灭掸后梁，建立后唐王朝。说起来，确为英雄之辈。

78.看出兴亡（读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等）

［原文］

今古河山无定据，

画角声中，

牧马频来去。

满目荒凉谁可语？

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

铁马金戈，

青家黄昏路。

一往情深深几许？

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看出兴亡

——毛泽东读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3页）

［解析］

纳兰性德（1655—1685）是清朝著名的满族词家。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他自幼修文习武，于康熙年间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后晋升一等，曾受康熙之命到黑龙江呼伦考察沙俄侵扰的情况。但其本性淡泊，无心于功名，读书好学，特别擅长填词。其词风颇近于李煜，多写离别相思或怨夏悲秋的个人生活感受，直抒胸臆，婉约清新，哀怨凄绝。有词集《侧帽集》、《饮水词》传世。由于多次出塞，纳兰性德也写过一些边塞景物生活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内含。毛泽东是在龙榆生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9月版）里读到纳兰性德的《蝶恋花·出塞》的。这首词明白晓畅，在苍凉旷漠的塞外河山的描写中，透出些许历史、江山的苍桑感。所以毛泽东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兴亡”。此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还选了纳兰性德的好几首悼亡言情之作。如《菩萨蛮》四首、《临江仙·寒柳》，毛泽东在这些作品旁边批道：“悼亡”，又在其《清平乐》（“风鬟雨鬓”）旁批道：“赠女友”。

79.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读曹雪芹《红楼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摘自毛泽未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中国古典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摘自毛泽东1973年12月21日的谈话

［解析］

《红楼梦》是继《金瓶梅》之后以一个家庭为题材的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共120回，前80回为曹雪芹所著，后40回一般人认为乃高鹗续作。曹雪芹（？—1763或1764），名霑，字梦阮，号芹圃、芹溪居士，雪芹亦为其号。一说字芹圃，号梦阮。祖籍辽阳，一说为河北丰润。先世为汉人，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自曾祖父曹玺始，三代任江宁织造前后达60余年。曹雪芹一生经历了曹家的由盛而衰。他出生在南京，少年时代在繁华富贵中度过，13岁时随家迁居北京，曾一度在北京的右翼宗学当教习或差役。晚年移居北京西郊，陷入“举家食粥”、蓬蒿环堵的穷困落魄境地，靠卖画和朋友周济度日，但仍嗜酒狂放，愤世嫉俗，在穷愁潦倒之中始终保持孤高豪放的个性。生活的巨变，家世的沉浮，使之对社会上种种世态炎凉、黑暗罪恶产生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创作小说《红楼梦》有极大帮助。居于西郊时，其主要精力都投之于小说《红楼梦》的创作与修改。《红楼梦》原名《石头记》，系以其家族生活为素材，“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成。小说以贾宝王、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展开极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描述了贾家宁、荣二府由盛而衰，终于一败涂地的全过程，展现了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不被社会理解以及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悲剧，刻画了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被摧残、被扭曲、被毁灭的悲剧性命运。

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就爱读旧小说，但同斯诺的谈话中，没有提到那时读过《红楼梦》。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估计是到了长沙读书后，才读到《红楼梦》的。在1913年做的《讲堂录》笔记里，便记有《红楼梦》里的“意淫”之说。在后来风风雨雨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经常阅读和谈论这部小说，并给以极高的评价。

在井冈山时，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就反驳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到延安后，毛泽东特意托人从国统区给他买来《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1965年10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这件事。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这明确表达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以纠正人们的偏见。5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又到“鲁艺”，给学员们作报告。讲到鲁艺与社会的关系，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说到这里，毛泽东两只手臂抱在胸前，笑了起来）。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同于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大行山、吕梁山。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几位著名将领诙起古典小说时，开玩笑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能算中国人。在延安同文化人交谈时，他经常发表对《红楼梦》的看法，著名作家茅盾就回忆说：1940年6月在延安时，一次毛泽东来问候，“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延安行》，《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国的缺点和优点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对《红楼梦》评价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毛泽东多次说，《红楼梦》他至少看过五遍，他极其喜欢读《红楼梦》。据50年代曾给毛泽东做过兼职秘书的李锐回忆：1958年南宁会议后不多天，一天晚上，他奉召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住所，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草稿等，漫谈很久。上卫生间时，看到一张方凳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线装《红楼梦》，可见此书之不离左右。

另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1964年以后，毛泽东又至少十次向工作人员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工作人员回忆：“我们多次送给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除少数的用后退给我们还有关单位外，大多数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整理翻阅他中南海故居（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里的全部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还有各种平装本，一共有20种之多。”其中有两种版本的《红楼梦》，毛泽东用铅笔圈画过。一种是《脂胭斋重评石头记》，一函八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四函32册，木刻本。圈画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此外，曾任上海市文教书记的石西民也保存过一套毛泽东批注过的《红楼梦》，大约是6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时，把随身带的一部自己做有许多批语的《红楼梦》赠给当时的上海一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又把它交给石西民，嘱好好研究，但在“文革”中被抄，至今无下落。（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

1994年，报刊上又出现一种说法。说一位叫路工的学者曹在接受毛泽东赠书的那位上海市负责人家里看到毛批注过的运套《红楼梦》，遂借回家中，照原样抄录在自己的《红楼梦》书上。毛泽东批注的版本，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这年9月11日，毛泽东在该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尾部批注道：“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有花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相爱，两者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驰纵，任性恣性。而宝王对袭人，也只能‘坐八人轿’慰之。”“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像玉一样的光辉，香一样的气氛，绵绵地喷发出来。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公是真挚的，而是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的香玉’。而黛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在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1954年9月11日中秋节记”。（马汉民《新民晚报》，转引自陕西紫阳《南山报》1994年10月22日）这段批注似乎确实，还须待证实。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令毛倾心的，无疑是《红楼梦》，认为它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直到晚年，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建议高级干部要读《红楼梦》，一两遍不行，至少要读三遍。由于《红楼梦》读得极熟，因此他平日讲话作文，常常不经意就引了出来。

1949年初，国民党战败求和，提出以他们的“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这篇评论中，这样挖苦地予以反驳：“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红搂梦》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凤姐向前来求告的穷亲戚刘姥姥哭穷：“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毛很欣赏这句话，作比喻时，不只一次引用过。例如，1963年9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足之虫，死而未僵”。

《红楼梦》第68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中，记凤姐发觉贾涟偷娶尤二姐，列宁国府撒泼一事，当时她的长篇讲话中有一句：“俗语说：‘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话很使毛泽东感兴趣，在谈话、开会时，不止一次引用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曾说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几个月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整风的时候，又引了这句话。经过他的一再引用，后来这句话流播很广。

《红楼梦》第82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恶梦”中，记林黛玉听到袭人评论尤二姐惨死的事之后，说：“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这话也不止一次地在会议上引用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

谈到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的时候，曾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1957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他用此话来说明“世界大好形势”：“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

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给东风和西风赋予了如此重要的政治内容。

1973年7月4日，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有人提到：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毛泽东答道：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功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

毛泽东还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凤姐就写得好！”“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对现代青年来说，不足为训。”

80.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读曹雪芹《红楼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进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级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双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

——摘自毛泽东1963年5月7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未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尽管清代江苏巡抚丁日昌曾两次把《红楼梦》列入淫词小说，要求严行查禁，但自《红楼梦》问世以后的100多年，《红楼梦》却愈禁影响愈大，愈禁流传愈广。据乾嘉问经学家郝懿行记述，那时，北京已“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搂梦》”（《晒书堂笔录》）。京都竹枝词也有“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且神仙。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之咏。到光绪年间，李慈铭说，《红楼梦》“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年，风流不绝。裙屐少年以不知者为不韵。”一方面是官方查禁，一方面是读者需要。

在毛泽东少年时，社会上对《红楼梦》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伪道学斥之为淫书，甚至编出种种故事，说《红楼梦》的作者无后堕入拔舌地狱之类，肆意谩骂；而一些有见地有眼光的人，则认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废者”。（黄遵宪语）

对《红楼梦》这部书，尽管喜欢的人甚众，但各人所得不同。鲁迅说过，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欣赏，本来就是一种再创造，即在作者的作品中，掺入了欣赏者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经验，以及现实的需要。见《易》、见淫、几缠绵、见排满、见宫阉秘事，均因此而出。

毛泽东读《红楼梦》，另是一路。如果说，少年时当作有趣的故事读，那么，后来特别是在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小说不是单纯当作文学来读，而是首先当作社会生活的反映，当作历史书来读的，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生活的解剖考察。这个观点，他反复申明，从不讳言。

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中，他要人们不要以为《红楼梦》写的只是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当刘少奇谈到自己已看完《红楼梦》，说该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时，毛泽东接着发挥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1965年又同王海容说：你要不读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把《红楼梦》当故事读，是读小说的初浅层次。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进到了读小说的较深层次。怎么叫做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评论来说，大致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要了解《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以及《红楼梦》中的思想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进步要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就是清朝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毛泽东的观点是：“不满意封建制度。”说得较有分寸。不满意封建制度的什么？方面很多，人们也有不少论述。毛泽东着重的是作者、书中人物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封建家族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的同情；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妇女的尊重；是作者、书中人物在黑暗和丑恶中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在1961年12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毛泽东又说：《红楼梦》与谴责小说及《金瓶梅》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些说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民主性”。一般说来，民主性以及人民性，是毛泽东评论封建社会文化中好的一面常用的概念。

第二，对《红楼梦》的历史内含，毛泽东谈得较多的是，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前面引的三段话，都涉及到这个意思。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宦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

贾府是怎样衰败下来的呢？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特别注重的一个问题。

1954年读李希凡、蓝钥的《评（红楼梦研究）》时，读到文中“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一段话，毛泽东特意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该文又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又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似乎是觉得这样来理解封建家族的经济基础的衰败有些简单。

关于贾府的衰败，毛泽东的理解是：首先是人的衰败，即统治者阶层自身的腐朽所致。他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面对一代又一代的膏梁纨绔，一二个像探春那样有为的谋划者试图支撑和拯救这烂透了的家族大厦，无疑是徒劳。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形式是家国一体，家庭既是社会的经济生活细胞，又是社会的政治统治的基本途径。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形成环环相扣的宗法家长制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第三，毛泽东还注意到《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他借用《红楼梦》里这样一段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家长制、土地关系、人生态度，事实上是决定封建社会关系兴衰成败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重要基础。这三个基础都动摇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败自然就无可挽回。就贾府而言，唯一一个有思想、有才华、有个性的，却是这个家族和这个制度的逆子——贾宝玉。这样的家族，这样的阶级，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是封建家庭的逆子，但这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就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在1964年8月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庭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81.不用阶级斗争观点，就讲不通（读曹雪芹《红楼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摘自谭启龙《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见《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37—238页，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版）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摘自张仙朋《为了人民》，载《当代》1979年第2期

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至22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阶级斗争。

这部小说在取材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冲突，它主要展示封建大家族的内部冲突并由此兼及周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自觉意识。对这一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清楚的。

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中，有统治者，便有被统治者。四大家族之所以具有“统治的历史”，根本上是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在这次谈话中，他又称道小说“写奴隶像鸳鸯、晴雯、小红等，都写得好，受害的就是这些人。”于是，他注重对小说中的人物做阶级的划分统计。前面引的第三段毛泽东的评论，是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其中，便对小说人物做了相应的阶级划分，在此之前，1961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大致相同的观点，说，书中写了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儿、晴变、秦可卿和她的一些丫鬟，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总之，《红楼梦》里写的“几十条人命”，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成为他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小说的重要依据。尽管小说中主子和奴隶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析，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之中；几十桩人命案，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红楼梦》里的统治阶级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实施其统治和压迫的呢？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那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第四回总纲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其中提到了一张“护官符”，即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这贾、史、王、薛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

1973年12月21日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毛泽东又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以为例证。第四回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把根本的钥匙，大概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不平等的统治秩序和地位的牢固形式和法宝，反映了他们利用这一法宝对财富的剥夺和占有，对平民百姓的肆意欺压。小说的描绘也正是这样。尽管被薛蟠打死的冯渊的家人苦苦申诉：“薛家原是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家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狂，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也半点无用，因为新近补授应天知府的贾雨村从门子处获知薛家就是“护官符”上之“雪（薛）”。在“护官符”的威严下，欲烧三把火的新官为讨好四大家族而殉情枉法，使冤者自冤，凶者无所顾忌地逍遥法外。

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读《红楼梦》，得出的又一个看法是借爱情写政治。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这同他说《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命运，是不能分开来理解的。对作品反映的政治内容的理解，也不宜太过拘泥。从小说的情节内容来看，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悲剧，始终伴随着四大家族内外的政治氛围。诸如林家的败落，江南甄府的抄家，后来贾府的抄家，《好了歌注》所揭示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景，以及四大家族上通朝廷，下结官府，相互之间荣损与共等等，这一切都自然地融进了贾府的日常琐事包括宝黛爱情悲剧的故事演进之中，从而使读者不觉这些事件的孤立突出。总之，《红楼梦》的内容是深广的，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但如果由此认为它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则无疑是偏颇之论，或说写爱情就是“为了”掩盖政治，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在作者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中，爱情与政治之间，也不是等量的，更不是掩盖与被掩盖的关系，而是在爱情的描绘中十分自然地渗透了相应的政治内容。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经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尤其胡适，用了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考证了作者与版本，尊重事实与证据，彻底批判了附会清初史事的索隐派百年来的影响。后来俞平伯又批判了胡适坚持自叙传，将作者身世与作品内容相混同，同样重复了索隐派穿凿附会的老路。此外，红学家还有“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以及“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等。毛泽东提出将它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看”。说它写了阶级斗争，确然是别成一说。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对《红楼梦》的分析，是以这部小说来印证阶级斗争的理论的。

在1964年8月18日于北戴河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到新旧“红学”，对“红学”的发展勾画了一个轮廓。这说明他不仅读《红楼梦》这部小说，也注意读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论著。

例如，1962年4月14日和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刊登吴世昌的《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那时，吴世昌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他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章叫《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两节，并在文后加以注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两篇节文，连文后的这个小注也看了，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吴世昌的这个全文刊载在报社编印的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送一份。蔡元培在“红学史”上可以说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属于“索隐派”。“索隐派”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毛泽东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三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搂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在北戴河谈话中还说到王昆仑，他曾写过《红楼梦人物论》。还说到河其芳，他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序，看来，对他们的论著，毛泽东都读过，并引起一定兴趣。

82.诗话中的关注（读吴景旭《历代诗话》、王士旗《分甘余话》、袁枚《随园诗话》等）

［原文］

余以（杜）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渔隐丛话》云：“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呜呼，此岂深于诗者哉？

——摘自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

余门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尝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摘自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或谈话］

此说亦迂

——毛泽东读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9页）

动辄余门人，好为人师，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3页）

［解析］

诗话是从北宋兴起的一种诗词评论形式。它采取随笔漫谈的手法，内容涉及的面很宽，用《西江诗话》作者裘君弘在该书自序中的话来说，“其中有诗品焉，有诗志焉，有诗释焉，有补正焉，有订谬焉，有类及焉，有源流焉，有异同焉，有辩证焉。”诗话不是严谨系统的阐述，而是用轻松活泼的笔触，寓大于小，寓庄于谐，娓娓道来，富于趣味性。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多种诗话，留有毛泽东圈画笔迹较多的有：《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和《随园诗话》等几种。

早年读书，毛泽东便也曾涉及过诗话著作。1913年10月至12月《讲堂录》里便记有这方面的笔记。如：“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截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子律也。维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绝本于律的观点，便见于诗话著作。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杨载《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截前后各两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对此说有不同意见。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三）说：“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畅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制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王士旗在《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中有与王夫之类似的看法。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是不同意《历代诗话》辑录的对杜牧《题乌江》（《乌江亭》）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杜牧《题乌江》“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两句说得不对，因为项羽在家乡招募了八千人马，都战死了，他如果再回去招募，谁还肯跟他重新来打天下呢？毛泽东则认为，这种理解太迂腐了。

第二个批语，则是对《分甘余话》的作者王士禛的大不满了。因为王士禛记述朱书的情况，一起笔就说来书是“余门人”，即“我门下的徒弟”之类。毛泽东认为，这种“好为人师”的想法，“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古代诗话著作，批语不多，多的是圈画勾点。

他图画最多的，是袁枚的《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是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1716—1797）的主要理论著作。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40岁辞官，居于江宁，筑园林于小仓山，名之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性格豁达，喜好山水，广交四方文士。其诗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论诗主张抒写性情，继明公安派之后揭粱“性灵说”，认为诗中必须有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一失“真我”，便无性灵可言。因而反对儒家传统诗论，认为艳诗可作。其诗论为清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对扫除拟古之风有积极作用。《随园诗话》凡16卷，补遗10卷，对历代诗人诗作及作者当时诗坛掌故多有评述，集中阐迷了袁枚“性灵说”的理论主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性灵说”是袁枚诗论的核心。袁枚说的“性灵”，即是“性情”、“情”。

在毛泽东故居藏书的诗话著作中，《随园诗话》是留下圈画最多的一部。

一部清版的《随园诗话》共有16册，每册的封面上都画着毛泽东读过的圈记。另有两部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随园诗话》，放在他的卧室里，一部1至5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另一部1至3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翻开这些书，许多地方都有他读后的圈点勾划。郭沫若同志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印成大字本后，一共四册，毛泽东分别用红、黑两种铅笔，在每一册的封面上都画着两个读过的大圈。这说明毛泽东直到晚年，对《随国诗话》这部书都是很关注，经常翻阅的。

有关诗的议论和创作体会是毛泽东所关注的。这方面，毛泽东在《随园诗话》上的圈画比较多。袁枚在书中很多谈论诗创作体会的内容，毛泽东都加了图画。如一则：“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的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随园诗话》卷一）另一则：“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

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随园诗话》卷六）还有一则：“诗人爱管闲事，越没要紧则愈佳；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陈方伯德荣七夕诗云：‘笑问牛郎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铁崖柳花诗云：‘飞入画楼花几点，不知杨柳在谁家？’”（《随园诗话》卷八）这些，是毛泽东圈画中的几例。袁枚评论一些怀古诗说：“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古人怀古，只指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怀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两不相羼也。刘梦得金陵怀古，只咏王濬楼船一事，而后四句，全是空描。当时白太傅谓其‘已探骊珠，所余鳞甲无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岂王濬一事？而刘公胸中，岂止晓此一典耶？”（《随园诗话》卷六）毛泽东加了圈画。袁枚对编选诗集发表议论说：“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管窥蠡测，一病也”；“以己履为式，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二病也”；“附会大家门面，而不能判别真伪，采撷精华，三病也”；“学究条规，令人欲呕，四病也”；“勉强搜寻，从宽滥录，五病也”；“妄为改篡，遂至点金成铁，六病也”；“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情，七病也”。（《随园诗话》卷十四）毛泽东读后都加了圈点。

毛泽东还以极大兴趣阅读诗话中搜集的那些诙谐、幽默、讽喻深刻的诗词，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随园诗话》一卷中有一则说，江南总督尹文端好诗，年三十，人呼之为小尹。海宁诗人杨守和，年七十。尹对杨“奖慰甚厚”。杨曾自己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尹应道：“不然，君独不见‘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画。《随园诗话》十二卷中有一则说：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戒赌、戒酒、劝世道情诗，“语虽俚，恰有意义”，他写的一首刺时文诗：“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稀，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毛泽东在“刺时文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读诗话时，对音韵方面的内容也很注意。《随园诗话》有关音韵方面的段落，他都加以圈画。如卷十二有一则说：“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谷梁》云：‘吴谓善伊为稻缓，淮南人呼母为社。’《世说》：‘王丞相作吴语曰：何乃渹？’《唐韵》：‘江难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又一则说：“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三百篇。爽然若失。‘山榛”、“湿苓”、‘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楚辞》：‘肇锡余以佳名’，‘字余曰灵均’。‘八庚’通“十真’也。其他《九歌》、《九辩》，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汁’字韵旁通者七。”另一则说：“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

韵也，而用‘芹’字。苏颂《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饯王朘巡边》长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这些议论音韵的地方，毛泽东都加着圈、点或画着着重线。

《随园诗话》里还有一些涉及楹联的内容，毛泽东都注意到并认真圈画了。卷一有一则说：“‘学然后知不足’。可见知足者，皆不学之人，无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题甘露寺云：‘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方子云偶成云：‘目中自谓空千古；海外谁知有九州’。”毛泽东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随园诗话》卷一中，有一则说：有人征求戏台的对联。一人集唐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间无”。一人集宋诗句：“古往今来只如此；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的集曲句：“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都很贴切，又很幽默。《随园诗话》卷十二，有一则说：有人和他不带眷属的朋友开玩笑，作了一幅楹联：“三间无佛殿，一个有毛僧”。另有一人，性粗豪，住的房子小，贴了一幅门联自嘲：“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毛泽东对这类楹联也圈画了不少。

毛泽东很注意读诗话中有关诗人的经历、著作、为人处世等方面的介绍和轶闻。《西江诗话》是按人头辑录的，对其中欧阳修、陶渊明、黄庭坚、晏殊、文天祥、杨万里、洪皓、洪迈等人的段落，毛泽东有很多圈点勾画。特别是对王安石。诗话中《王安石》（《西江诗话》卷二）一文，讲到王安石的文字锤炼过程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约取，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接着，作者例举王安石的诗：“含凤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说：“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读之不觉有对偶，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诗话的作者认为，像王安石这样著名的诗人，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也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都是要通过学习，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逐步臻于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在这一段加着圈和点；在“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旁，重笔画着曲线；天头上画着大圈；对所提到的四句诗，都加了图画。诗话中还提及王安石的一件轶事：蔡天启（按：宋元丰车间进士，徽宗时为吏部员外郎，编修国史，能诗文，工书画），曾帮助王安石降服了一匹很难驾驭的烈马，王安石赠之以诗：“身着青衫骑恶马，日行三百尚嫌迟。心源落落堪为将，却是君王未备知。”诗话中说：“士大夫盛传公以将帅之材许天启。”对这件事，毛泽东特别在书的天头上画上大的圈记。

《西江诗话》中《晏几道》一文，作者引用黄山谷在《小山集》序言中对晏几道（1030？—1106？）的评价：“叔原因人英也。仕宦连蹇，不一傍贵人之门。论文自有休，不肯一作新进士语。费资千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终不疑其欺己。至于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毛泽东对这段话，全文作了圈点，在书的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叔原是晏几道的字；《小山集》是他的著作。晏几道是宋朝著名诗人晏殊的儿子。晏殊早年显达，在宋初太平盛世时，历官要职，位至宰相。他的诗风表现了雍容典雅的贵族情趣。他的儿子晏几道，后来却贫困落魄，穷愁潦倒。他的诗

风既有和晏殊相同的一面，又有感伤凄楚的特征。黄山谷的序言，评价了晏几道的为人，也评价了他的诗词。毛泽东的圈画，说明他对这些评价的重视。

83.掌握音韵格律，就自由了（读《诗韵集成》、《增广诗韵全壁》、《新校正词律全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诺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摘自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7页）

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要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解析］

作为诗人词家，毛泽东深深体会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毛泽东1959年9月7日致胡乔木信）难在何处，除了内容素材的提炼以外，毛泽东特别重视的便是形式韵律。为此，他经常劝人学习和掌握韵律，而自己更是注意研究。对旧体诗在形式方面的发展演变也颇为熟悉。例如，他曾同一位诗人谈到：“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藏克家《毛泽东与诗》）这两段概括与文学史上的说法大体相吻。

1957年6月，毛泽东接见对词律颇有研究的冒广生时，曾相与论及待词格律问题。

冒广生说：“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三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出他是文抄公了。”

冒广生继续发表他对300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他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

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接着说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冒广生点头称道：“主席讲的是，诗词既重格律，也讲遣词雅驯，力戒粗野，能兼顾而后并美。”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表示：“冒先生的著作，我希望一读为快。”冒广生随即把自己的手稿本《疚斋词话》、《四声钩沉》、《宋曲章句》等四大册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后，说，“拜读。”（舒湮《一九五七年夏我又见到了毛主席》）

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可看到他钻研音韵留下的种种印记。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壁》。这两部书中的许多页都折着书角，其中的许多字都有各种颜色笔迹画的圈记，好像书的主人不断地翻阅过，并随时都准备查找它们。《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入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目处，都有毛泽东用红铅笔、黑铅笔画出的圈记。内文如上平声的“一东”韵中的“东、同、中、虫、宫、雄、风”等都用笔圈出，两部书从头到尾都有这种圈记。《增广诗韵全壁》的目录后，附作者《论古韵通转》，毛泽东对此全文作了断句。

毛泽东除音韵外，还钻研词律。藏书中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一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这部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休，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收集的资料比较全，仅词牌名就有660多种，各种词牌还有多种不同的体，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例证，注有音韵平仄。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画。如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又如石孝友的《卜算子》：“见也如何暮，别也如何遮。别也应难见也难，今后难凭据。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等，都是他圈画的词。

84.从古未有，别创一格（读梁章钜《楹联丛话》）

［原文］

胜地壮观，必有长联始称，然不过二三十余字而止。惟云南省城附郭大观楼，一楹帖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传诵海内。虽一纵一横，其气足以举之，究未免冗长之讥也。句云：“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债，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婉蜒，南翔镐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莲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柠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按上联之神骏指金马，灵仪指碧鸡，蜿蜒指蛇山，镐素指鹤山，皆滇中实境。然用替字，反嫌妆点。且以缟素为鹤，亦似未安。联句为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联字为陆树堂所书。闻阮芸台先生督滇时，曾改窜数字，另制联板悬之。而彼都人士喷有烦言，旋复撤去。近先生以改本寄示，因并录于右，以质观者：“五百里滇池凭栏向远，波浪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依盘龙，南驯宝象。高人韵士，惜抛流水光阴。衬将起苍崖翠壁。早收回薄雾残霞。万顷鸥沙元跨革囊。爨长蒙酋，费尽移山气力。便藓蝎苔碑一片沧桑。”

——摘自梁章钜《楹联丛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百八十字。

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记其下联云：“霸业烟销，雄心止水，饮山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顾何之。”康有别墅在西湖山上，联悬于湖中某亭。

死对，点金成铁。

——毛泽东读粱章钜《楹联丛话》叙孙髯题昆明大观楼联处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7—118页）

［解析］

梁章钜（1775—1849），清代文学家。字闳中，一字茞林，晚号退庵，福建长乐人。嘉庆进士，官至江苏巡抚。他综览群书，熟于掌故。喜作笔记小说，也能诗。著作颇多，有《文选旁证》、《浪迹丛谈》、《藤花吟馆诗钞》等，其《楹联丛话》以及《楹联续话》、《楹联三话》影响很大。《楹联丛话》早在道光年间便有刻本，后上海会文堂出石印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毛泽东读的并在上面留下批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这个版本。该书类似诗话、词话，在记述所收对联时，不时有所评点。书中所叙康熙年间孙髯题昆明大观楼联是流传甚广并颇受推崇的一副长联，孙髯，字髯翁，号颐庵，昆明人。博学多才，诗词古文皆能，擅长指画。晚年以卜卦为生。他的这副长联至今仍悬于大观楼上。

毛泽东对该联读得甚为仔细，一一数了字数，指出为“一百八十字”，以纠正梁章钜“一百七十余言”的不准确的说法。上联摹江山胜景，下联写历史演变，流露了作者对当时清朝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全联洋洋洒洒，对得工整，气势宏大，并开启了长联风气。梁章钜则认为，此联虽有气势，“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不同意梁章钜的这个观点，认为“此评不确”。毛泽东认为，该联“从古未有，别创一格”。

与梁章钜同世的著名学者阮元（1764—1849）道光年间任云贵总督时，曾给梁章钜写信说：“孙髯原联，以正统之汉唐宋元，伟烈丰功，总归一空为主，岂不骎骎乎说到我朝。”就是说，原联中歌颂了汉、唐、宋、元诸朝，漏掉了清朝是不应该的。阮元便自己动手改了这副对联，另制联板悬于大观楼，引起当地人的不满，随即撤去。梁章柜在书中把阮元的改联也列了出来。毛泽东对阮联批道：“死对，点金成铁。”由此可知毛泽东对阮联评价不太高的所在，即对得过死，境象平实而又重复，确有人为堆砌之嫌。

此外，毛泽东在一木清版的《楹联丛话》中读到孙髯这幅长联时，也加了圈点。在下联的“叹滚滚英雄谁在”，“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等句旁，每个字都画着圈。在“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等句旁，画有曲线，每句末都画有两三个圈。毛泽东还很细心地将阮元修改前后的两幅楹联作了对照，将阮元改过的几处都用着重线标了出来。在另一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载录这幅楹联处，毛泽东又批注：“此阮元改笔，非尽原文。”

从以上三本书中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的圈画、批注可以知道，他至少读过三遍，每读必有圈画、批注，足见其认真、仔细。

毛泽东在批注中引用的康有为晚年卜居杭州，浪迹西湖时作的一副对联，全文是：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九折画桥，览沿湖老柳，十顷荷花，食莼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霸业锁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阴，山青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这是康有为1920年4月游湖时撰题，曾悬于西湖三潭印月御碑亭亭柱上面。

毛泽东认为这副对联“较短颇可喜”，主要是从艺术上推崇的。全联对西湖景色的概括颇形象精练。毛泽东当是在西湖见了该联而印象很深，信手拈来。

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还有一本《巧对录》，上面留下了毛泽东的圈点。

《巧对录》上有一则说：有一人徘徊溪畔，想到一联：“独立小桥，人影不随流水去”，很久想不出下联来。他的朋友知道后替他对上：“孤眠旅馆，梦魂曾逐故乡来”。另有一则：“杨柳花飞，平地里滚将春去”；对道：“梧桐叶落，半空中撇下秋来”。还有一则说：有一位教书先生病重，守护他的两个学生在低声商讨说：“水如碧玉山如黛”，下联应如何对？先生听到后说：可对“云想衣裳花想容”，说罢死去。毛泽东对这几则都加了圈点，还在天头上画着圈记。

毛泽东不仅从书本上读楹联，而且对悬刻各地的名联有着特殊的喜爱。特别是建国后，他常乘巡视各地之便，浏览名胜古迹，鉴赏楹联匾额、历代碑刻。

1952年10月，毛泽东游览开封北城古迹铁塔和龙亭。薄暮时分，毛泽东迈着矫健的步履登上龙亭。龙亭东侧石门两侧镌刻着康有为的题联：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

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廓犹是，人民已非。

毛泽东长时间地凝视着这副对联，非常高兴地叮嘱秘书抄录下来。

1958年3月，毛泽东游览了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后人凭吊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得十分仔细，盛赞杜诗是“政治诗”。他对大廨前那副清人顾复初的名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尤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毛泽东左年轻托下颗，微弯的右臂背在身后，神态从容安详。他用轻微的声音诵读上联，脱口说道：“是集杜句。”然后走到西头看完下联，脸上露出了开心的微笑。赞赏地同周围同行者说：“好！”

紧接着，毛泽东来到武侯祠。先到碑亭详察了石碑，随后观看了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他对陪同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走在前面，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联系赵藩游武候祠时借诸葛亮治蜀针砭时弊。此联独特新奇，不落窠臼，提出了“攻心”、“审势”两个颇有见解的问题，给后人以深刻的后迪。毛泽东非常认真地看了此联，反复吟诵。直到晚年，他还提议让四川负责同志好好研读此联，以及新都宝光寺何元普一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对联虽藏禅机，然不乏朴素的辩证法。

1960年3月上旬，毛泽东视察南方，在专列上接见了湖南省、地、市委书记。当他知道陈洪新是郴州地委书记时，便饶有兴味地问道：“郴州有个‘三绝碑’，你看过吗？”陈洪新不好意思地回答：“没看过。”毛泽东示

意大家坐下，便娓娓叙说开了：公元1096年冬，北宋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著名词学家秦观，因“元佑党人”的牵连，遭章悼的排斥和打击，被削职流放到郴州，他远离亲阴，穷愁潦倒，忧愤满腹，便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接着朗朗有声地背诵起来：

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

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滞湘去。

毛泽东一字不漏地背完这首词后，继续讲道：这首词将一个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受排斥打击的知识分子不得志的心境描述得淋漓尽致。苏东坡很喜爱这首词，因为他同病相怜。四年后，秦观病死，苏东坡为怀念朋友，将此词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附上跋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后来，书法家米芾以其沉着俊逸的书法将秦词苏跋写下来。宋朝以“淮海词、东坡跋、米芳笔”之造诣精深而谓之“三绝”。后人将其刻于崖壁，称“三绝碑”。毛泽东亲切地望着陈洪新，语重心长地说：“过去郴州是瘴疫之地，文人骚客多贬谪于此。现在郴州不同了吧？”陈洪新激动地回答：“现在很好，我很安心，我们一定把郴州建设好。”事后，陈洪新等落实了修复和保护“三绝碑”的措施，使之重放光彩。

毛泽东喜欢楹联这一诗文形式。事实上，他也是写楹联的能手。早年游学，拜访湖南安化县饱学先生夏默庵，夏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测来人学问深浅。毛见后以“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相续，博得连声称赞。后来，他写的许夕淖念性对联，都是很出色的。

85.供消遣之用（读梁晋竹《两般秋雨庵随笔》）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1972年9月，周世钊旅居北京，时间久了，不免思乡。谁料毛泽东于1972年9月4日赠书一套。书名《两般秋雨庵随笔》。书共八册，线装本。毛泽东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供惇元兄消遣。并署上“毛泽东”三个字。

——摘自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第23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两般秋雨庵随笔》，一作《秋雨庵随笔》，为清代梁晋竹（绍王）所撰的一部笔记，凡八卷。梁是浙江杭州人，生于1792年，曾北游北京，南至闽广，见闻广博。他在书中主要记述文学故事、诗文评述、风土名物，以及一些论学考证。毛泽东爱读明清笔记，此书即为其中一部。他曾在一部成都昌福公司印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上作有批语，该书卷四《昆明池对联》一文引了大观楼那副长联，毛泽东批注说，“此阮元改文，非尽原文”，毛泽东送给周世钊读的，尚不知是哪种版本。周彦瑜、吴美潮是周世刽的女儿、女婿，他们在《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还说，毛泽东赠书给周世钊时，同时还附了一封信，“此信的内容是关于赠书方面的，笔者未见其真迹。周世钊的友人彭靖确几其真迹，并于1984年4月对笔者回忆此信为：

惇元兄：

旅夜无聊，奉此书，供你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毛泽东

1972年9月4日”

看来，毛泽东是把这部书作为“闲书”来读的。

书法里充满辩证法，看了使人舒服

（读古代书帖）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

——摘自徐涛《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6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锋？）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1958年10月16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7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看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他在延安时，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身边。解放后，他有机会阅读法帖。“二王”帖、孙过庭的书谱、怀素的草书帖他时常披阅，置诸榻前，爱不释手。对唐代怀素的草书法帖《自叙帖》、《论书帖》等更是反复临写、反复品味、反复琢磨，时而凝目视其神韵，时而掩卷摹其法度，一片苦心。于兹可见。1956年前后，毛泽东请秘书把能够找到的历代名人字帖、墨迹都买来，揣摩研究。他常说，这样又学写字，又读诗文，是一举两得。据统计，他书房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的碑帖约有600多种，经他看过的即达400多种。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的《自叙帖》，并要田家英和逄先知把他所有的字帖都集中起来放在他身边。从此，秘书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法帖》、《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其中《三希堂法帖》，全名《三希堂石渠宝发法帖》，共32卷，清高宗得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墨迹三种，名其所藏之室为“三希堂”，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出内府所藏魏晋至明代历朝法书，由梁诗正等编次，聚集大批良工，模勒于石碑。其中包括以上三种王氏墨迹，故名《三希堂法帖》。该书是法帖中的巨制。这些书帖放在他的卧室外间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以便随时观赏。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家书写的各种字体的《千字文》字帖，田家英和逢先知很快为他收集了30余种，行书草篆，无所不有，而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如王羡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康熙等，直到近人于右任。

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田家英和逢先知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上面引述的1958年10月16日致田家英信，即是一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字帖，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写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董其昌、文征明、傅山等。毛泽东真可谓“博览群帖”了。

博览群帖，也要有方法，怎样看，怎样摹，都是有讲究的。这方面，毛泽东也有特殊的心得体会和见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徐涛曾当面向毛泽东请教过这方面的问题，对此，徐涛撰文回忆了他们当时的对话。徐涛问：

“看帖时要记些什么？”“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哟，还这么复杂呀？”我表现有点畏难的样子。“你要熟悉一个人，不是要记住他的高矮胖瘦吗？你还要记住他的五官特点呀！”他喷出一口烟在微笑。“这么说记字跟记人一样啊！”“是啊，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我还想多问问可是又怕影响他休息，我说“好，那我就练习练

习吧！”这次谈话就暂时结束了。

隔了些日子，徐涛又问毛泽东：

“主席，你把字都给说活了！”我向他笑，他也笑了，显得那

么轻松。“临帖是要照原样写吗？”我又问。“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主席，字的精神应该怎么理解？我只看到字形不同，看不懂

精神。”

“字就像人，有精神有个性，有的雄伟豪放，有的潇洒秀丽，你要学的字可不要让人看了感到松散、柔弱呀！当然写字也不要刻板。”

“我要学草书从那儿下手呢？”“不要好高骛远，欲速不达，可先学楷书，小楷是基本功，以后再学行书、草书。”“那我看什么帖好呀？”“先看千字文，多看多记，还能学到一些常识，比如千字文里讲了天文、地理、农业、气象、矿产、特产、历史、修养。你能背出来，看的也就差不多了。”“那得看多久呀？”“不念个十遍八遍，你背不出来，一步步来不要急。也可学‘标准草书’。”“还有什么‘标准草书’？”“就是于右任编的那一本。”“将来要写出自己的风格！”他又补充了一句。“什么？自己的风格？”我又觉得奇怪。“就是你的个性呀！你就没有自己的个性？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

我没有讲话，他看我没听懂又说：“如果每个人写的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止不前没有发展了。世界上的东西如果全都一样，那叫什么世界呀？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徐涛《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缅怀毛泽东》下册）

从收集到的最早的1905年（12岁）写的借书条手迹至最后的1975年（82岁）写的读书手迹看，毛泽东的书休大致有一个由楷而行，由行而草的变化过程。1959年以后，毛泽东的书法艺术进入黄金时代，他研读、临写了大量书帖，对前人的书法艺术进行了巧妙的取舍和再创造，取二王之秀逸，孙过庭之俊拔，张旭之狂韵，怀素之放肆，苏黄之浑厚极尽变化，不失法度，雄强俊快，飘逸宏肆，生意盎然，活力无穷，达到一生书法的最高艺术境界。

86.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读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

［原文］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摘自毛译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4页）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羹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

——摘自毛泽东1958年4月15日于广州写的《介绍一个合作杜》（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21—522页）

［解析］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38岁中进士，“一生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他是开近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前夕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后蒙者。其《己亥杂诗》，共315首绝句，作于1839年，主题是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时代变化必然到来。“九州生气恃风雪”一首，幻想一种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以扫荡一切的迅急气势，打破令人窒息的死寂局面。

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上引用这首诗，讲的正是处理好党内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提倡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1958年4月，在大跃进的局面迅速展开之际，毛泽东又引用这首诗，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他的希望，他的设想，倒也是贴切的。1957年5月，在接见苏联的伏罗希洛夫时，当对方问到：

你们提出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回答：万马齐喑究可哀。毛泽东还说过，看鲁迅的东西，很有龚定盒的影响，可不知为什么鲁迅很少提到他。

87.谴责小说给人的即象不好（读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摘自毛泽东1962年8月11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光明日报》批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评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这是清朝未年的小说，是暴露黑暗的。总之，所谓谴责小说，给人家的印象是不好的，是反对革命的，是反孙中山一派的，赞成保皇的，要地主继续专政，但要修理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阶级，是保皇党。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一次小型会议上的淡话（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1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谴责小说”之称，始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它指本世纪初头几年出现的以抨击时政，暴露黑暗为主题的一批小说。鲁迅在书中说：“戊戌变法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捂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毛泽东显然读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对其中论及谴责小说的地方印象较深，故上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谈话中，提到鲁迅的评论。此外，在1964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对《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评论。

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还有曾朴《孽海花》。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伯元为字，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有游戏主人等。江苏武进人。1896年到上海办报。其《官场现形记》1903年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1905年载完。全书分五编，每编十二回，凡六十回。繁华报馆刊行，前有茂苑情秋生欧阳巨源序。该作品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缀联而成，它揭露清末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和官场丑行。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州县衙役，无不奉行“千里为官只为财”的信条，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抨击大小官僚“谄上骄下”，鱼肉人民反而升官发财的丑恶嘴脸。着力描述官员们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妥协投降的奴才相。作品较深刻地反映了晚清的社会矛盾，俨如一幅官场百丑图；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

吴趼人（1866—1910），原名宝震，字小允，后改名沃尧，字趼人。号我佛山人。广东佛山人。20余岁到上海谋生，任报刊编辑。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于1903年至1905年在《新小说》连载45回；1906年至1910年，先后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八册单行本，凡108回。标称社会小说，署我佛山人撰。小说用第一人称。以自名“九死一生”其人的商业活动为主线，连结近200个小故事和众多的人物。反映了1894年中日战争到20世纪初的20年间，中国官场、商场和洋场这个“鬼蜮世界”的种种怪现状．涉及政治、军事和外交诸方面。主要暴露官场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封建官吏道貌岸然、衣冠禽兽；以及他们畏敌如虎、投降卖国的罪行；抨击商场的污秽浑浊和洋场的虚伪无知等作者还续撰《近十年之怪现状》20回（未完），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载1909年《中外日报》，1910年广智书局印行单行本。作品无情鞭挞官场的腐败，商场的恶行，洋场的无耻，形象地反映了清王朝总崩溃时期的社会面貌。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曾任候补知府，后弃官经商。1908年被人诬告私售仓粟，流放新疆，翌年病死。其《老残游记》，20回。1903年在上海《绣像小说》上发表前13回，嗣后又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1906年出版单行本。继而在该报连载《续集》14回，今存9回。1934年《续集》前4回在上海《人间世》重刊。翌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共6回，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入《老残游记》的附录，第7至9回收入《老残游记资料》。小说用第一人称描述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的所见、所闻和所为。作品以玉贤、刚弼两个酷吏的暴政残民为主要内容，暴露晚清黑暗的恐怖统治；同时借黄子龙等人宣传泰州学派的思想；通过一条潭浮海上的帆船的描写，反映出作者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不仅读过鲁迅关于这几部谴责小说的论述，也是读过这些原著的。他在1964年12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说：《老残游记》里讲，清官害人比贪官还厉害。在原著里曾有这样一段议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看来，毛泽东对这段议论，有较深印象。作品中玉贤和刚弼这两个残忍与刚愎的典型，便是以“清官”的面目出现的。

毛泽东对谴责小说的基本评价，是“给人家的印象不好”。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一）这些小说虽有抨击晚清时弊的进步意义，但只是暴露黑暗，激起人们忧愤，却看不到出路，人们在作品中体会不到代表历史进步的力量。故鲁迅说，谴责小说的未流，“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这只是暴露黑暗的必然结果。

（二）这些小说的作者的政治思想立场，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李伯元不仅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连康梁的变法也认为是“过激行为”。吴趼人在1907年以前，在改良主义思想基础上曾产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意识，1907年发表的《上海游骖录》则标志其思想退步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而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刘鹗则始终没有超出洋务派的立场。其《老残游记》第一回以一条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帆船隐喻其政治见解：掌舵、管帆的清廷统治者并没有错，所缺的只是一个罗盘；作为水手的下级官吏搜刮乘客钱财，是作者批判的对象；第三种人是空头演说家，暗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作者鼓励人们把他们抛下海去；第四种人是乘客，即一般老百姓，其中赞成革命的人为不懂事，被人“利用”，反对革命的人则被作者说成是老成持重。

（三）由于笔不藏锋，恣意暴露，艺术成就都不太高。故毛泽东在1964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提出谴责小说的艺术性较差，但政治性强。从这个角度讲，可以一读。

88.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全集》出版前读鲁迅著作）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青年大会上的演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

思寄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摘自毛泽东1938年1月12日致艾思奇信（见《毛泽东书自选集》第118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主要有两大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中国古代文史经典。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读得不多，也极少论及中国现代作家。但鲁迅却是一个例外。他对鲁迅及其著作评价之高，在古今中国文化人当中也是无出其右者。

先谈《鲁迅全集》出版前毛泽东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认识和了解。

毛泽东知道并阅读鲁迅的作品，无疑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重要的白话小说和一些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北京大学任职。后来毛泽东曾遗憾地说过：“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毛泽东是很敬慕鲁迅的。

1932年底，冯雪峰从上海来到瑞金。同毛泽东谈鲁迅是他们见面交谈的话题之一。有几次，毛泽东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当时，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这当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评说，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后，他肯定了其中的合理的成分，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鲁迅生前，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发去一封电报，祝贺红军的胜利，说是“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在逝世前夕，还托人从上海给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带去两束火腿肉，并附有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22日发布《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高度评价道：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故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故，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先生一生的第一次正式而崇高的评价。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还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等。同时还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等。

1937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周年祭日那天，毛泽东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做了《论鲁迅》的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而全面地评价鲁迅。毛泽东说：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女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接着，毛泽东又具体阐述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引者注），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第二，“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信——引者注）。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第三，“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引者注）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毛泽东演讲时没有稿子，一位听讲人整理了自己的记录，在国民党统治区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1938年3月第10期上，以《论鲁迅》为题发表，注明“毛泽东演讲，大汉笔录”。1938年11月钱杏邨主编的《文献》杂志予以转载。1950年7月选入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上述各书刊，均不属中共中央的报刊，按照党的文献编辑规则，不能算正式公布。另外，记录者“大汉”是何许人，多年来也未弄清。

1981年，中央党校唐天然同志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论鲁迅》的笔录者汪大漠同志。原来，“大汉”为“大漠”之误。繁体字“汉”与“漠”字形相近，《七月》杂志目录上印的是“漠”，但正文却印成了“汉”。198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唐天然的文章《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介绍了有关情况。1937年7月抗日战争刚刚爆发，21岁的汪大漠从成都投奔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的学员。入学不久，正值鲁迅周年祭日，成仿吾校长请了毛泽东来校演讲。汪大漠因为眼睛近视，便坐到了会场第一排长凳上。他回忆说：“我仔细地听，认真地记．就把毛主席的讲话笔录下来了。”1938年2月汪大漠被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来又辗转到新四军，去了敌后。在等待分配的短暂时间里，汪大漠将毛泽东演讲记录和别的一些访问笔记进行了整理，一并交给了《新华日报》社吴敏同志。其他访问记录很快发表了，唯独这篇演讲记录被退回。吴敏告诉他：“因为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未经本人审阅，不便刊登。”汪大漠说：“我随即寄给了胡风主编的《七月》，还附了短信。很快，稿子就发表了，而且放在第一篇的显著位置。”汪大漠不无感慨地说：”他不刊登，这篇文献也就湮没了。”关于记录稿本身，汪大漠说：“记录稿可能有遗漏，但绝无随便增加的。”他又说：“在延安可惜没有及时整理，后来到武汉整理出来了，也无法送给毛主席审阅了。不过，发表以后，在武汉的中央首长总会看到的，好像并没有提出问题。”

这篇精彩的《论鲁迅》，就是这样保存和留传下来的，从而成为毛泽东唯一一篇专门论述鲁迅的文稿。

《七月》杂志在发表这篇讲演时，汪大漠在该文前有一“小引”，说“这是鲁迅周年祭日，毛泽东先生在‘陕公’的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当时由我记录下来的。记录稿一直搁到现在，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在刊物上发表过。毛先生对鲁迅是颇有研究的人，他读过鲁迅不少的著作。这篇演讲是非常精辟独到的作家论，而且，对于每个正在艰苦斗争着的民族解放战士，都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因此，在现在发表也许并不过时。在延安时没有把这记录稿交给毛先生看过，如果有遗漏或出入的地方，当然由记录者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汪大漠在该文小引中说：毛泽东“对鲁迅是有研究的人，他读过不少鲁迅的著作”。1938年之前，毛泽东没有条件系统地阅读鲁迅著作。但长征后一到延安，他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和选本。他从设在延安的陕西第四中学只有两间房的图书馆里发现有鲁迅的书，立即高兴地借走了几木；几天后，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走了几本；第三次，秘书又把鲁迅的几部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后来看完后归还给图书馆。

毛泽东对鲁迅确实颇有研究。我们可以从《论鲁迅》的演说本身得到印证。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发表的，毛泽东就已经读过。最突出的是，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痛斥变节者的一封信。此信是鲁迅1934年11月17日写给肖军的。毛泽东何以会知道呢？有人曾请教肖军。肖军说，鲁迅逝世后，他曾将鲁迅写给他和肖红的信，选择了九封，略加注释，发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大约后来流传到延安，毛泽东便读到了。《论鲁迅》一文表明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充分重视。鲁迅的许多重要著作，早在1937年他就读过，而且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在《论鲁迅》提出的，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观点，他到晚年也坚持此说。1971年11月20日在武汉的谈话中，他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终生喜欢读鲁迅的著作。20世纪中国两位思想伟人的心是相通的。

89.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摘自徐中远《读鲁迅著作》（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8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我建议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摘自毛泽东1975年底至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解析］

毛泽东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鲁迅全集》。书是在上海出版的，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到陕北边区，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鲁迅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这套“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毛泽东收到《鲁迅全集》之后，把书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三卷《鲁迅全集》。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有的错字是容易识别的，有的就不那么容易。例如，《鲁迅全集》第4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这篇文章里的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错字。从词律的音韵平仄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将“从”字改为“是”字。原词，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所载，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已改正。张泌的词在唐代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毛泽东对他的词记得这样准确，这说明毛泽东对唐诗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他读鲁迅著作仔细的程度。

这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对这篇序，毛泽东也是认真读了的。1945年5月31日在“七大”作结论报告时，毛泽东说，要重视翻译工作、理论工作。《鲁迅全集》开卷就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他说鲁迅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就是说鲁迅翻译了很多外国的东西。

这套《鲁迅全集》在革命战争年代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被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新中国建立后，无论出访苏联，还是巡视各地，毛泽东都随身带着它；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他说过，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睡觉。1949年底，在苏联访问期间，他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处因读鲁迅的著作而一再推迟进餐。

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并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很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单行本上的许多篇章，他反复读了多次。看一次，他习惯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鲁迅全集》。

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木）。这本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一方面读鲁迅的手稿，一方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往下看。一边看，一边还不时地用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画画。

1972年，有关部门特意将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这套线装本由北京、上海两地排印。毛泽东收到全套的线装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时，又读了一遍。在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的许多册的封面上，他同样划了一些红圈圈，在书中划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

1975年7月，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手术之后，视力不济，还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鲁迅的作品。《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是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批评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都抛掉的做法。鲁迅指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鲁迅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毛泽东赞同鲁迅的见解。1975年，他在病中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这篇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的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着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本条目所述毛泽东读《鲁迅全集》的批注图画情况，引自徐中远《读鲁迅著作》一文）

在晚年，毛泽东多次提议要人们读点鲁迅著作，支持开展鲁迅思想遗产的研究。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的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还强调：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经过较为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的了解更多了。毛泽东在著作、讲话、谈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的地位和价值的准确而科学的表述，是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90.研究他的杂文的战斗方法（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淡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0—191页）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

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8页）

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按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关于鲁迅的作品，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他的杂文，特别是他晚年的杂文。

鲁迅写的杂文，事实上成了一种新创的文体。1918年，鲁迅开始了他的杂文创作，此后杂文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一生共写有17部杂文集。鲁迅杂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适应鲁迅解剖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思想中的表现的思想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鲁迅杂文，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鲁迅杂文的形成期。这个时期约在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文到1925车“女师大学潮”发生之前。这个时期的杂文主要收集在《坟》和《热风》中。这些杂文是针对一般的社会现象而发的，主要结合一般的社会现象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在现实社会思想中的表现进行针砭和解剖。在写法上，这些杂文更集中于对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形象性剖露，而较少对具体人物精神特点的类型性刻画，因而所言之事极小，所论问题却很大。

（二）鲁迅杂文的发展期。它大致包括从1925年“女师大学潮”发生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前鲁迅写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集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中。这个时期，鲁迅的杂文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在社会上有了更大的影响，开始有人把杂文这种文体同鲁迅的名字联系起来，标志着“鲁迅杂文”这个独立概念的形成。这个时期的杂文不只是进行一般的社会思想的剖析，还成了具体社会斗争的艺术武器，其中很多杂文都是围绕“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针对陈源、章士钊等人而发的，在艺术上既有对于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形象性剖析，也有对具体人物精神特点的类型化刻画。

（三）鲁迅杂文的成熟期。它包括鲁迅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直至鲁迅逝世所写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入《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集中。这个时期，杂文成了鲁迅最主要的作品，数量很大，影响也更深远。这个时期，鲁迅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更自觉地把自己在思想上的斗争同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治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剖析中国社会思想的问题，因而这个时期的鲁迅杂文更直接地反映着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除了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揭露、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抗议外，革命文学论争、对“新月派”的斗争、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对“论语派”的批评、对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议、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关于“两个口号”的讨论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大部分鲁迅杂文的内容。在这些杂文中，已经能比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在艺术上，这个时期的鲁迅积淀了前两期的各种手法，又发展了它的尖锐泼辣、灵活挥洒的特点，充分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达到了鲁迅杂文艺术的高峰。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对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编的，什么时候出版过，都很注意。他在阅读时差不多在每册封面上都写有批注。例如，《且介亭杂文》一册，他在封面上批有：“一九三四年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编”；《彷徨》一册的封面上批有：“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等等。《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原书副标题上只写了“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他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即在“三月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六”。《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副标题上只写了“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他在“八月十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一”。

毛泽东推崇鲁迅的杂文，除了前面引述的1957年3月10日、3月12日和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的三段评论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以下评论。

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具有很强烈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特别是鲁迅后期的杂文，是我国30年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最真实的历史记录。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在谈到红军到了陕北，还处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情形时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195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新闻界、出版界代表座谈的前两天，即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也谈到了鲁迅。他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从以上引述来看，毛泽东推崇鲁迅的杂文，主要在于他深刻有力的战斗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一）鲁迅的杂文，真实地反映了进步文化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历史内容，也就是说，这些杂文是在特定的时代中产生并真切地体现出这个时代的斗争风貌。（二）鲁迅的杂文体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人格战斗力量，特别是后期杂文，具有沉着应付恶劣环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气概。（三）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具有全面的观点。这就使这些杂文除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以外，还具有深刻的令人信服的说服力。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著作，十分用心理解、思索，还时有发挥。在《花边文学·正是时候》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毛泽东读到这段话时，在“吃饭”后面添加了“夺权”两个字。这样就把“旧家子弟”的本质更深刻地揭示出来了。

鲁迅的《三闲集》的序言写于1932年，除介绍收进这本杂文集中的文章写作背景外，还着重叙述了1928年前后作者的思想变化——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醉眼”中的朦胧》写于1928年，在这篇与创造社进行文艺论战的文章中，也反映了作者对自己的解剖和探索。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的标题上，都画了读过三遍的圈记。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未有天才之前》一文，是鲁迅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讲话。毛主席非常赞赏这篇文章，特别在文中“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这段话下，画着红笔粗线，可见他对鲁迅这种“天才产生于民众”的观点是很赞同的。

如果说，杂文是鲁迅战斗的武器、工具，那么，鲁迅的杂文，在一定程度上则是毛泽东从事政治和思想工作的得心应手的工具。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谈到过，如果允许他将来退下来后，他是愿意写杂文的。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为一些报刊撰写的大量时事政论，大多是出色的杂文，而其风格也颇有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和方法。

91.反对八股，文章神气（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

党八股的第二奈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宋“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

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0、834、835、841、844页）

［解析］

毛泽东读鲁迅著作，很注意鲁迅有关文章写作技巧的论述，很欣赏鲁迅文章的艺术风格。反对新旧八股，风格神气，是毛泽东的重要评价。

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党八股是重点整顿的不良风气之一。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演。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休。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八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毛泽东说，“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是符合实际的，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作品的一贯精神，也说明毛泽东很注意阅读鲁迅这方面的文章。他这里具体指的是《伪自由书》中的《透底》一文。文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服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在《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中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在《反对党八股》里，毛泽东还引用了鲁迅《南腔北调集》里《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来说明那些“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八股文，“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

《答北斗杂志社问》是鲁迅答复“创作要怎样才好”的提问而作的一篇短文，写于1932年12月27日，后收入《二心集》。1942年2月8日这个报告会上，毛泽东把他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个与会的人。这本《宣传指南》里收入了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为了便于和推动人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讲演中专门对《宣传指南》作了解说。鲁迅谈创作有八条，他详细地解说了四条，指出，鲁迅说，文章写好后“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宣传指南》是延安整风运动22个必读文件之一，并被编入《整风文献》。毛泽东重视鲁迅的这封信，在他看来，是认为它指出了怎样才能克服避免八股文弊端的原则。

92.不觉悟农民，本质是好的（读鲁迅《阿Q正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Ｑ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

——摘自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和史沫特莱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0页）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摘自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8739页）

［解析］

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现实小说读得很少。但鲁迅的《阿Q正传》，却是一个例外。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最喜欢，并且读得最熟最透的现代小说。

《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小说。1921年12月起，用巴人笔名陆续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这部小说成为世界性名著，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通过阿Q形象的塑造，描绘了阿Q这样一个不觉悟的农民要求“参加革命党”而终于惨遭杀害的悲剧，充分表现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中国农民的自身特点，从而反映了中国农民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密切关系。鲁迅在1926年12月30日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阿Q这一艺术形象，具有文学范围以外更深更广的社会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即1927年初，毛泽东在经历了湖南5县32天的调查之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泽东和鲁迅，一个作为政治家，一个作为文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剖析中国社会、中国农民，所得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

阿Q这个人物典型，阿Q精神或阿Q主义，是毛泽东谈论时事、表达思想认识随手拈来的比喻。他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经常提到《阿Q正传》。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话，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引用《阿Q正传》的文字。那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国共两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谈判。国民党方面一些人认为，中共方面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同国民党谈判，愿意改变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是一种“投降和悔过”的表现，而完全无视共产党为了抗日所做的让步。毛泽东借阿Q形象，来说明这些人的自欺欺人的做法，是颇为恰当的。第一次用阿Q这个形象作比喻，使用到了其性格核心——精神胜利法上面。

毛泽东体会和理解的阿Q精神，或者说在毛泽东的运用和发挥中，《阿Q正传》及阿Q形象所蕴含的思想启迪意义，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精神胜利，自我陶醉。1939年，在延安谈到国共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政治基础，而这种说法在国民党的文献和言论上却没有什么地位时，毛泽东指出：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有了名义上与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承认的，在他们的口头上与文字上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在阿Q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不承认有所谓统一战线甚至于有所谓共产党存在的话，那末，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音，是颇为适当的。

（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在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治病救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一致。

（三）毛泽东对《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的印象特别深，认为他的性格特点是不准人家革命。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七届六次全会上谈到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毛泽东说：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又说：要读《阿Q正传》，鲁迅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讲话中提到鲁迅。他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年”，两句话合乎辩证法；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要给人出路。阿Q要准许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

93.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读鲁迅《鲁迅诗集》）

［原文］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1934年5月30日《无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感谢。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万家里面没篙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景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诗不好翻译，可以请郭沫若翻译一下。

——摘自毛泽东1961年10月7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4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旧休诗，不大谈白话新诗。对鲁迅创作的诗歌也是这样。1957年1月14日约见袁水拍、臧克家时，他说：鲁迅的散文诗不大好记，而旧体诗却流行很广。

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中收进的鲁迅的新诗、旧体诗，毛泽东都曾用心地读过。195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不少诗的题目旁都画了圈。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共收诗47题54首。这本诗集，毛泽东从头至尾读过，有的诗篇他读过多少遍，不少的诗他能背下来。

诗集中有一首叫《湘灵歌》的诗，是1931年3月5日，鲁迅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据史书记载：“湘灵，舜帝的妃子，在湘水里溺死，成为湘夫人。”鲁迅借用这个神话中的传说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憎恨，以及对死难者的哀思。毛泽东在读完这首诗的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在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就是唐代诗人李贺。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

毛泽东还很爱书写鲁迅的诗。他生前有一段时间，每次练习书法，差不多都要书写鲁迅的诗句。他为什么这样爱好书写鲁迅的诗句呢？一次他在书写鲁迅诗句时曾这样说过：书写鲁迅的诗句，既可以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又可以进一步了解鲁迅。平时有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也常书录鲁迅的诗句赠毛泽东最喜欢鲁迅于1932年10月2日写的七律《自嘲》中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鲁迅的这一诗句。1958年，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登台接见的时候，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二天，叫工作人员将此题词转交给了红线女。毛泽东在书写的鲁迅诗句前面写了一段类似小引的文字：“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最后落款是“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话合乎辩证法。”

毛泽东读鲁迅的诗，也乐于改写鲁迅的诗。50至60年代，他曾改写有鲁迅的好几首作品，借用鲁迅诗作的平仄意蕴及其战斗性来表达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看法。鲁迅作于1932年的《亥年残秋偶作》中的颔联：“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毛泽东便改写为：“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国庆节代表团10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10名成员等共24名日本朋友时，非常高兴地将鲁迅1934年5月30日的著名诗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给日本朋友。他对日本的朋友们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鲁迅的这首诗，还特意让郭沫若帮助翻译一下。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196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中说道：“鲁迅这首诗，是在去世前不久，写赠给一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新居格访问中国在上海拜访了鲁迅，鲁迅写了这首诗赠他。其用意是：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在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毛泽东那奔放流畅、刚劲潇洒的书作，既充分表达了对日本朋友的笃厚情谊，也真挚地表达了对诗作者鲁迅的敬仰和思念。后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白土吾夫说过：“40年前，鲁迅写那首诗给日本友人，15年前毛主席书赠鲁迅的诗给日本朋友们，这些，在今天都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走同中国友好的道路，继续前进。尽管在斗争的道路上有曲折，但我确信，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见197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吟诵和书写鲁迅的诗。1975年，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请来了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为他会诊。其中有一位是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他40开外，身材高大，但看上去却是位名符其实的白面书生。主席边同他握手边问他叫什么名字。唐大夫以洪亮的声音告诉毛泽东他叫：“唐由之。”这三个字读音刚落，毛泽东的兴致即刻表现出来，他认真地又费力他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此时毛泽东双目虽然呆滞，但背起诗来抑、扬、顿、挫，富有感情。他背诵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虽然年逾古稀又在病中，但记忆仍不减当年。他竟出口一字不漏地背出这首诗，令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毛泽东读时湖南口音重，加上讲话不清楚，要完完整整的听清这首诗，是很难的。因此，在大夫们的要求下，毛泽东在一张白纸上亲手写下了鲁迅的这首诗。

94.艺术上也需要统一战线（读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原文］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在理论上，如《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厢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

——摘自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但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

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122页）

［解析］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晚年的一篇重要文章，它是抗战前左翼文学阵营“两个口号”论争的产物。

为了适应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国际上广泛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1935年始，在革命文乞界由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随后叉相应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1936年经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等商量，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同年5月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将这一口号公之于众，随之出现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在统一战线中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同时批评了“国防文学”倡导者们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思想，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的责任。

1936年8月1日，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徐懋庸（1910—1977），给鲁迅写了封信，认为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说成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进而到统一战线中去要求领导权，“是不对的”。信中还说鲁迅近半年的言行，是受了身边的人的蒙蔽，“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8月3日至6日，时在病中的鲁迅写了这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于8月15日出版的《作家》第1卷第5号上面。该文重申了他对建立统一战线的观点，批评了左翼文艺阵营中一些同志的宗派倾向，着重论述了两个口号的关系，肯定了两个口号的一致性。这篇文章实际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总结，此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这场论争使文艺界逐渐统一了认识，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27日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便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还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不能放弃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艺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则稍后一些。

1937年到1938年初，许多文艺团体来到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决定在延安举行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为此，抗大、陕公等单位的青年艺术家排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上万人。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上，当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时，全场一片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愿用最大力量帮助艺术学院的创立，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起草的《创立缘起》公布了。

《创立缘起》说：“在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鲁艺教学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的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其中的一部分《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刊登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第432期《柯仲平启事》一文中。“启事”说这段“关于文化的重要指示”，经过“毛泽东先生的亲笔订正”。

此前，在1938年4月20日的《新中华报》上，曾发表过柯仲平《是鲁迅主义之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一文，文中谈到边区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在统一战线上一道工作时，写道：“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先生的演讲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话，这是应该随时想起的。”接着他就引述了他记忆中的毛泽东的那段话。毛泽东的话是在哪里讲的，他没有说。由于报纸排印有误，柯仲平在4月25日的《新中华报》上作过一次更正。五天之后在《柯仲平启事》中他又提供了经毛泽东亲笔订正的这段话。这两次更正，也没有说明毛泽东这段话是在何时、何处讲的。王燎荧《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一文引用这段话，说它出于毛泽东在“鲁艺”的讲话，这是正确的。中央有关部门保存着毛泽东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内容完全可以同《柯仲平启事》提供的那段话相印证。当然，记录稿不只这一段话，内容要丰满一些。可惜这个记录未经毛泽东亲笔订正。

这段话文字不长，但却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部分“亭子间的人”（来自上海等地的文化人）和部分“山顶上的人”（来自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的长短处，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艺术工作的指导方向。毛泽东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认为，“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是艺术指导的方向，也才能尽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文艺上的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命题。

半个多月后，即4月28日，毛泽东再次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演讲。其中，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艺术上也需要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命题，并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

显然，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是与国统区特别是上海左翼文艺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有密切关联的。1937年，随着周扬等原在国统区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到达延安，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对两个口号的论争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同时，他也读到了鲁迅的这篇文章。从1938年4月28日这个讲演来看，他对鲁迅这篇文章的印象是很深的，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原话，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完全赞同鲁迅的观点，指出了艺术上的统一战线的精髓。（一）鲁迅批评那种口口声声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但又“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的“宗派主义”现象；毛泽东则提出，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二）鲁迅提出，在统一战线内，“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他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是强调其“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认为不能放弃领导权；毛泽东则提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三）在统一战线联合的文艺派别上，毛泽东径直借鲁迅的一些说法，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浪漫主义、风花雪月或其他什么派，大家要团结抗日。此外，毛泽东还谈到“主张是不对的”艺术至上主义，也没有把它关在艺术上的统一战线的门外。

1938年初，徐懋庸来到延安。5月下旬，即毛泽东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做上述讲演一个月后，毛泽东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徐懋庸讲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他给鲁迅的那封信以及鲁迅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一些情况。据1981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徐懋庸的《回忆录》上记载，毛泽东听完徐懋庸的叙述后，谈了六点意见：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

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应该说，这六点意见，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公允的。

95.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读鲁迅《门外文谈》）

［原文］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摘自鲁迅《门外文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巴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吉辞又很美丽。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4—125页）

［解析］

鲁迅的《门外文谈》，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目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据作者说，这是夏天在门外乘凉同邻人聊天聊出来。其实，这是篇很有理论深度的文艺论文，在当时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影响很大。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文字、文学的起源，强调了文艺创作和发展同大众有密切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鲁迅曾将这篇1.3万多字的文章，同他的其他有关语文改革的文章4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1935年9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说明他当时已读过鲁迅的《门外文谈》。他认为“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的”，还说，不识字的农民，“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这与《门外文诙》的观点，一脉相承。1966年在杭州的谈话中说，“鲁迅说，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并以《诗经》里的《国风》为例，说许多是老百姓作的，这一说法，便直接出自《门外文谈》。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并非常赞同文中的观点。

基于“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毛泽东一生对民间创作的歌谣，始终是一往情深。他在考虑新诗的发展方向时，也始终把民歌摆在重要的位置。1957年1月14日，他约见袁水拍、臧克家两位诗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关于诗，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

毛泽东着力于从民歌中寻求新诗的发展道路，除与他对诗休形式的一般看法有关外，还根基于他的文化创造观以及对历代诗体的生成过程的认识。

人民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终生信奉和宣传的信念。他心目中的人民，绝不是泛指一切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排斥在外的，而主要是指农民和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在晚年，甚至也不包括专门从事文化创造的知识分子。就文学创造而言，他多次谈及农民大众或老百姓是生动语言的根本来源。因此，在文学创造上，大众化是他指示的一个基本方向。而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反对党八股》）。在诗歌创作上，跟老百姓学，自然就是民歌。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这天，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个聚会，特意邀请了劳动模范陈永贵、下乡知青典型邢燕子等。毛泽东把陈、邢二人拉到自己身旁就座，同他们谈起古代有名的诗人都不是进士出身，接着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不是文人当文学家？”

从文学史的角度讲，毛泽东说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这一判断也是《门外文谈》里有的，并且有文学史根据。中国诗史上的各种体裁，也多发源于民歌，而经文人的倡导和实践乃始定型。《诗经》中的四言诗便多是民歌；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开辟骚体（多为七言）；汉乐府的五言形式也是经班固的《泳史》和辛延年的《羽林郎》运用之后被文人普遍采用；在律诗定型后，又是民间先出现《杨柳枝》一类的俚曲小调，然后由文人对其音节、句型加以改造，胎息孕育成词。正是基于对诗史发展特征的这一认识，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1958年11月郭沫若同周扬为他们编选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写的序言，便提出文学史上历次创作高潮都滥觞于民间文学，“任何发展都是有本有源的”，由此寄希望于跃进民歌必然引起的“连锁反应和聚变作用”，号召诗歌工作者要好好学习这些新东西。这当是对毛泽东的建议的一个回应。

但是，伴随着他在经济建设上急千求成的心情，出于非文学方面的动因，他把至少需50年来探索的诗歌建设大大提前了，而且是采用运动的形式来推进。这就是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

艺术有艺术的规律。这次尝试，远远没有达到探索一条新诗发展道路的目的。

毛泽东并未因此丧失对民歌的信心。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提到主持广州农讲所时发动学生写民歌的事情，认为“从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1965年给陈毅的那封论诗的信中，仍然坚信：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本人在1963年写的《八连颂》，是不是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呢？

此外，还可提到这样一件事：1942年8月新四军出版的《淮海报》上，曾发表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的改作，看上去是易于谱曲的歌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六盘山呀山高峰，

赤旗漫卷呀卷西风，

今日得着长缨，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不知这样改写，是否出自毛泽东本人的手笔，抑或征得他同意。读起来，唱起来，效果确实更大众化了。

96.扫掉“党八股”的好文章（读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

［原文］

（四）一路生活情形：

鄜县城关区共去牲口28个，人14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7升，约25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门吃的多”。给店里柴钱多则8元，少则3元，全看你和店掌柜的关系弄得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说相公招姑娘的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轮割的，草很多，吃不完。沿途群众都很好，寄粮寄草没问题——主要的靠自己。也有的会骂架，多因牲口吃了人家的庄稼。只有一个地方的店掌柜把寄的小米换成坏的。

（七）经验教训：

经验：

城关区这次运盐胜利回来，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

打破部分干部及群众对于去三边驮盐的恐怖观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得回来”）。正相反，驮盐回来的牲口，反而肥了，人强壮了，就是晒黑了些。

3，证明驮盐可以赚钱，打破那些“一定赔本”，“每驴要赔本600元”，“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一类不合事实的瞎说。

证明区乡级特别是乡级某些干部，工作不负责（没有细心检查），包庇（村会长、乡长可以去坏牲口而不追究），舞弊（把坏高粱充好料），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

干部的决定作用，城区因副区长鲁忠才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结果，人与牲口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比去时强壮了，情绪高了。

教训：

四乡杨万保“耍死狗”，偷跑回来，造谣，我们区乡同志没有及时注意检查，没有和他谈话也不向上级报告，以致城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王某，死了3个驴，弄得人心惶惶不安。

路上困难是有（有几站路难走，有一个站蚱蜢多，两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坏路多小心，有蚱蜢地方晚上走，水少地方起身时多喝，带水亦可，再加忍耐，困难就都可以胜利的克服了。

驴子越好赚钱越多。例如这次驮了130斤的可赚75元，若驮150斤则可赚115元。驴子愈坏赚钱愈少，甚至赔本。例如城关区去了3条坏驴子（1条坏腰，1条坏腿，1条乏驴），结果没驮盐，每1驴白费路费165元，每人往返共损失1000元以上。同时也说明工作要细心，不能马虎。这次去的驴若区乡干部细心检查，认真的去做，不讲情面，也不致发生这种损失，因为坏驴大家都是晓得的。

4．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则每驴可省50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对国家法律要多多注意。这次因不小心被税局没收了一条口袋，这是不该有的损失。

——摘自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1941年8月26日为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写的按语（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8页）

[解析]

盐运业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运盐、卖盐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边区党和政府很重视这项经济活动，努力组织和管理民间运盐业。为推广典型，总结经验，当时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同志，于1941年8月13日找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及王毓贤、孔照庆等人谈话，了解他们带领运输队驮盐至定边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全文3000多字，分驮盐的牲口数量、时间路程、沿途的困难、一路生活情形、路上所发生的问题、用费和赔赚问题、经验教训，共七个部分。有实例，有概括，简明扼要，语言质朴，很好地反映了边区盐运状况，故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8月26日，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后，即为其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按语，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并把毛泽东的按语附在文前。

毛泽东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不单是它的内容好，更在于它的文字风格。这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研究实际情况，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在毛泽东看来，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恰是“扫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一篇好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八股”这个概念。这可说是他1942年2月8日作《反对党八股》这篇著名报告的先声。

1942年12月，毛泽东接连几天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六个部分是“关于发展盐业”，其中便全文引述了《鲁忠才长征记》，作为“1941年人民运盐经验”的“材料”。

97.夸得过高，发表不好（读续范亭《赠毛主席》等）

［原文］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赠毛主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亭先生：

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即致敬礼！毛泽东五月十四日

——毛泽东1942年5月14日致续范亭信

［解析］

续范亭（1893—1947），名培模，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国民军中任职。1935年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投降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遇救。西安事变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后，历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1941年夏，因积劳成疾，赴延安疗养。这期间同毛泽东交往甚多，通信较频繁。毛泽东1942年5月14日给他的信，便是答复他此前寄送给毛泽东的一篇“漫谈式”的文章和诗作《赠毛主席》的。其文现已难确定是哪一篇，但基本内容是“夸赞”毛泽东的，故毛泽东特意叮嘱他不要公开发表，愿意把它当作“修省录”。其诗即见前引，毛泽东也是把它当作“座右铭”的。一诗一文，题旨相同，毛泽东读后，都谦虚地把它们当作激励自己的文字，而不愿公开，这说明他当时在处理个人宣传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

98.为什么会出现这篇文章（读王实味《野百合花》）

［原文］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有”吧？听候批判。

——摘自王实味《野百合花》［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2—143页）

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3页）［解析］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从事翻译工作，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到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众所周知的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受到批判，在知识界甚至出现了反对王实味思想的斗争。王实味受到批判，除了《野百合花》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诸如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办的墙报，弄到后来，还把他定为托派、国民党特务，把他关了起来，这样性质就起了变化，成了敌我矛盾，1947年陕北战局紧张时被杀掉了。前些年，经过调查，证明说他是托派组织成员和国民党特务的事，不能成立。这些，只是作为背景简单交代一下，主要还是谈谈王实味受到批评的文章及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在陕北立下脚跟后，一些文化人陆续来到这里。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追求进步的文化人涌来延安。到1942年前后，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大致有成百上千，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大致有六七千人。这些人的到来，明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同延安这一特殊的环境相融合，这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保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会上，他就提出，“亭子间”的人和“山头上”的人要互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此后，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亭子间”的人到了“山头”以后，除了在文艺创作上要适应环境外，恐怕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看问题的方法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适应延安特有的政治、生活、文化特点。按那时的习惯说法，就是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到了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上述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个方面是思想理论上的争论，诸如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文艺作品从来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或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等。毛泽东注意到这些争论，看了有关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都一一列举了上述观点，作了批评。与此相应，再一个方面，反映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延安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特别是一些不尽人意的消极面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这当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引起特别注意，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吧。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在1942年3月13日和3月23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连载的。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小标题分别为：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作者根据两个女同志的议论，意在说明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二、“碰《碰壁》”，作者不同意《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碰壁》的文章的观点，意在为青年人针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发牢骚辩护。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要是批评延安一些同志对生活中的不好的现象文过饰非的情况。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我们在前面摘引的，就是文章第四部分的一段。当时，批评这篇文章最多的，就是其第四部分关于等级问题的论述。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在1945年提到这篇文章的那两段话，说的也是该文中关于等级问题的议论。同时，毛泽东还从当时延安物质缺乏，说明了出现《野百合花》的客观社会原因。不过，这里确实有一个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延安当时存在的某些等级差别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体制，本来就是很敏感的，引起领导人的格外注意，势所必然。后来再加上别的问题，对王实味作了很重的处理。胡乔木晚年说：“王的问题定性是错了。”“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尤其不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后来，毛泽东也说过：王实味写《野百合花》，“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毛泽东著作进读》下册第836页）

王实味的文章发表时，延安正在进行普遍的整风学习。到五月，毛泽东亲自出面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文艺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从而从政策上、理论上解决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许多

问题。

99.希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检查作品（读罗烽《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毛泽布1942年6月12日致罗烽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5页）

［解析］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很乐意同作家艺术家们交往，时常同他们交换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关注他们发表的文艺作品和文艺论文。阅读后在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心意识是希望他们树立新的文艺观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检查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和论文，来指导自己今后的写作。我们在这个条目内，集中叙述几例。

东北籍作家罗烽在1942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把自己1941年3月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于1942年6月12日给他写了前面引述的那封信。其中提到的“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是指罗烽发表子延安《文艺月报》1941年7月1日上面的《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

1938年初，杂文家徐懋庸到延安。5月下旬，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同他就“左联”的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作了一次长谈。1938年4月20日，徐懋庸在《新中华报》发表《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不久在陕北公学的一个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对徐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

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给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的文艺理论家刘雪苇写了这样一封信：

雪苇同志：来信及提纲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

书。此复。致以敬礼！毛泽东七月十五日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信中所说的“提纲”，是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作者原拟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后来缩写为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书的第一章（“新文学的历史说明什么”）。该书于1948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1942年4月，毛泽东约何其芳等谈话，谈话中，有人提到。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铜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100.对我也是上一课（读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原文］

文艺为什么是从群众中来的呢？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人类一切的文化，包括艺术与文学，都是群众的劳动所创造的。手本是劳动的器官，恩格斯却证明了它同时是劳动的产物。正是由于劳动，由于适应日益复杂的新的工作，人的手才达到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以致它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华尔得森的雕塑，巴加尼尼的音乐。普列汉诺夫根据他对于原始艺术的精深研究，证实了劳动先行于艺术。鲁迅在《门外文谈》里浅显地科学地解说了文学的产生于劳动高尔基在苏联作家大会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就是说劳动创造文化

列宁在一九○五年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里指出了真正自由的文学“不是为饱食终臼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在和蔡特金的谈话中，更是十分明确地发挥了他的这个思想他把艺术应当直接服务于劳动群众当作艺术运动的全部方针提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还不能这样提出问题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已经提出了文艺作品应表现群众和群众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把列宁的原则具体化了，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它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他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根本问题，首先是明确地全面地解决了革命作家人生观的问题，并且把这问题作为全部文艺问题的出发点，同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恰是纠正了过去革命作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疏忽和不理解。我不准备在这里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中的各种问题一一加以说明，我现在只想说明下面的三个根本问题：

一、什么叫做“大众化”？

二、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三、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这三个问题我们过去从没有解决过，至少没有完全解决过，有的甚至从没有提出来过。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基本方针。

——摘自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周扬同志：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毛泽东1944年4月2日致周扬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8—229页）

［解析］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翌年，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把它列为整风文献。为了使文艺界更好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1908—1989），编选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的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按照它们的内容，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全书17万字。贯彻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周扬认为：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

1944年3月，周扬又为该书写了篇近1万字的序言。作者开宗明义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本书就是企图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来编纂的。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的线索。”接下来，作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以及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文艺起源于劳动，资本主义与艺术创作的敌对、艺术属于人民、大众化、表现新时代生活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在这篇“序言”正式发表前，周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44年4月2日写了上面那封信，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序言”就文艺理论的凡个主要问题作了简明清晰的历史叙述，所以毛泽东说“对我也是上一课”。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把自己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这算是伟人的谦逊吧。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这段话，是指周扬“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见于蔡特金写的列宁回忆录。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在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中，这段译文改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毛泽东在信中对这段话的理解重点是：文艺不仅是在“创作”或“作品”中“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而且要使文艺作品在阅读、传播中把“分散了”的不同环境中的群众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毛泽东还认为，这就是“普及工作”所包括的意思。

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正式发表于1944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面。《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也于同年由延安解放社刊印发行。后流布极广，深受欢迎，对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101.可起教本的作用（读艾青《秧歌剧的形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

此文（指艾青《秧歌剧的形式》——引者注）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1944年5月27日致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2页）

［解析］

诗人艾青（1910—）于1941年到延安。此前发表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火把》、《向太阳》等，是诗坛的重要作品。到延安后与毛泽东时有交往，毛泽东很注意读他的一些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上面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在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中曾受到一些批评。毛泽东在有关文艺的讲话中，也多次引用过该文结束时希望人们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1942年5月15日，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谈五点：一、文艺和政治；二、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三、写什么；四、怎样写；五、作家的团结。此文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当时，毛泽东正在找许多文艺家谈话。艾青的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便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四月间，艾青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毛泽东”。

艾青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同去的还有萧军、罗烽等人。毛泽东亲切又诙谐地说：“我是老子作风。”艾青提出：“听说冯雪峰被关在上饶集中营。”毛泽东马上问：“营救了没有？”接着，毛泽东就开始谈文艺问题。他对文化界个别人的某些作法表示了不满，说：“现在延安文艺界百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人的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毛泽东还就党的文艺方针作了精辟的阐明。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给艾青捎来了第二封信：

“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泽东”，并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三个圈。

艾青不知道该去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这时，他正潜心于写《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论文的初稿写成以后，立即送交了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亲笔信：“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毛泽东”。在杨家坪住地，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艾青。他把论文交还给艾青时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毛泽东手里拿了几张写有铅笔字的纸，边看边谈，并希望艾青把文章修改得更好。

回来后，艾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作了认真修改，完稿于4月23日。这是当时在延安有相当影响的一篇文艺评论。（参见《漫议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艾青发言，载《诗刊》1982年5月号，又见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第162～163页）在这篇论文中，艾青特别强调：“在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的，这崇高的目的上，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但文艺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器。文艺和政治的高度的结合，表现在文艺作品的高度的真实性上。愈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的文艺作品，愈是和一定时代的进步的政治方向一致。因为愈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的文艺作品，就愈加明显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现实。”

延安文艺整风以后，文艺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秧歌剧这一大众化的文艺样式，在陕甘宁边区十分活跃和普及，许多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也投身其间。在这种情况下，便有必要对秧歌剧从形式上、理论上进行总结。

这时，艾青在中央党校担任了秧歌队副队长。队长是中央党校的副教务长刘芝明，周而复、朱丹都是秧歌队队员。秧歌队搞得很活跃，演出了周而复写的《牛永贵受伤》等节目，受到群众的欢迎。艾青还在延安的新市场附近和青化砭等地，兴致极浓地观看了载歌载舞、粗壮有力、节拍明显，充满劳动者健康和愉快的农民秧歌队的演出，并为其适合现实生活。群众趣味所要求的，富有创造性的形式和手法所倾倒。诗人热情地称赞延安新秧歌剧：“真是一种群众的喜剧。在我们的每个剧里，贯串着人民的觉醒、抬头、斗争和胜利。”艾青在对新秧歌剧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4年5月写了《秧歌剧的形式》。

该文谈七个问题：（一）群众的新歌舞剧。（二）秧歌剧的表现手法。（三）音乐、歌曲、歌词。（四）舞蹈。（五）化妆、服装、道具。（六）大型剧、小型剧。（七）群众的喜剧。文章说，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主要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和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的。它歌颂人民，歌颂劳动，歌颂革命战争。工农兵成了剧中的主角。秧歌剧的表现手法吸收了各种戏剧手法，主要是象征手法和写实手法。象征手法是用手势或别的动作，来形容物体的存在和运动。写实手法要求动作真实，给观众增加真实感和亲切感。总之，从剧本的内容到形式，从秧歌队的组织到演出，都是最富有群众性的东西。

这篇文章发表前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给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对《秧歌剧的形式》表示高度赞赏，称其“可起教本的作用”，还建议印成小册子。该文于1944年6月28日正式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面。毛泽东还在一个晚会上见到艾青时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

102.庆祝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读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毛泽东1944年7月1日致丁玲、欧阳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3页）

[解析]

1944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新作《田保霖》。这是她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会议期间写的一篇通讯报道，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田保霖。同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欧阳山的文章《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读了这两篇作品后，心里特别满意，于7月1日凌晨给他们写了上面这封信。

当天傍晚，丁玲和欧阳山如时赴约。毛泽东还请二人一起吃了晚饭。在交谈中，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读完《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庆祝。后来，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在边区合作社会议上都提到《田保霖》和丁玲。陈赓曾转告丁玲：毛主席在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毛泽东如此看重《田保霖》，实出于丁玲意外。她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便说：这文章（指《田保霖》）我一点也不觉得好，一点也不满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再三提到它，说它“很好”呢？

从丁玲的创作道路来看，《田保霖》确有其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丁玲早在“左联”时期就写了以工农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中篇小说《水》以及《奔》和《田家冲》等。《母亲》里面也写了农村。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工人农民，无论作者怎样写了他们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开始觉醒，以及他们的挣扎和抗争，但他们还是受苦受难者。而《田保霖》写的人物，却是边区合作社中的模范，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人物。这篇作品，写了田保霖由一个受过教会宣传的买卖人成为边区劳动英雄的过程，歌颂了“他踏上新的道路，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靖边而工作”的革命精神，田保霖的成长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由抱定“不出头不管事”主意，到觉得人应该像共产党员一样活着，“做公益事情”，从而主动办起合作社，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是县委书记惠中权对他进行团结、帮助、教育的结果。而他的合作社的发展，又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同《田保霖》一样描写边区劳动模范、反映边区新生活的，还有《三日杂记》、《袁广发》和《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丁玲对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并不怎么满意，但她说：在写了《田保霖》、《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几篇之后，“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而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的浓厚的感情来写作，同时我已经有意识地在写这种短文时来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这些作品的语言文字是朴素的，基本上是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也是健康、明朗的。田保霖、袁广发等新的工农人物形象，不仅不同子《水》、《奔》和《田家冲》里面的工人农民，而且也有别于陈老太婆（《新的信念》）和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那种肉体和精神都带有创伤的农民。

“写工农兵”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出现的新概念。它的精义并不止于题材上“写工农兵”的生活，更主要的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丁玲写出《田保霖》这样的作品，算是得了真谛。毛泽东夸《田保霖》写得很好，说它是丁玲“写工农兵”的开始，大概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肯定的。

103.你的文章，现在更好了（读肖三《第一步》）

［原文］

感情上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没有这点，无产阶级的文学就难以迈进。文艺工作者们通过与英雄模范的接触，“发生了很好的感情”，下决心去接近工农兵群众，为他们服务具体的工具就是笔。在这次会上，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交朋友，这是前所未有的收获。

无论在前线作战，或在后方生产、工作的英雄和模范都是大写的“人”中间最大写的人，是我们世界足以骄做与自豪的。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能不看见他们，尊敬他们，心爱他们吗？让我们继续用各种形式写他们，歌唱他们，雕塑他们，在文字上，在舞台上或广场上，在歌曲里，在画面上再现他们吧！

——摘自肖三《第一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肖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1945年2月22日致肖三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58页）

［解析］

1939年，诗人肖三（1896—1983）从苏联回国到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青年时代，他和毛泽东是同学，相交甚深。后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到延安后同毛泽东谈论文艺问题较多。

1939年5月12日晚，肖三如约去看望毛泽东，谈到诗歌时，肖三把自己的一本诗稿送给毛泽东看。6月17日，毛泽东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这封信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

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这部诗稿的部分作品，后来收入肖三的诗集《和平之路》和《肖三诗选》。

1942年4月18日，肖三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有事相商，如有暇，请于今天下午临我处一叙为盼！”其时天近黄昏。肖三赶到杨家岭时，已是晚8点。毛正在低头写作，即起身让座，说要与肖三商量一下有关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界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然后，他虚心地听了肖三谈文化俱乐部工作的情况，对文艺界有什么看法，是否有些什么偏向等。之后，他向肖三讲述了他准备在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提出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等论点，与肖三商量，是否妥当，有什么修改意见等等。肖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观

以上说明，毛泽东对肖三的创作是很关注的，在交流中，肖三的文艺思想也获得大的提高。对肖三教育更为生动，启发更深刻的是1945年。肖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参加了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眼界大开，觉得受了一番教育。会后，他写了论文《第一步》，发表在1945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面。

这篇论文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都感觉到、观察到，边区和延安的实际生活非常生动丰富，它是多方面的，无穷无尽的，几乎是唾手可得的。”肖三看到在这次会议上，作家们主动去接近工农兵代表，采访他们的英雄业绩，在文章中称这些进步与努力是“第一步”。他写道：“这次毕竟是好的发端。有了这次不多的人的经验，以后可以更好地组织、动员更多的人去参加这类工作。这第一步是可宝贵的。比如婴儿学着走路，以第一步为最困难，但也最快乐。他走了第一步，就有把握似的，就想继续走第二步，第三步不是么，我们中间就大都愿意深入农村、工厂、部队、机关中去，从各方面去观察他们，然后再写他们。”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这篇论文。发表后第三天便给肖三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这封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视之为肖三到延安后思想进步的标志，并认为自己读了也“很得益处”。毛泽东在信中还采纳了肖三论文里的建议“似可以更好地组织、动员更多的人去参加这类工作”，提出：为使延安文艺工作者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各方面的领导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关心。

104.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读柳亚子《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等）

［原文］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1945年8月30日《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顺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毛泽东1945年10月4日致柳亚子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1页）

［解析］

柳亚子（1886—1958），江苏吴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近现代旧体诗词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曾主持过重要文学团体南社。“亚子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诗人。他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他的精神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郭沫若《〈柳亚子诗词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926年5月，柳亚子在广州初晤毛泽东。当时柳亚子的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他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密切配合宋庆龄、何香凝批判蒋介石日益猖獗的反共活动，蒋介石几乎要通缉他。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毛泽东之所以与柳亚子论交，就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诗词上有共同语言。

广州别后，毛、柳二人各自东西近20年。但1929年和1932年，柳亚子都有诗怀念毛泽东，称之为中国的列宁，是“十万大军凭掌握”的将军。他直接赠诗毛泽东，大约始于1941年。

这年11月底或12月初，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寄毛主席延安、兼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

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

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

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

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

诗中第三、四句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

当时，董必武、林伯渠均有诗作和，毛泽东虽没有和诗，但他在1944年11月21日致柳亚子信中说：“广州别后，18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语气中似露出负诗债的歉意，也表示出对柳亚于是相忆很深、称赞有加的。

1944年5月，柳亚子在桂林的时候，与中共领导人有所联系。董必武自重庆寄诗来，预为柳祝寿，有“诗能报国应长寿”句，柳就作《次韵和必武见寿新诗，分寄毛主席及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张（曙时）、邓（颖超）诸同志》诗一律，自云：“誓以心肝酬党国，岂贪姓字上旗常？”

9月12日，柳由桂林飞往重庆，更与中共领导人接触频繁，深受感染，1945年1月他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撰《延安一首》寄毛，句云“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与此同时，他对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是极为不满的，并撰《口号二首》，直指蒋介石“顽旧可怜仍反共，滔滔举世欲安之”，爱憎分明。这些诗作，毛泽东都间或读到了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由延安飞抵重庆。就在毛抵渝的第三天，柳亚子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拜访毛泽东，相见欢然。柳面呈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首《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同柳亚子几次见面，作推心置腹的交谈。柳每次访罢回家，都有充满激情的诗作。如10月2日晤谈后，作《毛主席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简恩来、若飞》：“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正是在读了柳亚子的不少赠诗及其见诸报刊之作以后，在1945年10月4日的信中，毛泽东对柳亚子的诗歌做了高度评价，认为是“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确实，纵观柳亚子的诗，时论性、针对性很强，诗风雄健明快，既有鼓动性，又有艺术性，毛的评论，是有道理的。

10月6日、7日，柳亚子作两首来表达他收到毛泽东10月4日信的感受。一首为《十月六日得毛主席书问佩宜无恙否，兼及国事。感赋二首，再用溪中韵》，中有“曲折延绵溪复溪，光明前路未长途”，“障海东流挥日中，吾曹妙手岂空空？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诸句，这当是从政治上回答毛泽东信中的话。一首为《十月七日，毛主席书来，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云。赋赠一首》，其中说：“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这里，不免有些恃才傲视了。

10月7日，毛泽东致柳亚子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寄上的，便是极负盛名的《沁园春·雪》。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说自己的这首诗“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其中透露出他对柳诗的评价，和他喜欢柳诗风格的原因。两人在诗词风格的追求上，是大抵相近的，柳亚子读了毛泽东书赠的《沁园春·雪》后，诗兴激昂，于10月中旬写了一首和词：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与此同时，柳亚子悄悄地将毛泽东赠他的《沁园春·雪》的手迹同自己的和词一并让尹瘦石观阅。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尹向柳索求毛词手迹，柳略略沉思，便慷慨赠与。尹又向柳索取和词，柳又赠与。尹再一步请柳对毛词写一段跋文，柳稍加思索，便欣然命笔，写了一篇跋。全文如下：

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卤歉，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瘦石既为润之绘像，以志崇拜英雄之概；更爱此词，欲乞其无路以去，余忍痛诺之，并写和作，庶几词坛双壁欤？瘦石其永宝之。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亚子记于渝州津南村寓庐。

柳亚子是第一个评说《沁园春·雪》的诗人；这篇《跋》是第一篇评《沁园春·雪》的文章。柳的和词和跋文，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词的豪放气概（“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从中也可看出，柳亚子推崇毛泽东诗风的所在，柳的和词于11月11日公开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毛泽东稍后是读到了的。毛的《沁园春·雪》于11月14日发表于《新民报晚刊》副刊上面，在重庆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泽东已于11日返回延安。

在重庆，柳亚子赠毛泽东诗，毛泽东委实太忙，无暇答和。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信中，说了自己读柳赠诗的感受：“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石家庄到北平，柳亚子随诸老（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等）赴机场迎迓。当晚宴集于颐和国益寿堂，柳归赋七律三首，第一首末四句为：“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伫看荼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3月28日，柳亚子撰《感事呈毛主席》一首：“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柳亚子在这首诗中忽然流露出虽全国解放在望，万众欢腾之时，而他个人却有一种“退缨”之意。他竟以出无车而弹铗的冯驩自况，有些个人情绪，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了。这就反映了柳亚子还没有脱尽旧知识分子的诗人气质。

毛泽东读了柳亚子这首诗后，很重视诗中表达出的柳亚子的思想情绪，尽管他当时非常忙，仍于4月29日写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以诤友的身分婉言相劝：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4月29日上午，柳亚子游颐和国，回到住处，即得到毛泽东的和诗。蕴涵在诗中的诚挚的友情，深刻的开导，热忱的慰勉，盛情的挽留，使柳亚子大受教育，深为感动。当天，柳即写了两首七律《得毛主席惠诗，即次其韵》和《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以抒发自己读毛泽东和诗后的心情。

5月2日，毛泽东从双清别墅到颐和园访柳亚子。在益寿堂里休息喝茶时，两人又谈论起诗歌。毛泽东说：柳先生既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大诗人。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有千百万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这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柳亚子说：我写的是老一套。我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我自己也不满意。最近，我拜读了毛主席写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这些诗词通俗易懂，而且寓意深长。

两位诗人，在诗风追求上，是相近的；在诗词创作的风格上，也是相互映照的。所以，他们相互唱和，都喜欢对方的作品。

105.鸦鸣蝉噪，可以喷饭（读棫林等《沁园春》）

[原文]

万里风行，一曲高歌，意荡神飘。

念井冈陈迹，徒呼负负；

延安今日，犹是滔滔。

如此干戈，亦云革命，愧对陈吴况汉高。

君差矣，尚眼空无物，自诩妖饶。

——摘自棫林《沁园春》，载1945年12月10日重庆《和平日报》

十载延安，虎视眈眈，赤帜飘飘。

趁岛夷入寇，胡尘滚滚；

汉奸窃柄，浊浪滔。

混乱中原，城乡分占，跃马弯弓气焰高。

逞词笔，讽唐宗宋祖，炫尽妖饶。

——摘自尉素秋女士《沁园春》，载1945年12月10日重庆《和平日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黄老先生道席：

新词拜读，甚感盛意！钱老先生处乞代致候。敬祝六七荣寿，并顺新年健康！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1945年12月29日致黄齐生信（见《毛译东书信选集》第264页）

［解析］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于10月7日致柳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录呈审正。”柳亚子收到的，便是毛泽东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这是毛的代表作。该词随即不胫而走，在山城传开。时任重庆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的剧作家吴祖光，辗转得到该词的三个抄本，校和一处，于11月14日在该报首次发表。这时毛泽东已于10月11日回到延安，他的词却在重庆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2月8日《大公报》发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署名文章，则首次公开对此进行了批判。作者说这是早已写好的一篇旧稿，“近几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接着，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国民党的军报《和平日报》及《益世报》先后发表20首（篇）和词或文章予以攻击。显然，这远非文墨官司，已转化成“围剿”《沁园春·雪》的政治斗争了。这从前面引述的署名棫林和尉素秋女士的两首和词即可看出。进步文化界也立即撰词撰文予以回去，《新华日报》，《新民报》日、晚两刊等，发表了柳亚子、郭沫若等的作品。时在重庆的王若飞把这些和词、文章收集起来，寄给了毛泽东。

《沁园春·雪》发表时，老教育家黄齐生（1879—1946）正在延安。他是王若飞的舅父。12月18日是他的67岁生日，便用《沁园春·雪》原韵填了一首，以自寿感咏，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29日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给他，说“新词拜读，甚感盛意”。同时把王若飞寄来的重庆报刊上的和词和文章转寄给黄齐生。信中“鸦鸣蝉噪，可以喷饭”两句，表达了毛泽东读了“国民党骂人之作”之后的轻蔑之意。重庆《新华日报》在次年5月23日转载《咏雪词话》一文时写了一段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1957年1月号《诗刊》上发表该词时，毛泽东写了一个自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一向反对作者为自己的旧体诗写注解，这一例外，且言辞恳切直露，实与当年山城的风波有关，算是一种回答吧！

106.第一次向红学权威错误观点开火（读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怕《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圃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侯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寄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1954年10月16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

［解析］

毛泽东不限于自己运用唯物史观和反映论来感知和评价古典小说，他更乐于看到它成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根本最普遍的方法。文学攀上历史，把小说当作认识历史和阐发思想的工具，或反过来从哲学观和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功能价值，这时的小说评论，就不单纯是个“文学”问题了。而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取得胜利和占主导地位的问题。1951年9月，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都是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它们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10月16日写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文艺界有关同志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基本上可视为他在建国后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所作的一次重大尝试和努力，而且包含着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的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详细阅读了李希凡、蓝翎的这两篇文章，圈画布满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在文童的四五处毛泽东也画了问号。值得注意的批注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又说“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中的这样一些句子下面，毛泽东都画了双重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用笔线牵出来连画三个圈：赞扬《红楼梦》的“怨而不怒”风格，“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这意味着人物形象不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这样一来，文学作品岂不“变成了超时间的表现抽象观念的万能法宝了”；说“色”“空”观念从明朝的《金瓶梅》而来，我们认为：“《金瓶梅》是借宋朝事来暴露明朝新兴商人兼恶霸的腐朽生活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源于现实，而绝不是源于同一作品”；《红楼梦》创作所体现的文学的传统性，“最根本的是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红楼梦》的描写“涉及到几乎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等等。显然，毛泽东很赞同李、蓝文章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来理解《红楼梦》的思路。

李、蓝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摘引了俞平伯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可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的批注是：“这点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李、蓝在该文最后一段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立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读此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还是了解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该书据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辩》删改而成。毛泽东细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辩》，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

从批注中可知，毛泽东认为：该书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对这两节圈画最多。如在“作者底态度”一节中，俞平伯写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毛泽东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而且还画了问号。“《红楼梦》底风格”一节，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在这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画了两条粗线，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在该书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毛泽东也画了横线，又在横线上画了大问号。（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

毛泽东不仅在李、蓝文章中发现了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思路，更感觉到它在向旧的红学观点，旧的文化思想，旧的哲学方法挑战上的特殊分量，并有意识地发掘和强化这两篇文章在这方面的意义。因此，在10月16日写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中，一开始就肯定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旧的错误观点，就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

毛泽东特别感到气愤的是，有关报刊对新旧观点、对“小人物”和“权威作家”抑此扬彼的不同态度。

具体情况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其《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他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发表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九号“新书刊”栏目推荐《红楼梦研究》说：该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在李、蓝写批评文章之前，1952年11月曾有人写了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白盾）寄给《文艺报》，但被退回，退稿信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该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云云。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也是经过一番曲折才在母校校刊上发表，有人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但没能实现。于是《文艺报》被指定转载。编者在按语中表现了保留态度，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两个按语确实反映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思想状况，既没有认识到这两篇文章是向旧红学错误观点认真的开火，也没有敏感到它在当时的特殊意义。毛泽东在阅读李、蓝文章时，特意针对两个按语写下了这样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于是，在10月16日的信中，毛泽东首先叙述了两位共青团员的文章几经曲折才得以发表的经过。由此联想起1951年关于《武训传》的那场讨论。在1951年为《人民日报》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中，毛泽东就提出，对武训这样的“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他特别气愤的是那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有些人则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把两件相隔三年的事情联系起来，认为“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起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次事件表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不单纯是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的问题了。

使毛泽东感到欣慰的是，这场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总算“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公开，只在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向理论界宣布了信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钟洛）。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家和各有关报刊编辑60多人，俞平伯和李希凡、蓝翎也参加了会。先后发言的有周扬、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郑振铎、何其芳等全国著名的文艺界人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2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说：会上一致认为李。蓝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担心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报告提出，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围内，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

同日，毛泽东在修改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特地加上了这样两句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字修改。该文发表在28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分，以《文化学术界应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他“希望”“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

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11月10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对这两篇文章，毛泽东都有批注。

关于冯雪峰的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注是写在11月14日《南方日报》的转载上面。其中有这样儿条内容。（1）冯文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2）冯文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泽东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3）冯文说：“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抵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4）冯文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画了竖线，并分别写道：“应该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5）冯文最后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画了竖线，并写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阅读黎之文章的批注，主要有这样几条。（1）黎文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最后一句文字旁边画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写道：“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2）黎文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写道：“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3）黎文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批道：“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4）黎文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与“老大作风”旁分别画了竖线，并写道：“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2月12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个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您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计划。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实用主义）、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以及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计划（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12月8日早晨，毛泽东又批示了周扬送上的准备在当天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认为“决议可用”。毛泽东还阅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扬的发言稿《我们必须战斗》，郭沫若的发言稿《思忽斗争的文化动员》。并批示说：“你（周扬）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做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的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郭沫若的讲稿根据这个意见，后来改为《三点建议》。“决议”和郭、周的讲稿分别发表在12月9日、10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从毛泽东接触、关注和思考的角度来看，1954年他读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所引发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的发生过程，大体就是如此。

平心而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新问题、新任务。如果说，“红学”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是20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建立；那么，“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50年代以李、蓝为开端的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的建立。但后来的一些讨论文章，把学术批评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说理论争。这就不利于对以前的“红学”作全面的、有分析的历史评价。这个历史教训是需要认真汲取的。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中，提到：“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从这里，大致可看出毛泽东在1954年读李、蓝文章引发的讨论的初衷。

107.描写好，但有些落落寡合（读姚雪垠《惠泉吃茶记》）

［原文］

我倒了一杯茶，看见茶色很淡，也闻不到香味，呷了一小口含在嘴里，用舌尖慢慢品味，不但觉不出味道好，甚至远没有南京鸡鸣寺的茶好吃。总之，香、色、味三者都极平常。我没有失望，等了一两分钟，又倒一杯，颜色稍微浓一点，吃到嘴里也有点香味，但是凭良心说，似乎并不比我们在家中吃的茶好多少。仔细地尝过两杯，我不能不感到失望了，开始露出村俗本相，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当我刚刚坐下的时候，我的桌边的空位于已经被新来的游客坐满。听他们谈话，我知道这是一对夫妇，一位从外地来的姑母，两个小孩。三个大人坐在椅子上，小孩子们没有地方坐，只好站在桌边。按照规矩，三位大人应该是三壶茶，三个茶杯，但他们同服务员争执半天，说他们只有两个人要吃茶，只留下两壶茶，两个茶杯。他们很懂节约，首先是姑母和丈夫吃，丈夫吃过以后把自己的杯子转给妻子吃，妻子吃过后又叫两个孩子吃。孩子们并不喝，只要吃菱角不要吃茶。母亲向他们动员说：“傻崽子，吃哉！这是二泉的茶，吃哉！”这时我已经大口大口地吃过三杯，含着会心的微笑把眼睛离开他们，扫向周围的茶桌上。

——摘自姚雪垠《惠泉吃茶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前不久，一位名为姚雪垠的作者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惠泉吃茶记》，你们看过没有？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

——摘自刘汉民编《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第18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原载杨建业《姚雪垠传》，北岳出版礼1990年版）

［解析］

作家姚雪垠（1910—）的《惠泉吃茶记》，是一篇记游散文，发表在《新观察》1956年第17期上，近4000字。记叙作者到无锡游惠山时吃惠泉茶的一段经历。毛泽东读后印象很深，以至几个月后还记忆犹新地谈起。这篇散文对“我”的感受写得很细腻，对吃茶时所看到的其他慕惠泉茶其名来吃茶的游客的神态描写得也颇生动。

前面引述的《姚雪垠传》中记述毛泽东的评论，是1957年3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子3月8日接见文艺界人士时说的。该书所记，未必十分精确和全面，但毛泽东对《惠泉吃茶记》的看法，大体如此。结合笔者所看到的有关记载，可知，毛泽东对其描写技巧是感兴趣的。但他的评论有两点则较别致。

一是同意作者对茶社不善经营的批评。这主要是指文中的这样一段描写：“惠泉的茶社对茶具是很不讲究的，每人一把粗瓷圆茶壶，一只粗瓷小茶杯，形式和颜色都很恶劣。放在我面前的茶杯还有碰破的缺口和裂纹。我没敢挑剔，因为我明白泉水和茶叶是主要的，茶具不是主要的。同时，在我的邻桌上正有两位茶客在高谈艺术理论，我想，如果我向服务员指出茶具太不美，他们准会笑我这个人有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令“我”更“失望”的是，茶水吃到嘴里，“并不比我们家中吃的茶好多少。”文章最后提出：“如果茶社的工作人员不依赖虚名，稍在茶叶、火候和茶具等方面注意一下，是可以泡出好吃的茶来的。”毛泽东由此得到的体会是：经过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把原来的许多优点都丢掉了。这显然是立足于一个领导者得出的观点了。

毛泽东的又一个评论，是不同意作者“轻视”那些来喝茶的“群众”，认为作者有“君子”“小人”之分的倾向。这是毛泽东阅读和评论文艺作品的一贯立场。他总是希望作家用“平等的心态”来描写劳动人民群众。就姚雪垠这篇作品来看，大概是指“我”在茶社吃茶时，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旁观着慕名前来吃茶，却又并不懂得品茶的各种各样的顾客们的神态。除前面引述的对带着亲戚和孩子前来吃茶的一对夫妇的描述外，作者还记叙了一大堆青年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地围住一个茶桌，一味用茶壶往茶杯里倒茶水，看茶水是否能冒出杯沿而不溢洒，以验证惠泉茶的好坏。毛泽东读后，觉得冷眼旁观的作者在这群茶客即群众面前，显得“落落寡合”，这是批评作者的清高。

108.应该多写些这样的诗（读袁水拍《摇头》）

［原文］

摇，摇，摇，／我们这位同志／老爱把头摇。

“这个／我看不好。／那个／我看也不妙。

“什么！／这个也在争论？／那个也在探讨？／不好，不好？

“满台家务事，／满纸儿女情。／不行，不行！／还有什么杂文，杂感，杂种，讽刺，诽谤和小品文／嘿，查查看，／是哪一个‘俱乐部’发来的兵！”

医生摸清了病情，／大喝一声：／“同志，／你犯的是教条主义病，／而且还有流行性。”

——摘自袁水拍《摇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东1957年4月20日致袁水拍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4页）

［解析］

袁水拍（1916—1982），江苏吴县人。50年代任《人民日报》文艺和副刊部主任。毛泽东曾就新诗问题和毛泽东诗词的发表问题同他及臧克家谈过话。袁水拍在40年代便以写政治讽刺诗出名，其《摇头》也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上面。毛泽东读报注意到这首诗，并认为“写得好”，与其主题吻合，与毛泽东当时集中较大精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路密切相关。

1957年3、4月，毛泽东从北京一路南下，在天津、济南、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反复讲述“双百”方针的必要性。当时，党内确有少部分同志对这个方针是存疑虑的，担心出乱子。毛泽东甚至说过，地委以上党的干部中，有1／10赞成“双百”方针就不错了。袁水拍的《摇头》，正好是讽刺那些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总是“摇头”，认为这也“不好”，那也“不妙”的人的；也批评了那些表面上拥护“双百”方针，但内心里不赞成的人。例如，诗里还有这样的句子：“‘方针么，／方针是好，／好，好，好！／一百个好，／好得不得了。／可真也有点不得了！’／说着又把头摇。”对这样的作品，毛泽东当时自然是很欢迎的，希望作者“应该多写些”。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提出了重要建议，让作者多出去即到基层跑跑，这样，才能写出更符合现实要求的作品。信中说的李希凡，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毛泽东重视，于1955年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毛泽东看过他后来的文章，觉得“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据李希凡回忆，他在1957年2月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过《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批评了王蒙当时引起争论的这篇小说。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都提到李希凡的这篇文章，大意是：李希凡到了《人民日报》，“到了高级机关”，就“当了婆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85页）这些批评，同1957年4月20日给袁水拍信中的批评是一致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在理论上应该坚持平等说理、贯彻“双百”方针的期望。

信中提到的“陈毅的六言诗也好”，是指陈毅发表在4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诗前有一小序：“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及代表团各贵宾来拜访朱德副主席并同游玉泉山。余伴游，作六言诗记其事并致敬意。”

109.搞点民歌好不好（读《红旗歌谣》）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印了一些诗，局是老古董（指毛泽东亲自挑选和指示印发的唐、宋、明三代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引者注）。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

——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故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摘自毛泽东1959年3月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1958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民歌运动。这个运动的出现，同毛泽东的倡导有关。

除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1958年3月22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提倡外，在同年4月的武汉会议上的一次插话中，毛泽东又提出：各省搞民歌，发动学生们写，军队从士兵中间搜集。

收集民歌，在古代叫采风，目的是“观风俗而知得失”，民歌的内容也多是“怨刺上政”。在新社会，采风是辨时代的脉搏，观人民的心理，振奋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志气。因为民歌的内容是对新生活、对自我力量的热情真诚的歌唱。这大体是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注重民歌收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扬发表在1958年6月1日创刊号《红旗》杂志上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于是，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

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指示在身边工作的有关同志专门收集了各地汇总上来的新民歌，数量很多，并都呈送给了他。这个情况，是当时参加收集、汇总工作的逢先知告诉笔者的。

1958年11月初，红旗杂志社铅印了由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样本，红色封面。编选者将样本呈送给了中央一些有关领导人，并附上一封打印的信：“逆上‘红旗歌谣’样本，请详加审阅。本书共选了375首，拟再精简到300首或350首，请你看看或组织一些人看看有哪些首可以删掉，有哪些好的应当补入，对编辑体例、编排、封面装帧（封面题字拟更换，书内并加插图）有何意见，均请示知。你手头有什么特别好的你认为可以补入的民歌，亦望抄录给我们，至迟于11月底以前寄下。”（笔者收集到这个样本，内中正好夹着这封打印的信，抬头是给陈伯达的。）毛泽东是否看过或谈论过这个样本不得而知，但按常理，编选者不会不送给他。1959年正式出版的《红旗歌谣》，毛泽东是读过的，并对周扬谈了个人的意见，故周扬后来说，《红旗歌谣》在当时确实是毛主席倡导和关注新民歌的产物。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自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杰作。”于是，农民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早已不是呼天枪地的杨白劳了，而是足智多谋的“鲁班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以及治水的圣人“大禹王”。他们否定了曾经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的“玉皇大帝”和“海龙王”，而自豪他说：“我就是玉皇”，“治水龙王社员当”。他们深信自己能够使“万水千山听调动”，使自己家乡的粮食增产的水平迅速地“跨黄河、过长江”。总之，人们摔掉了压在他们头脑中的一切旧东西，抬起头来蔑视一切因袭势力，不再迷信鬼和神，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他们不再盲目地在自然力面前屈居奴隶的地位，而要做自然界的主人，向自然界发号施令了。这种精神，这种自信，这种思想解放的境象，不正是毛泽东倡导并十分乐于看到的吗？

“大跃进”初期的民歌，主要是表现人们在生产斗争中神话般的力量气概。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民歌的主题又转向对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的神话般的颂扬。于是，天上的神仙们也耐不住人世间美好社会的诱惑，主动要下凡参加人民公社了：“神仙来到大公社，个个申请当社员。牛郎耕地自带牛，织女纺花会种棉。王母娘娘爱儿女，参加公社幼儿园。玉皇没有啥技术，食堂来当炊事员。九天仙女下了界，手打腰鼓作宣传。”

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想象是浪漫的，内容则多为空泛、浮夸的口号。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就其艺术形式而言，收入《红旗歌谣》，被编选者在序言里称为“形象鲜明，气韵生动，音调和谐，形式妥帖成为不朽的典型”的作品，毛泽东看后也认为“水分太多”，并对编选者周扬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还是旧的民歌好”。为什么？旧民歌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积累才涌现大量佳作的，并已将许多味同嚼蜡的作品淘汰掉了，而“大跃进”民歌，由于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创作，自然是泥沙俱下，诗意无多，有的甚至连韵句都不齐，沦为标语口号。收入《红旗歌谣》的便有这样的作品：“衣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像四十颗太阳当头照。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处处地方它都照到，没闭住的嘴巴笑出了声，咱社员们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民歌运动开展一年后，毛泽东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对其弊端作了分析，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是他对大跃进民歌粗制滥造的根源的看法。放诗歌卫星，随即取消了。

110.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读郭小川《致青年公民》等新诗）

［原文］

困难

这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

它

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

卖弄它的威力，

而只要听见刚健的脚步声

就像老鼠似地

悄悄向后缩去，

它从来不能战胜

人们的英雄的意志。

那么，同志们！

让我们

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

向困难进军！

不仅用言词

而且用行动

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

在我们的祖国中

困难减一分

幸福就要长几寸，

困难的背后

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

正向我们飞奔。

——摘自郭小川《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组诗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

——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译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解析］

在诗歌欣赏上，毛泽东喜欢旧体诗而不喜欢新诗。对此，他直言不讳，多次说过。他说他不看新诗，是表明他不喜欢和认为新诗成功的太少的意思，并非说他真的一点不读新诗，否则，他就不会觉得新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了。对新诗，他也都是从诗歌形式上说的。或许，正是由于对新诗的形式很不习惯，毛泽东很少读新诗。但他对新诗的内容及其在社会上的实际效应的评价，却是很谨慎的。

诗人郭小川（1919—1976）1959年发表了《望星空》，同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12级干部以上的干部会，批判郭小川在这首诗以及此前发表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中宣扬的“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也相继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当时，毛泽东从香港的《真报》上看到“号召”郭小川到香港去“避难”的文章。引起他的注意。便让人找来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作品看了。

《将军三部曲》和《致青年公民》，是郭小川的代表性作品。《将军三部曲》长达三千几百行，作者以抒情的笔调，塑造了艰苦战争年代我军一个高级指挥员“将军”的形象。这一形象是那样的血肉丰满；内心世界是那样的高远而壮美；“将军”和部下的关系是那样的深厚和亲密。诗人曾说：“我将通过它写出我的全部哲学”。《将军三部曲》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创，是当时文坛上叙事诗创作的重要收获。《致青年公民》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让生活更美好吧》和《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称作《致青年公民》组诗，是有作者的用意的：“诗的读者当然主要是青年，而我的写作，更没有一篇不是针对青年读者的。”（《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在这些产生于郭小川创作于50年代中期的作品中，诗人确实像演说家、鼓动家一样，以急雨鼓点般的旋律，纯熟地驾驭着炽热的、战斗性很强的词汇，来催动青年们前进，成为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蓬蓬勃勃的建设热情的写照。这些诗的鲜明特点，是把今天与明天、理想与现实、困难与斗争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映现出诗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态度，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以及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成为时代的喉舌，成为青年的知己和良师益友。这些篇章还常常是议论入诗，于感情汹涌中常见真理的闪光，这也可以看出诗人对如何写作政治抒情诗的探求。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很多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有人在朗诵他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向困难进军》等诗，听众为这些潮水一样汹涌的诗句所深深打动。

对这些作品，毛泽东读后曾对人说：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看来，他是承认和肯定这类新诗的社会效果的。

谈到郭小川的《望星空》，毛泽东认为，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应当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给以鼓励。

111.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读何其芳主编《不怕鬼的故事》）

［原文］

（耿）生乃自往，读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的的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

——“耿去病”，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青凤》，该篇收入《不怕鬼的故事》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递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千五百文。”

——“宋定伯捉鬼”，摘自晋人作《列异传》，该篇收入《不怕鬼的故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摘自毛泽东1959年5月6日同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的谈话（见《毛译东外交文选》第374—375页）

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何其芳请他审阅的《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稿子——引者注）。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韦（指《不怕鬼的故事》。——引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谆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直。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摘自毛泽东1961年1月4日约见何其芳讨论《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谈话（见《毛泽东之歌》，载《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解析］

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之后的天灾人祸，中国进入困难时期。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国际局势趋于恶化，反华势头增大。如何克服困难，怎样看待日趋紧张的中外关系，对人们的意志信念是一个考验。在这期间，毛泽东经常谈论古代小说中描写的不怕鬼的故事，以鼓舞人们的志气。在他看来，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据笔者读到的文字，毛泽东在50年代末谈到“鬼”的问题，是1959年2月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这个会议着重讨论了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问题，接着各省相继传达这个会议的精神。3月30日，毛泽东读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其中说到：“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设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着‘怕群众’。”看来，起初，毛泽东说“鬼”，主要还是指国内问题，特别是批评一些领导同志，在如何对待党中央提出的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某些措施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良作风。

1959年4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又举“鬼”为例，还详细讲了《聊斋志异》里那个“狂生夜坐”的故事，明确提出此后多次谈到的观点：不要怕鬼，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5月10日，在接见民主德国议会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再次谈到：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没有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鬼？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指示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找有关部门从古代各种笔记和文言小说中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这位领导同志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

该书主要选自晋人作的《列异传》，晋朝裴启的《语林》，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唐朝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儒的《玄怪录》、裴铡的《传奇》、段成式的《西阳杂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宋朝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张师正的《括异志》、郭象的《睽车续志》、上官融的《友会丛谈》、洪迈的《夷坚志》，明朝郎瑛的《七修类稿》、钱希言的《狯园》、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浮白斋主人的《雅谑》、王同轨的《耳谈》，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钱泳的《履园丛话》、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程麟的《此中人语》，等等。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

例如，选自《夷坚志》的《漳州一士人》，里面的那个人物什么怪异都不怕，他说：“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选自《阅微草堂笔记》的《鬼避姜三莽》，说一个叫姜三莽的人听别人讲到一个捉鬼的故事，就天天晚上潜行在坟墓间，像猎人等待狐兔一样，准备捉鬼；然而却一直没有碰到鬼。这个故事的作者评论道：“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选自《子不语》中的《陈鹏年吹气退缢鬼》，写一缢鬼“耸主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噤，灯荧荧青色将灭”。陈鹏年这时想：“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于是他鼓气吹鬼，鬼最后被吹得如轻烟散尽。选自《金壶七墨》的《陈在衡》，里面的一个鬼作了这样的一个表白：“鬼实畏人。”这很像这些故事的总结。至于前面引述的《耿去病》和《宋定伯捉鬼》两篇，更是表现了人依靠自己的勇气或智慧战胜鬼。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大致在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以后，考虑到国内形势的一些变化，又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6．3万字。因是文言，每篇还相应做了不少注解。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1万字的序言。其中说道：从前，“许多人相信有鬼，而且怕鬼。这是无足奇怪的。”“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惊异的，倒不在于当时有鬼论者之多，而在于当时有鬼论者占优势的时候，还是有主张无鬼论的少数派。”此外，过去的笔记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喜欢谈鬼的。“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序言”又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喻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正像编选这本书的起因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一样，这篇序言也很有点像政治论文。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谈了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其中特别强调除在战略上不怕鬼，藐视鬼外，还要讲战术上重视，才能战胜鬼，还举了该书选入的《宋定伯捉鬼》和《聊斋志异》中的那篇《妖术》为例，后者写一个叫于公的人不信街上算卦人说他三天就要死的预言，但他回家后也不是毫无警惕。第三天晚上，他关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了一个“小人”来害他，于公挥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个纸人。接着又来一个狰狞的怪物，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个土偶。后来又来一个屋檐高的巨鬼，它一推窗户，墙壁便震动欲塌，于公就开门出去和他搏斗，并打败了它，原来是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术和武器的准备，他或许是会被算卦人施妖术派来的鬼怪杀害的。所以毛泽东举这个故事来说明要在战术上重视是恰当的。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作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作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稿中的这样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说：我也60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据何其芳说，毛泽东又亲自执笔在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了一些话。查1961年公开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里，其结尾一段的内容是：“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的声明的诀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这段话尚不知是如何定稿的，但大致反映了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基本过程和思路。

此外，据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长篇回忆文章里介绍，毛泽东还有两处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对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写道：“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在谈了些别的事情之后，毛泽东又谈起序言，他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做了些文字改动。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半人半鬼”的人所“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是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退给了何其芳，并附上一信：

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这封信收入了《毛泽东书信选集》。

从这封信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效果。信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8页第1、第2行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经过这样一个仔细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毛泽东实实在在的是以“编者”的身份出现的，书中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从中可概括出这样几点：（一）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二）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通过斗争”，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三）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四）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五）要注意改造“半人半鬼”的人。

毛泽东指导编《不怕鬼的故事》，是花了精力的，因此对这本书的印象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木书。如l962年1月3日，在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的谈话中，他说：“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接着，对陪见的廖承志说：“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9页）

1月14日会见一个兄弟国家政府访华代表团时，他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把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

112.这几首诗好（读吴研因《赏菊》和钱昌照《芦台农场》、《藁城农村》）

［原文］

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技竟吐奇。

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蓠。

嫩红老紫百千盆，蟋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吴研因《赏菊》二首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钱昌照《芦台农场》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钱昌照《藁城农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1961年12月28日在《光明日报》刊登上述几首诗旁的批语（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18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毛泽东较注意阅读《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发表的旧体诗词。例如，1963年1月1日该栏发表了郭沫若的《满江红·沧海横流》，毛泽东仔细读后，即于1月9日作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还在末尾注明郭沫若原诗见1月1日《光明日报》。又如，1965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叶剑英的《七律·望远》，毛泽东读后，能清楚地背诵出来。同年12月，他72岁诞辰的时候，又将该诗书写了一遍，把原题《望远》改成《远望》，还在诗末注明：“十月十六日光明日报”。

上引吴研国和钱昌照的几首七绝，载于196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当时，毛泽东正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读后，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快，这四首诗作为会议文件用三号字印发给了与会者。毛泽东为什么说“这几首诗好”？大体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60年代初，大跃进之后的天灾人祸给国民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而这几首诗则描写了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大好景象，如“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这很是吻合毛泽东历来强调的要看主流和光明一面的思路。

（二）这几首祷还表现了在困难面前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如“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这也很吻合毛泽东历来主张的，越是在困难面前，越要有战胜困难的意志信念的思路。因此，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常常讲“气可鼓，不可泄”。就在12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这几首诗的前一天，毛泽东写了《卜算子·咏梅》一词，其中便有“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诸句。这天，他还批示将自己的这首《卜算子·咏梅》“印发各同志”。同批示印发吴研因、钱昌照的七绝一样，都是为了以诗鼓气。

（三）吴、钱两人都是民主党派人士，一属民进，一属民革，他们在诗里表现出来的鼓干劲的朝气蓬勃的景象，似乎更有说服力和宣传作用。拿来让中共领导干部学习讨论，不失为借他山之石以为错的举动。

113.解诗之难，由此可见（读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原文］

这词（指《忆秦娥·娄山关》——引者注）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一天的事。曾经把贵州《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到娄山关是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

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

——摘自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着（写一无），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享与愿违，遇到了川罩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鸣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罩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层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罩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毛泽东在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清样上所作的改写（见《人民日报》1991年12月26日）

［解析］

毛泽东与郭沫若在建国以后，时有诗词唱和。有时毛泽东还请郭沫若为他润色诗稿。可以说，郭沫若是毛泽东颇为尊重的“诗友”之一。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了毛泽东此前未曾公开发表过的六首词，准备在同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这六首词是：《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做·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做·反第二次大“围剿”》。

发表前，毛泽东对这六首词作了些修改，并写了一段词前小序：“这六首词，是1929—1931年，于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随后他把这六首词连同小序哥给臧克家，请他帮助修改。4月24日，毛泽东接到臧克家的修改稿及信后，回信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4月27日又给臧克家写信说：“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

与此同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六首词发表前抄送郭沫若，请他写篇文章。郭沫若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对六首词的字句修改和编排次序，提出了意见。4月底毛泽东复信郭沫若，肯定了他对六首词的编排次序的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接着，郭沫若于5月1日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以下简称《喜读》）一文。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去的清样，马上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这次发表的毛泽东六首词中，本不包括《忆秦娥·娄山关》，郭沫若为了说明读者对毛泽东的诗词虽然“人人爱读”，“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便举了自己对这首词的认识过程作例子，进而认为，“其所以然的缘故，是因为我们没有主席那样的生活经验，而于主席酝酿每一首作品时的客观情景与主观气氛，不容易揣度。”这大概也是感叹解诗之难吧。

毛泽东在看《喜读》的清样时，将郭沫苦关于《娄山关》词的解释部分全部删去，在清样的边旁空白处，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上面所引的这段五六百字的文字（以下简称《改文》）。

郭沫若的《喜读》一文，发表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了转载。可《喜读》一文没有按毛泽东的《改文》排印。郭沫若的著作集如《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等，都未见收入《喜读》一文。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是否毛泽东没有把修改后的清样退还郭沫若呢？有关人士曾带着这个疑问，走访了郭沫若的女儿、郭沫若故居陈列馆副馆长郭平英。她说：60年代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过毛主席《改文》的复制件。可能是这个复制件送给父亲时，未能赶上《人民文学》的出版时间，否则父亲不会不按照毛主席的修改付印的，的确，毛泽东收到清样到《人民文学》5月号正式出版，只有三天时间。这样，毛泽东的《改文》便只好作为正式发表的《喜读》一文的“批语”留存于世了。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一般不愿意作出任何解释，他曾说过，作者对自己的诗词不宜多作注解，因为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因此，他对《娄山关》一词作出如此详尽的解释，是极其可贵的一个例外。同时也正像毛泽东在《改文》中所说的那样：“解释之难，由此可见。”他的解释使位家有争论的问题，包括郭沫若在《喜读》一文中的误解，得以澄清：（一）《忆秦娥·娄山关》所写为一天之事，上闷写清晨，下阕写傍晚，而不是写两次的事。（二）描述内容是1935年2月中央红军第二次重取娄山关，而不是同年1月第一次攻占娄山关。（三）《娄山关》词不是当时写的，而是后来追写的。（四）词中“西风”、“雁叫”、“霜晨”是写云贵川一些地区冬天的实景，而不是像某些诗词中是写秋天的景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他自以为成功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后，在娄山关特定的环境中“突然遇合”而产生的。

114.谁的论点正确，由读者考虑（读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

［原文］

时代精神只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总是对立统一体中代表革命的新生的事物的一方面，而不是代表腐朽的反动的事物的一方面。

——摘自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

我们疑惑的是，时代的发展总趋势，固然是像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的，是“新生事物必然代替腐朽事物”，但是否是“直线前进”，没有暂时停滞倒退的阶段呢？如有，那么在这阶段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事实上不占主导地位，不起主要作用，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并没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那是否还应该称之为“时代精神”呢？

我们认为：时代精神，也就是在一个时代主要的阶级矛盾统一体中起主导作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所体现的，事实上也就是这个时代大量存在的、统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也就是该时代最富特征的生活与思想样式。

——摘自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足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7月6日

——毛泽东1964年7月6日为编印《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写的按语（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六十年代中期，学术界曾就时代精神问题展开不小的讨论。起因是周谷城发表在1962年第12期《新建设》上的文章《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周谷城阐述了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其基本观点是：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阶级社会里，则由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等各个不同阶级的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统一整体，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它通过不同阶级乃至个人反映出来，进入文艺创作，由此形成创作的独创性和文艺作品的具体性、特殊性。周谷城的观点，被概括为“时代精神汇合论”。

许多人不同意周谷城的观点，文艺理论界、美学界、哲学界广泛展开了讨论，当时，王子野、朱光潜、汝信、刘纲纪等都写了文章，一般说来，这些人的讨论，多从学术角度立论。有的文章指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精神是革命精神的理论，它忽视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有主导与从属、进步与反动的区别，没有阐明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斗争及其在斗争中发展变化的趋势。1963年9月24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略论时代精神》一文，说时代精神汇合论是“脱离阶级分析的历史唯心论”，是宣扬“阶级调和论”，说客观上适合于保卫腐朽的旧事物不被灭亡。姚文元认为，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是历史变革中代表时代前进的新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理想在文艺作品中的集中表现，是一定时期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在文艺作品中的（直接的或间接的）集中反映，是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斗争的精神面貌和它的历史过程在艺术作品中的强烈反映。”1963年11月7日，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对姚文元的观点进行反驳。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重申他的观点，即我们在前面引用的那几句话。

不久，金为民、李云初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寄来《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前，一开始就注意到这场讨论的毛泽东就看到了。据当时《光明日报》主编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里说，7月5日夜里，他（毛泽东——引者注）看过姚文元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尚未见报的金为民、李云初所写《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一文的排样，就让中共中央宣传部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并在翌日凌晨写了按语作为小册子的序言，这个按语，就是前面引述的那段话。

据穆欣回忆，他当天（7月6日）得知此事，并读到这篇按语。为避免《光明日报》报纸发表金为民、李云初文章迟于小册子出版的时间，使得读者难以理解，便向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建议并得到同意：将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即将姚文元和金、李的文章辑印成书，书名定为《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同时将毛泽东所写序言的日期改为7月7日。（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16页）

我们知道，六十年代中期，正是意识形态日益“左”倾的时候，反映在一些理论研究上，便是机械论的观点开始盛行。周谷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引起讨论，甚至批评，势所必然。在当时氛围中，他的文章被人明显批评的地方是，没有阐明“汇合”在一起的各种思想意识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没有突出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意识作为时代精神的意义和作用。为此，姚文元说它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姚的观点倒是明朗，从阶级角度、从进步与落后角度一分为二，把时代精神理解为其中代表革命的进步的思想意识方面。他当时的文章，明显的被人抓住的地方，即周谷城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中说的，“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其实这只能算是抽象概括的说法，还有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如果“以偏概全，为逻辑所不许”。金、李的文章也说，姚文元“关于时代精神的立论，实际上缺乏历史具体性和革命的辩证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譬如，姚文元说，我国当代的时代精神是“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精神”，金、李认为，这虽然对，但没有注意到不同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具体历史内容，如果按姚的观点，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就没有差别了。毛泽东在所写的编者序言中，对双方的观点并没有明确表态，但在他看来，这无疑是有关文艺理论的大问题，所以建议编印成册。他让读者自己考虑谁的观点正确些，也无疑是从不干预学术争鸣角度考虑的，但从他当时的思想基调看，姚文元的观点或许更接近他的想法。

顺便说一句，在1966年初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周谷城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定为“文艺黑线”的“黑八论”之一。

115.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读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原文］

近年来，在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流行着一个特殊的理论，这就是形象思维论。这个理论很有势力：一些文艺理论家在倡导着它，大学的文学课程在讲述着它，文艺工作者在谈论着它；一句话，这是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普遍流行的、用以说明作家进行文艺创作时思维过程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断言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每当某些文艺工作者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搬出形象思维论来，宣称：党不应该“干涉”文艺创作，因为党委是运用逻辑思维的，而他们这些特殊人物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被一些同志奉为金科玉律的形象思维论为什么会成为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文艺创作的特质果真在于“形象思维”吗？这个被某些人祭在空中，借以唬人的“法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经过研究，才知道：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论，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们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创作，相反，正是它，迷误了许多作家。

——摘自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东北郑季翘反对形象思维说。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谈话

郑季翘同志的驳形象思维论的文章，不大好懂，没看完。最后一部分，要把历史搞清楚：别林斯基来源于谁？斯大林时期究竟怎样？是不是那位女作家开的头？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

［解析］

郑季翘（1912—1984），山西五台人。1932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曾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其《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写于1963年2月，1964年10月、1966年1月两次修订后，发表于《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全文24000余字。各节标题依次为：“一、引言”。基本上就是前面引述的内容。“二、形象思维论的基本观点”。分别引述了以群、蒋孔阳、李泽厚、霍松林、陈涌、周勃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作为该文的批评目标。“三、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的所谓形象思维是根本不存在的”。“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说明文艺创作不容代替的科学理论”。“五、从形象思维论的演变看它到底为什么人服务”。“六、结论”。

形象思维，是文艺理论史上一个基本的命题。又称艺术思维。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内容，文艺理论史上并不统一，关于它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也有争论。我国50年代末就出现过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但都是学术性的。郑季翘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维，把它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来批判，说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学术问题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明显体现了“文革”前夕的特殊气氛。此外，文章歪曲形象思维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也是不符合主张形象思维的观点的实际的。

我们知道，深谱诗歌创作规律的毛泽东，一向是主张用形象说话，不主张简单说理的。就在郑季翘文章发表之前，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中，毛泽东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听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波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毛泽东在这里，结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形象思维的问题表示了明确的看法。用“比”“兴”手法来解释形象思维的特征，是颇有见地的。他认为唐代诗歌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了形象思维，而反对形象思维的作品，在他看来则“味同嚼蜡”。

正因为毛泽东对形象思维有自己的看法，并主张“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所以，郑季翘的文章刚一发表，他就注意到了，并在1966年3月20日和3月30日两次对其进行评说，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两段话。看来，毛泽东明显是不同意郑季翘的观点的。他说“不大好懂，没看完”，其实就是一种态度。3月30日那次谈话中说要把历史搞清楚，是针对郑季翘文章的第五部分说的。在这部分，作者谈到了黑格尔、别林斯基、克罗齐以及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对形象思维的讨论，特别提到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那娃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3年第5期上发表的长篇论文《论艺术文学的特征》。作者说：“考察了形象思维论在苏联演变和流行的过程，我们就能够明白：别林斯基从黑格尔那里引来的关于‘艺术是形象中的思维’这个论点，在今天的苏联忽然被人们从消极方面加以发挥，并且大走红运，原来是出于修正主义者的需要。”

很明显，1966年3月，正是毛泽东酝酿在文化领域发动一场革命，以反对修正主义，并明确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的重要时刻，但他对这个时候出现的“形象思维论是出于修正主义者的需要”这一说法，却不置一词，还明确表示“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这说明他对形象思维的肯定是相当坚定的。

116.颇有新义，可谓解柳全书（读章士钊《柳文指要》）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顺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忆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摘自毛泽东1965年8月5日致康生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3页住［2］）

［解析］

章士钊（1882—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衍，又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宣传革命派主张。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柳文指要》，到1965年完成初稿，达100万字。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等。作者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作者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在韩柳对比中，竭力褒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谬论。全书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作了详尽分析，并对有关的论著，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柳宗元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之为“解柳全书”。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二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得知章士刽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士例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100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收到后，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信：

行严先生：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

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逐字逐句地读了《柳文指要》，并亲自修改了若干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的初步评价，到7月中旬，毛泽东已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部通读一遍。于是，他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译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这里指出了这部书稿的根本缺陷。信中所说“友人”，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也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8月5日，毛泽东把全书送给康生时附了我们在前面摘引的那封信，除重申了“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这一缺陷外，着重肯定了《柳文指要》的优点。这年12月，康生读完该书稿，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最后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些评论，都是学毛泽东的，并无康生自己的观点。

接到康生的信后，毛泽东子1966年1月12日把书稿退还给章士刽，还附上一信。他写道：“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信尾，毛泽东又加一个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信封原是康生写给毛泽东的，上书：“请交主席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因为康生一拖再拖，本意是不愿该书出版的。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章士钊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于1966年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厕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正是从这一心悸难测的情境出发，章士钊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柳文指要》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体无完肤。”这个检讨，自然是根据当时的大批判气氛，强化了毛泽东在1965年7月18日给章士钊信中所指出的缺陷。其强化之辞，未始没有违背本意的因素。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因“文革”的开始而加以改变。他在章士钊信中有关自我检讨的几句话旁边批注道：“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等等。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当时首肯的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主要是针对“党内走资派”的。确实是学术问题，且又是党外民主人士的著作，他的态度是较为冷静的。

章士钊在信未说，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粹印行。对此，毛泽东批示，将此信送刘少奇、周恩来阅，给康生阅，再与章士钊先生一商。又说，《柳文指要》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一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毛泽东写这个批示的时间，是1966年5月17日，也就是发布“5．16通知”，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二天。

很可能是由于康生的意见，或者是由于当时急速发展、变化多端的形势，《柳文指要》的出版与否，不可能提上日程。反正是搁下来了。本来，在那样的日子里，出版一本缺少唯物史观来研究老古董的著作，是难以想象的。

当“文革”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横生枝节，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章士钊女儿章含之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其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研就就下笔了。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他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章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棋。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这封信，使《柳文指要》于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14册。这自然是毛泽东促成的结果，他批转康生等研究处理，康生等骑虎难下，只好做个顺水人情。1971年8月14日，章士钊以90岁高龄续写该书《通要之部续序》时，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1949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

《柳文指要》的出版，自是波折起伏。但毛泽东对这部鸿篇巨制的兴趣之大，阅读之细，评论之中肯，则是值得称道的。他读一遍后说还要再读一遍。还认真把书稿中的错别字改掉，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1966年3月，章士钊以86岁高龄撰写《柳文指要》跋时，便有“上部缮就，以示一二友人，猥蒙检阅一过，除指点要义，并改正错误外，犹承说明序言引何义门讥朱竹坨辑《明诗综》例之未得其正，负责述作，无须自贬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谨受教”之语，足见毛泽东在该书上所花的功夫。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角度而言，他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义正词严”，观点“颇有新意和引人发聩之外”，”可谓解柳全书”。具体说来，毛泽东推重的是该书“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外”。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政治现象，与章士钊相通的评价倾向。

褒贬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事实上有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取一致评价倾向，不一定表示不同的评论者有相同的历史观和思想方法。当毛泽东用自己的观点来分析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时。他深感《柳文指要》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作者不懂唯物史观，子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不可能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论证时缺乏对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先生一下子改变他的世界观。同时明确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会有不足之处，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读易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本条目诸多事实材料引自章含之回忆文章，

117.文事随经济、政教而变化（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

［原文］

存其利而去其害，即不啻表显文化进步之正当规律，从而人心翕习，童叟无违，事有固然，毫不足怪。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榆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迅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行而特显其长，即不多论。

——摘自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言小吉，各适其域。工也，衣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毛泽东1965年8月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镐的批改（见乔东光《毛泽东与（逻辑宿要）、（柳文指要）》，《瞭望）1985年第52期）

［解析］

毛泽东认为，《柳文指要》缺少唯物史观，作者在该书跋文中所论韩柳倡导的明白晓畅的古文运动之兴起与贡献，即可视为一例。在书中其他地方，作者进而提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或进化必然之理”的历史循环观点。基干此，作者一方面提出古文运动乃一“新兴文运”，“别开一新纪元”，但又认为它是“存其利而去其害”，乃传统古文之“事有固然”。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囿于文学形式本身的存废因循来评价古文运动，特意删掉其中“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加写了前面引述的这段话，这就把评价的重心，放到文学与经济、政治，文学与一般大众的关系上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经济、政治决定文化的历史主义观点。

118.我们记住了这个农夫的遗嘱（读《伊索寓言·农夫与蛇》）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奏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侵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摘自毛泽东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见《毛泽东迭集》第2版第4卷第1376—1377页）

［解析］

《伊索寓言》是一部古希腊民间流传的讽喻故事。相传为公元前6世纪一个名叫伊索的被释放奴隶所作，后被人收集在一起，并加入了后代其他民族的故事而流传下来。全书共收故事350余篇。许多小故事如《龟兔赛跑》、《狐狸和葡萄》和《农夫与蛇》等成为人们熟知的典故。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生了根本变化。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正处于节节胜利之中，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这时候，毛泽东在西柏坡应邀为新华社撰写1949年的新年献词，开头第一句就是：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则大谈其“光荣的和平”的论调，说“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乓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等等。美国的官方人士也赞誉此种声明。于是，毛泽东把自己的献词起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而指出了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的奋斗基调。

文中特地引用《伊索寓言》里“农夫与蛇”的故事，提醒人们记住因可怜冻僵的蛇而丧失性命的农夫的“遗嘱”，更何况，在中国土地上各种各样的“蛇”，虽然“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

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借农夫与蛇的故事，谈中国人民当时的政治选择，确实是生动而恰当的。四个月后，毛泽东又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也是他“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的思想的表现。

119.神话与现实（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原文］

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砧码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变得愉快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铣力，同他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摘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144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想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围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也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1页）

［解析］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成于1857年9月，它是马克思为计划要撰写的一部经济学巨著所作的《总导言》的草稿。这个草稿在当时并没有完成，也没有公开发表，《导言》的手稿，是1902年才在马克思的遗稿中被发现，1903年在柏林的《新时代》杂志上首次发表。除这篇导言外，马克思还于1859年1月写了一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同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起在柏林首次出版。

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了比较集中的论述，进而对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他认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受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例如，正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才决定了希腊人的神话幻想，才形成了古希腊神话中对自然和社会的观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随着许多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人们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的神话就消失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期能创造出一种对后人来说高不可及并具有永久魁力的艺术形式，可当时的生产力较后来却落后得多，这说明社会物质的生产同精神艺术的生产并不是绝对平行发展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两段话，即体现了这一辩证的观点。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着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角度来引用马克思的话的，古代神话传说是阐述他的关于主客观关系的矛盾学说的一个例证。他从事物的矛盾关系入手，来界定神话的本质特征，即：对现实是科学的反映还是非科学的反映；其矛盾构成的诸方面是具体的同一性还是幻想的同一性，正是这种辩析方法，使毛泽东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和文明时代的《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两类神话传说中，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幻想性”。其次，依据反映论的观点，毛泽东特别注意到神话传说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幻想本身也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映，它是借助想象来表达人们同现实的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

120.没有实际经验写不出马鞍之微的事（读法捷耶夫《毁灭》、曹雪芹《红楼梦》）

［原文］

他们在未明之前出发。泰前的尖顶上，已经闪着微红，山脚下的村中，送来了第二遍的公鸡叫。四周是寒冷，昏暗，还有些阴森。这境遇的异常，危险的预感，成功的希望，——凡这些，在两人里面，激起了一种战斗的心情；各种另外的情感，全不重要了。在身体中——是血液生波，筋肉见韧，而空气则冰冷地，竟至于显得好像在钻刺，在发声。

“阿呀，你的马，满生着疥癣哩。”巴克拉诺夫说，“没有照管么？那是不行的一定是苦勃拉克模模糊糊，没有教给你怎么理值罢？”一个知道如何养马的人，会毫无良心，一直弄到这模样，巴克拉诺夫是连梦里也想不到的。“没有教罢，唔？”

“我怎么说呢？”美谛克窘急起来：“就全般说，他是不很肯照应的。可是听谁好呢，也不知道。”他愧对自己的谎话，在鞍桥上缩着身子，一瞥巴克拉诺夫。

“喂，朋友，我先前就在看你的鞍子为什么宽滑了的！你将后面的肚带收得很紧，前面的却拖着，不反一反，是不行的。好，给你来系过罢？

美谛克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巴克拉诺夫已经跳下马，在鞍子那里动手收拾了。

“哪你的鞍鞯也打着皱哩下来罢，下来罢——要把马糟蹋了。给你从头弄好罢。”

——摘自法捷耶夫《毁灭》第二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主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错”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吸取养料。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3—124贡）

［解析］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发起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这天，毛泽东亲临开学典礼，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4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做了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长篇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鲁艺”做演讲，也是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第一次就文艺问题，特别是革命文艺的创作和发展问题做较为全面的论述。在这个讲演里，他谈到两部中外著名的长篇小说，一是俄国法捷耶夫的《毁灭》，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而且是两个相同的细节描写：人物骑在马鞍子上的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阅读作品之细致。他谈及这两个细节描写的用意，是说明作家“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

《毁灭》，是法捷耶夫（1901—1956）创作的反映苏联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它描写远东滨海地区一支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在日本干涉军和白匪的追击下进行顽强斗争，最后突出重围时只剩下了19个人，但仍完成了任务。使人对于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作品塑造了游击队长莱奋生的正面形象，同时成功地刻画了有许多缺点但已获得革命战士的新品质的木罗式加和把自己看得重子一切、经不起斗争考验终于临阵逃脱的美谛克的形象。该书于1927年出版。鲁迅曾据日译本译成中文，以《渍灭》为题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期至第五期及《新地》月刊第一木。后据英译本和德译本参校了一遍，于1931年10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印行单行本。在该书的《后记》里，鲁迅写有这样一段话：“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前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显是称道小说在细节描写方面的真实性，并认为是得益于作者“实际的经验”。事实正是这样。作者法捷耶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远东的南乌苏里边区度过的。17岁在海参崴加入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时期先后参加当地的游击队和红军，同白匪和日本干涉军斗争，并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没有如此深厚的生活积累，自然写不出远东的“景色”以及“夜袭”、“开枪”、“调马”之类，写不出《毁灭》这部革命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或选本。他从陕西第凹中学只有两间房的小图书馆里发现有鲁迅薯作的选本，立即高兴地借走了三本；几天后，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去了几本；第三次，秘书又把鲁迅著作的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不久看完后归还给图书馆。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的艾思奇写信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毛泽东读鲁迅译的《毁灭》这部小说，大致就在这个时候，而且读的是单行本。依据是：鲁迅关于《毁灭》的《后记》，没有单独发表过，是1931年随作品一道出版的，也没有收入过鲁迅生前出版的其他杂文集内，此其一。其二，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第18卷，收了鲁迅的这部译著及其《后记》，但这是在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讲话之后的事了。

4月2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克服艺术创作上的“观念论”，即主观主义，从而以《毁灭》对马鞍的描写及鲁迅的评论为例，提出对”马鞍之微的小事情也要实际研究”。讲演中还谈到：高尔基的“生活经验是丰富极了，他曾度过流浪汉的生活，他熟悉俄国各阶级的实际情形。所以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毛泽东后来对《毁灭》曾给予高度评价。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关于柳湘莲“牵马认镫去了”的评论，见于《红楼梦》第47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此外，《红楼梦》关于“镫”的描写，在第69回中也有。68回写凤姐趁贾琏外出公干，把被贾琏偷娶在外的尤二姐赚入大观园，阳奉阴违。第69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写贾琏回来后，”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锁，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贾琏问他原故，老头子细说原委，贾涟只在镫中跌足。”“只在镊中跌足”几字，很是传神入微地刻画出贾琏焦急懊恼的心情。毛泽东读《红楼梦》，注意到这样细微的细节。也是为了说明，“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如你要写地主压迫农民的戏，单有地主压迫农民这个抽象的概念是写不成的。”为此，他把整个中国，比为“大观园”，要求作家、艺术家们到里面去“生活一番，考查一番”。毛泽东在演讲中还说，这种考查，不是“新闻记者的态度”，因为新闻记者的考查是“过路人”。应该沉下去，“下马看花”。这些，是毛泽东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较早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个演讲中，还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社会价值做了明确的评价，认为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并力图纠正“鄙视”这部书的偏见。

121.我们从中学到些什么（读A·考涅楚克《前线》）

［原文］

赫利朋（前线通讯联络处主任，下简称赫）：哪里是什么通信联络？！你们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已经报告了总指挥，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梯希（前线报编辑，下简称梯）：总指挥同志，这是我们记者和欧格厄夫军长的谈话呀。

戈尔洛夫（前线总指挥，下简称戈）：（笑）你以为，在军长脑袋里就不会有糊涂的东西吗？纠正过多少次他们的脑筋。尤其是欧格厄夫。他是喜欢在天上的云彩里过活的，而我们呢——是在地面上生活的。有多大的本钱，就作多大的买卖。

梯：很抱歉，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认为

戈：你认为什么？你在军事上，二乘二等于什么都不知道。就已经——我认为这是什么乱弹琴？（拿起报纸，看）

赫：这里（指着），就说这个地方吧

戈：（读）“他们应当知道，但是不愿意了解，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现在他却哭起来了。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

客里空（中央报特派记者，下简称客）：哎呀呀

赫：这一段，您只想一想看。（读）“仅只由于我们个别的指挥官和首长们的落后和糊涂，妨碍着把无线电联络提到应有的高度，而提高它的一切条件都是具备着的”。

客，哎呀呀这简直是批评总指挥。

客：唉，多么可惜。过半点钟我就要和莫斯科通电话。我应该把关于总指挥的公子英勇牺牲的文章发出去。

副官（戈尔洛夫副官，下简称副）：你发去就是了。

客：是这么回事，我的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你听听。（取出来读）“我亲眼看见他牺牲了，他，这个杰出的少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透过大炮隆隆的轰响，我听见了他最后的壮烈的几句话：‘转告我父亲，我死去是安心的，我知道，他会向那些血腥的卑鄙者为我报仇的’。”你懂得，假如现在加上他父亲的几行字，那多好。而且我已经拟好了。（读）“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他的眼泪被神圣的复仇的火焰烧干了。他坚决他说：‘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会报仇的。我用老军人的荣誉发誓。’”你懂得，若是我现在来得及加上这几句，那多么好。你懂得，这篇文章会多么漂亮。这是所有的报纸都要羡慕，也要嫉妒的。怎么办呢？马上就要和莫斯科通电话了。你想怎么样，假如在电话里和总指挥商量商量？

副：在电话里你怎么能看得见总指挥的眼睛呢？你却描写得那样逼真。

客：哎哟，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报馆编辑部每天要稿子。读者对我也习惯了。没有我客里空的文章，报纸就出不来。所有的报馆都羡慕我们这一家。经常给我的主编说：你很幸福。我们情愿拿自己所有的人，所有的通讯员，换你们的客里空一个。

——摘自A·考涅楚克著，肖三译《前线》（见《解放日报》1944年5月19—26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3页）

［解析］

苏联乌克兰剧作家A·考涅楚克（1905—1972）的三幕五场话剧剧本《前线》，由肖三翻译，毛泽东读后，建议发表。1944年5月19日至26日，《解放日报》八天连载完毕。该剧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剧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工程师米朗说：“人民欢喜和要求懂事的和聪明的领导者。”这就是剧本的内容。剧作家不怕公然他说出那个妨碍我们胜利，说出我们有些指挥官在军事战斗方面领导的缺点的痛苦真理。这个剧本针对这些指挥官的作为予以辛辣而严酷的批判。他不仅揭露出前线总指挥的无知，并且表现出这些狭隘和无知、迂滞、顽固、不愿意追随前进的军事科学的发展，是隐藏在这位大将军的傲慢和虚伪的自尊自大下面的。战争是一个军事科学的高级学校，战争是知识的考验。戈尔洛夫经受不了这种考验，他垮台了。因为他不愿意承认现代军事科学的力量。他不仅在战争中没有学习，他在战前也是不愿意学习。他自述道“什么大学也没有进过”，没有住过研究院，他不是“理论家，而是一匹老战马”。剧本号召同骄傲、自鸣得意、顽固、夸耀和阿谈作不调和的斗争。使每个工作人员反省，对自己的缺点抱着批评的态度，不屈不挠地完成自己的事业。

《解放日报》6月1日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全文约3600余字。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从保存下来的原稿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修改之处很多，满篇都有他增删改写和加写的字迹。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这篇社论可视为毛泽东的评论，或充分体现了他的观点。

社论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一奖的话剧《前线》，为什么在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门前时公演呢？因为红军中有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但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他们摆老资格、不学习；他们没有能力，又摆老资格，就势必与一些“笨虫——糊涂种，拍马屁的，会钻营的，卑鄙的家伙”结成一气，来打击与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因此，《前线》

的发表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价值无可比拟。我们发表《前线》有很大意义，它将帮助我们教育出许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并提高人民和军队的文化水平，打倒日寇，实现抗战建国的胜利。

具体说来，我们从《前线》里学到些什么呢？社论谈到：“我们要从《前线》里学习到，会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都是对于革命事业有妨害的。”“《前线》中的戈尔洛夫，则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他是脱离现实的人。他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这都是很宝贵的品质，如果再加以力求进步，努力学习，那末他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只要他自己满足，不求进步，那末，这些好东西就立即反转过来成为负担，成为包袱，成为绊脚石，就不能不同样对革命有害，就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前线》把这种人批评得淋漓尽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但只要有了主观上的警惕，主观上的努力，我们是可以减少这种现象到最低限度的。”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里对《前线》的引用，则是另一个角度。客里空是《前线》中一个不深入实际，靠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来写文章的新闻记者。“客里空”后来成了这类说空话、说假话的记者的代名词。毛泽东在当时引用客里空这个形象，是泛指整风以前在延安的某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当时“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唐朝季白为了求官，曾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姓韩的荆州刺史。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这些工农兵，才是能帮助文化人成就一番事业的“韩荆州”